记者/朴云

编辑/郝鸣

10年间蚂蚁森林1.6亿树友共种下7亿棵树，徒步结束后，树友们站在一起，组成了一个7字

张晶晶曾在同一天见过胡杨树两种完全不同的样子：先是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蚂蚁森林，看见一片一人高的胡杨排成阵列；又在嘉峪关悬臂长城下，看到一棵十几米高、树冠参天的老胡杨自由生长。她心想：“这会是那片胡杨幼苗未来的样子吗？”

这个场景发生在5年前，当时她正在甘肃旅游，因为一条“蚂蚁森林里根本没种树”的谣言，她临时改道，到酒泉金塔县的蚂蚁森林一探虚实，于是看到了那片胡杨，“这其中有我的一棵”，她说。

5年过去了，它们会长成什么样？2026年8月27日，在蚂蚁森林上线10周年这天，张晶晶带着这个时不时就会在头脑中冒出来的问题，又一次回到金塔县，她将和300位蚂蚁森林的树友一起徒步十公里，抵达蚂蚁森林的666号胡杨林，她的答案，就在远处的戈壁上。

徒步沿途，树友们可以看到沙地中有芦苇和低矮的灌木

从前，那棵树离我很远

44岁的张晶晶爱笑，“我非常、非常、非常期待这次戈壁徒步，因为我见过胡杨林原来的样子”，她为了去看胡杨林，早早请了假，连发了3条朋友圈。

8月27日清晨7点，张晶晶终于如愿坐上了从金塔县城开往蚂蚁森林666号林的大巴，身边的树友来自五湖四海，谁也没想到，10年前收获的一颗能量，会成为今天与蚂蚁森林“奔现”的伏笔。

时间回到2016年，当时，张晶晶已经从事煤炭贸易十多年，常到甘肃、内蒙古、山西等地出差。作为一个宁波妹子，她对西北空气的最初印象是“粉尘多到无法张嘴”。

2016年8月，她第一次在支付宝页面看到“蚂蚁森林”的入口，点进去，公益林的所在区域出现了阿拉善、鄂尔多斯这样的地名，“我太熟悉这些地方了，这里需要树”。

“戈壁”这个词，第一次具象化出现在张晶晶眼前是在甘肃。当时她需要驱车往返西宁和乌海，全程1500公里，途经甘肃时，公路两旁视野宽广，看不到树木，只偶尔有一丛一丛灰突突的草闪过，近处的土地发红，有石块和沙砾，远处的发黄，像是沙子，没有一点绿意。

2019年，蚂蚁森林666号所在地还是一片沙化的土地，10年后，树林固住了沙

因为见过西北的戈壁和沙漠，所以蚂蚁森林上线的第一天她就决定种树，这些年，她几乎没有间断过，并常年在好友的能量排名中霸占榜首。

并非每个树友都像张晶晶一样，早早就有了环保理念。2016年，19岁的蔡俊还是一位舞蹈专业的大学生，每天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半都要练功，开腿、抻筋这些动作很枯燥，总想在网上找点事情做。

大二刚开学，蚂蚁森林上线了，晨练到7点时，所有女生都拿起手机收能量，生怕自己的被偷。梭梭树刚上线时，很多人不知道它是什么树，还有同学误把“梭梭”念成“俊俊”。班上的同学拿蔡俊的名字开玩笑，故意把“梭梭树”叫成“俊俊树”。

对于当时的蔡俊来说，在蚂蚁森林收能量只是练功房里的一段欢乐时光，她没想过，远方的树和她能有什么关系。但因为蚂蚁森林经常在重要节日上新树，她也渐渐养成在重要日子种下一棵树的习惯，生日种一棵、新年种一棵、和男朋友种一棵，和父母也要种一棵，这个习惯伴随了她10年。

相较于蔡俊和张晶晶，沈冠男是一位比较“佛系”的树友。2016年，23岁的她大学毕业，在天津一家公司做管培生。每天早上七点多，她会在班车上一边吃早饭，一边收同学的能量，这十几分钟车程是独属于她的时间。

十年过去，那个在班车上收能量的女孩已经当了妈妈，人生角色转变后，沈冠男经历了两年“失去自我”的日子，每天被育儿琐事填满。那段时期，蚂蚁森林也几乎被她搁置了。幸运的是，她在家庭、工作、爱好之间找到了平衡。今天，她也坐上了前往666号蚂蚁森林的大巴。

去年，沈冠男带儿子去看梭梭树，孩子主动要求和小树合影

上头与奔现

这并非沈冠男第一次与蚂蚁森林“奔现”。去年五一，他们一家三口到酒泉参加朋友婚礼，顺路去敦煌游玩。她在地图上搜索，发现蚂蚁森林102号林就在附近，索性驱车前往，她告诉儿子，“妈妈有一棵梭梭树就种在那里”。

在穿过一个桥洞后，他们看到戈壁中出现了一片梭梭林。沈冠男印象中的梭梭，应该是一丛丛只到脚踝的灌木，但眼前的树，已经跟3岁的儿子一样高了。

像沈冠男这样，在地图上搜索过蚂蚁森林的人还有很多。每年有超过11万人在高德地图上搜索蚂蚁森林，其中有6万人导航到了现场，张晶晶就是其中之一。

张晶晶第一次导航到蚂蚁森林纯属“一时上头”。那是2021年国庆假期，她和朋友、同事一行五人在甘肃自驾。计划从兰州出发，途经张掖，抵达敦煌。

行至张掖附近时，同事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说蚂蚁森林的梭梭林根本没有种树，同事劝她别再这么投入地收能量了，“反正也不会真的种树”。

张晶晶听后直接上头了，就像有人冒犯了自己一样。她气呼呼地跟同伴解释，梭梭林不是那种参天大树，远处看不到也很正常。为了向几个朋友证明，也为了打破谣言，她决定改变行程，直奔最近的蚂蚁森林。

2019年3月，她曾在蚂蚁森林315号林种下一棵胡杨树，位置就在酒泉金塔县，同行的伙伴深知她执着于种树，都乐意陪她改道，走这一趟。

张晶晶第一次来到金塔的蚂蚁森林，找到了一片一人高的小胡杨，打破了蚂蚁森林不种树的谣言

当年的315号林种着一片整齐的胡杨幼苗，差不多有一人高，张晶晶发现，每棵树苗根部的泥土都是湿润的，“只有这样精细的灌溉，它们才能活”。

胡杨林尽头有一片固沙的草方格，越过草方，爬上小沙丘就会发现，一边是望不到头的巴丹吉林沙漠，一边是拦住沙漠的胡杨林，看到这条分水岭，张晶晶有点激动，“你们看到了吗，这就是蚂蚁森林”。同行的几个人之前都没见过沙漠，蹬上沙丘他们才意识到，“原来这些胡杨是长在沙漠里的”。

张晶晶拍了视频，把亲眼看到的胡杨林发到了网上，回应谣言，“只有亲眼见过，你才能明白坚持种树的意义”。那次旅行之后，几位朋友也开始“兢兢业业”收能量了。

她在那条探访胡杨林的视频中写到，未来，随着蚂蚁森林的树越来越多，去看树，将会成为一个新的旅行目的地，很酷。张晶晶不知道的是，在她一时冲动“闯”进胡杨林的同期，身在陕西铜川的女孩蔡俊，也已经在去看树的路上了。

蚂蚁森林上线10周年这天，蔡俊来到了金塔，与胡杨“奔现”

山上有我一套房

蔡俊2019年大学毕业后，成了一位舞蹈培训老师，还加入了志愿队，常参加环保活动。蔡俊说，选择做公益，得益于蚂蚁森林对她的影响。坚持种树这件事，给了她精神上的滋养和支持。

蔡俊很早就发现，每一种在蚂蚁森林上线的树，都会被赋予一个美好的寓意，文冠果寓意学有所成，栎树代表快乐至上，相思树则是对永恒相伴的期待。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蔡俊会去搜索这些树的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它们有哪些特点，对环境有哪些要求。进而，她又会去了解这些公益项目所在的城市，比如为什么要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墨脱成立保护地，为什么要在腾格里沙漠种梭梭。

2022年春节，待业在家的蔡俊很迷茫，第一次有了去蚂蚁森林看树的想法。她从家出发，独自开车去了位于铜川的蚂蚁连翘林。她一路开车到山顶，虽然没找到蚂蚁森林的树牌，但身在其中，有一种踏实的感觉，“因为我知道里面有两棵是我的，就像我在山上有套房一样”。大概是接触了自然，看树的过程，总能让蔡俊感到平静。放下焦虑，她重新规划生活，去尝试考公、报考公立学校的教师岗。

大学毕业工作后，蔡俊路过蚂蚁森林时会去打卡

蔡俊真正意义上与蚂蚁森林“奔现”是在今年4月，她先是参加了蚂蚁森林在中卫举办的春种徒步，在腾格里沙漠亲手种下了一棵梭梭树，又在陕西延安见到了悬崖上的种树人王永红。

亲手种过树，她实实在在地体会到，想要种活一棵树，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树坑的大小、树苗入土的角度都事关一棵苗的生死。像王永红那样在悬崖上种树就更难了，树苗上山要靠肩扛，想要挖树坑就必须先敲碎石头。

前不久，蔡俊备考公务员，她把种树人的故事写进了自己的申论材料。她收藏了很多蚂蚁森林种树人的视频，夜深人静时，她会翻出来看一看，那些在荒漠里、在戈壁上、在悬崖边坚持的人，像旧朋好友一样，一直鼓励着她。

来自天南海北的树友在徒步中合影

沈冠男也在蚂蚁森林上体验过类似的鼓励。2024年8月，她在蚂蚁森林种下了一棵胡杨树。“没想到我能攒够215680克能量”。

生了小孩后，沈冠男有一段时间没怎么收过能量，每天在哄睡、喂奶、早教中度过。当时，蚂蚁森林上线了好友助力恢复能量的功能，收到朋友助力的通知，她会抽空回到森林收取能量，不知不觉，竟积攒出了一棵胡杨。

沈冠男特意发朋友圈庆祝自己拥有了胡杨，她觉得，这些能量和善意转化为荒漠中生生不息的树木，就像自己的生命得到了延续。

种下胡杨后，沈冠男做了两件具有挑战的事情，结束了“浑浑噩噩”的子：考MBA和健身。去年，她考上了南开大学商学院MBA项目，此外她也喜欢上了网球、游泳，工作间隙，她一直坚持运动，活得像一棵充满生命力的胡杨。

此刻，她的胡杨树就扎根在嘉峪关，离她要去的蚂蚁666号胡杨林非常近。这次到金塔胡杨林徒步，她特意准备了道具，把自己穿成一棵小树的样子。

沈冠男把自己扮成一棵小树，来赴蚂蚁森林的10年之约

小树你好，展信安

从金塔县城沿国道往西北20公里，就是蚂蚁森林666号林所在，早上8点，大巴车在一片戈壁停下，沙丘上可见丛生的芦苇和开着小黄花的西河菊，张晶晶的思绪，从10年前被拽了回来，“上次来的的时候，看不到这些植物”。

经过十几年的生态治理，如今的西北，不再是那个让她无法畅快呼吸的地方，有时候行驶在国道上，她能看到远处冒出的一片绿色。

蚂蚁森林666号林的胡杨树已经有2米左右，枝叶繁茂，长势喜人

这样一点点的绿意，不是一下子出现的。金塔县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和库姆塔格沙漠之间，总面积1.88万平方公里，沙漠化面积1816万亩，是甘肃省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酒泉金塔的人民就开始治沙，一代又一代人接力“三北”工程，蚂蚁森林只是这场接力中的一棒。

10年来，有超过7亿的普通人在蚂蚁森林线上一点点攒能量，有1.6亿人在远方种下了7亿棵树。其中在金塔县累计实施生态项目30余个，完成造林近3000万穴。大地变绿的同时，蚂蚁森林也创造了数以百万的劳动机会，各地老乡们劳务增收7.7亿元。是数亿普通人10年的坚持，将微小的平凡之路汇聚成荒漠中的绿色。

一代又一代治沙人留下的痕迹，就在这次10公里的徒步路上。树友们看到，沙丘上铺满大片的草方格，张晶晶和很多树友也在途中体验了打草格的过程：画线、铺草、压格子，一平方米一个。难以想象，眼前沙丘上一片一片的草格是经过多少天、几代人铺就的呢？

一路上，树友们看到了沙丘上的草方格，这是前人治沙留下的痕迹

徒步到第8公里时开始进入胡杨林地，“它们快长成我不认识的样子了”，张晶晶说，虽然这些树的高度变化不大，从一人高长到了2米左右，但树冠四散开来的面积大了许多，树枝繁茂了，像柳叶般细小的树叶，也长成圆圆的、不规则的叶片。最让她惊喜的是，5年前见到的胡杨林，林下的沙地几乎没有什么植被，如今，林间已经自然地长出了很多灌木和花草。

每个徒步树友的背包里都有一张树叶形状的明信片，他们在上面写下了给小树的一封信。“走过的路都不见得一步一个脚印，但为了种下你们，我攒下的每一克能量都作数。”张晶晶希望小树们好好长大，未来的每个十年，都要双向奔赴。

“看见你们茁壮成长，真好，也真奇妙。10年间，我也在认真生活，慢慢长成了更好的大人，往后数个10年、100年，愿你们带着我们的期许，扎根大地，生生不息，替我们将这份源于点滴的爱与温柔，继续传递下去”，沈冠男在信中写到。

午后，300多位树友相继抵达终点，大家比肩在胡杨林里拍了一张合影，张晶晶、沈冠男、蔡俊彼此并不认识，但所有人又好像早就认识了，“到了这里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人跟我一样，每天在坚持一件事儿”，蔡俊说。

一位小树友，把自己写给小树的信交到了种树人的手里

相聚之后，大家又将回到各自的生活里。平日，他们和一棵树隔着上千公里，可只要知道它还在那里好好长着，心里就会踏实一点。今天来见一棵树，也是来见那个认真种了很多年树的自己。

就这样，一棵接着一棵，十年过去了。树长得慢，人也是慢慢走到今天的。看过荒漠里真的长出绿色，很多人都会觉得，慢一点也没关系，继续做下去就好。

这十年，谢谢每一个种过树的自己。也谢谢这些年一直惦记着远方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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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岁母亲被77万条未读信息“包围”

72岁失独老人，和她余生的8份协议

记者/朴云

编辑/郝鸣

河南省人社厅8月7日发布重考通知

8月22日，河南省，14万人重新走入考场。

重考的源头，是7月27日微博上几张来自河南的成绩单截图。截图指向一起难以忽视的异常：在2026年河南“三支一扶”的考试中，同一岗位的面试名单里，超过80分的考生数量恰好等于该岗位的录取名额，紧接其后的考生，分数陡降至70分以下。"分差精准到像被人裁过一样"——一位考生这样描述。

截图里，岗位编号、考生姓名、分数一行行排开，像是一份被精心排过的表格。它们被发出，被比对，之后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追问，最终推动了一场省级考试回到原本的轨道。

这场为期12天的追问中，网民关注的不仅仅是对作弊者的追责，还有一项共识：公平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实践。

网友在微博上爆料

一张成绩单

7月27日，微博上几条来自河南IP的帖子引起了网友的注意。

发帖的是今年参加河南三支一扶考试的考生。在反复比较过成绩之后，不少人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济源、鹤壁、新乡、焦作……多个地市的岗位都呈现出同一种诡异的"分数墙"，面试者的分数齐齐卡在80分台阶，未进入面试者整齐停留在70分以下。

这不是一种个体的感性的直觉，最初，只有零星考生发出质疑，但借助互联网，考生们得以在转发中互相印证、补充信息，并把这种"高分断层"摆到了台面上。许多考生反复用"不公平"形容自己的感受："我不是说80分就一定有问题，但一条线切得这么齐，分数像被人贴着录取名额裁过一样——这种感觉，让每一个认真准备过的人都没法接受。"

当晚，#河南三支一扶高分#、#济源三支一扶进面成绩超80分引质疑#冲上微博热搜，带来数以百万计的点击和讨论。个体的困惑随即汇聚成一种公共的疑问：这条分数线背后，到底是公平竞争的结果，还是暗箱操作过的结果？

当天，河南省相关部门回应称，将成立工作组开展核查。此时距考生发出第一条微博不到24小时。

考试公平，一向是最重要的社会公平基础之一，更何况根据河南当地相关政策，“三支一扶”人员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后，将拥有考编优惠、考研加分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对于许多人而言，决定了人生的重要走向。

7月28日，官方再度发表声明，要求凡未公布笔试成绩的省辖市，统一于2026年7月30日15点之前，公布进入面试资格确认人员名单及其笔试成绩。同时，针对网民质疑的考试嫌疑，省“三支一扶”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正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深入核查，查实一个取消一个，并依规依法处理。

微博上，陆续有大V介入，博主们把不同地市的成绩单并置，并将每一档分数的分布画成图——"按人头精准分配分数"的形象描述在网络上流传开来。一位博主用长文将这一作弊模式拆解得清晰：每一个岗位的高分名额，与录取名额严丝合缝地一一对应，仿佛一份事先写好的名单，被分数"对号入座"地执行了一遍。

人们发现多个地市进面者的分数齐齐卡在80分的台阶

"公平"与“重考”

全网关注并核对成绩单之后，个体模糊的感知逐渐清晰起来，具体的、可被复述的某种"机制"从水下浮现出来。有报道指出：部分考生在相隔13天中，参与了两场考试，其成绩的提高幅度超过20分；同一人、同一基础，在两条考试线上的表现却判若两人，这显然并不能用“手感”或“考运”来解释。

7月29日，官方通报初步核查情况，取消个别考生的资格。但网友的追问并未停下脚步，大家质疑的是，只有被发现的“个别考生”存在问题吗？有网友敏锐地发现，“这些80多分的考生居然没有撞岗。”

公众不满意，调查亦未停下脚步，四天之后，调查有了新进展，这并不是一起“个别考生”的违规操作，而是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被停职调查，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对涉嫌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全面侦查调查。

调查进展公布后，央视网、人民日报、人民网相继在微博发布评论。央视网指出，"精准到诡异的高分扎堆，击穿了公平底线，彻查必须见底，制度不能留白"；人民日报则将事件定性为"逢进必考制度遭受系统性挑战"。央媒的密集发声，把一场地方性的考试争议，推到了全国公共议题的高度。

8月7日，河南警方公布犯罪细节：嫌疑人考前勾结考务人员提前窃取考题，快速整理形成标准答案后，使用电子设备点对点向约定考生传递答案。作弊团伙主要成员落网。同日，官方宣布：7月11日的全部笔试成绩作废，8月22日重新组织考试。

全部推倒重来，无论对地方、对考生还是对公众，都是一个艰难决定。对于考生而言，官方为参加重考的考生提供了交通补助，省内每人200元，省外每人300元，但为了准备这场考试，许多考生付出了诸多努力，甚至有人辞职备考或推掉了其他工作机会，现在仍需重来一遍。而对于地方而言，组织如此大规模的重考，就是为了给公众一个交代，重塑考生以及公众对考试组织方的信任。

新华社等多家媒体发出追问

当个体声音与公共平台相遇

组织重考，不是性价比最高、成本最小的方式，但却是捍卫公平、重塑信任的唯一方式。河南给这次重考交了一份郑重的答卷。在本次重考之前，考生的准考证上即提示，21日下午有一场入场的模拟演练，各考试辅导机构均呼吁学生去参加，“检查肯定比之前严格，提前去看看，以防第二天因入场流程等问题耽误考试。”此外，本次考试开考5分钟之后，考生就不能再进入考场，考试中途也不得提前离场；而在考试当天，考生要通过智能安检门和考场的手持金属探测器两道检查，还有网友发微博称，信号屏蔽强度非常高，在临近考场的街道上行走，手机信号就变得很差，接近于无。

这或许是一场艰难、代价沉重，但却必须坚持的胜利，而在这其中，诸如微博这样的互联网公共平台，承担的远不止是"信息集散地"的角色。它是普通人为自己发声的"舞台"——让一个基层岗位的考生，与一个省的人事考试中心，与央媒的评论员，处于同一种被看见的位置。它并非替任何一方"代言"，而在于让原本可能被淹没的个体声音，有了进入公共讨论的入口；让原本可能被延迟、被回避的追问，被推到了必须被回应的位置。

这不是微博第一次发出那些可能被淹没的声音。2023年6月，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一名学生在食堂吃到疑似鼠头的异物，十几秒视频传上微博。画面里那块"鸭脖"带着灰褐色毛发、门牙可辨，形态诡异。视频很快被大量转发评论，之后，校方通报"经对比确认为鸭脖"，南昌市监局昌东分局出面背书。然而视频里的"毛发""牙齿"特征明显，动物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直言，“80%的可能是小鼠头部”，6月17日，联合调查组通报称，经权威动物专家辨识，异物为老鼠类啮齿动物头部，南昌高新区市监局、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未认真调查取证，发布‘鸭脖'结论是错误的”。涉事食堂被吊销食品经营许可证，企业被罚706万余元，校领导被免职。

不论是“鼠头鸭脖”还是三支一扶考试，其实每一个发声的个体，仅仅靠一条帖子，也许并不能等来立竿见影的改变，但当更多的人把困惑、证据与质疑交给公共空间，就会引起社会对问题的共同关注——这，就是社交媒体时代个体声音进入公共领域的意义。

个体的声音本是微小的，但当它遇见一个允许它被听见的平台，当它与千万个同样的声音汇聚成一种共同的声浪，就是走向公开、公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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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借人”贷款，房子先抵再卖， 业主维权一审胜诉后被改判

88岁母亲被77万条未读信息“包围”

72岁失独老人，和她余生的8份协议

采写/陈浠莲 冯曼 林海欣 林伊人

编辑/杨宝璐

李航的第五段实习，晚上11点还没下班

在南京读研的罗薇，周五通常从清晨5点53分开始。6点10分左右，她背上两台电脑出发——一台属于公司，一台属于自己。高铁6点30分从南京站出发去苏州，从学校出发到发车，她的时间只有20分钟。7点55分到达苏州站后，倘若能打到车，罗薇会直接打车去公司，打不到就先坐地铁再换出租车，她必须在9点前到公司打卡。几段路拼接起来，耗费3个半小时与150元，而她的日薪不到140元。

虽然倒贴钱工作，但罗薇还是认为这三个月“值”，毕竟她收获了心仪的产品经理实习经验，同时还兼顾了学习。

实习并不是突然占据大学的，它更像一条缓慢上涨的水线，先漫过寒暑假，随后淹没课程表、考试周。为了让自己在毕业前就显得“准备好了”，大学生们正在投入以前无法想象的时间和精力。

罗薇要带两台电脑，一台自己的，一台公司的

第一张实习证明

罗薇每天睡眠时长只有6个小时，在从南京到苏州的1个半小时高铁上，她会抓紧时间补觉，但如果有没做完的PPT，她也会在高铁上做PPT。每周四，她要从苏州的实习单位回学校开组会，周五一大早再赶回苏州。实习单位的宿舍卫生环境差，罗薇不想用那里的洗衣机，所以她会把脏衣物带回学校洗，次日再将大包小包的衣物提回来。

罗薇的专业是城乡规划，如果遵循着专业的发展路径，毕业后她大概率会去规划院、设计院、地信公司，或者考公。但在大三时，她开始意识到自己专业的局限性，读研后，更是在师姐师兄身上看到了具象的职业生涯：常年加班，需要随时待命，而项目变少后，回款和奖金都在减少。

她开始认真考虑转行。城乡规划偏文科，转行做HR 、运营、产品经理或项目经理相对容易，在了解不同岗位的工作内容并结合自己的喜好后，罗薇把产品经理作为新的目标。

但专业是她问路产品经理的第一道门槛。传统产品岗位变少以后，企业更偏向招聘拥有计算机、人工智能、机械等背景的员工。罗薇想到的补救办法，是用更对口的实习证明自己。

实际上，罗薇并不认为城乡规划的实习就没有用。大一时，她去了家乡政府部门实习，还在规划院和企业人力资源岗位实习过。在她看来，这些过往经历并非没有价值，它们让她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也锻炼了沟通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但从求职的角度看，这些经历很难转化为产品经理的应聘优势。她甚至有些后悔，如果更早想清楚职业规划，她或许能多积累几段与产品岗相关的“垂直”实习，这样参加秋招就能轻松一些。

对于不少学生而言，摸索出自己真正想要做的，本身就需要多段实习才能实现。因此第一段实习的开启越早越好，就读于贵州一所211高校财务管理专业的李航在大一寒假就走上了实习岗位，在家乡县医院审计科。医院距离家一个多小时车程，没有工资，只提供午饭和晚饭。审计科能够交给大一学生的工作很少，他有时就在办公室看考试资料。

回忆这一段实习经历，李航认为比较“水”，但实习结束拿到那张盖章证明时，他仍然很高兴，此前，他在招聘软件上找过实习，但低年级、没有校园社团经历、没有项目与工作经验，每一项都让他占尽劣势，这张纸第一次让他觉得并非无路可走。

“我好像透过这一张实习证明，看见了以后很多张含金量更高的实习证明。”他说。

2025年考上大学的李航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在父母的认知里，好工作就是“铁饭碗”，市场化求职是陌生概念。他曾打算考研，后来了解到财会专业升学竞争激烈、学费高昂，便决定本科毕业后直接就业。

后来他接触的实习越来越接近真正的审计项目。项目快收尾时，实习生常被安排去整理资料、核对文件和归档，李航便借着翻材料的机会回看完整流程，弄清楚企业提交过什么、审计人员检查过什么，再把自己参与的部分整理成下一次面试时能够讲清的经历。有一次，他在两天内处理了近千份函证。任务本身机械而重复，但到了面试里，它被解释成效率、细心，以及处理大批量任务的能力。

话术也是学生们的必修课，他们得学会把事情翻译成招聘者喜欢的词句，整理资料可以被转化为理解流程，面对严厉的上级可以被总结为沟通和抗压。

李航与其他实习生要在一两周内看完近千份函证

38888元的入场券

当实习本身成为下一段实习的入场券，谁能拿到第一张入场券，就变得格外重要。

起初，孟宁面对的也是一份空白简历。今年大三的她就读于一所财经类211高校，准备申请英美的硕士项目。留学机构告诉她，商科申请需要一定的实习经历，最好还能获得推荐信。2025年暑假前，她尝试自己投递简历，却只得到了一些小公司的机会。她觉得那些公司“不够好”，于是选择了付费实习。

机构给她发来一份岗位列表，最好的名额很快没有了，她只能退而求其次，支付38888元进入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孟宁也曾让父母帮忙再打听其他渠道，但父母更愿意“直接出钱解决问题”。

实习期间，她参与市场活动策划和执行，剪辑视频、做封面、写文案。最初她参与的项目已经进入中期，她每天都在做大量重复的剪辑工作，自己并不满意，却又不好意思直接向上级提出。机构替她沟通后，公司把她调到另一个筹备期项目。实习结束后，机构又帮助她争取推荐材料，后来这段经历成为她自主找到第二段互联网实习的敲门砖。

付费实习已经形成一门围绕“名企履历”的生意。2024年，中新经纬调查多家实习内推中介发现，远程实习报价大约在8000元到16000元，实地实习约17000元到26000元。一个投行实习岗位的报价约19000元，还有中介为互联网大厂线下岗位开出近3万元的价格。中国青年报调查称，有机构以“保录取”为卖点，设置实习项目的“进门费”，目标公司集中在咨询、会计师事务所、投行、互联网和快消等领域。多家被点名企业则公开否认与第三方求职机构存在付费内推合作。

孟宁不完全反对付费实习。她认为自己确实学到东西，也得到了后续机会，她身边准备留学的人对付费实习、付费科研也并不陌生。后来她知道岗位资源可能经过多层中介流转，才觉得三万多元的价格虚高。现在，如果有低年级学生向她求取经验，她更建议学生先自己投递小公司，而不是直接花高价买实习。

离开课堂

得到实习机会，不少学生面临着一个新问题：有些实习是在学期中进行，学生很难兼顾上课与上班。

罗薇没把自己在苏州实习的安排告知导师。她的导师热爱城乡规划，也希望学生继续留在本专业。在读研究生通常有课题和固定组会，大多数导师并不乐意看到学生在学期中离校，但罗薇的职业发展目标已转向产品经理，她必须兼顾学校和公司两套时间表。

李航在大一暑假时又进行了两段实习，其中第二段跨到了2025年的秋季学期，大二专业分流后，他有许多新同学可以认识，也曾一度想把重心放回学校，但上了一个月课之后，他觉得不少课程的实践性仍然有限。他对财务管理方向感兴趣，但学校开设的七八门专业课里，符合他兴趣的只有两门课。于是他很快又开始了第四段实习。

因为实习发生在学期中，李航只能在网上找别人代课，一节课支付约20元，每周抽一天回学校备考英语六级，同时维持必要的社交。

李航调侃自己“沉迷于刷实习”。“我想要我的人生一帆风顺，不希望在未来选择工作时掉链子。”他参加过学校的双选会，“作为一个211院校，兜底工作肯定能找到，但是薪资待遇普遍三五千，这是我不太能接受的。”李航说，在他看来，“人生一帆风顺”的主要定义，还是毕业后能有一份高薪的工作，但相较于国内其他知名强势财经院校，他的学校显然不占优势。

实习至少能扩大自己的择业范围。他曾认为周围的同学拼命卷绩点、争评优、求保研是一种优绩主义，但大量实习以后，他发现自己不过是“从一种优绩主义跳到另一种优绩主义”。

宋遥本科就读于武汉一所985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一时，她的生活缓慢而固定，每天在赶课、泡图书馆和跑步中度过，但这种生活让她觉得无聊，“相当于又上了一个高中”，于是大一寒假，她参加了跨境电商比赛，跟着学姐做创业项目，在社交平台上反复看产品经理的求职经验。

2024年大二暑假，宋遥进入上海一家知名零售企业中国区总部从事运营实习。此后她先后在求职平台、知名度更高的互联网企业实习，实习期间参与产品功能从需求评估、对接技术团队到测试验收的全流程工作。

为了异地实习，她在大二集中修学分，也利用部分课堂时间准备求职。第一次翘课时，宋遥忐忑不安。她担心老师发现后直接挂科。父母只知道她在外地实习，却不知她是通过翘课腾出的时间，她告诉父母，自己已经提前学完课程。有一次，她无法赶回学校参加考试，只能向老师说明情况。老师起初很生气，认为既然她在外面实习不能来上课，就不该选这门课。宋遥写了很长的信息解释自己的难处，表示自己没有放弃课程，最后老师同意把试卷寄到实习地，她开着摄像头远程完成了考试。

“学校里学的东西跟社会要求差别还挺大的，如果是完全不感兴趣的课，你就会想学这有啥用？但大家还是得去卷绩点，甚至还要努力地去赢得老师的青睐和喜欢，我觉得没意义。因为以后工作肯定用不上。我一直想早点出去工作，但这需要一些铺垫，因为确实不是我想要就能拿到工作机会。”宋遥解释。

她的“冒险”得到了回报。秋招中，她拿到多家企业的录用机会，最终成为一名AI产品经理。她告诉深一度，在秋招面试时，面试官对本科生拥有四五段实习经历“见怪不怪”，反而肯定她很早就形成求职意识，甚至愿意为了实习放弃一部分课程以及考研、保研的可能。对招聘者来说，这些选择被理解成主动、坚定、有行动力。

但一名在互联网企业工作了七年的员工认为，“垂直实习”“多段实习”不那么重要。她先后在广告公司、游戏公司、制造业公司工作过，行业跨度大。她坦言，自己在招聘和带实习生时，大都将实习生当作工具使用，“用过即弃，不想多花时间教别人。”她不认为刷实习是一件必要的事情，“不同行业的人不一定能听懂你讲的东西，企业觉得你不合适，那是他眼瞎，总归有双向合适的。”在她看来，大学就应该好好享受学习生活。

罗薇实习时的住宿环境

把代价算进去

翘课再往前一步，代价就不只停在教室门口。

罗薇在苏州住的六人宿舍，第一天入住时，她就有点“绷不住”，厕所、地面发霉，上下床也很简陋，周围环境像城中村。她想过在外面租房，但如果加上每周跨城的交通费，自己要倒贴更多钱。看在这里只要300块住宿费的份上，她选择了忍一忍。

工作初期，团队里只有她一个实习生，任务不少，她很少准点下班，常常到晚上8点多才离开。回到宿舍后，还要处理论文、学生工作和其他学校任务，洗漱完通常已经凌晨一点，而早上七点后，她又得起床上班。

身体很快发出抗议。她开始大量掉头发，洗澡时手里一抓一大把，脸上也开始长痘。比身体变化更难承受的是孤独。她在苏州没有朋友，舍友大多是正式员工，彼此作息不同，工作结束后也很难真正聊上几句。当工作压力、陌生环境和学业任务同时袭来，压得她连着两周一直想哭。

她也想过放弃这段实习，但最终让她坚持下去的则是个很现实的理由：如果实习时间太短，就很难真正理解一个产品，也难以在下一次面试里说清自己到底做过什么。

另一种代价落在王川身上。他就读于广东一所985院校的数学专业，大一上学期认真上课、写作业、泡图书馆，期末成绩却不理想；大一下学期，他几乎不再上课，转而自学编程。2025年读大二时，他和同学参加数学建模比赛，拿到校内第一名。他想尽快把这段经历“变现”，于是开始投技术岗位实习，并获得北京一家互联网大厂的实习机会。

当时学期还没有结束，王川没有先设计一套精密的平衡方案，他直接选择了北京。“我认为不存在什么平衡，你要平衡的话，最后就可能什么都不会做，所以不如先做，之后出现了失衡就再努力调节。”在北京，他常常工作到晚上10点钟以后才能回出租屋，项目上线前会忙到更晚，一次周五晚上，他已经回家睡觉，9点多接到紧急电话，又起身回公司改代码。

工作几乎吃掉了他的学习时间，而数学专业又很难靠临时突击通过考试，那学期他四门课全部不及格。

“实习之后，我基本打消了读研的念头。后来发现自己快学业预警时，一开始确实有点被吓到，但客观想了下又觉得还好。”王川说。因为没打算读研，绩点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他很快调整好了心态，只求本科顺利毕业。

挂掉的课程需要在大三下学期重修，而那又是秋招前最重要的时期。王川担心自己无法兼顾两件事，索性休学半年。

半年之后，他复学重修课程，突然意识到校园生活的可贵。公司里每天有打卡和deadline，大学却允许一个人暂时没有经验、没有收入，也有较完整的时间去理解知识和探索兴趣。“不管是同学还是老师，大家的状态和外面的职场环境很不一样。校园生活还是比较朴素的。回到学校以后，我会更清楚地意识到，校园其实是一个相对被保护的环境。”王川说。他给低年级学生的第一条建议变成了“好好上课”。

即便挂科和休学，他仍觉得实习“很值”。在通常的校园评价体系里，成绩、课程和按时毕业似乎应该排在更前面，王川却重新进行价值排序。在互联网企业实习时，他参与前端开发，但学校开授的课程并不能让他获得这项工作需要的开发能力、理解力与沟通技巧。实习却让他知道自己大概能进入什么层次的公司、得到怎样的待遇，未来应该往何处努力。

这不是王川一个人的感受，不少学生认为，课堂上的知识很难应用于实践。李航举了个例子，大二有门课是宏观经济学，但对于当时在炒股的他来说，“利率影响债券利息什么的是基本常识，我觉得再去专门学就很没意思，而且我觉得不能付诸实践去证明，只去学习理论，感觉很空。”

停下来比继续更难

苏州的实习结束时，罗薇觉得“解脱了”。当她整理简历时，发现自己越来越清楚，一段实习结束并不意味着终结，而是把人送到了下一次投递的起点。

李航用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到大二结束前，他已经累积了六段实习。但六段实习并不会同时留在简历上，投审计岗位，他把审计项目写上去；投企业财务岗位，又把相应的经历换上去。

这场竞争最难退出的地方，不在于实习没有用，而在于它有用，却又不足以保证结果。没有一家公司明确要求大学生必须从大一、大二开始实习，也没有一条规定要求他们用课程、假期甚至休学去换取实习经历。很多时候，学生只是面对一个具体的选择：眼前有一个机会，要不要抓住；这一段做完了，要不要再补一段；别人已经拥有相关经历，自己的简历是不是还不够。当越来越多人做出“要抓住”“要补一段”的选择时，原本用来区分候选人的实习经历又会慢慢变成新的基线，门槛继续向前移动。

宋遥一共进行了五段实习。四年大学时光短暂，在进行到第三段实习时，她发现，马上自己就要迎来2025年秋招了。但这时，她只有一段是互联网大厂的实习经历。

“我必须再有一段大厂实习。因为我在小红书上刷到大家一般人均是三四份大厂简历，才能拿到比较好的互联网大厂offer。所以尽管第三段实习公司氛围很好，我还想再多一段实习经历，就又找了一段。”

对于学生而言，实习把对未来的焦虑拆解成了可执行的任务。未来会进入什么公司、行业会怎样变化、毕业时有没有更好的岗位，这些问题都无法提前回答，但再投一百份简历、再做三个月项目、再补一段对口经历，却是自己能把握的。实习成为他们应对越来越广泛存在的不确定性的一种办法：只要还在准备，就至少能确认自己没有停在原地。

今年刚毕业转正的琦琦在一家科技创业公司担任海外广告投放的数据优化师，同时也会参与实习生的招聘工作。他表示，其实企业在招实习生和招正职时，用的是两套不太相同的逻辑。在招聘正职时，岗位匹配度、工作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但对实习生而言，“大概率会被当作工具”。

虽然现实如此，但他还是坚持“成长性的人文关怀仍要比追求极致短期效率走得更远。”

“我接触到的leader更倾向于给新人压力，自己摸索、短时间内干出业绩就会宽和一些，但如果不行就直接走人。”琦琦坦言，自己上一段实习也比较痛苦，很多东西是在没有教导的前提下自己摸索出来的。自身经历让他对新人有更强的同理心，现在他带实习生时会尽量耐心地多教他们东西。在他看来，有一个更好的培养体系是对自己和企业负责。

苏州那段实习结束后，罗薇短暂休息了一周，随后又开启了下一段实习。有时候她会想：“如果没有那么多执念，其实也没有必要去实习。”但对她来说，停下来比继续更难。“AI浪潮在拍打我们，你得快速跟上时代，否则就会被AI代替。”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罗薇、李航、孟宁、宋遥、王川、琦琦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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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岁母亲被77万条未读信息“包围”

记者/朴云

编辑/郝鸣

马维喆在介绍公司推出的新产品

山东临沂，市区主干道上，挂着各地牌照的货车昼夜不停。这座被称为”中国物流之都"的城市，每天有数十万辆货车进出，将货物发往全国。

爬行垫是其中一类特殊货物——体积大、重量轻，物流行业称之为“抛货”。亿恩忆是临沂爬行垫产业带中规模最大的一家，三家工厂，年产值两三个亿，已经在地垫行业干了27年。

2024年亿恩忆开始重点投入拼多多，日销近千单，价格区间从行业主流的70元以下提升至100到200元之间，涨幅20%以上，销量不降反升。

在这背后，是一个产业带从同质化竞争到卷质量的转变，也是一家工厂在电商时代找到新坐标的故事。

亿恩忆的产品每年要进行几次迭代

从“工厂”变成“公司”

1999年，创始人钱胜坤在临沂成立塑料制品厂时，整个北方还没有一家专门生产儿童地垫的工厂。爬行垫重量轻、体积大，从南方运过来物流成本高，售价下不来。钱胜坤看到了这个市场空间。工厂最早做的是EVA（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儿童拼图地垫。“爬行垫”是后来的叫法，当时市场上还没有这个概念。

真正让这家企业从“工厂”变成“公司”的，是一个“外行”的到来。

2010年，马维喆加入这家工厂。此前的十年，他在上海外资企业做市场营销。从上海写字楼到临沂发泡工厂，跨度不小。问他为什么回来，他回答得很简单：“从创业的角度，临沂更有机会。在上海、北京做职业经理人合适，但要创业，临沂成本低、机会多。”

他当时对地垫行业完全陌生。“整个行业连国家标准都没有，只有企业标准。这不就是机遇吗？”他在上海积累的营销经验和品牌意识，恰好是工厂最缺的东西。

入行没多久，行业就经历了一次洗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市场低迷，竞争加剧。临沂做EVA地垫的工厂有七八家，大部分选择降低产品质量。

“跟着做价格竞争，能获得短期的利润，但口碑就丢了。"马维喆说，"可如果不这样，企业没有利润，又很难生存。"

钱胜坤选了第三条路：升级产品质量，和竞争对手拉开差距。“别人在质量上向下，我们在质量上向上。后来证明，当时的选择是对的。”

亿恩忆是临沂第一家做3C认证的爬行垫企业。“产品质量好，如何让消费者感知到？需要可信赖的证据。”马维喆说。3C认证需要验厂，审查文件管理、工艺流程、原材料来源，对管理体系有硬性要求。"好多公司达不到，我们可以。"

亿恩忆也是当地最早有品牌意识的地垫厂家之一。从2010年开始，他们与“喜羊羊与灰太狼”签订授权合作，持续8年。之后“熊出没”火起来，又与深圳华强合作8年，期间也与迪士尼有过合作。"借助IP开疆拓土，快速占领市场，把口碑建立起来。”马维喆说。

但IP授权有局限。“每两年续签一次，授权费逐年上涨，真正的护城河还得是自己的品牌。”品牌意识有了，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是：做什么样的产品？亿恩忆用接下来的十年找到了答案——材料升级，和消费者的差评驱动。

产品流水线

四代材料与“差评驱动”

从EVA到EPE（珍珠棉），到XPE（化学交联聚乙烯发泡），再到IXPE（电子交联聚乙烯发泡），亿恩忆的地垫材料经历了四代迭代。

第一代EVA，有味道，甲酰胺和甲醛容易超标，央视多次报道过地垫的甲酰胺问题。马维喆说，当时检测出来唯一合格的就是亿恩忆。“当时做EVA的厂家，现在都已经退出婴童市场了，有的被淘汰，有的转去做体育用品。”后来出现EPE，市场接受度不高。再后来是XPE，成了行业主流。

最新一代是IXPE，环保又安全。这种材料此前主要用于汽车和精密仪器，尺寸小，而爬行垫尺寸大，发泡设备不匹配，需要企业自己改造。“需要投入比较大，但这是必须走的路。”

“消费者在进步。以前大家环保意识没那么强，但现在产品要求不仅环保，还要漂亮、质优、价廉。”材料升级之外，产品改进还直接来自消费者差评的驱动。

2016年，他们开发了一款表面纹理防滑的产品，投放后有消费者反映“不好清理，容易藏污”。团队模拟测试，发现纹理太深确实不好清洁。模具被第一时间淘汰，改进后的产品兼顾了防滑和清洁。

“差评比好评更重要。消费者会反映有没有味道、好不好清理、漂不漂亮。我们通过这些反馈来不断改进产品。”

类似的案例还有“可以‘咬'的爬行垫”。2014年，马维喆观察8个月大的女儿学习爬行："她的脸和嘴容易贴到垫子上，有时候嘴角还挂着口水就碰到了。"这由此触发了产品的一系列改进：采用里印工艺，油墨在膜底下，宝宝接触到的只有一层PE膜；升级IXPE材料之外，增加抗菌功能。

“消费者在聊天、问大家、评价里会透露需求。我们抓取数据，分析他们在关注什么，然后针对不同场景开发产品。”马维喆说，同样是爬行垫，幼儿园和家庭的需求不一样：幼儿园要大面积拼接，图案带卡通和益智元素；家用的宝妈更看重审美，喜欢素色、高档感。这些差异都是通过消费者反馈捕捉的。

包装车间

紧盯着向上的空间

2024年初，亿恩忆开始重点投入拼多多时，行动并不算早，当时电商市场的竞争已相当激烈了，但他们有自己的判断。

“拼多多基于社交圈子的分享机制，在传播和用户拉新上特别有效。对我们来讲，这是重要的商机。"马维喆说。

他看重的还有拼多多的平台逻辑。“后台推广逻辑很简单，你告诉它需要什么结果，平台就来帮你匹配人群。”

马维喆说，因为简单，你把重心放在产品和消费者研究上就行了。现在好多做电商的人跑偏了，老去研究黑科技、钻平台漏洞。如今，拼多多对品质的要求不断提升，黑标、百亿补贴这些门槛并不低。

品质上升，亿恩忆的产品在拼多多上的定价，从行业主流的70元以下，提升到了100到200元之间。销量没有下滑，反而上升了。

这是为什么？马维喆分析：“婴幼儿产品的消费人群已经到了00后阶段，26岁上下的年轻父母对产品安全性、对情绪价值的要求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大家关注的是价格，现在消费者只要价格在自己的消费档次内，需要的是更好的产品。”

在拼多多上，亿恩忆有一套自己的产品节奏。每个月都出新图案，每年做三到四次材料和功能性的更新。“必须不停创新，不创新就会陷入同质化竞争，没有利润。”

上新之前要做测图测款，看点击量和曝光量。“一周内基本能测出来一个产品能不能成为爆款。”马维喆说，“现在审美变了，从80后到90后再到00后，不能靠主观判断，需要用数据验证。”

亿恩忆在拼多多上的目标很明确：“我们做生产在行业内是top级，每进一个平台，要求也是做top级。不是简单挣点钱，而是成为行业前几名，或者第一名。”

马维喆说：“专注产品，给我们赢得了向上发展的空间。”

物流之都让临沂的爬行垫行业占据成本优势

临沂的“抛货”优势

亿恩忆能在拼多多上做起来，地理因素是绕不开的——临沂是全国性的物流枢纽。

爬行垫是“抛货”，重量轻、体积大，物流成本在产品总成本中占比高，临沂的物流体系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于货车司机来说，最怕的不是绕路，是空车返回。临沂的产品发往全国各地，通常是底下放重货，比如瓷砖、钢材，上面再放地垫。这样运输成本就降了很多。”马维喆解释说。

爬行垫正好是这类货物的典型代表。

“在物流不发达的地方，司机配货可能要等十天才能配齐。在临沂不需要，到了马上就能走。”据马维喆介绍，上海到南京的物流费用比上海到临沂还高，原因就在于此——临沂货物流量大、品类多，重货配轻货，司机不用跑空车。上海到南京如果没货可配，司机跑一趟亏一趟，只能把运费提上去。

“以前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在广东。现在我们的货能卖到广东，广东的货很难卖过来。核心原因就是物流。”马维喆举了个例子，有的车拉石膏板出口到东南亚，石膏板特别重，装满就超重，但上面空出一大块空间。放上爬行垫，既不影响重量限制，又能给司机多一笔收入。"我们合算，他们也合算。"

不仅成本，效率上的差距同样明显。在物流不发达的地方，要等不同方向的货物凑满一车才能发运，一等好几天。但在临沂，海量货车进出，货物随时可以配齐。这种时效差异，对于拼多多上“24小时内发货”的要求来说是决定性的。

马维喆估计，全国爬行垫年产值10多亿元，临沂占一半左右。亿恩忆一家占了临沂的三分之一。

亿恩忆的目标不止于地垫。“我们想做母婴品牌，而不只是地垫品牌。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切入点，也有了口碑。”

在拼多多上，亿恩忆日销近千单的数据表明，这个目标并非空中楼阁。但马维喆经常反思：“做这一行时间长了，最怕的是自己以为懂市场，其实已经脱节了。我想过，这些年做过最对的事情就是保持学习力，观察主流的消费人群，时刻和时代保持同步。”

从EVA到IXPE，从线下批发到拼多多日销近千单，从贴牌代工到自有品牌——这家临沂工厂用27年完成了一次次转型。在这个”中国物流之都"，爬行垫的泡沫颗粒还在发泡、成型、装车，经由密集的货车网络发往全国各地。

如今，女儿已经上初中了，早就不需要爬行垫了，但马维喆每次看到工厂里那些印着卡通图案的垫子，还是能想起她趴在垫子上抬头看他的样子。他说，这就是他做这一行的理由。

【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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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岁母亲被77万条未读信息“包围”

72岁失独老人，和她余生的8份协议

记者/朱健勇

编辑/林艳 张彬

在宠物集市上摆摊的臧硕

一对在法国举办婚礼的新人找到臧硕，想为婚礼上负责“送戒指”的狗狗定制西装。新人对狗狗在不同婚礼环节的穿着十分讲究：送戒指时穿一套，参加宴会时换一套，晚上的after party（婚礼派对）还要换上柠檬主题礼服。每个环节要准备两个款式。算下来，新人给自己只订了两套西装，却为狗狗订了六套。

不仅款式讲究，新人还指定使用从法国寄来的面料。单是面料寄到国内，邮费就要五六百元。臧硕制作完成后，再将成衣寄回法国。“我以前真没想过，一只参加婚礼的狗，能穿六套衣服。”她说。

这并不是她接到的最夸张的单子。在她的客户里，有人把舍不得扔的洛丽塔裙改给狗穿；有人买来高奢品牌Loro Piana的羊绒线，让她给狗织毛衣；还有人答应自家宠物，“每个月做一件新衣服，再一起拍写真”。

1999年出生的臧硕，本硕学了五年服装设计，曾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服装设计师。如今在北京创业的她，把这门手艺从“两条腿”做到了“四条腿”——给宠物做衣服。在她看来，这是一门伴随着精细养宠、个性定制和情绪消费兴起的新生意。

一条旧仔裤的新赛道

臧硕17岁上大学。家里人对她的教育属于“散养型”，一直是给建议，但不替她下决定。学服装设计，是她自己的选择，她也一路读到了英国诺丁汉大学毕业。

臧硕说，她从小就爱打扮。小时候家里来客人，她一天能换四套衣服。后来学了服装设计，这种对穿搭和风格的敏感，慢慢变成职业习惯：看到一个人，会下意识记住对方当天穿了什么、什么风格。

可科班出身，并没有让她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设计师。毕业后，她试过做农产品直播，卖女装羽绒服，也做过穿搭博主，但都没有什么起色。

在她看来，女装赛道已经太拥挤了。打开社交平台到处都是女装账号，什么价位、什么风格都有。“我凭什么一进去就能分一杯羹？”更现实的问题是，服装设计行业本身也在经历“寒冬”，她身边不少同学已经转行，有人甚至从初高中开始就在国外学服装设计，但毕业后还是去卖了保险。

臧硕事业上的转折出现在2024年。

家里的旧衣服有很多，臧硕一时兴起，拿一条旧牛仔裤给自家养的京巴改了一件衣服。做完以后，她看着成品，忍不住夸了自己一句：“我怎么是个天才？”这背后，其实是一种久违的兴奋。她突然发现，把衣服做在宠物身上，自己反而放得开。

但她家这只京巴并不配合，穿上没多久就自己挣脱了。她后来笑着形容它“身在福中不知福”。但这次尝试没有白费。她开始去社交平台找宠物博主，主动提出免费做衣服，请对方的狗来当模特。她唯一的要求是：如果版型、材质哪里不舒服，一定要告诉她。

当时的她，其实还不会给狗打版。她只能自学，再拿着现成版型一点点改。没想到第一位试穿的宠物主人反馈很好，说“比之前买的都合身”。原因很简单，市面上很多狗衣服是通码，肩胛骨的位置最容易被卡住，穿起来往往不够舒服；而她是按狗狗的具体尺寸重新打版。

那一刻，她开始意识到，这件事不只是“好玩”。

原创视频：准00后设计师给宠物做“高定”旗袍 摄像/吕良璐 剪辑/张静雅

“狗界始祖鸟，猫界北面”

宠物穿衣并不新鲜，但宠物服装的逻辑，正在悄悄变化。

决定试着往前走之前，臧硕做过一轮市场观察。她发现，在上海、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精细养宠”持续升温，宠物消费向更细分、更个性化的方向延伸。有人推着宠物车出门，有人固定带狗旅行，也有人会在节日、生日、聚会、拍照等场景里，专门为宠物准备穿搭和造型。在一些年轻养宠人那里，宠物穿什么，已经不只是保暖和防脏的问题，还关系到审美、社交甚至生活方式的表达。

“在这些城市，宠物就是一张社交名片。”臧硕说。

数据也在说明这种变化。《2025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4年，单只宠物犬年均消费为2961元，较上一年继续增长。宠物服装虽然不是最高频的消费品，却是近几年分化得越来越细的品类之一。

一位长期观察宠物消费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愿意为宠物定制买单的人群，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杭州等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年龄大多在25岁至40岁之间。这部分消费者普遍接受“精细养宠”的观念，愿意在宠物的食品、洗护、美容、摄影和服饰上投入更多，也更重视宠物在日常生活和社交平台上的“形象表达”。

臧硕最早感受到机会，不是在网上，而是在市集上。她发现，很多主人并不是不愿意给宠物买衣服，而是买不到合适的，尤其是大型犬和特殊体型犬。

像巨贵、杜宾、萨摩耶、边牧这类狗，往往很难被电商平台上统一的S、M、L码覆盖。即便尺寸勉强合适，版型、材质、风格也未必让主人满意。

也正是在这样的需求刺激下，她最早从remake做起——主人把闲置旧衣寄过来，由她改成宠物衣服。

旧牛仔裤、Burberry风衣、洛丽塔裙、婚礼礼服，都能被拆开重做。后来，她又慢慢增加了成衣定制和场景化定制：节日装、生日装、婚礼西装、新中式马甲、户外冲锋衣，甚至服务犬的功能服。

她也很快发现，穿搭里的流行，正快速从人身上迁移到宠物身上。过去流行大牌logo，狗衣服上就会出现满身印花；这两年户外风流行，宠物圈里也开始出现“狗界始祖鸟”“猫界北面”。

和市面上常见的甜美、蕾丝、礼裙风不同，臧硕更愿意做英伦风、工装风、新中式和功能性风格。她将此前从事服装设计时积累的审美经验，运用到宠物服装设计中。她还试着把功能性面料和细节设计带进来：防水、防蚊、耐磨、可调节胸围，有的甚至兼顾收纳和外出使用场景。

价格上，她也试图卡在一个更容易被接受的位置。她的remake通常188元起，定制多在200元到400元之间，小体型宠物大多从288元起步，当然，高级定制价格会达数千元。靠着这种“小而专”的路线，她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接上百单。

穿上定制服装的狗狗

先研究“狗体功能学”

在臧硕看来，外界对这门生意最大的误解，就是觉得“给狗做衣服比较简单”。“其实不是。”她说。

狗和人的身体结构完全不同，不同犬种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她给人做衣服时会拍形体照，给狗做衣服同样如此。灵缇腰细，胸腔高，背部弧度明显；腊肠犬身长、腿短；还有些大型犬胸骨外扩，肩胛骨活动空间大。版型稍微处理不好，衣服就会卡、勒、翘，甚至影响活动。

这些经验，被臧硕概括成“狗体功能学”。比如，做套头款时，要先考虑狗的脑袋能不能顺利套进去。有些狗不喜欢套头，不只是因为不舒服，而是那一瞬间“眼前突然黑一下”，会让它感到害怕。再比如，胸口较宽的狗，如果在下方缝扣子，可能根本不愿意穿。连衣服长度，也要提前沟通——有的主人希望盖到尾巴根，有的则希望短一点，不影响尾巴抬起。

安全性也是定制里绕不过去的一环。她会事先问清楚，有没有爱咬扣子的狗，避免纽扣、按扣被啃下来后被宠物误吞；材质上也要尽量避开容易刺激皮肤或产生静电的面料。到了秋冬，很多主人都会特别在意静电问题：狗毛比人更蓬，脱衣服时一阵“噼里啪啦”，对宠物和主人都是负担。

为了降低误差，她会先给不少客户做白坯布样衣，寄过去试穿，再根据反馈调整，最后再上正式面料。试穿过后，她会给每只狗保留一个专属版型，方便二次定制。

这样的工序，比不少人想象中复杂得多。

有一只萨摩耶，因为毛发蓬松、主人量体误差大，样衣前后寄了三四次，到第四次才彻底合身。还有巨贵犬，因为体型特殊，样衣也要反复调整。线上接单时，她还会专门发示意图，教主人量脖围、胸围和身长，再根据照片判断毛量、体态和活动空间。

这些步骤背后，其实对应着这门生意真正的门槛。它不只是“会做衣服”，还要求从业者理解宠物的身体结构、穿衣逻辑和使用场景。版型、材质、辅料、安全性，每一项都不能只按人的经验直接照搬。

臧硕觉得，自己在服装设计里学过的创意立裁，恰好能在这里派上用场。宠物“高定”的价值不只是“做得好看”，更重要的是能让一件宠物衣服真正合身、舒服、耐穿。

臧硕设计的宠物西装系列

卖的不是衣服，是“关系的外化”

和普通宠物成衣相比，宠物定制更像是一种高参与度的消费。用户购买的，不只是成品本身，还包括参与设计、讲述关系和表达自我的过程。

臧硕最早从remake做起，就是因为自己不喜欢轻易丢衣服，总觉得有些旧衣服里还留着某种意义。后来，这种观念被她自然地搬到了宠物服装上：主人把自己已经不能穿、却舍不得扔的衣服寄给她，由她重新改造成狗狗的新衣。有人把舍不得扔的洛丽塔裙寄给她改造，也有人把结婚礼服、旧风衣、旧牛仔裤交到她手上，希望它们以另一种形式留下来。

这些订单最打动人的地方，不一定是设计有多复杂，而是衣服在换了一种形式之后，记忆被保留了下来。

广东一位客户就把自己穿小了的衣服和狗狗穿小的马甲一起寄来，想改成一套亲子装。成品做出来后，她觉得狗狗的新衣特别时髦，对自己的那件就有点犹豫，“会不会太花？会不会太引人注意？”

宠物“高定”做久了，臧硕越来越清楚，人和宠物在穿搭上的逻辑并不一样。人会有穿衣焦虑，会顾虑场合、目光、评价；宠物没有。正因为如此，很多主人反而愿意把那些自己不敢穿、不能穿，或者表达不出来的审美和情绪，转移到宠物身上。

不同客户的购买动机，也不尽相同。

有人为功能买单。一只要随主人乘飞机出行的PSD（精神服务犬），需要穿着明确标识身份的服装，臧硕就在衣服上绣上名字、联系方式和功能说明。有人为身份表达买单，专门选贵价面料、定制特别款式，希望狗出门时“别人一看就知道不一样”。还有更多人，为情感买单——把宠物当孩子、当亲人，愿意为它定期置办新衣、拍照、过节，甚至参与到每一处细节的设计中。

如果客户没有明确想法，臧硕就会去看宠物平时发在社交平台上的照片：走可爱风的，加蕾丝和串珠；平时偏帅气的，用拼接和工装感；狗叫“miumiu”，她就会准备同名贴布；狗叫“心心”，她就在背上缝很多爱心。

在市集摆摊时，她还会带上一整块面料板，像给人做高级定制一样，把面料、扣子、盘扣和领型摆出来，让主人自己挑、自己搭。有的客户干脆说：“我相信你，你直接给我开个盲盒。”

在这些互动里，主人买的往往不只是一件狗衣服，还有参与感、表达欲。也因此，她常常觉得，自己不是在单纯“服务一只狗”，而是在帮助主人完成一种对关系和生活方式的表达。

缝纫机前的臧硕

找到自己，继续“做下去”

臧硕最开始做这件事时，并没有工作室。

她就在家里的一个小房间里干活，喜欢的面料和辅料一点点囤起来，工作台上常年摊着纸样、样布和宠物照片。她作息规律，七点多自然醒，吃完早饭就开始工作，和客户沟通尺寸、研究版型、搭配材料、修改细节，常常忙到晚上十点、十一点。

这是一种典型的轻资产创业方式：没有大团队，没有重投入，也没有门店压力，依赖的主要是个人技能、社交平台曝光、客户转介绍和稳定复购。

起步时，她一个月只有二三十单，扣掉成本后，月收入大概五六千元。后来通过社交平台、宠物市集和客户转介绍，订单逐渐稳定在每月五六十单，旺季时能达到上百单。她也开始和合作师傅、工作室配合，自己主要负责设计、选料、沟通和最终把控。据她估算，去年整体流水已在三四十万元左右。

她认为，私宠定制未来会继续增长，但大概率仍会保持“小而专”的状态。它价格不算低，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服务的是中高端、强个性化需求的人群；它也很难像标准化成衣那样快速规模化，因为每一单都需要沟通、判断和调整。

臧硕的客户以90后、00后为主，主要来自北京、上海等一线及新一线城市。从实际订单来看，不同客户对宠物服装的需求各有侧重。臧硕接触到的部分北京客户更看重版型、面料和耐用性，愿意为质感与功能买单；一些来自上海、成都的客户，则更愿意尝试鲜明的颜色和丰富的装饰。这只是她基于个人订单形成的直观感受，却也反映出宠物定制需求的多样性。

臧硕觉得，北京为这种“小而专”的创业提供了足够的消费密度和试错空间。宠物市集、社交平台、私域社群、宠物活动、摄影场景、婚礼场景，共同构成了一个不断分化的新消费生态。创业者不需要显赫背景，也不需要大笔融资，只要切中一类足够明确、足够细分的需求，就有机会跑出自己的生意。

如今，对臧硕来说，比“市场有多大”更重要的，是她终于在这条路上找到了某种确定感。她反复提到，2025年底，当订单变多、客户反馈不断累积的时候，她第一次非常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终于找到了“愿意做、很想做、很喜欢、又很擅长”的事。

这份确定感，也让她重新理解“成功”。

她不太愿意用一个具体数字来定义成功。她当然希望收入越来越高，也希望有一天自己的设计风格能被更多人一眼认出来。采访中，她提到很多人会觉得她做的事“不靠谱”，也有人觉得她“大材小用”。她对此并不急于反驳，只是平静地说，给宠物做衣服也没什么低人一等的，“主要是我喜欢，而且我觉得可以做下去”。

臧硕说，她不确定未来一定会走到哪一步，但至少现在，她已经比刚毕业时更清楚自己想做什么，也知道为什么值得继续。那些被主人舍不得扔掉的旧衣，在她手里，变成了狗狗的新衣。某种意义上，她也由此重新找到了所学专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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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王婧懿

编辑/林艳 张彬

聚力维度创始人赵天奇（后排中）

“我们自主研发的智能体，能代替专业高手完成‘手搓’工作。”

‌北京聚力维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力维度”）‌创始人赵天奇一边说着，一边向记者演示。屏幕上是一份剧本，角色指代模糊、场景描述跳跃、服装变化交代不清。

只见他点击了一下“自动分析”，几秒钟后，剧本里每一个角色、每一件道具、每一个场景，都被结构化地拆解出来，精准到每一句话的每一个对象。

这种能力来自聚力维度近十年积累的空间智能大模型。这家2016年成立的科研公司，近十年来一直在做一件事：让机器像人类一样理解三维世界的结构。

如今，这一技术已落地AI短剧产业，从剧本分析到分镜生成，再到画面输出，相关流程已能够自动化完成。

“传统方式下，做一部S级精品剧需要高手团队花费数周时间。现在，一个人、一台电脑，借助可乐AI就能稳定输出A级以上作品。”赵天奇说。

而这，还只是开始。

一个理科生的文艺野心

赵天奇身上有典型理科生的特质：逻辑清晰，思维缜密，习惯拆解一切。

2016年，他还在清华大学戴琼海院士组做博士后，研究的是空间智能方向（让机器感知、理解和推理三维世界的AI方向）。这个领域听起来离普通人很远，但赵天奇一直想把它拉到离人很近的地方——影视和文化创作。

他对电影的痴迷可以追溯到童年。第一次坐在电影院里，他就意识到，这是很了不起的文化创作形式。一部好的作品中，剧本、画面、配乐，每一项单独拎出来都称得上艺术，可以说是文学、美术、音乐的集大成者。“它是一个终极造梦的媒介。”赵天奇说。

但赵天奇看这些文艺作品的方式和别人不太一样。他习惯用理科思维思考。“我就想它背后是什么？是什么东西让我觉得它好？”他相信，文学、文艺、审美背后也有规律。一个让人觉得“好”的故事，背后一定有结构。这种思考方式，贯穿了他从学术到创业的整个轨迹。

近几年兴起的短剧行业有个说法叫“爽点”。有人说“所有名著都是爽文”，赵天奇觉得，好电影都能看作是爽剧。毕竟一部好电影大概一百多分钟，和不少短剧合集的体量差不多。“好莱坞编剧常讲‘节拍器’——主角先陷入困境，解决，再陷入更大的困境，再解决，最后解决最大的困境。一部电影的三幕式结构，就可以看作是三个大节拍。复杂的叙事当然不止三幕，但基本规律是一样的。”

赵天奇把爽点拆成两类：直接爽的和节拍型爽的。直接爽的，是感官上的即时满足，像美食、萌宠，刺激来得快去得也快。节拍型爽的，是先建立一个欲望，让观众在漫长的期待中获得满足。二者真正的分水岭在于时间。一个停留在生理反应的层面，另一个则作用于心理层面，带来深层沉浸。节拍型爽的妙处在于，一开始你并不关心结局，但看进去之后，就特别好奇“最后到底怎么样了”。

而埋伏笔就是建立节拍的一种典型手法。他举例说，剧情里主角带着一个包，别人不小心碰了一下，主角赶紧说别动，小心翼翼自己捡起来。就靠这一个小动作，观众心里就种下了一个问号：包里装的到底是什么？一个伏笔或许不足以支撑观众的持续专注，但当这类小细节在剧情中不断出现时，便会编织出一张错综复杂的欲望之网，把观众牢牢按在座位上。

过去，这种“爽点”创作靠大量脑力，也可以说是靠天赋。虽然有方法论，但从来没有像理科那样有一套可推演、可计算的规则。如今，聚力维度正用AI智能体改变这件事。

“我们现在可以用智能体去拉片，把片子背后的逻辑提炼出来，然后像物理定律一样，用在下一个创作中。”赵天奇说，这一过程就是把传统认知中“说不清道不明”的文学、文艺、审美，变成可控、可解释、可复制的东西。

原创视频：一个人、一台电脑、一天做出20分钟短剧摄像/胡莎 剪辑/梁天伊

用智能体补齐剧本留白

赵天奇口中的AI智能体就是“可乐AI”。这套系统是聚力维度在空间智能大模型基础上开发的智能体。它的底层技术包括聚力维度自研的2D转3D技术、3D数字人视觉捕捉和3D生成大模型。同时，这套系统还能整合DeepSeek这样的文字大模型和各类文生图、文生视频模型。

为了让记者看明白这套系统究竟能做什么，赵天奇在系统中输入一份刚导入的剧本，屏幕上很快显示剧本正被AI逐行扫描。几秒钟后，角色、道具、场景、服装版本、镜头位置，全部被结构化地拆解出来。甚至精准到每一句台词对应哪一个画面。

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智能体？

“传统的剧本，不会像工程图纸一样精确，有时反而更像小说。”赵天奇说。比如“突然一个黑影闪过，赶紧往前追”，但黑影是谁？人类得翻半天上下文，才能在对话缝隙里找到答案：哦，是张三。再比如角色的衣服，剧本几乎从不说清楚某时某刻演员穿哪一版衣服，到了片场全凭服装师临时判断。

换句话说，剧本天然带着大量的留白和模糊。只能靠导演、摄影师、武术指导、演员用自己的经验和直觉去填补。

赵天奇又拿《叶问》举例：“剧本里只写了‘我要打十个’，具体怎么打、用什么招式、镜头怎么调度，全是武术指导现场设计的。”

因此，同一个剧本给十个导演，能拍出十部完全不同的片子，因为每个人填补留白的方式不一样。可乐AI做的，正是把这些本该由人去猜、去补的细节，一次性地、精准地补全。

“我只需要一键点击自动分析。”赵天奇说，“‘黑影’的身份，时间、地点、穿什么、从哪来、到哪去等整个剧本的结构化信息就出来了。”

技术层面，可乐AI还有一个关键能力：一致性保障。影视作品是流动的时间叙事，但很多东西不能乱变，角色不能凭空消失，受伤的人嘴角的血迹得从头挂到尾……人工制作时，这些细枝末节只能交给专门的场记或统筹，一帧一帧去盯，费时费力还容易漏。可乐AI则引入多智能体分析和评审机制，相当于派了一组不知疲倦的“检查官”，专职监控复杂多线叙事中的一致性。

这也是赵天奇坚持3D AI路线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只有3D AI路线才能满足工业级影视要求，实现前后一致、不穿帮、有结构、可编辑。

聊到这里，赵天奇忽然笑起来，说团队还顺手开发了另一个智能体，专攻剧本创作，取名“爆花AI”——“可乐配爆米花嘛”。爆花AI的核心能力是拆解爽剧的节奏并复制它。赵天奇认为，剧本的本质是节拍，是不断建立欲望、再满足欲望的过程。爆花AI不负责凭空创造欲望，而是去挖掘人本来就有的欲望，甚至那些观众自己都未曾意识到的期待。

聚力维度成立之初，立下的目标是“开创人工智能影视制作新时代”。十年过去，赵天奇觉得，这个目标已经不再只是愿景。“未来的孩子们大概很难想象，影视作品曾经需要一帧一帧地制作出来。”

可乐AI操作界面

一天做出20分钟短剧

赵天奇至今仍记得第一次看到2D影像自动转3D效果时的场景，算法将前景、中景、背景依次剥离，每个物体的前后关系清晰可辨。那是他第一次确信，机器真正“看懂”了画面。此前的任何一项技术，都无法像这样理解“谁在前、谁在后、谁和谁挨着”。

那种震撼感，在后来每一次技术突破中反复出现。尤其是当可乐AI生成第一部完整短剧时，赵天奇盯着画面看了很久。功能是他开发的，代码是他带着团队一行行写的，可当画面流动起来、故事展开时，他还是像普通观众一样看得津津有味。

屏幕里的世界让赵天奇看得入迷，屏幕外的短剧行业，正在经历另一番光景。

几年前，一部实拍短剧10万到20万元就能拍出来。那时候很多人都没活干，演员、摄影师拿的都是基础工资。后来行业火了，成本涨到50万到100万——服化道升级了，拍过戏的演员也成了“明星”，片酬水涨船高。

但即便涨到100万，短剧的成本仍然是电影的1/10甚至1%。一部电影动辄几千万，而不少短剧合集也能达到100分钟左右，相当于用零头的钱拍了同样时长的内容。成本的大幅下降带来了一个连锁反应：大量原本没机会被影视化的小说，在短剧赛道里被拍了出来。试错门槛低了，量大了，节奏快了。

这个产业形态，恰好为AI在影视领域的落地铺好了路。“如果没有短剧，AI影视可能只能停留在短视频，比如生成小猫跳舞那种很简单的视频。”

赵天奇说，过去AI主要模仿短视频，但短视频没有完整故事，也缺少叙事结构，AI学不到影视创作的逻辑。短剧兴起后，人物、冲突、情节和情绪转折变得更加清晰，AI才有了真正理解影视叙事的样本。

AI再学习后，短剧的成本又被往下打了一截。传统精品短剧的制作成本通常在10万到20万元，用智能体可以压到1万元以内。赵天奇说，按分钟算更直观：可乐AI一分钟制作成本最低不到100元，而传统动画一分钟几万元起步。“出海打鱼时的惊涛骇浪、太空漫游、玄幻战场甚至是矿井，这些场景在影棚里拍不了，实拍得搭景加特效，动辄几百万上千万。但对AI来说，不管场景是什么，成本都相对稳定。”赵天奇说。

不仅如此，在降成本的同时，AI短剧的制作效率也在提升。赵天奇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数字：如果追求极致细节，比如服化道考究：每一颗扣子都经得起推敲的话，一个人一天能产出2分钟。但如果只是做一部普通观众看起来“像模像样”的剧，一个人一天可以产出20分钟。

赵天奇喜欢拿《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导演饺子举例。“当年，饺子花了3年零8个月，自己在家憋出一部16分钟的短片。现在这16分钟，用AI大概一天就能做出来，这难道不令人振奋吗？”

聚力维度技术推广宣传海报

下一步：一键生成

据了解，去年，聚力维度的营收保持在千万级，主要来自技术服务。目前，公司的商业模式主要沿两条路径展开：其一是自主内容制作，其二是技术赋能外部创作者。

前者被赵天奇解释为“相当于开一家旗舰店，用实际作品告诉市场用我们的技术能做到这个程度”。在这一方向下，聚力维度早在去年年初便推出了首部工业级3D AI短剧《玄幻：从拉二胡开始》，由公司自研的3D视频大模型全流程辅助生成，成为其技术实力的早期标杆。

如今，聚力维度的3D视频大模型与“可乐AI”智能体通过培训体系赋能学员，持续为头部平台输出精品短剧。近期在网络引起较高关注的《重生冰峰末世：我在空间种田摸狗》《外卖老爸是隐世战神》《从废鸡开始无限进化》等多部短剧，均由学员借助“可乐AI”辅助完成。这些作品一经上线便登上抖音新剧榜前三名及红果热播榜单，且播放量过百万的作品测出率超过50%，远超行业平均的6.3%。

此外，公司已与腾讯、阅文、抖音、快手等平台达成多部精品保底剧合作。赵天奇透露，相关作品成片效果逼真，有时甚至让合作方难以分辨是否为AI制作，“以为是实拍的”。

但在十年前，这一切几乎不可想象。

赵天奇刚入行时，跟人介绍自己是做什么的，对方往往一脸茫然——“人工智能”和“影视制作”这两个词拆开都认识，合在一起不知道是什么。“你是用机器人拍吗？”是那段时间最常被问的问题。

彼时，影视产业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仅北京一地就有大量人工在做基础工作，赵天奇说，甚至一个公司里有几百人在做动画、做Roto抠像（一种影视后期技术，常用于无法使用绿幕或需要精细边缘处理的场景），没有人能想象“不实拍”的影视长什么样。

变化是逐渐显现的。后来大家慢慢有了概念，知道空间智能、数字人技术。到大模型爆发之后，行业彻底变了。赵天奇发现，现在普通人看到一个视频，哪怕只是一只猫做了个有趣的动作，大家的第一反应已经不是“好可爱”，而是“这是AI做的吗？”再后来，实拍制作被戏称为“古法”，做传统影视的人被调侃为“新的非遗传承人”。

面对这些巨变，赵天奇的态度有些出人意料。“每一次技术变革都在快速替代原本属于人的工作，DeepSeek横空出世是如此，去年AI编程迈过阈值达到能够替代一般性编程工作的水平，亦是如此。即便对聚力维度这样已经身处AI赛道的公司来说，也是威胁：新的技术可能让公司的业务一夜之间消失。”他说。

但在赵天奇看来，“这反而是好事”，因为他认为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某一种业务会不会被替代，而是技术迭代是否带来了新的需求、新的场景和新的生产方式。

赵天奇的创业初心，是“通过努力搞出新技术，让世界变更美好”。对他而言，如果竞品做到了，世界同样会变得更美好，那依然是好事。“我会立刻拥抱新技术，快速变形，把自己改造成符合新时代需求的样子，接着搞科研，接着用技术改变生活。”

在未来2到3年的尺度上，赵天奇判断，下一个颠覆性产品是AI游戏智能体。“现在AI编程已经能做小游戏了，但做不了3A大作（指大预算、高规格、长周期开发的顶级游戏）。”他说。3A游戏的难点，在于复杂的触发机制和3D空间智能的表演，而这恰恰是聚力维度最擅长的事情。“等我们解决了3D空间智能的表演问题，回过头来就可以补齐游戏。两三年左右，一键生成类似《黑神话：悟空》的3A游戏是可以实现的。”赵天奇说。

这个预测，放在北京这座城市里，似乎并不让人意外。

近年来，人工智能和文化科技融合的政策越来越多，聚力维度也实打实获得了帮助。在赵天奇看来，北京作为老牌影都的积淀，叠加中国最强AI城市的产业浓度，两者结合，能生出真正颠覆性的文化与科技融合成果。

他把北京的创业环境形容为“润物细无声”。“即使不直接依赖具体政策，这个城市本身也拥有最强的上下游——人才、会议、活动、信息——这些认知上的东西，就已经能帮你做出最强的东西。”他停顿了一下，“甚至你的下意识里就会觉得，我一定要做出世界第一的东西。因为这个环境就是如此。”

【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开发商“借人”贷款，房子先抵再卖， 业主维权一审胜诉后被改判

88岁母亲被77万条未读信息“包围”

72岁失独老人，和她余生的8份协议

记者/张鑫

编辑/余美英

微元合成创始人兼CEO刘波

微元合成创始人刘波，90后，中科院博士出身，他创办的公司刚吞下了一个体量数倍于自己的企业——2026年5月，微元合成宣布完成15亿元新一轮融资，同时并购全球第二大木糖醇企业豫鑫糖醇——后者年营收10亿元，而微元合成成立刚满四年。

这一切的起点，是2022年他转身关上中科院实验室那扇门的一刻。

离开的原因很简单：技术转让出去，企业接不住，好好的工艺到了产线上就被“省”得面目全非。“没有真正把技术价值发挥到生产实践上。”

那索性自己干。

四年后，这家“自己干出来”的公司，成了全球唯一用生物发酵法生产阿洛酮糖的企业，还吞下了全球第二大木糖醇企业。

下场自己干

2022年，32岁的刘波做了一个决定——离开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那是一个多少人挤破头想进去的地方。博士毕业后的几年里，他作为课题骨干参与了十多项国家级项目，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合成生物学国家重点专项、973项目。他所在的团队也是所里技术转化最好的团队之一，已帮助十几家企业解决生产技术问题。

就这样按部就班地走下去，职称、论文、声望，未来的发展是很多人追求的“高速路”，但他却选择了离开。

原因说出来有些无奈——技术转让出去，企业却接不住。

技术再先进，到了工厂里，一个操作不规范，整个流程就废了。“我们所当时有一个博士后驻厂，只要他在，这个东西就能生产出来，但是他一走，产线完全瘫痪。”

前端是前沿的生命科学，涉及基因编辑、微生物重构，基于人类基因组计划以来20多年的认知积累。后端是传统的发酵产业，跟酿酒、酿醋一样，已经有上千年历史，凭经验、看手感。这两拨人格格不入，完全不属于同一个世界。

“你不可能让博士后一直盯在生产一线，这不是他应该发挥价值的地方。而研发与生产衔接的真空，没能把技术价值真正发挥到生产实践上。”

刘波决定自己下场。从前端研发，到技术工程化，再到最终生产，他带着一批年轻人，决心打磨出一支能从前端研发一路干到生产落地的队伍。

迈出这一步之前，他也问过自己：如果失败了怎么办？

答案是，他不害怕失败。在中科院做科研的经历，早就教会他一件事——实验做不通是常态，做通了才是意外。做不通的时候，就重新设计方案，权衡利弊，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做一个选择。选了，去试，对了就往下走，错了就换一条路。

创业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更大的实验。实验就有失败，但只要每一步决策都是基于当下最充分的信息做出的，那就没有什么可后悔的。这是一种长期在实验室里打磨出来的务实——把未知拆解成变量，把不确定性转化成可操作的步骤，然后动手去做。

少拿一个亿

后来的事，更让人看不懂。

刘波创业连商业计划书都没写，已经被投资机构盯上了。彼时，合成生物赛道正热得发烫，“万物皆可合成”的口号响彻创投圈。一个中科院出来的博士团队，手里握着技术，在当时的市场里是显而易见的稀缺标的。

天使轮，18家投资机构竞争，有人直接表示想投2亿元。

换作大多数创业者，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多拿钱、快扩张、抢赛道——这是创业的标准剧本。

刘波只拿了1亿元。

“我们最初想找3000万元投资，先把实验室建起来，把设想验证了再说。”他说，3000万正好是建一个实验室的费用。“拿那么多钱也没用，如果花不掉，就只能存银行。”

理由就这么简单。但背后还有一层考量。

“有的投资人让我讲故事。当时有同赛道的美国公司上市，估值高得上天，他让我照着那个讲，说估值能飙得很快。”

刘波没讲。

“我从中科院出来，想的是脚踏实地，能干一番事业。用科研成果和产品说话才是负责任。我要是听他的，沉迷于讲故事，万一公司倒了呢？跟我一起出来的小伙伴，相信我们的投资人，他们怎么办呢？”

那些让他讲故事的投资人，后来他都没要。到今天，微元合成的股东里，北京国管、河南投资集团、经纬创投、深创投等，一个比一个务实。“有困难时他们会直接帮忙，公司经营从不过多干预。”

这个少拿一个亿的决策，在后来几年里被反复验证为清醒。

微元合成的实验室

选糖的人

“万物皆可合成”——这句话在行业最热的时候被无数创业者挂在嘴边。

刘波有另一句话：“如果没有体现出成本优势，那投入巨大资源合成出来有什么用呢？”

当同行们追逐高附加值的药物中间体、昂贵化妆品原料时，刘波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听起来毫无想象空间的领域——糖。

“单价越高，市场规模越小；单价越低，市场规模越大。”他说，“国内白砂糖六七千块钱一吨，全球一年消费两亿吨。某个保健品原料一公斤可能几万块，但全球用量只有几十吨。”

他要做的是一个“大而平”的东西——阿洛酮糖。

一种天然微量存在于无花果干中的稀有糖，口感与蔗糖类似，热量几乎为零。对糖尿病患者友好，被认为是最具潜力的新一代健康糖。问题在于，过去的生产方式需要两步转化，效率只有10%左右，成本太高。一杯糖水背后是天价，普通人根本消费不起。

刘波一步发酵法把转化效率拉到了80%——AS10菌株“吞食”葡萄糖直接转化为阿洛酮糖，分离提纯大幅简化。2025年7月，国家卫健委批准了这项技术，微元合成成为全国首家获批企业。

虽然阿洛酮糖是高新技术，但真正让刘波觉得“有意义”的，是另一件事——木糖醇。

木糖醇如今已经是众人熟知的原料，但几乎没有人知道它以前是怎么生产的——用玉米芯酸碱水解，再化工加氢。

这套工艺不仅污染大，成本也极不稳定。玉米芯每年产量有限且“收储运”困难，又是农业种养、基础化工的主要原料。以往受原料供求波动的影响，木糖醇的价格经常大起大落。

“比如客户做口香糖、巧克力，今年用你的原料研究了一套配方，明年你涨一倍价，可这些产品不能天天调价，人家利润全没了。谁敢用这种价格不稳定的原料。”

全世界都在想用生物发酵做木糖醇，几十年没人做出来——因为需要结构从六碳变五碳。

刘波的团队做到了。而且做出来的方式，几乎像个故事——他们原本在做另一个产品，在设计实验时，发现这个实验过程会产生一种“杂酶”，是应该被拿掉的。结果发现，这个“废物”拐个弯，就能把底物转化成木糖醇。

“我让同事尝试，一下做通了。”

无心插柳，柳成荫。

听上去像是老天眷顾，运气爆棚。可刘波说，撞上这样的运气，你得先有足够多的项目在跑，有足够的积累，还得有足够负责任的人始终想着这件事，才能把一个项目上的“杂活”，识别成另一个项目的“金矿”。

换一种“算法”管公司

创业之后，刘波发现自己每天面对的事情变了。

以前在实验室，跟客观规律打交道——研究机理、做实验、分析数据。创业之后，每天都要跟人打交道。公司员工、投资人、客户，来来往往，应接不暇。

很多科学家创业，折就折在“管不了人”上。但刘波没有陷进去——他清晰切割了“科学家”和“企业家”两个角色。

他说话直接，不太修饰。“你想当科学家，就留在科学院和大学。又想挣钱，又想当科学家，两头都占，很难。对支持你的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

刘波的管理哲学里有一条硬原则——不设学历门槛。他说，“如果一个人的能力足够，项目又需要他来完成，为什么不给他这个机会？如果非要博士或硕士才能做什么事，理由是什么？回答不上来，这个原则就不成立。”

于是，公司里本科生或硕士生挑头带团队，组织研博士和博士后做研发，成了一件很正常的事。

组织分工也要重新设计，管人比管实验难得多。如何维持公平竞争的环境？如何保持简单高效的沟通？“我们有一个底线——不允许毫无意义的内耗。为了达成目标可以做事情，但不允许搞小圈子、搞人。”

这套管理思路——务实、扁平、去官僚化——吸引来的第一个人，就是陶勇。

2023年10月，陶勇教授全职加入微元合成，担任首席科学家。他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生理与代谢工程重点实验室原主任，也是刘波在中科院时的导师。

导师成了下属——戏剧性变化的背后逻辑很简单：陶勇认可刘波正在做的那件事，也认可他做这件事的方式。

让陶勇选择微元合成的，是师徒之间一种共同的理解：原来那套模式做不好，不是人的问题，是衔接问题。科研成果出了，企业接不住，沟通不了，再先进的技术也只是论文里的几张图。陶勇在美国杜邦干过，知道企业该怎么运转技术。刘波在国内一线干过，知道生产端到底卡在哪。两个人凑在一起，恰好把拼图补全了。

投资人看重陶勇的加入——“陶老师来了之后，踩坑的几率小很多。”但对刘波来说，陶勇的到来意味着一件事：他的管理方式和他要走的方向，被最了解他的人认可了。

北京卫视拍纪录片的时候，导演“使坏”，让陶勇给刘波写了一段话。刘波在镜头前哭了。

并购的全球第二大木糖醇企业豫鑫糖醇

“蛇吞象”的并购

做合成生物的人，最常挂在嘴边的是“颠覆”。但刘波心里清楚，再好的技术，如果没有产能把它从论文里拽出来，变成大罐子里的真实产量，就是空转。而中国最不缺的，恰恰是产能——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各地建起了一大批生物发酵工厂，设备还在，工人还在，但技术几十年没有更新，利润薄得像纸。微元合成自己做工厂，一个中试基地加一个生产基地，已经铺开了摊子，但要从头再建一个能接住糖醇类大宗产品的生产线，周期太长，投入太大。

他需要一个现成的、能直接嫁接技术的产能平台。而他挑合作方的标准，和他挑同事、挑投资人的标准是一样的。

“我们尽调了很多家公司。”刘波说，“最后选豫鑫，是因为它最简单。”

豫鑫糖醇1996年创立，是全球第二大木糖醇生产企业，年营收十亿元，产能数十万吨。这家企业后来被外企控股，治理结构清晰。

“最关键的是，豫鑫的两个股东对新技术非常开放，了解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希望为工厂找到更好的归宿。”

谈判桌上没有互相拍桌子，没有“惊险48小时”。刘波说，“我们谈收购很简单。简单到不像一个初创公司吃掉一个体量数倍于自己的行业老二该有的剧本。”

2026年5月，微元合成宣布完成15亿元融资，并购全球第二大木糖醇企业豫鑫糖醇。

并购后，豫鑫的两个股东没走，变成上层股东。工厂运营还是原来的人主导，他们懂生产。微元合成往里面投入技术、投入新产品。微元合成其他的高附加值产品还在秦皇岛的中试基地生产，各有分工。

微元合成想做的事，是用合成生物技术去盘活一个时代的闲置产能。不只是做一家公司，而是改变一个行业的生产方式。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的老所长说过一句话——“如果我们的工作能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哪怕是一点点，也是了不起的成就。”这句话刘波记了很多年。

阿洛酮糖获批那天，刘波发了一条朋友圈。有了阿洛酮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吃糖了。想控体重的人可以放心吃甜的了。木糖醇有了生物发酵技术，成本不再随玉米芯价格忽上忽下，口香糖、巧克力企业敢放心用了。

这就是“一点点改变”。

微元合成更大的愿景，是用技术做“中国的创新原料解决方案供应商”——那些食品配料跨国企业也许你从没听说过，但撑起了国内外一众食品、饮料企业背后原料供应链的隐形巨头。中国有庞大的产能、有大量的前沿科研人员，但没有一家能从前端研发一路打通到终端交付的本土企业。

“以前我们科技实力不允许。现在有庞大的产能和大批的前沿科研人员，能有机会做这件事，才最让人兴奋。”

今天回头看，他走进的是一场关于中国生物制造能不能长出自己脊梁的长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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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岁失独老人，和她余生的8份协议一场MUET考试，至少10名替考者潜入考场

在麦田里出没的华北豹

记者/计巍

编辑/宋建华

陈培鑫在村民杂房里捕蛇

作为福建漳州黎明救援捕蛇队的队长和教员，横州洪灾后，陈培鑫前后两次来到云表镇的村子里抓蛇。

7月初，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莎克”影响，广西遭遇连续强降雨，横州市六蓝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洪水集中向横州市云表镇及周边地区下泄，不仅造成大量房屋、农田被淹，还有养蛇场被冲毁。

作为全球最大蛇原料基地的广西，2025年养殖蛇的存栏量突破3000万条，占全国蛇类养殖总量的八成，是当地农民增产增收、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之一。其中，横州（原横县）和灵山、扶绥一起，被称为广西三大养蛇县。在横州，眼镜蛇与水律蛇是养殖规模最大的品种。

7月7日，横州市云表镇邓圩村村委负责人曾向媒体表示，当地有一家养蛇场被洪水冲垮，导致约800至900条蛇出逃。另外，云表镇武寨自然村的一名村干部也提到，该村6户养蛇场在此次洪水中损失惨重，他们对于跑出来的蛇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提醒村民洪水退去后回家要小心检查有没有蛇。

7月8日，据报道，云表镇一名被蛇咬伤的女子，因道路不通，辗转多次才被送至医院治疗，不幸离世。另有村医和志愿者提到，有接诊和救助过一些被蛇咬伤的人，伤者很难分辨是被哪种蛇咬的。同时，横州也紧急扩充市人民医院蛇毒血清库存，以满足救治需求。

洪水退去后，蛇患并没有消失。

在寻找新的栖息地时，蛇的活动区域有时会与人的居住地重合。7月23日，广西林业局发布的《洪涝灾害后防蛇避险科普与应急处置指引》提到，受台风“美莎克”影响，我区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导致部分蛇类养殖场遭冲毁，有部分毒蛇逃逸到野外，加上受洪涝影响，也有部分野生蛇类被洪水冲到当地居民活动区，从而产生蛇类咬伤居民的风险。

也因此，在这场洪灾发生的二十多天后，陈培鑫还在云表镇的村子里抓蛇。随着灾后生活重建，村民开始清理打扫房屋，很多人发现蛇躲藏在自家的房屋、杂物堆里，这其中不乏有毒的眼镜蛇。

在云表镇的十几天里，陈培鑫一边处理村民的求助，一边在洪水过后的泥巴里排查蛇出没的“S形”踪迹。在他看来，多抓几条蛇，或许村民的担心就会少一点。

以下是陈培鑫的讲述。

陈培鑫在被洪水冲毁的蛇场前

眼镜蛇占六七成

横州洪灾后，我看到新闻报道里说，这里的蛇养殖场被水冲了，有蛇跑出来。我刚好有捕蛇这个技能，就想过来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因此两次从福建漳州来到云表镇的村子里抓蛇。

第一次来大概是7月11日，一开始先去走访排查，跟村民打听附近有没有蛇养殖场，然后去养殖场附近的村子里找蛇的踪迹。我们主要处理的是村庄附近的蛇患，这也是当地人在重建生活时一直比较担心的问题。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尽最大力能抓多少抓多少，当地的人也一直在抓。

第一次去的两三天里抓了30多条蛇，当时装蛇的袋子带少了，需要几条装在一起，不好塞，处理起来比较费时间，但当地蛇患的情况其实还是比较严重的。这些蛇大部分是养殖场里跑出来的，有眼镜蛇，大约占百分之六七十，有些还是国外的那种眼镜蛇，比较毒，剩下的基本上是无毒的水律蛇。

这些养殖的蛇，以及野外的蛇，被大水冲出来后，有些爬到附近那些高处的、没有被水淹到的地方，聚集在一起，有的还会挂在树上，不会全部被冲走。等洪水退了，它们就开始下地，到处找干燥、阴凉的地方躲藏，经常出现在村民的杂房里，或者房子里的高处。

很多时候，我要先在房子边、田边去排查蛇的踪迹。洪水过后，那些泥巴上能看到蛇和其他动物走过的印记，蛇滑过后差不多是那种“S形”，看到这种踪迹，就会在附近的房屋和杂物里翻一下去找蛇。

虽然这两年一直在福建漳州黎明救援队里负责处理蛇患，但之前面对的情况没有这么复杂，大多是去各种不同的环境里抓蛇，比如车里、冰箱、房顶或者厕所等不同的地方，每次基本上也就是一两条。

这里洪灾过后，现场环境比较复杂，什么地方都可能有蛇，有时翻开一个杂物堆就有四五条。虽然从小就在农村里与蛇打交道，但没见过这么多蛇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其实抓蛇不难，主要是搬那些洪水冲来的杂物、翻那些石头比较消耗体力，而且蛇身上也经常沾着洪水冲过后的泥巴，很滑，不好抓，也不方便带着手套抓。

有一天我的左手不小心受伤了，不是蛇咬的，是因为抓蛇的环境比较复杂，手去扒杂草找蛇时被藤刺划到了。那时附近还有很多蛇，本来计划继续抓，但发现伤口变得红肿，已经开始感染了。因为一只手抓不了蛇，会比较危险，所以当时就决定先回漳州处理伤口。

7月17日，在福建漳州黎明救援队和我的粉丝众筹的支持下，解决了救援经费的问题，我第二次来到横州捕蛇，继续排查第一次没有去到的地方。

陈培鑫在洪灾后的现场抓蛇

毒液喷到我脸上

洪灾过后，现在当地都在陆陆续续重建生活了，各家都在清理房屋，冲泥巴。这个打扫过程中也容易碰上蛇，会有村民找到我说，打扫房子时看到条蛇，需要去处理。所以，这些天我处理屋内的蛇患比较多，附近一些本地会捕蛇的村民也会一起来弄。

洪水退后，蛇比较喜欢躲藏在村民堆杂物的杂房里，那里干燥、阴凉，还有房前屋后的竹堆、草堆，或者石头堆里，也要小心蛇。我在排查过程中，有时候也会遇见一下子碰到好几条毒蛇的情况。

前两天，在一个村民的小杂房门前，看到有蛇在泥巴上爬过的踪迹，我就判断它可能躲在这个杂房里。但没想到的是，一打开房门，里面有七八条眼镜蛇堆在高处砖墙边的铁丝网里，我这边一动，三四个头就立起来对我哈气。我也从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处理起来比较棘手。

这种情况要一条一条来，先拿棍子把蛇挑下来，再去抓它。我也要戴上眼镜来做防护，因为眼镜蛇不仅会对我哈气，还会朝我喷毒液，一瞬间就会从上面喷下来，如果喷到眼睛或者伤口上，还会中毒。前阵子我从树上晃下来一只越南眼镜蛇，抓它的时候，它就喷毒液到我脸上，那天我刚好刮完胡子，毛孔很快有红肿的反应，要及时清洗处理一下。

还有一次，也是在杂房里，我找到一条眼镜蛇，当我搬开木头要下手去抓时，突然发现旁边不到30厘米的地方还有两条眼镜蛇在盯着我。这种情况就比较危险，因为一开始没有注意到，它们身上比较黑，不容易被发现，如果突然发动攻击很可能来不及反应。所以抓蛇特别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你发现它们后，一条条拉起来抓就可以了。

我也会到学校里去处理蛇患，因为9月1号要开学了，学校也在清理中，但到目前为止，在学校里发现的都是无毒的水律蛇。

在我排查过的地方，最近没听说有村民被蛇咬伤的情况。但当地的村民仍然非常担心，毕竟这些蛇会在人居住的地方活动，比如说家门口、杂房、瓦房屋内的房梁上。这些阴凉干燥、太阳晒不到的位置，都是洪水过后蛇喜欢躲藏的地方，会让你有种防不胜防的感觉。

村民尤其会担心家里的小孩被咬，尤其现在是洪灾过后的清理重建时期，又正在放暑假，小孩子会出去玩，到处走来走去，怕他们会遇到蛇。

这几天当地高温，蛇喜欢傍晚出来，小孩子也会傍晚出来活动，如果不小心踩到蛇，它就可能咬你一口，这种情况就怕是毒蛇。所以，我就想着尽量去抓，多抓几条可能风险就会降低一点点下来。

陈培鑫在做关于蛇的科普（左），蛇走过的踪迹（右）

一天抓十几、二十条

最近，我还是在云表镇的村子里到处排查，现在一天大概能抓十几、二十条蛇，数量比之前相对减少了一些。

但有时候也会出现某一个位置的蛇突然多起来。蛇是这样子的特点，比如说，我前几天给一个杂物间清理出来了好几条蛇，可过几天，附近的蛇可能又会重新躲过来，因为这个地方很适合蛇来躲藏。

有些村民会说，让我教他们一些捕蛇的技术，但这个教不了，太危险了。我在自己录的科普视频里面，也会提醒大家，那些捕蛇手法普通人一定不要去学，我们是在有很多经验的基础上才去做这件事的。

我在福建漳州的农村长大，7、8岁时开始接触蛇，从小就对蛇感兴趣，也比较了解。那时候其实家里的大人都不让我们小孩子玩蛇的，不让碰的，我的家人甚至都不敢看蛇，很怕蛇的，看到会大叫，但我不怕。

老家什么样的蛇都有，小时候我们那边农村比较落后，没有电视，也没听过那些关于蛇的科普，没法分辨哪个蛇有毒、哪个无毒，也不知道它们的名字，只知道是大的还是小的。后来才知道，老家的很多蛇都在国内毒蛇排行榜里。

我一直生活在农村，在老家种种柚子。这两年开始在福建漳州黎明救援队里处理蛇患，那边比较需要这种特殊的救援人员。有人报警的话，我们就去处理。

我以前也被毒蛇咬过，我们有一套自己的处理方法，村里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懂蛇的人会分享经验给我们，处理伤口的过程很复杂，速度也要非常快。我这次过来抓蛇也会随身携带一些消毒的东西。抓蛇其实很危险，有时会威胁到生命，被咬到有时也容易烂手指或者残废。

所以现在大家在灾后清理房屋的杂物时，一定要注意方法。水退完之后，这些蛇主要是在找觅食和居住的地方，会比较频繁地活动。搬动杂物时，一定要先看，再用棍子敲一敲，等一会儿，因为蛇很可能就躲在那些木板、竹子下面。确认没看到蛇，再用手去拿东西，不要一上来直接用手去扒，里面有蛇的话可能一瞬间就会咬到你。

有时候，蛇会对你发出警告的声音，会哈气，会呼呼响，听到这种声音就不要动了，不要再动它，让它走就可以了。

很多人问我，来这里抓蛇，这么多蛇，怕不怕？我怕就不会来了。但抓蛇时需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每一天都是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在这里也经常能感受到当地人的热情，他们邀请我吃饭，给我送水和饮料。

我一般是早上九点多出门，去排查，傍晚回来。但是这几天高温，太热了，再加上洪水过后，地表有那种热气蒸上来，汗如雨下，人很难受，有时就会选择傍晚出去抓蛇，那时候，蛇也会出来活动，用手电筒照着去抓，晚上十一二点再回来。

现在这边的蛇开始减少了，有关部门也在派专业的捕蛇团队来这边陆陆续续地处理，我也准备返程了，回去继续处理蛇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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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石爱华

编辑/宋建华

李响买房后，一直在这里经营着维修店

在盘锦做汽修生意的李响一直都希望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店铺，2016年，她向亲戚借钱，凑够143万元，在盘锦市双台子区吉祥小区全款买下一套底商。10年过去，她非但没有拿到房本，还被告知，这间铺子早已经被开发商抵押给了银行。

在吉祥小区，有8位业主与李响遭遇相同，涉及房款达千万以上。这些商铺的所有权到底该属于谁，随着业主、银行、开发商三方对簿公堂，关于这笔“坏账”一步步形成的台前幕后，也逐渐清晰起来。

买房六年后店铺被查封

10年前，李响看到盘锦市双台子吉祥小区的底商正在出售，有了买房的打算。此前，她一直在吉祥小区附近租赁店铺做汽修生意，每年的房租就要5万元左右，“租房成本高，长远看还是买房合适”，考虑到长期效益，李响下定决心买下一间底商。

李响记得，当时售楼处只允许全款购房，不能抵押贷款。她当时看中了一间195平米的店铺，距离她原来租的门脸只有100多米，这样可以避免失去附近的老客户。这套房全款要143万元，对于李响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字。为了拿下这套房子，她不仅拿出全部积蓄，还向亲戚借了一部分。

2016年3月，李响满心期待地交了全款，并与开发商签订了合规的购房合同，拿到了收据、入户通知，购房发票是后来在2021年开具的。那天付完款，工作人员没有立刻办理过户手续，而是告诉她，最快会在2016年7月份给业主统一办理房本。

李响所购底商属于吉祥小区二期，2016年7月，到了约定的时间，开发商并未如约办理房本。她到售楼处打听，工作人员告诉她，吉祥小区的第三期工程正在建设，等三期房子建好，手续齐全后一起办理房本。李响当时并未怀疑这个说法，也没有再去房管部门进一步核实，“毕竟可以入住了”。

虽然房子的过户手续没办完，但开发商已经交付钥匙，李响没有多想，便开始装修、入住、开业。“一切都挺顺利的”。

令李响不安的是，吉祥小区三期久久没有完工的迹象，这也意味着办理房本遥遥无期。李响的修车店开业后，她经常到售楼处咨询房本的事情，得到的说法也和最初一样。直到2022年底，她才从邻居那里得知房产可能被抵押了。

此后，8位和她同期购房的业主也陆续发现，他们的房子均已经被开发商抵押给了盘锦农村商业银行有限公司（现辽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盘锦中心支行，下文统一简称盘锦农商银行）。他们拿着购房合同和发票去房管部门咨询办理房本的事情，对方也告诉他们，因为房屋被抵押，无法办理房本。此时李响才意识到，她所购买的房子开发商早已经进行产权登记，并已经有了房本，并非像他们说的一定要等待三期建设完成才能过户。

吉祥小区三期项目目前处于停工状态

开发商“借人”贷款，绕开规定

记者梳理在案资料发现，吉祥小区的开发商盘锦人合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盘锦农商银行之间其实并非直接借贷关系，那为什么吉祥小区的房子会被抵押出去呢？

记者联系到人合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高管王瑞明，对方坦言，早在2014年，吉祥小区三期建设之时，他们就因资金问题曾找到盘锦农商行咨询贷款的事情，但被告知“无法贷款给房地产开发商”，只能找个人去借款。

王瑞明坦言，得知银行不对开发商直接放贷后，他找了几位相熟的朋友，让他们向银行办理个人借款，而人合地产以“担保人”的身份为实际借款人进行担保，并将其名下的房屋抵押给银行，其中就包括李响那间195平米的商铺。王瑞明说，借款人拿到钱后，直接把钱给到公司，这些钱实际也都用于公司的地产项目，“钱根本没过借款人的手，实际还款人也是公司”。

一位银行机构的从业者向深一度记者解释，银行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放贷属于“房地产开发贷款”，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国家对此类开发性质的贷款有硬性约束和放贷总量的限制，此外，对贷款企业的资质也有严格的要求。以个人名义借款，开发商做担保人，这种方法就绕开了房地产开发贷款的管理规定，这让一切看起来变得合规、简单，但也存在隐性的风险。

王瑞明说，2014年贷款后，他认为只要完成吉祥小区三期的建设，等到商品房销售出去，房款肯定足够偿还银行贷款，也可以将抵押的房产解押，但后来因手续、资金等问题这个项目被叫停、罚款，成了“烂尾楼”，借款人欠银行的钱也一直未能还完。

记者了解到，2016年、2018年，借款人、银行和人合地产三方曾两次重新办理了借款、抵押手续，以便“借新还旧”。

李响说，对于银行和开发商之间的抵押关系，她一无所知。从2016年3月入住房子以来，她的生活和生意一直也没有受阻，也因此一直才被蒙蔽。

图中商铺均已经被抵押给银行，而购房者们此前并不知情

优先受偿权与第三人撤销之诉

“我们有购房合同，有发票，房子也是我们实际住着，这几年的水电费能证明我们才是房子的实际所有人。”据李响了解，开发商与银行最后的抵押关系发生在2018年，是在她们购房之后，她认为，业主们手上的证据，让他们有足够的底气保住房子。但李响不知道的是，早在他们发现房子被抵押之前，银行通过法院调解，已经获得了涉案房产的优先受偿权。

2021年5月，因为借款人一直未能偿还借款，盘锦农商银行在双台子区人民法院起诉借款人及盘锦人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要求他们偿还欠款并对其借款抵押房产确认享有优先受偿权。

经过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协议提到，如果借款人无法按时偿还借款，银行拥有被抵押房屋的优先受偿权。李响认为，作为全款购房者，以及房屋的实际使用者，银行和开发商在进行调解时他们并不知情，也没有参与其中。几位购房者认为，银行和开发商之间的“调解协议”侵犯了他们的权益。

这种情况下，2023年，李响将盘锦农商银行和开发商盘锦人合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起告到了法院，向法院提起了“第三人撤销之诉”。要求法院撤销银行与开发商的抵押合同，并在不动产登记部门撤销商铺的抵押。此外，他们还要求法院撤销银行与开发商2021年达成的调解协议，撤销银行对房子的优先受偿权。

该案一审开庭时，盘锦农商银行方认为李响不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主体资格，且李响提起诉讼时已经超过了6个月的除斥期间。另外，银行方认为，他们与借款人和开发商达成的民事调解书不存在错误，因此不应该被撤销。至于银行与借款人还有开发商签订的抵押合同，李响无权撤销。

银行方认为，李响等业主提供的购房收据、水电费收据，只能证明其对涉案房屋进行使用，但确认他们是否为房屋的所有权人，除了要看支付房款外，还要完成登记过户手续才行。

改判的案子与再次上诉

2024年4月10日，盘锦市双台子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李响与人合地产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且原告履行了全部的付款义务，并且已经占有涉案房屋，应该认定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虽然李响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变更，但并非其自身原因导致，没有过错。

法院一审认为，虽然人合地产与盘锦农商银行的抵押合同在先，但根据庭审查明，房屋抵押合同从2014年至2022年共分三次进行，每次借款和抵押合同具有独立性，最后一次抵押时间为2018年，发生在房屋出售之后。人合地产在明知涉案房屋已经出售的情况下，仍然与银行签订抵押合同，其主观恶意明显，存在过错。而盘锦农商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在每一次签订抵押合同及办理抵押登记时，均应该对抵押物是否能够实现抵押权进行充分调查及定期排查，盘锦农商行未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具有过错。法院认为，人合地产与银行签订的抵押合同存在单方欺诈及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应该认定为无效合同。

对于“除斥期间”问题，法院在判决书中提到，虽然盘锦农商银行抗辩原告的主张已经超过了除斥期间，但综合全案来看，基于原告的实体权利，仍然可以通过再审、执行异议等途径再进行主张，为了防止程序空转，浪费诉讼资源，故对盘锦农商银行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一审判决银行与开发商之间的抵押合同无效，并撤销了银行对抵押房产的优先受偿权。

一审判决后，盘锦农商银行上诉到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

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行使撤销权应当受到除斥期间约束，撤销权存续期届满，权利随之消灭。而一审判决未对是否超过除斥期间进行认定而直接作出判决，并不妥当。

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提到，一审法院认定开发商与银行之间的抵押合同无效，是因为开发商单方面欺诈了银行，并损害了李响等第三人利益。但反观开发商与李响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并未告知购房人房屋已经抵押，这是否也存在单方欺诈了购房者的行为，那么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判决未对这个问题予全面评价，有失公允，最终撤销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

2026年4月3日，盘锦市双台子区人民法院作出重审判决，认为李响提起诉讼时，已经过了6个月的除斥期间，最终驳回了李响的诉讼请求。

李响说，现在房产归属问题依旧“悬着”，被抵押的房子尚未被查封，修车生意暂时可以继续做。

盘锦人合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高管王瑞明承认，在处理贷款和销售房屋中，公司确存在过错，他们现在正在与主管部门积极沟通，希望能恢复吉祥小区三期的建设，这样可以尽快还清钱，减少各方的损失。

目前，李响已提起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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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温婧 实习生黄依璇

编辑/余美英

原创视频: 为AI技术发展筑起一道防线 摄像/胡莎 剪辑/黄安琪

不久前，某地警方接到报警电话。报警人称，其收到一段女儿被绑架的视频，对方向其索要钱财，疑似AI诈骗。

接警后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发现该视频清晰度较低，确有AI合成的可能。

在这个AI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黑产可以通过高清显示屏播放合成视频骗过人脸识别系统。一段用AI合成的地震或海啸视频，能够获得广大的同情心，收割巨大的传播量。一段画面并不清晰的勒索视频，无法让人确定被绑的女孩究竟是真人还是算法生成的假人。

在真伪存疑的情况下，警方向瑞莱智慧团队寻求技术支持，使用瑞莱智慧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检测平台DeepReal对视频进行了检测，DeepReal当即给出视频为真的结果。

最终，警方顺利解救出被绑架儿童，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大家对这件事的印象都很深。”瑞莱智慧CEO田天说，“这让我们直观地看到自己研发的产品，在关键时刻所发挥的具体价值。”

在AI技术被越来越广泛地用于诈骗、伪造、网络攻击的今天，这家脱胎于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的创业公司用8年时间，为AI技术的发展建起了一道有力的防线。

做“50年以后”的事

2012年，田天还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本科生。那时，人工智能热潮还远未到来，业内普遍预测，人工智能落地还需要50到60年。

但田天还是凭着兴趣选择了这个方向。第一堂人工智能课曾让他多少有些落差，“上之前想的都是科幻电影里的机器人、有自我意识的AI，真正上课时发现做的却是让AI下象棋、玩小游戏这些具体的小任务。”不过，再前沿的技术，也得从基础问题一步步做起。抱着这样的想法，他开始了自己的学习和研究。

本科毕业后，田天在清华计算机系直博，研究方向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当时绝大多数人都在做判别式技术，生成式技术还远非主流，但他所在实验室的共识是：要做就做引领行业的事。

博士期间，田天逐渐把目光投向AI安全领域。2018年博士毕业时，田天没有步入学术道路，而是决定走向实践。

“我们在清华做研究时，张钹院士就提出了第三代人工智能的概念，强调要发展更安全、可靠、可信、可扩展的人工智能。”田天回忆，“当时看到人工智能所存在的问题，尤其是不够安全可控，导致没法广泛应用到更多行业场景中，就决定将学术研究转化为实际应用。”

他在博士阶段发表的多篇论文都聚焦于模型的鲁棒性问题，这为他日后进入AI安全赛道埋下了伏笔。

2017年、2018年，行业对AI落地充满期待，但田天和团队判断，如果安全问题不解决，这些期待都实现不了。“我们一直在做这个领域，知道它的瓶颈和短板在哪里。”

安全是前面那个“1”

2018年，瑞莱智慧成立。初始团队五六个人，都是清华实验室的同学。公司依托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发起设立，由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名誉院长张钹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朱军教授共同担任首席科学家。

“安全是AI使用的前提条件。”田天说，“安全是‘1'，其他的才是后面的‘0'。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AI根本无法发挥作用。”

那时候AI公司都在拼算法、拼应用场景，安全被认为是很遥远的事。“我们去推广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不接受，会觉得我们做这件事有点早。”田天说。

除了外部的不理解，还有公司方向的问题。公司的愿景是做安全、可靠、可信、可扩展的第三代人工智能，但具体从哪个产品切入、哪个行业先落地，没人能给出现成的答案。“刚起步的时候，更多的是迷茫，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好在转折来得很快。

公司成立不久，田天通过校友渠道联系到了一家金融机构。这家金融机构当时的风控系统采用传统技术方案，在关键指标上有明显的提升空间。瑞莱智慧的团队和客户一起，从业务需求出发，一点点磨合，几乎是用"联合共创"的方式，做出了第一版面向金融场景的AI风控产品。通过算法升级，性能指标得到了显著提升。

田天说，第一年就有项目顺利交付，还拿到了收入，对初创团队而言是极大的信心提振。

八年过去，市场终于证实了他们当年判断的正确性。随着大模型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了人工智能安全的重要性，这一领域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从业者。回想那段"超前"的日子，田天说：“我们是看准了它长期的价值和重要性，坚持去做，最终还是得到了认可。”

公司CEO田天

给AI大模型装上护栏

田天和团队发现，AI系统在真实场景中面临的安全挑战，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

比如人脸识别系统，看似已经非常成熟，但在对抗样本攻击面前却十分脆弱。攻击者只需在图像上添加人眼几乎无法察觉的微小扰动，就能让系统将一张脸识别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

再比如深度伪造技术，生成一段以假乱真的视频所需的算力和数据门槛正在急速降低。几年前还需要高性能GPU集群才能完成的工作，如今一台普通电脑加开源工具就能搞定。“攻击的成本在下降，但防御的难度在上升，安全的问题只会越来越突出。”田天说。

与此同时，团队也注意到，市场上几乎没有专门做AI安全的公司。大部分AI企业都在追求算法精度和应用场景的拓展。田天说，正是基于对这一结构性缺口的判断，瑞莱智慧从一开始就将自己定位为一家AI安全公司。

事实证明这个定位是准确的。随着大模型时代的到来，AI的安全问题从“潜在风险”变成了“现实威胁”，而瑞莱智慧的产品体系，恰恰对应着其中三种重要的问题。

第一道防线是对抗AI的伪造。用AI合成图片、视频、声音的深度伪造技术正在被黑产用来诈骗、造谣。田天提到，人脸识别身份核验系统被大量应用于金融机构，初衷是帮助用户便捷办理业务，但黑产利用AI合成技术仿冒成受害者通过验证。“这种攻击手段已经给很多金融机构和个人造成了实际损失。”

瑞莱智慧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检测平台DeepReal，专门用于判断一段内容到底是真实的还是AI合成的。而在人脸识别场景，瑞莱智慧推出了人脸AI安全防火墙RealGuard，能在攻击发生时识别并拦截，“从而避免潜在损失的发生”。

第二道防线是修复AI自身的脆弱。大模型时代，幻觉、偏见、数据泄露、被注入恶意指令等问题开始浮现。瑞莱智慧采取了攻防两端的策略。一方面，团队研发了红队模型，主动对市面上的主流大模型进行对抗性测试。他们发现包括OpenAI的GPT-4o、Google的Gemini在内的头部模型，在自动攻击下都可以实现100%的攻击成功率。“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震撼，”田天说，“这说明行业内非常头部的企业和模型，也存在很大的安全缺陷。”

另一方面，瑞莱智慧提供安全加固方案——给大模型装上"护栏"，确保其在任务中输出可信、可控、符合规范的内容。2025年初，清华与瑞莱智慧联合团队推出RealSafe-R1系列大模型，在多个基准测试中有效增强了对各种越狱攻击的抵抗力。

第三道防线是预防实体世界的风险。2026年，随着智能体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兴起，AI正在从"回答问题"的对话框，进化为"执行任务"的行动者。风险也随之从虚拟世界延伸到物理世界。“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安全更直接，因为它是在物理世界里，如果没办法应对特殊情形，很有可能伤害人类，直接对人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田天说。瑞莱智慧也已布局这些前沿领域，“随着具身智能的发展，我们希望在前沿领域持续开展安全相关的研究和技术研发，适时推出新的AI安全产品。”

瑞莱智慧团队

八年服务数百家客户

田天团队不仅是AI安全的践行者，也是AI产业发展的见证者。

在瑞莱智慧的发展历程中，团队亲历了AI产业化的起起伏伏。公司刚成立时，AI技术仍以判别式模型为主，人脸识别、语音识别是主流应用，行业对AI落地充满信心。当时许多人预测自动驾驶系统一两年内就能大规模落地。但由于安全性、可控性和泛化性问题无法解决，重点行业的落地遇到了很大障碍，AI产业一度进入低潮期。

“很多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业务作了调整。”田天说。但2022年底之后，大模型技术被广泛看到，AI迎来了新一波快速发展。“同一套模型在许多不同的领域都能发挥作用，很多全新的应用场景被新技术开启。”瑞莱智慧也在这个过程中受益，快速推动产品迭代和市场拓展，站在了浪潮的前端。

从2018年到现在，瑞莱智慧已经走过了八年。公司围绕“为AI提供全方位安全基座”，推出了大模型安全评测平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检测平台DeepReal、人脸AI安全防火墙RealGuard等一系列产品。服务客户数百家，包括央国企、金融机构等。

团队多次在各类国际测评和竞赛中斩获冠军，并在ICML、NeurIPS、ICLR、CVPR等国际顶级会议上发表论文数百篇，参与了50余项国际、国家及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累计获得各项知识产权300余项，其中授权发明专利180余项。研究团队还参与承担了科技部、工信部等部委发起的多个国家级重大项目建设任务。

但挑战从未停止。“那些黑产攻击者的技术手段也在快速迭代，也在规避我们的检测技术，”田天说，“所以我们得不停地迭代，一两周就得有一个版本，不停的往前跑。”

田天今年35岁，团队平均年龄27、28岁。在他看来，这一代年轻人“更有追求，更愿意去做一些有长期价值的事情，而不愿意接受一份平庸的日常工作。”

八年过去，瑞莱智慧的产品切实应用在了政务、公安、金融、科研等很多重要的场景，但让田天真正觉得这件事值得做下去的原因，是希望“让我们的成果走出实验室，成为用户信任、使用人工智能的理由。”

对田天来说，这不是一个阶段性的任务，这正是他口中“有长期价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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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岁失独老人，和她余生的8份协议 一场MUET考试，至少10名替考者潜入考场

在麦田里出没的华北豹

记者/颜星悦 实习记者/林海欣

编辑/宋建华

王勋和女儿帮母亲清理手机里的信息 图/央视截屏

王勋走进母亲所住的养老院房间，此起彼伏的手机提示音不间断地响起。出于好奇，他拿起母亲的手机，打开微信，屏幕跳出一列刺眼的红点：1200个企业微信账号，1900多个群聊，773994条未读消息，让他瞬间感觉掉进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王勋让女儿帮忙拉黑、退群、删除私信。40分钟后，女儿崩溃了——退群的速度远比不上被拉进群的速度，“删一个群，反过来给你加三个。”

被手机海量信息困住的人，正是自己今年88岁的母亲，退休前是南开大学的行政老师，副教授级别，为人和善，一辈子讲原则、重体面，如今却被各种数字骗局包围着。仅2025年12月到今年5月，母亲微信账单里能追溯到的诈骗金额就超过19000元，而她本人直到现在都没觉得自己被骗。

“说白了，这些群和账号全是奔着她的养老金来的。”王勋说。

以下是王勋的讲述。

半年被骗19000元

今年大年初一，我带着妻子和孩子去养老院看母亲。聊天的过程中，她手机里的微信一直在响——“叮咚、叮咚……”，整个上午就没停过。

我就问：“妈，你手机怎么总在响，这么多信息的吗？”

母亲很骄傲地说：“这都是我的朋友！过年了，都在问候我呢。”

听到这话，我心里一下子犯了嘀咕。一个养老院独居的老太太，哪来这么多朋友？我一边说“让我看看行吗？”一边把她手机拿过来——她其实不太愿意让我们看她的手机。这一看，把我惊到了，满屏都是微信群的红点，什么“好物分享群”，什么“爱你的弟弟”…….一共1200多个企业微信账号，1900多个群聊，773994条未读消息。

我和妻子先删了一阵，累了，又叫20岁的女儿过来帮忙。女儿删了40多分钟，最后跟我说，根本删不完——“删一个群，反过来给你加三个。”

后来我知道了这背后的原因，还是客服告诉我的：企业微信群聊人数超过40人，邀请入群需用户确认，但不超过40人的小群，好友可直接拉人，无需同意，平台目前也没有统一拦截设置。也就是说，只要每个群控制在40人以内，骗子就可以不经过任何确认，把老人反复拉进新群。

这些群有很强的针对性，群内成员大多是老年用户，搭配一两个企业微信营销号。这些营销号其实根本不是人，而是AI，批量拉群、批量发消息，你靠人工删，怎么可能删得赢？

母亲对智能手机一知半解，她只会点开看视频、点转账，连群消息免打扰都不会设置。2026年发布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16.46%的银发用户基本不会使用手机、需他人全程协助，52.41%仅会打电话、微信、看视频等简单功能，真正能独立操作常用功能的仅占24.44%。母亲就是那大多数——拿着高配置的手机，用着最基本的功能。

这些群和账号，说白了全是奔着她的养老金来的。我翻了2025年12月到今年5月这半年的账单，母亲总共被骗了超过19000元。细细捋下来，套路主要分三种。

第一种是保健品附带情感诈骗。骗子一般组建40人以内的小群，不需要老人同意就可以直接拉入，在群内推荐各类保健品。母亲买完之后，群主便天天在群里夸她，“阿姨您真有眼光”“您是聪明人”，再放个赞赏码出来求打赏。这种大多是商家企业号，在微信平台有店铺押金，还能追溯。发现母亲被骗后，我找微信团队调了一年的账单，目前也只追回了6176元。

第二种是时事观点类视频号的情感诈骗。他们要么把社会新闻截一段下来，弄个“切片”，然后歪曲解读：“你看现在的子女不关心老人，造成老人出事”，要么输出迎合老人心理的“毒鸡汤”，如“子女就是想管你的钱”“老人要对自己好一点”。视频底下挂着赞赏码，默认金额设成128元、138元、168元。老人看着觉得说得对，一点赞赏，钱就转出去了。

第三种是纯情感诈骗。啥也不提供，就是博同情。骗子把自己包装成孤儿，发一些唱歌卖惨的视频，可怜巴巴地说：“我很可怜，但我要自强不息，姐姐阿姨我很爱你们，希望你们能帮帮我。”这里面还有很多AI合成的虚拟人。这些骗子专挑夜里和老人聊天诱导转账，母亲微信账单里就有好几笔这样的账单，都是私人账号，钱转出去就根本无法追回来。

母亲手机里的赞赏码和支付账单

手机成了唯一“窗口”

母亲为什么住进养老院？说到底，我们母子之间的矛盾，从十几年前就埋下了。

2004年，我爱人怀孕，我把母亲从天津接到深圳同住。本想着一家人互相照应，可真住到一个屋檐下，才发现处处拧巴。首先作息就对不上。她一辈子早睡早起，晚上10点准上床休息，我们年轻人下班到家就9点多，还要准备第二天的许多事。更深的一层是观念鸿沟——她年轻时形成的处世经验，放到今天已和现实脱节，我们聊什么都聊不到一块儿，说不了三句话就得呛起来。

真正埋下矛盾根子的，是保健品。母亲刚退休那会儿在天津就接触了这类产品。到了深圳，小区周边的保健品、理疗体验店更是遍地都是。我劝过她好多次，说这些产品夸大宣传，不值这个价。她每次都一句话顶回来：“我花的是自己的养老金，买我喜欢的东西，还用得着你管？”

我们拌了多少嘴。我不认同她的想法，但也不想跟她吵。毕竟母亲要强了一辈子。大多时候我就听着，不接话，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才送她去养老院，她不爱和人同住，我给她安排了单人间。

养老院实行封闭式管理，老人不能随便外出。要带她出去吃顿饭，都得提前给院方写请假条，签字确认往返时间。她每个月交完养老院费用，剩的3200多块钱，月月都花得精光，全砸在这些保健品上，有时候不够了还要找我要。

院里不少老人用的是只能打电话的按键老人机。我弟弟之前提议，干脆给母亲也换个老人机，从根上断了被骗钱的可能。机子买好了送过去，母亲说什么都不肯要。

我懂她的心思——一辈子好体面，到老了也不想落于人后。实话说，她在养老院里能说上话的人不多。母亲性子傲，总爱对大大小小的事评头论足，院里护工也都顺着她哄，说什么都应“您说得对”。要是连智能机都收了，天天就自己在小屋里待着，那跟坐牢也没太大区别了。我之前看过一个数据，银发人群月人均上网时长达到129小时（日均超4小时），且深夜0点仍有超过30%的银发用户活跃在线。

智能手机成了她跟外界连接的唯一窗口，是母亲排遣寂寞的“玩具”，也是她维持体面的道具。她的微信名还是保健品业务员给起的，夸她“走在时代前沿，跟别的老太太不一样”，她特别喜欢，一直用到现在。

算下来，母亲前后用了五部智能手机。前三部是我和妻子换下来的旧手机，第四部和第五部是全新的，和我同款——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512G，5000多块钱。可就是这个配置，她还是总说手机卡、不好用。一开始我还纳闷，直到翻看她微信才明白，光微信占的内存就快把存储塞满了，能不卡吗?

母亲被拉进各种营销群中

“是好人还是坏人”

之前央视来采访，我跟养老院说是给老人拍短片，怕动静太大。结果采访那天，母亲特别高兴，逢人就说中央电视台来采访她了，很得意。

后来5分多钟的成片发布了，我拿给她看。看完她沉默了一会儿，抬头问我：“这个视频里，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当时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我跟她说：“您是受害者，您被骗了。”她立刻就反驳：“我没有被骗，那些都是我的朋友。”

到今天她都不觉得自己被骗。我把账单一笔一笔摆给她看，她也不承认。

之前为了帮她把钱管好，我曾把她的身份证和银行卡收了。她还说要去法院告我，后来又跑到街道党群办去投诉我，还打电话给上海老家的亲戚们告状，说我不孝顺。长辈们轮番打电话来问，我也没法挨个解释，只能先低头认错。

说起来我也很自责。我们这代人很含蓄，长这么大，几乎没有跟母亲说过一句“妈妈我爱你”，觉得肉麻。可骗子不一样，人家天天把好听的挂在嘴边，“阿姨你真好”“我爱你”……变着法儿地夸。现实里没人跟她说这些，网上有人天天说，她可不就信了吗？

这也不是我母亲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境况。据我所知，养老院其他老人也是这样，老人退休工资按月发，手里有钱，感情空虚，很容易就被骗子盯上了。以前还是真人冒充业务员，现在都是AI了，批量收割，防不胜防。

现在我给母亲的微信开了未成年人模式，平均半个月到20天去看她一次，一方面是照顾她，另一方面也帮她清清手机内存，看看账单有没有异常，毕竟在手机上新的群还在不断拉她进去。

拉扯了20年，其实我也慢慢想开了。她都88岁的人了，道理讲不通就不讲了，能快快乐乐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只是有时候想起她问我的那个问题——“我是好人还是坏人”——心里还是难受。她活在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里，一辈子觉得自己是好人、做的是好事。她不知道，那个她信赖的、充满“朋友”和“关爱”的数字世界里，藏着那么多骗子。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王勋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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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赵婷婷

编辑/李泽伟

原创视频：瞄准“颠覆性技术”的年轻人摄像/刘畅 吕安琪 剪辑/黄安琪 配音/傅辰林

在朝阳区大望京商务中心，一群年轻科研创业者正围绕单分子蛋白质测序、脑机接口、脑部给药等前沿方向，把论文、专利和实验数据一点点推向真实产业。这里的创业故事没有那么轻快：有人为筛出一种可用传感器，反复试验上千次；有人从类似车库的简易空间起步，做出对标国际产品的植入式微电极；也有人手握国际顶刊的科研成果，却要重新学习如何把科学语言翻译成产品语言、资本语言和市场语言。

对这些瞄准“颠覆性技术”的青年团队来说，技术突破只是第一关。场地、资金、实验室、注册检验、供应链、融资、临床资源，每一道关都可能让项目停在产业化之前。

朝阳区通过“朝阳青创15条”和朝阳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简称“朝阳中心”），把免费工位、租金补贴、金融支持、实验室资源、产业链对接和投融资服务串成一条链，试图让那些还藏在实验室、论文和专利里的硬科技项目，真正找到落地生根的土壤。

让年轻科研团队“轻装上阵”

1998年出生的陈慕天，已经习惯了在科学语言和创业语言之间切换。

他是明秩科技联合创始人。这家公司源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成果转化，团队深耕单分子蛋白质测序领域。对普通人来说，这听起来像一个距离日常生活很远的科研名词；但在生命科学和精准医疗领域，它意味着一种更底层、更前沿的检测能力：如果能够准确识别单个蛋白质分子的组成和变化，未来就可能为疾病诊断、药物研发和生命机制研究打开新的空间。

这样的技术并不容易从实验室里长出来。

过去7年里，明秩科技团队反复筛选过上千种传感器。从传感器设计、膜系统开发、生化体系优化，到芯片与仪器的研发设计，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彼此匹配，才能让实验结果稳定复现。最困难的时候，团队研发的所有传感器都无法精准识别氨基酸，不少成员开始动摇。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一款全新传感器诞生之后。

当设备终于能够有效检出20种氨基酸时，整个实验室都欢呼了起来。陈慕天后来形容，那一刻的喜悦，“就像发射火箭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但对科研创业者来说，火箭进入轨道，并不意味着商业化已经抵达终点。

技术取得突破后，新的问题迅速出现：怎么定义产品？怎么控制成本？怎么保证工程质量？怎么建立供应链？怎么把专业科研成果讲给投资人、临床医生和潜在客户听？科研更关注原始创新，创业却要求团队同时面对产品、市场、资本和管理。

陈慕天坦言，科学家创业最大的挑战之一，恰恰是思维模式的切换。

就在团队为产业化路径发愁时，朝阳中心向他们抛出了橄榄枝。2025年5月，明秩科技正式在朝阳区成立总部公司。随后，朝阳区人才工作局等部门将“朝阳青创15条”相关政策送到企业面前。

“此前总担心场地、资金成为创业阻碍，没想到这里提供免费工位和各类补贴。”陈慕天说。

这句话，几乎说出了很多青年科技创业者最现实的压力。硬科技创业不是租间办公室就能开始，背后往往需要实验场地、研发设备、人才住房、融资支持和长期投入。对于一家刚从实验室走出来的企业来说，早期每一笔成本都可能影响项目能不能继续往前走。

朝阳区推出的“企步+企飞”梯度空间体系，正是试图先帮这些团队卸下第一重包袱。初创企业可以免费获得注册地址、共享工位和会议空间；进入成长期后，还能享受逐年递减的租金补贴。配套的住房保障政策，则帮助团队稳定核心研发人员。首贷贴息、融资奖励等金融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外部资本对企业的信心。

在技术突破和政策托举的双重作用下，明秩科技在2025年底达成千万级融资意向。如今，企业已经从实验室研发阶段进入工程样机阶段。陈慕天把这个状态称为“从0到0.8”。

这个说法很准确。它没有把科研成果转化包装成一夜成功的故事，也没有回避从样机到全面商业化之间仍然漫长的距离。对许多颠覆性技术项目来说，创业并不是从0到1的一次跳跃，而是从0到0.1、0.3、0.8的持续攀爬。

析芒医疗的经历，也印证了这一点。

这支源于北京大学集成电路学院的团队，早在20余年前就开始进行神经电极研发。脑机接口兴起后，他们意识到，自己手中的技术正是这一领域的核心器件。创业初期，团队只有五六个人，办公地点像一个简易“车库”。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研发出国内唯一对标美国犹他电极的植入式微电极产品，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和产品垄断。

但随着技术成熟，原有空间已经无法支撑实验室建设和产品迭代。团队需要更稳定的办公场地、实验室条件、生产资源和产业链支持。

“朝阳青创15条”出台后，析芒医疗入驻朝阳区。场地租金减免、实验室配套、人才保障等支持逐一落地，缓解了团队最迫切的发展压力。如今，析芒医疗已拥有十余项脑机接口相关核心技术专利，第一代芯片性能满足植入式脑机接口要求，第二代“高通道采集+电刺激芯片”也在研发中。

明秩科技和析芒医疗的故事共同指向同一个问题：青年硬科技创业者真正需要的，不只是一次资金扶持，也不只是一个办公地址，而是一套能够陪伴他们跨过早期不确定性的系统。

从实验室成果到工程样机，从技术样品到注册检验，从几个人的小团队到能够承接产业化任务的公司，每一步都需要空间、资金、人才、政策和产业资源的支持。

朝阳区不是简单地等待成熟企业落地，而是主动去高校、医院、实验室和科研团队深处寻找项目，把那些还藏在论文里、专利里、脑海里的前沿技术“挖”出来，再通过中心培育、政策承接、资本对接和产业资源加速，让年轻科学家有机会把全球前沿基础研究，真正转化为有竞争力的硬科技企业。

朝阳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

从“单打独斗”到“全链条陪伴”

朝阳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陈冰介绍，随着青年创业群体不断壮大，创业需求也日益多元。结合前期问卷调研、实地走访的数据，场地缺乏、融资困难、人才保障、上下游产业链对接不畅等，是科创企业初期普遍面临的痛点。立足企业真实诉求，朝阳区跳出单一扶持的传统思路，以朝阳中心为核心载体，从单个项目试点起步，逐步拓展孵化范围，实现科创孵化从“单打独斗”到“全链条陪伴”。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医疗器械项目部副部长张旭介绍，2025年4月份，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跟朝阳园管委会共建了朝阳中心。朝阳中心的核心任务就是挖掘、筛选、培育具备颠覆性潜力的科创项目。“运营一年多来，朝阳中心面向全国遴选颠覆性技术项目600余项，聚焦医疗器械和光电两个领域，2025年推出了100多个项目入库，从中选择了19家优质项目落地朝阳，包括天爔科技、析芒医疗、明秩科技等。”

科创孵化要打造的是全链条陪伴式成长体系。朝阳中心建立起从项目挖掘、论证、立项，到培育、执行，再到落地、转化、资源对接的全流程服务链条，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项目定制个性化培育方案。对于还处于实验室阶段的技术，依托国家颠覆性项目专项给予科研支持，协助团队完成机理研究、可行性验证；对于已具雏形的创业公司，主动对接上下游厂商、投资机构、临床资源，补齐发展短板；对于步入稳定发展期的企业，则助力拓展市场、对接应用场景。如今，一批早期试点项目已经发展成熟，有的从临时孵化场地迁入独立办公场所，有的持续拓展产品线、扩大团队规模，还有的依托区域资源打开市场，企业发展势头强劲。这套全域、全链条孵化模式，串联起政府、园区、企业、资本等多方主体，实现了资源互通、优势互补。

天爔科技的成长历程，正是“全链条陪伴”模式的生动写照。黄山云带领的天爔科技团队，手握天坛医院一项原创脑部给药技术，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国际顶刊《Cell》。该技术能够绕过人体血脑屏障，将药物高效递送到大脑损伤部位，对于脑卒中患者意义重大。据了解，我国每年新增脑卒中患者超300万，其黄金抢救时间在4.5小时以内，传统给药方式难以穿透血脑屏障，而这项新技术能够实现快速、安全地将脑保护药物递送至病灶区，延长抢救时间窗口，拥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

早在2022年，朝阳中心便开始持续跟踪 该 项目，依托国家颠覆性 项目 专项 对其 提供前期科研支持，协助团队厘清技术原理，完成临床可行性预 演 。在技术验证成熟后， 朝阳 中心又主动整合产业资源，一方面对接技术合作方、生产厂商，完善产品研发体系；另一方面积极链接各类投资机构，为企业搭建融资渠道。在 朝阳中心的 全程协助下，团队顺利完成公司组建 ，并于2026年1月正式迁入朝阳区。落地之后， 全链条陪伴 体系持续发力：办公场地、实验室租金减免等政策 兑现 ，投融资对接服务常态化开展 。目前，天爔科技的产品已经进入医疗器械注册检验阶段，待完成 临床试验后，即可正式注册上市。

驻朝空间提供一站式创新服务

“组合拳”打造科创协同新生态

如果说朝阳中心是培育科创项目的核心阵地，那么“朝阳青创15条”就是贯穿全域的政策主线。朝阳区聚焦青年科创发展全周期，打出政策与平台协同的“组合拳”，构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的青年科创服务体系 。

陈冰介绍，“朝阳青创15条”锚定的是35周岁以下、首次在朝阳创业且不超过3年的青年科技人才，政策设计直达企业痛点，覆盖办公、住房、融资、研发、服务等各大领域，每一项举措都精准务实。办公方面推行“企步+企飞”梯度支持模式，初创企业可免费使用注册地址、共享工位与会议空间；企业步入成长期后，可享受逐年递减的租金补贴，有效缓解场地压力。资金方面构建多元化金融扶持体系，推出首贷全额贴息、单笔融资利息补贴、天使轮融资奖励等举措，真金白银为企业“输血”。研发领域针对性提供扶持，企业租用实验室、使用算力资源，均可按照规定申领补贴，最高可达50万元，全力助力硬核技术攻关。在服务上，建立白名单机制，开通专项通道，园区管家全程护航。“就是要解决青年创业最现实的难题，让每一个有梦想的青年都能在朝阳放手一搏。”陈冰说。

除核心创业扶持政策外，朝阳区还围绕青年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系统性发力。引才方面，通过朝阳国际人才创业大会（ITEC）、“凤凰计划”等政策，以及朝阳中心、山河湾谷等平台，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引才，构建多元化引才格局；在培育上，通过活动、培训等载体为青年人才持续赋能；在留用与发展上，为“凤凰人才”及各类人才提供服务保障，解决干事创业后顾之忧，开放应用场景、对接市场资源，让企业获得发展支撑。各类政策、平台、活动、服务协同发力，如同浇灌幼苗一般，在人才成长各环节持续赋能，助力青年人才在朝阳落地生根、发展壮大。

政策的生命力在于落地。为了让创业者“看得懂、用得上”，朝阳区定时联动园区、街乡开展宣讲会，把园区变成服务管家。同时，政策还在不断迭代。“科技企业发展变化很快，我们的政策修订也要跟上。”陈冰透露，下一步将推动OPC（One-Person Company，一人公司）创业人才纳入政策扶持范围，配套专项支持举措。“时代需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相结合。这些创新从哪里来？从项目来，从人才来，只要项目足够好，朝阳区会打通区域的政策资源渠道，提供全方位支持保障。”陈冰说。

从“外来客”到“扎根者”

在朝阳中心，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创业者汇聚于此，互通资源、携手共进，从初来乍到的“外来客”，逐步转变为深度融入朝阳、共建共享的“扎根者”，实现了企业发展与区域产业升级的同频共振。

析芒医疗扎根朝阳后，除了获得办公场地等支持外，还借助朝阳中心搭建的产业链平台，对接GMP生产车间等产业资源，补齐生产环节短板。团队成员也积极参与各类行业交流、青年社群活动，与周边研发团队交流技术经验，形成了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为项目投钱这件事情，全国各地可能都在开展，但这种资源式的点对点链接，帮我们解决上下游产业链的复杂问题，是很难得的。”赵博轩说。

天爔科技、明秩科技的青年团队也在朝阳中心的帮助下，积极融入本地生态。对于这群正在创业的青年人而言，朝阳区早已不只是一个办公的地点，而是共同奋斗、共同成长的家园。创业者不再是孤身打拼的“外来者”，而是区域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大家互帮互助、资源共享，形成了团结融洽、积极向上的氛围。

如今，朝阳的青年科创生态已然成型。一支支青年科创团队在这里扎根，一项项前沿技术在这里落地，一个个创新梦想在这里开花结果。纵观朝阳的青年科创培育模式，其核心逻辑已经逐渐清晰：由朝阳中心负责项目选拔、前期培育、成果转化，朝阳区人才局等部门做好落地保障、资源加速，两类主体协同发力，构建起“挖掘—培育—落地—加速”的完整闭环。

“只要有尊重长期研发的政策、有专业高效的服务、有资本和产业生态的协同，青年科学家完全可以在这里把全球前沿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有国际竞争力的硬科技企业。”陈慕天说。

【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72岁失独老人，和她余生的8份协议

一场MUET考试，至少10名替考者潜入考场

在麦田里出没的华北豹

记者/朴云

编辑/郝鸣

7月11日，“此心安处是潍坊——山海潍坊·相约北大”城市推介活动在北京大学举行

2026年7月11日，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此心安处是潍坊——山海潍坊·相约北大”城市推介活动在这里举行。潍坊市委书记刘运，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董志勇等出席。与此同时，“才聚潍坊——直通名校”北京专场招聘会同步举行，面向2027届应届毕业生开放岗位。

这不是潍坊市第一次组织庞大的政府与商业代表团来北大“抢人”。2023年，潍坊市政府就向在京学子们发出“到潍坊创业圆梦”的邀请。抢人还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向学子和企业家们，全方位展示潍坊宜业、宜居、宜养、宜游的城市底色。

沂山高，潍水长，北京两小时到潍坊，就可以拥抱这座具有两千多年建城史、12个千年古县的城市。104家A级旅游景区、116座博物馆共同书写着山海相依的历史，百里海岸线与万亩盐田则勾勒着这座工农业巨轮上的现代版图。为了更好地融入首都“2小时生活圈”，潍坊还特意推出活动，2026年7月1日—12月31日持周五G891次列车车票当周可享潍坊37家景区优惠。周五下班走起，周日傍晚返京，两天足以让人们流连青砖黛瓦、状元故里，领略这座矗立于渤海之滨的城市的魅力。

十五五期间，潍坊冲击“GDP万亿俱乐部”

静水深流，炼就腾飞奇迹

7月11日下午，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北京潍坊企业商会会长、姿美堂集团创始人徐熙明敏锐地在潍坊卫健委推介官的演讲中，捕捉到了一个点——

“北大在人工智能的研究方面成果显著，但他们需要找落地场景，比如人工智能+医疗健康方向，这是大家公认的有大机会并且社会效益良好的方向，但在北京不一定有落地的场景，而潍坊的医院和卫健体系或许恰好可以匹配他们的成果去落地。”

这是一个在商海打拼近二十年的企业家老辣的判断与前瞻，他一下子兴奋起来，在他眼前，家乡那熟悉又陌生的产业图景PPT还在依次闪过：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潍坊冲击万亿城的关键一年，一季度，潍坊GDP完成1940.5亿元、增长6.4%，实现五年来最好开局。

当人们惊异于这座人口九百万、一手工业一手农业的城市，居然要冲击“GDP万亿俱乐部”时，这座城市早已经历了太久的静水深流。20世纪90年代，潍坊大力发展‌轻工、纺织、机械、化工、电子、建材六大支柱产业，为整个城市重工业的腾飞奠定了基础。2000年之后的二十年间，潍坊进行了两次全产业的升级，一次淘汰了落后产能，实现了制造业向自动化、智能化初步转型；之后的十年，又实现了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全链条数字化改造。

和一座城市的腾飞类似，个人的发展往往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爆发之前需要经历长时间的积淀与积累。2008年，徐熙明也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多学科交叉的专业背景冥冥之中给他指了一条路。彼时，以淘宝为代表的电商崛起，生物技术应用热火朝天，徐熙明敏锐地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交叉点，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开淘宝店，卖胶原蛋白产品。

“那时候也没得选，只能背水一战。”徐熙明说，六千块，这是他的全部身家，命运之手把他推向互联网+健康的产业领域。之后的十七年中，他完整地走完一轮互联网创业周期。家乡一山一水一学堂在他身上种下“潍坊精神”的因，此时结出了果，老师、家长一句句的教诲，内化成为他的人生动力和面对波折的定力，支持着他一路走下来。

如今，以徐熙明为代表的一批潍坊籍企业家，凭借着力争上游、踏实坚韧的潍坊精神，在全国各个领域深耕打拼，做出成绩；而在他们身后，家乡潍坊站在制造业打造的基底上，却并未满足于制造业，在迈入“十五五”之后，潍坊全力打造一张“宜居颐养·健康潍坊”新名片：全市创建国家级重点专科10个、居全省第一；卫生技术人才达到8.97万名；聚焦全龄服务，打造“三级统筹联动，医防康养融合”的潍坊模式；完成备案托育机构511家，完善养老托育配套，兼顾青年安家育儿、长辈康养照料的需求。

2021年7月，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在潍坊峡山正式投入运营，为潍坊的高精尖技术发展版图再下一城。五年间，这里建成了7大公共科研服务平台、44个独立课题组，集聚920名高端创新人才。研究院在全球首次构建了西瓜属、葡萄属超级泛基因组图谱和六倍体小麦完整基因组图谱，23项成果实现就地转化，累计产生经济效益近8亿元。

活跃在各地的潍商们也为家乡和高校充当着双边交流的桥梁。在京潍坊商会也不例外，作为会长，徐熙明的路径十分清晰，围绕着潍坊的产业规划，辅助家乡政府来对接北京的高端技术资源和人才资源。

这个过程也给在京的潍商们提供了机会。徐熙明坦言，如今传统赛道已然杀成红海，大家都面临着转型需求。“老家政府带着大家，去敲开高等学府的门，门开后我们就跟着进去，赋能新的产业。”

推介官对潍坊的城市优势进行介绍

要“宜业”，更要“宜居”

如今，一说到潍坊的农业，就不得不提孕育出1400亿元总产值的现代农业，它不仅储备着优质原粮，更培养出高附加值的产业长链；而一说到潍坊的工业，就不得不提全国41个工业大类，潍坊就有37个，制造业的31个门类则实现了全覆盖，动力装备、智能农机两大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这意味着造车不用出市，就能配齐一辆商用车。”在北大城市推介会现场，一位推介官如是说。

潍坊深切地知道，这一连串闪耀的成绩，是产业背后一个个具体的人托起来的。如何体现城市招揽英才的诚意？真金白银和政策就是最有力的保障。2025年，潍坊市级安排了2.1亿元用于人才生活补助和购房补贴，2026年仅一季度，寿光就为1727名青年人才发放生活补助705万余元。

人才引进来，更要留得住。北京大学博士后迟程，就是被潍坊的真金白银和真情实意“留下来”的一员。毕业时，迟程本可以留京，但她选择到潍坊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做研究员、蛋白质结构与功能课题组组长，“没有高房价，没有长距离通勤，但有山水有美食，有扎实的企业和务实的政府。”迟程说，这就是她留在潍坊的理由。

此心安处是吾乡。然而让人停下脚步的，不仅仅是“宜业”，更是“宜居”。

为了让每个来潍青年都能踏踏实实地选择一方自己的心仪住所，潍坊市打造了49处总建设面积574万平方米的省市级“好房子”项目，并出台《住宅品质提升实施意见》，优化《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确认办法》，同时，践行住建部“6633”好房子标准，推行全周期质量监管、“先验房后收房”制度，保证购房者权益。

此次北京大学推介会上，潍坊市住建局还发布了对北京老乡的专属购房优惠政策——通过官方一对一陪购，可获得真金白银的购房补贴和交通补贴。“沂山高，潍水长，北京两小时到潍坊。”由潍坊市委领导担任的城市推介官如此说道。这不仅仅是一句宣传口号，更是潍坊接入首都“两小时生活圈”的一种真实的生活图景。便捷的交通不仅拉近了两地的时空距离感，更让迟程的生活不再是遥望——早起肉火烧，午间朝天锅，晚餐鸡鸭和乐，寿光的蔬菜潍县的萝卜，从此成为京潍共享的盛筵。

除此之外，连续十年，潍坊将超80%财政支出投向民生。由125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186家养老机构、495家日间照料中心、573家农村幸福院、737家助老食堂所构建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为老人安居提供了便利条件；市级智慧养老服务中枢平台、充足的护理型床位和常态化的医疗机构上门服务，则为在事业上打拼的儿女们多添一双“眼睛”，守护着他们最牵挂的父母；遍布城乡1075处城市公园、1149处口袋公园，让“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日常。

择一城安一家，年轻人最看重什么？在推介会现场，有学生来到潍柴动力、歌尔股份以及潍坊的高校、医院、科研机构的招聘摊位前咨询，他们告诉记者，在挑选心仪的城市时，除了自身所学专业和求职单位的匹配度之外，他们最看重的，就是整个城市的产业发展前景、生活环境、以及人才引进政策。“毕竟真金白银给到年轻人，大家起步的压力就会小很多，也更有底气。”在现场，一位学生说。

大到住房、小到交通，潍坊市为“新潍坊人”的安居提供了保姆式的服务，筹建人才公寓1.1万余套，发放的3126张“潍坊惠才卡”为引进人才提供配偶就业、医疗保障等专属服务。为了让引进的人才能迅速、安心落户，潍坊市政府还推出了人才服务“一件事”改革，将落户安居、政策兑现等30项高频事项整合为“一窗受理、一次办结”。

部分潍坊用人单位在城市推介会现场设立招聘咨询台

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高精尖科技人才，更离不开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人才的响应。在潍坊市组织部人才办主任韩兆峰介绍看来，做人才引进工作，最大的难点就是匹配度。这一方面要求政府对企业的人才需求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另一方面，更是将“抓人才”作为一个常态化的活动。为此，潍坊市人社、工信、科技等多个部门联合起来，让服务企业的专员常态化去企业中走访，尽可能了解他们的真实需求。

“潍坊最大的优势就是产业基础雄厚，既有像潍柴、歌尔这样的龙头企业，也有一大批中等规模的企业和小企业。用人是非常多元的。”韩兆峰介绍，作为制造业大市，潍坊用人的需求最大的一块是高技能人才。为了迅速补充大量的高技能人才，潍坊市大力鼓励企业与高校搞“订单班”。

作为制造业大市，潍坊制定了多维的人才引进策略，除了顶尖人才、产业领军人才、青年人才等较为常规的人才引进型外，还专门为社会工作人才开辟了通道，从高科技到普通制造业，从技术到管理人才，方方面面都不掉队。

除此之外，潍坊市还特别制定了柔性引进人才政策，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地区设立“人才飞地”，并制定政策，入驻飞地人才项目享受市内同等待遇。

“我们现在对人才的引进理念，是‘不求所有，但求所用’。”韩兆峰解释道。“高精尖技术人才考虑的是，能不能每年保证一段时间来为企业解决卡脖子的技术难题，但是又不用离开他们的本职岗位和居住地。而很多中小企业，可能平时没有那么多高难度的技术支持需求，短期请合适的专家来解决问题，对于他们来说成本更低。”柔性引进政策，恰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

政策千般好，最终还要落实在每一次招聘会、推广会上。将时间拉长十年二十年，一个年轻人可以成长为成熟企业家，是一个城市可以实现产业升级与跨越。可将时间压缩为一个月，一天，一个瞬间，那是站在跨向社会的门槛前，一个年轻人的徘徊，如何选一城，安一家，择什么样的业，过什么样的人生。

这其中的考量，既交织着时代、城市产业与自身发展的选择——是这座城市动力装备、高端化工、新一代信息技术、食品工业、汽车制造5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所撑起来的平台与前景；也包含着三餐四季、日常生活的平淡幸福——是那口酥脆的炸鸡，轻盈保暖的羽绒服，澎湃带感的蓝牙耳机，以及俯瞰整个城市的“渤海之眼”。

“诚挚邀请大家到潍坊安放理想、耕耘事业、乐享生活，在双向奔赴、共建共享中拥抱机遇、书写精彩、逐梦美好未来。”在7月11日的这场推介会上，潍坊市委市政府领导发出了如是邀请。

或许还有另一个细节，可以为年轻人选择增加一块砝码。下午临近三点，推介会即将开始，会场之内几乎满员，而会场之外仍有背着书包、拎着袋子的年轻人张望——那是想要进来听一听的学生。

彼时，会场中预留的学生席位已经满了，现场一位潍坊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打开门，让学生们进来，将他们一一引至前排嘉宾席的位置，那些留给领导、媒体、企业代表的座位上。

“来做推介，不能把人拒之门外，也不能让每一个人错过机会。招聘会和推介会本来就是给学生开的。”现场一位工作人员说，“让想听的人都进来，一个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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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计巍

编辑/宋建华

2026年跑酷世界杯中，商春松获得女子自由式冠军 图｜受访者提供

没人会想到，曾经体操上无缘世界冠军的遗憾，多年后，她在跑酷中弥补回来了。从国家体操队退役后，2024年至今，商春松拿下了世界杯、世锦赛、世运会三项跑酷世界大赛的冠军，成为全球跑酷“大满贯”第一人。

这看上去像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的故事，但事实上，它更关乎于一个曾经的专业运动员如何在追逐“世界冠军”中迷失自我、又如何在另一项运动中重新寻找自我的过程。并且，现在，这个寻找仍在进行。

与体操极强的竞技性质不同，在跑酷中，冠军只是其中一部分，它是一种发源于街头的运动，更追求随性、自由、富有创造力的个人风格，有着极强的社群认同。这也让在体操训练中“拿范儿”近20年的商春松面临着新的挑战，甚至是争议。

在2026年跑酷世界杯赛后，有外国跑酷队教练给她的社交媒体发私信：很多人支持你，也有很多人说你只是在做体操，我很想知道，你是真的热爱跑酷吗？

商春松在户外练习跑酷 图｜受访者提供

半路杀出个世界冠军

商春松有个绰号叫“小土匪”，因为她曾经在国家队练体操时，做动作很冲、风风火火，像个悍匪一样。

多年后，当她闯入跑酷赛场时，这股匪气似乎又冒了出来。

参加2024年5月在法国蒙彼利埃举行的跑酷世界杯时，28岁的商春松刚刚练跑酷两年多。除了赛前在跑酷国家集训队的两个月外，她的大部分训练都来自于自己的业余“兴趣班”——在武汉一家跑酷俱乐部里花钱跟教练上一对一的课。

那时跑酷对她的意义很简单：终于找到了一种爱好，“就是想玩儿，觉得好帅啊，可以飞檐走壁”。这带给她从来没有过的自由和快乐。这之前，她觉得自己除了体操啥也不会，“你问我有什么兴趣爱好，我都不知道”。

不过一开始商春松并没想把跑酷变成自己在体操之后的第二个赛道，因为这项运动太小众了，也没听说过有什么世界大赛，况且她当时还是湖北体操队的队员——国家队退役一年多后于湖北队复出。直到2022年10月，刚开始玩跑酷半年多的商春松看到了在日本东京举办的第一届跑酷世锦赛时，闪现了个念头：“我要去比这个。”

2023年12月，她去参加了第一届跑酷全锦赛，获得了女子自由式单项冠军以及参加世界大赛的资格。三个月后，她决定全身心投入跑酷，从湖北体操队辞职，加入跑酷国家集训队。

2024年5月的跑酷世界杯，是商春松第一次参加跑酷世界大赛。作为一个新人，她没想过能拿什么成绩。但预赛比完后，她发现自己排名第三。

“我就想要去拿冠军。”商春松说。

她告诉教练，决赛要去做难度分较高的“360旋”（即团身后空翻两周同时转体360度下杠）。这个动作虽然在体操中经常用到，但她从没在跑酷的硬地上练过，而相比体操场上的单杠，跑酷的杆也没有弹性，这些都让这个动作的完成充满不确定性。

“就算我失败了，也不会怎么样，就是垫底。如果拼成功，我就是冠军了。”商春松说。决赛中，“360旋”虽不完美，但她“登陆”成功了，并拿到2024年跑酷世界杯女子自由式冠军，这是中国跑酷队的首枚世界杯金牌。

2025年跑酷世界杯中，商春松获得女子自由式冠军

这枚金牌也让许多国内跑酷圈里的人第一次知道商春松的存在。“她练的年头短，当时对她不太清楚，练了两年直接拿了冠军。”孙洁说。他现在是中国跑酷国家队教练以及商春松的师父，但在当时，孙洁并没有太关注这个世界冠军。

“虽然她的比赛成绩好，但说实话跑酷圈当时不太承认她这个水平，她做的动作都是体操打下的基础，但跑酷中的跑、跳、站杆这些基本功都比较差，落地后慢悠悠地走过去，然后上道具去做一个难度动作，没有跑酷的那种流畅感，这失去了跑酷的意义。”

跑酷这项运动源于法国，2000年初盛行于英国，是“Parkour”一词的音译。它通常把整个城市当作一个大训练场，任何围墙、屋顶都可以是跑酷爱好者攀爬、穿越的对象，是一种不借助任何工具和外力，通过各种自由的动作穿越障碍物或到达指定目的地的极限运动。

2017年，国际体操联合会（FIG）将跑酷列为正式项目，并将其比赛形式分为竞速赛和自由式。在商春松参加的自由式跑酷比赛中，评分由难度分和完成分构成，通常前者是她主要的拿分点。

那时，从国内最早一批跑酷玩家转型为教练、裁判、俱乐部创始人及运动推广者的孙洁，正在专注于自己的训练和跑酷俱乐部的教学，对跑酷世界杯这个赛事不是很感兴趣。他认为世界杯的规则有些偏向于跟体操比赛一样的“看难度”，这会促使选手们更愿意去练那些“传统”的难度分高的动作，而缺少创新和自由发挥。

而跑酷这项运动最吸引孙洁的地方是：当你面对一个道具，你可以选择用自己的方法来完成它，没有标准答案。但如果把这种方式放在世界杯比赛里，选手的得分很可能会很低。

三个月后，商春松参加了在国内举办的2024天门山云纵天梯跑酷大赛，获得技巧赛第九名。她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比如，要加强跑酷的基础技巧和连贯性。在这场比赛中，孙洁是裁判长，商春松也终于有机会接触到自己心中的“大神”。几天后，在一场郑重的仪式中，她拜孙洁为师，“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要下跪敬茶”。

这之后，商春松一边跟随师父孙洁练习跑酷基本功，一边继续挑战难度高的“大动作”。2024年11月日本北九州世锦赛中，她获得了女子自由式冠军。赛后第三天，她在朋友圈里提到：“明年一定要出720旋！体操没练出来的动作，要在跑酷中突破出来。”

“悠杆720旋”在跑酷中也被称作“Full Full”，即下杆时，转体两周同时完成空翻两周。这个动作在此前的跑酷比赛中，只有男子选手成功做出。“我就想要去挑战它，其他的难度都做了，要做更高的难度。”商春松说。

即便孙洁希望她能把更多时间放在跑酷的基础训练上，比如说一些原始技巧和步伐，去感受跑酷中更多的可能。但练成一个“大动作”的吸引力对她而言仍非常强烈，她想要以这种方式继续解锁对自我的突破。

2025年8月，商春松获得在成都举办的世界运动会跑酷项目自由式冠军。至此，她拿下了包括世界杯、世锦赛、世运会在内的三项跑酷世界大赛的“大满贯”。

但在赛场之外，跑酷又是另外一番样子。

当和国内跑酷圈里的人聚在一起玩的时候，她有段时间觉得很难融入，甚至有点尴尬，“虽然拿冠军，但我只会难度动作，（基础动作）这不会那不会，就只能在边上坐着，没法一起玩，大家一般很少去玩难度动作。”对于许多跑酷玩家而言，跑酷中的个人风格很多时候比成绩、名次更重要，它往往是一个选手能被记住的真正原因。

但在那个时期，成绩或是冠军对商春松而言有着不太一样的意义。她曾在2024跑酷世锦赛赛后说：这个世界冠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己在体操中的遗憾。

2006年，商春松（后排左一）参加湖南省第十届运动会体操比赛合影

“上墙”

商春松在体操中的遗憾是没能登上那个“世界冠军榜”。

每个中国国家体操队运动员在训练时都能看到这个荣誉榜——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体操馆一面红色墙的正中间，三行人物照片整齐排列，照片中的人是中国体操队建队以来的世界大赛冠军，其中包括世锦赛冠军、奥运会冠军，以及特定时期的世界杯冠军。目前，中国体操世界冠军榜上的人数为85人。

和几乎所有国家体操队运动员一样，“上墙”“登榜”也曾经是商春松在体操场上的终极向往，因为这意味着可以“被记住”。

1996年，商春松出生于湖南张家界大山里一个名叫“石堰坪”的土家族村子。小时候的她活泼好动，喜欢爬树，还跟着爸爸学会了侧手翻。城里来的亲戚看到她展现的身体条件，建议她出去练体操。

“那个时候，我父母在家种地，并不知道什么叫体操，什么叫奥运会，对搞运动没有概念。”商春松的哥哥商磊说道，“但在我们那种环境下，只要有机会离开大山，就觉得抓住改变命运的救命稻草了。”

商磊更能体会这座大山意味着什么。他大商春松六岁，一岁时高烧治疗不当导致眼睛逐渐失明，上学之路阻碍重重。由于当地没有特教学校，他从没学过盲文，只能靠听收音机来了解外面的世界。在他的记忆中，村里只要有人考上大学，就会办一场喜酒庆祝。而没考上大学的人，要么十几岁就出去打工赚钱，要么一辈子待在村里。

2003年，商春松在亲戚的介绍下来到湘西永顺县的体操学校上学。妈妈在陪读照顾她的同时也照顾其他练体操的孩子，可以有一点收入。为了凑学费，爸爸后来也外出到工地打工。

2006年，10岁的商春松升入湖南省体操队。4年后，她正式进入国家队。家人曾经期待她“走出大山，过更好的生活”的愿望似乎正在慢慢实现。但对商春松而言，把体操练下来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是想挣钱给哥哥治眼睛和让父母过得好一点。“拿了冠军，拿了好成绩，就会有奖金。”商春松说，“一进队你有工资时，就知道这些事了。”

在2012年第五届亚洲体操锦标赛中，商春松获得女子自由体操、女子平衡木、女子团体金牌。她的母亲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次亚锦赛让女儿收获了信心。2013年第十二届全运中，商春松迎来了大爆发，摘得体操项目中女子全能、高低杠、自由操三金。此后，她开始担任中国女子体操队队长。

但她总是与“世界冠军”差一点距离。2014年和2015年体操世锦赛，商春松都只收获了女子团体亚军。她在采访中曾说，自己很希望能拿到一个女子全能的世界冠军，因为还没有人拿过。2016年里约奥运会，商春松作为队长进入出战名单。

在那一届奥运会里，中国女子体操队的劲敌是美国队和俄罗斯队，尤其是以“全能女王”西蒙·拜尔斯领衔的美国队是赛前公认的夺冠最大热门。“当时那一届（对手）都很强，我们只能去争第二。”商春松说。最终，她收获了女子团体铜牌和个人全能第四名。

2016年8月9日，商春松在里约奥运会在自由操项目比赛中 图｜新华社

在个人全能决赛中，商春松以总分0.116分的差距掉出奖牌榜。商磊记得，北京时间凌晨三四点，他和同事们在电视机前收听这场比赛。那时他已经从老家来到长沙从事盲人按摩。他听到主持人说妹妹哭了，主持人也哭了。他知道对于商春松的年龄而言，这可能是最后一届奥运会。那一年商春松20岁。

“虽然是第四，但这在我心里已经是很厉害了，能从大山里走出来，登上奥运会这个舞台已经很好了。”商磊说。他心疼妹妹，希望她退役后能放松一点。

里约回来后，商春松在国内赛场的战绩也不理想。“有点接受不了，自己以前一直都是在高点，一跌下来就受不了。”商春松说。尤其是当她看到自己进入之后世锦赛的替补名单时，“脑子一发热，就不想练了。”2017年，21岁的商春松从国家队退役。

她在家里“躺”了几个月。自从进入体操队后，她几乎从没有过这样的休息——吃了睡，睡了吃，打游戏，体重从31公斤长到45公斤，不敢照镜子。

退役之后就去读书，这是很多运动员的选择，商春松也不例外。不过由于材料准备的问题，她要2019年才能去读大学，中间空出了一年多。她躺不住了，开始在网上找家附近的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蹦床馆做安全员，在她看来，这工作专业对口，并且还谈了个不错的薪水——每月六千。

虽然这份工作让商春松觉得“原来接触社会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可怕”，但相比十几年的体操生涯，它太轻松了，一天过得不够饱满，强度太低，就像耗在那儿。

她被一种“往下走”的感觉拉扯着，“你是冠军又怎么样呢？（从队里）出来后，除了体操啥也不会。”

商春松的好友同时也是曾在国家队的队友林瑾瑜记得，从国家队退役后，商春松一度变得自卑。“她内心一直觉得只有我是世界冠军，才会被大家认识，现在我退役了，又不是世界冠军，就会被忘记，以前的成绩也没什么用了。”林瑾瑜说。

林瑾瑜小商春松三岁，比她晚一批进入国家体操队。因为伤病和身体条件有限的原因，她17岁时就选择了退役。和商春松一样，那时父母也不同意她的决定，觉得是青春叛逆。但林瑾瑜很清楚自己当时内心的困境：“我知道我已经没办法拿到自己理想的成绩了，这件事情我不想做了，我坚持了十几年，要努力，要拿冠军，但这个梦想破灭了。”

她们共同经历着高光时刻的远去，和“掉下来”后的迷茫。林瑾瑜选择去读书，从本科读到研究生，又进入大学当老师，现在还在想着要不要再去突破一下考个博。她逐渐意识到，她和商春松离开体操后真正的难题其实是——我怎么去超越之前的自己？怎样再找到自己的目标？

2019年1月，23岁的商春松选择于湖北省体操队复出，成为其中年龄最大的女队员。这背后有不甘——2018年世锦赛，她看到原来国家队的师妹“登榜”成功，觉得自己当年或许也应该再坚持一下。

复出后的商春松知道自己没有机会再去参加世界大赛，但体操和她的关系开始变得不一样。

那时，商春松最敬佩的偶像是乌兹别克斯坦女子体操运动员丘索维金娜——世界上唯一一名连续8次参加奥运会的体操运动员。为了给患白血病的儿子治病，丘索维金娜曾在27岁的“高龄”复出。去年，50岁的她还拿下了世界杯跳马冠军。

“到了后期她已经不是为了儿子，而是真正意义上喜欢体操，一直在不断地超越自己，突破自己，打破人类的极限。”商春松也想打破体操的年龄的限制，“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鼓励老队员继续练，她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竞技状态和心理也更成熟。”

2019年5月，全锦赛女子自由操决赛现场，复出5个月后的商春松凭借全场最高难度——“难度5.4”的成套动作，获得冠军。看台上有人朝她大声喊：“不老松！”她笑着转过身对着看台比了个爱心，电视里的主持人说：“现在看到商春松开朗很多，快乐很多了，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她的一面。”再次站上领奖台，她依然会为自己感到骄傲，但这已经无关战胜了谁，而是“我依然能站在赛场上”。

2026跑酷世界杯赛后，商春松被抛向空中 图｜受访者提供

自由一点

今年6月初，在厦门一家跑酷俱乐部，商春松正在和师父孙洁进行恢复性训练。一个月前，她刚刚夺得了2026年法国蒙彼利埃跑酷世界杯女子自由式的冠军，这是她第二次拿到这个比赛的冠军——以远超其他选手的难度。

在预赛中，她做出了心心念念的“悠杆720旋”，成为第一位在世界比赛中做出这一难度动作的女选手。这个动作是她练跑酷以来唯一跟自己较劲的动作，“会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地练，想展示给全世界的人。”

商春松特别喜欢跑酷世界杯赛场的氛围。比赛在户外进行，观众们围坐在赛道旁斜坡的草地上，毫不吝惜自己的欢呼、尖叫和掌声，从赛台上下来，她会直接收获来自台下观众友好的“撞拳”。赛后庆祝时，商春松被教练、队友，还有国外的队员一起抛向空中，那一刻她心里只有纯粹的开心。

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和看法在发生。在跑酷俱乐部训练间隙，商春松跟孙洁说起最近社交媒体上有关自己的质疑和“骂声”。

“有人说我练体操的就不能再参加跑酷比赛。”商春松说。

质疑声之一是一封来自国外跑酷队教练的私信。他说：首先恭喜你在蒙彼利埃获得第一名，我看到了很多人说你只是在做体操，也有很多人在支持你，但我还是想知道你对此的看法，以及，对你来说，跑酷是否是一种真正的热爱？

“打破质疑的方式就是多练。”孙洁指着旁边的跳箱说，试图让训练继续，“别僵在那儿”“重心降低点儿”……

“其实她现在还没有被这个圈子认可。”孙洁说，“你是冠军，但是你到这儿连墙都上不去。”他给商春松最多的建议就是“多练”，但练的不是她喜欢的那些杠上高难度的“大招儿”，而是跑酷的基本功——那些可能技术难度分不高，但真正代表跑酷的动作。

对于商春松而言，此前两年跑酷基本功的训练非常“漫长”，因为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别人都是打了基础后再练难度动作，但是她的过程是倒过来的。

从一个靠技术难度拿高分的选手到她心目中那个可以飞檐走壁的自由跑酷者，这中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要跨越。在某种程度上，这似乎比获得世界冠军更难。她需要覆盖掉体操近二十年来塑造的肌肉记忆，把习惯性绷着的脚和手放松下来，需要从那种特别“正”的体操范儿里解脱出来，也需要强大的基本功来撑起在跑酷中的自由和随性。

事实上，在世界各地的跑酷选手中，有不少人都曾是体操运动员，还有人有Tricking（极限特技）、武术、街舞、蹦床等运动项目的背景。但在跑酷中，“体操”很多时候会带有一些贬义，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它意味着动作上的死板，而跑酷追求的是快速移动中的流畅和律动。

孙洁曾经也是一名体操运动员，从5岁一直练到23岁，并在退役后，做了8年的体操教练。他喜欢体操这项运动，但不喜欢它培养运动员的模式。2007年，他被跑酷这项更自由的街头运动吸引，成为国内第一批开始玩跑酷的人。

2010年，30岁的孙洁从北京体操队辞职，专心于跑酷。在当时，这很大程度上被视作一种“不务正业”。但对于孙洁而言，跑酷带他走出了曾经封闭的环境，交到了很多的朋友，也让他变得更加活跃。2013年和2014年，他曾连续两年获得红牛跑酷大赛冠军。

那时，孙洁和朋友们训练的参照大多来自国外跑酷爱好者的视频。曾经的体操基础可以帮他更快地学会跑酷动作，但他也需要花费很多精力来“转范儿”，“那个时候天天针对性地研究怎么能让自己看上去不是练体操的”。

“这需要通过（训练）时间的累积和冲击，慢慢虚化体操的动作。”孙洁说。但他并不希望把专业队的训练方式放到跑酷中。在他看来，跑酷运动员更需要的是自己的思考、自主的训练，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觉醒”。

“我喜欢的跑酷选手，他们的一些动作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不是靠教。”商春松说，“跑酷没有标准，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和风格去做连接，但我目前还做不到。”

商春松（后左一）在厦门跑酷俱乐部跟着师父孙洁（前左一）和孩子们一起训练 图｜计巍

现在，当孙洁在厦门的跑酷俱乐部里给八九岁的孩子上课时，商春松也会跟着一起练。“你会发现我跟孩子一起练时，也会挨（师父）骂。”商春松笑着说，她坦言自己在一些地方可能还没有这些从小练跑酷的孩子练得好。

在跟着四五个男孩排队练习一个钻杆动作时，商春松有些犹豫，“之前做这个动作时鼻子磕在杆上了，有点心理阴影。”但看着孩子们都过去了，她也想，试了两次后，随着一下重重的落地声，成功了。

“这个好！”孙洁喊道。

“吓死我了！”商春松边说边走回这套动作的起点，继续下一次。

钻杆是商春松在跑酷自由式比赛中很少用到的动作，常用在竞速比赛中。如果按跑酷的比赛类别来分，商春松认为自己并不擅长竞速，它考验的是速度和节奏感，而且跳箱的高度也给一米四七身高的她带来很大挑战。

但现在，跑酷对她而言，不仅仅只关于比赛成绩。

在7月2日举办的2026全国跑酷锦标赛中，商春松不仅参加了自己擅长的女子自由式项目，还报名了女子竞速。在赛前练习中，她就发朋友圈“自嘲”：“真的跑不动。”而预赛刚开始，翻第一个梯形台时，她差点意外摔下台，卡着边进入决赛。

商春松之所以要参加竞速项目，是因为“相比技巧，竞速对于女生来说的话，更好入门一些。国内女生练跑酷的比较少，希望能带动更多女生进入到跑酷这个项目中来。”与此同时，跑酷比赛也是一个全国跑酷爱好者们的聚会。“跑酷和体操完全不一样，大家一起玩一起交流，他们会把自己擅长的东西跟我说。”商春松说。

商春松也希望能在这些过程中探索自己的跑酷风格。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相比体操的规范性，跑酷所追求的自由、个性，以及创造力，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自我探索。

很多时候，跑酷中所呈现的随心所欲只是一个结果。“它是你通过训练到达一定程度后，起跳在空中的那种自由。”孙洁说，“当你的动作掌控到很娴熟，想往哪跳就往哪跳，不用担心受伤，不用担心动作好不好看时，你才能有自由的感觉。”

在这次全锦赛中，商春松获得了女子自由式和全能冠军。在几乎可以预料到的“冠军”之外，孙洁看到的是她在整体跑酷水平上的变化，“有点进步了，训练还是有效果的。”

很多时候，孙洁和商春松以及跑酷俱乐部的成员们会到海边沙滩、公园等户外去练习，这也是跑酷的原本出现的场所。与“有保护”的跑酷馆不同的是，户外几乎都是硬地，做动作的感觉会不一样，“就算你平时敢做的动作，在外面也会害怕，要克服自己的心理。”商春松说。

孙洁也会鼓励商春松去多参加一些商业比赛，尤其是那些在规则上没那么看重难度，更注重选手风格、创造线路能力的比赛。在他看来，商春松或许在曾经的一些大赛中踩到了规则红利，可以在难度上断崖式领先，但未来国际比赛的打分的趋势很可能会越来越看重线路的跑动、动作的串联、个人风格等观赏性强的方面。

“要不然跑酷就失去真正的魅力了。”孙洁说。

作为一个30岁的职业运动员，商春松现在自己做自己的经纪人。日常的收入来源，除了一些比赛奖金外，她还会接一些商业活动，但数量并不多，因为跑酷在国内还是相对小众的“非奥运会”项目。

她期待有一天跑酷能像街舞、滑板等项目一样进入奥运会，但在此之前她更希望能成为自己真正想成为的那个人：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有去尝试的勇气，因为“你人生的版图是自己一块一块去拼上去的，并不是被大家定义好的”。

在收到了国外教练那封私信后，商春松给他回复了自己的答案：

我很清楚大家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也完全能够理解。体操它教会我的是对身体的掌控力和胆量，以及日复一日的坚持，而跑酷是我从发自内心的喜欢的一个新的项目，我只是想带着我体操这么多年的积累去奔赴自己一个新的热爱的东西而已。

在我的眼里，所有的竞技运动都是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曾经的项目的标签，而是为了动作反复打磨，不怕摔倒，不断的突破自己的执着，只要真心热爱这项运动，愿意为之付出努力，就有站在赛场上挑战自己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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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田里出没的华北豹

一个社会学博士在县级养老院当“护理员”

把放弃治疗的决定权，交给一个外人

记者/王婧懿

编辑/林艳 张彬

肉派派生成的手绘漫画

当市面上大多数机器人公司将产品研发聚焦于“有用性”——进工厂、当保姆、做智能助手……有一家叫萌友智能的科技公司却反其道而行：做出了一只只会卖萌、需要被照顾，但同时拥有长期记忆，基于宠物视角和人类交流的AI宠物机器人ropet，中文名字叫肉派派。

这只叫“肉派派”的桌面小兽，上市不到一年，已卖出近两万台。它的鼻头装有摄像头、额头位置设有麦克风，能感知抚摸与重力，还会以宠物的视角和人类对话，写日记、拍连环画，甚至“做梦”。

创始人何嘉斌说：“把可爱演好，塑造好一个弱机器人的生态位比智能更重要。”

公桌上的“轻硅基宠物”

走进北京萌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萌友智能），这家公司的工位区域不大，四处都是年轻的面孔，惹人注目的是，几乎每张办公桌上都摆着一只毛茸茸的大眼机器人。

这是一家专门研发AI机器宠物的科技公司，办公桌上的萌物叫“肉派派”，是他们的核心产品。

自2025年9月开始批量交付至今，肉派派已售出近两万台，用户遍布全球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萌友智能的联合创始人兼CEO何嘉斌，拥有十几年智能硬件创新的从业经历。2014年从北京服装学院毕业后，他先后就职于微软亚洲研究院、百度、字节等公司。

2022年4月，萌友智能成立。目前团队四十多人，背景同样“硬核”：大部分人来自互联网大厂，交互设计师和动画设计师出自中央美术学院动画系。团队里甚至还有心理学专家坐镇。萌友智能联合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周玉黍，博士毕业于斯坦福大学，长期从事人机交互与心理学领域研究。

这是一支典型的交叉学科团队，成员此前均在业内多家从零到一的知名创业公司担任过核心岗位。

“总之，大家都是做‘陪伴型机器宠物’这一行，最需要的那种人。”何嘉斌说。

这样一群人，把产品做给谁？

“我们定义它的主要使用场景是在家庭的桌面，或是办公桌上。”何嘉斌介绍。事实上，如今百分之六七十的用户正是家庭用户与职场女性。在家中可以和小朋友玩耍，在办公桌放这样一个可爱的小生命。它带来静默的陪伴，也能闹出些小动静。

但产品推向市场后，团队意外地发现，许多男性用户和老年用户（产品多由子女买来赠送）的粘性同样很高。还有家庭主妇群体，在日本市场，这一用户群体的需求尤其突出：她们白天独自在家，想要饲养宠物，但公寓空间狭小，没法饲养活体小动物，肉派派便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此外，低龄儿童和青少年也是主要用户群体。

何嘉斌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全程用手托着自己的那只肉派派。这个外形酷似《数码宝贝》中小兽的机器人，被他取名为“黑脸猫”。他说：“取名字的那一瞬间，一种羁绊就诞生了。”

在何嘉斌看来，取名这件事意义特殊。所有IP故事里，角色与人的联结，都是从命名开始。因此，肉派派在被激活之前，只是一款名为ropet的“轻硅基宠物”；当用户拆开包装、通过手机完成配网后，第一件事就是为它取名。这是用户与肉派派建立专属羁绊的第一步。

此外，在产品的外观、眼神、音色等多个维度，团队也打磨了大量细节。比如，肉派派的毛绒外皮和面部外壳均可更换，毛绒配件还能搭配小帽子、小围裙、发卡等饰物。

软件方面，用户可以更换类似“美瞳”效果的瞳孔样式，眼影、眼皮配色与睫毛款式也已纳入团队研发规划。发声层面，肉派派现阶段既能模拟可爱的“人类语言”，也可以切换成猫狗叫声，豚鼠、小羊等各类小动物的声线。

由此一来，每位用户养出来的肉派派，不但性情贴近主人，外形装扮也成为个人审美的具象投射。

萌友智能的联合创始人兼CEO何嘉斌

0%有用性VS100%情绪价值

为什么选择做AI宠物机器人？

何嘉斌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先聊起了OpenAI。

“ChatGPT问世时我们就在思考，两三年之后，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或将到来。”何嘉斌表示，决策与推理是通用人工智能的核心能力。

但仅有强大的智能大脑远远不够。在他看来，上一代人机交互依托手机、电脑完成，而未来必将诞生全新的硬件交互终端。“当AI大脑真正成熟，人机交互方式也会随之迭代。通用人工智能落地后，就如同影视中的贾维斯、哆啦A梦一般。这也让实体机器人赛道，迎来了绝佳的发展机遇。”

何嘉斌创业初期，行业内通行一条成熟路线——研发仿人形机器人。入户充当家政帮手、进厂替代产业工人，本质是复刻人类体态与能力、实现人力替代。但何嘉斌看得清楚，这条赛道落地难度极大。

第一大难点是数据采集。如今不少人形机器人都卡在同一环节：需要依托真实物理场景交互数据训练VLA端侧模型，实景实地数据采集难度高，行业多数依靠仿真数据补齐缺口。“怎么采数据？这是瓶颈。为智能模型投喂各类学习素材，本身就有成本。”何嘉斌说。

其次是用户接受度。机身坚硬的机器人入户，侵入感极强。“如果电池突发故障停机，机器人倾倒磕碰到孩子怎么办？”

何嘉斌避开这条赛道，选择以差异化路线切入机器人行业。

“我们想做的机器人，没有工具属性，只提供情绪价值。”他说这话时语气平缓，态度笃定。在他看来，这正是这支交叉学科背景团队的优势所在。

至于最终敲定宠物外形的缘由？何嘉斌介绍，全球家养猫狗总量近十亿只。猫狗能在万千物种中脱颖而出，成为家庭一份子，机器宠物同样可以成为全新的“宠物品类”。“它不是工具，而是‘我的毛孩子’，是需要悉心照料的陪伴对象，能和用户缔结精神羁绊。”

而产品研发阶段的功能取舍，在何嘉斌眼中是全流程最难的环节。

团队反复研讨：走50%工具属性+50%陪伴属性路线，还是0%工具属性、100%主打陪伴？

“我们最终选了后者。零的有用，一百的情绪价值。”何嘉斌说。在团队看来，萌友并不是一个帮用户完成任务的工具，而是一个需要被照顾、能够陪伴用户成长的机器人。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将产品重心放在关系建立上：凡是对建立情感连接没有帮助的功能，一律不做；凡是能够增强陪伴感、促进关系形成的体验，则持续深挖和迭代。“它不应该比用户更智能、更聪明。它需要用户照顾，需要用户不断去教它，它才慢慢成长。”何嘉斌解释，出厂时，每只肉派派在所有维度的坐标轴上数据都是零。用户与它的每一次互动，都可能影响它的性格走向。

那么，肉派派要如何感知世界？

何嘉斌介绍，肉派派融合视觉、听觉、触觉、重力感应四类传感模块，既复刻真实宠物的感官逻辑，也实现交互数据采集。

具体来说，肉派派的视觉依托鼻头内置的一颗摄像头。设备不用于拍摄留存画面，仅用来“视物”。肉派派观测周遭环境，自主判断注意力落点。

听觉由额头麦克风实现。它可以收录环境各类声响：周遭噪音嘈杂时，肉派派会表现烦躁；遇上悦耳乐曲，便跟着律动晃动。

触摸是第三重感知维度。使用者如撸猫般轻抚机身，肉派派依靠舵机运转、发声与面部神态反馈舒适的状态。最后是重力感应，它可以分辨自己是被轻柔抱起、用力摇晃，还是被颠倒把玩。

肉派派的性格由互动方式决定

肉派派的技术底层

触摸与重力感应让肉派派有了身体上的“回应”，但它的“心智”还远未成熟。目前，作为AI宠物机器人，肉派派的认知水平接近于一个有AI大脑的小宠物。未来，研发团队计划将它的语言能力提升至相当于学龄前的小朋友的水准，能够用具有宠物主体性的表达和人类交流。

“把可爱演好，塑造好一个弱机器人的生态位，比样样全能、什么都能聊更重要。”何嘉斌说。

秉持这一理念，肉派派的所有行为设计，那些看似充满“智能”的反应——哼唧、凝望、起舞，落脚点都围绕一件事：搭建情感联结，营造鲜活的生命质感。但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

何嘉斌介绍，团队为肉派派自研核心模块“AI海马体”。顾名思义，该模块对标人脑海马体，承担记忆存储与情绪管理功能。

肉派派长期陪伴在书桌旁，会慢慢了解主人的情绪起伏、日常作息乃至社交往来，逐步生成专属AI海马体。模块存储海量用户行为数据，肉派派会筛选生活里的暖心瞬间，悉数存入数据库。

依托存储内容，AI将碎片化记忆加工为“记忆衍生品”，推送至用户手机端。

比如，它站在宠物视角撰写日记，用数百字梳理主人当日日常；抓取生活片段生成手绘漫画，制作治愈手账，附带专属内心感悟。

后续团队还规划上线“做梦”功能：入夜后，肉派派进入休眠，依托日间见闻生成抽象艺术风格短片。日记、手账、梦境短片，全部归属于记忆衍生品。

何嘉斌坦言，上述内容恰好是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优势领域。团队将AIGC玩法和机器宠物形态融合，以此凸显硅基宠物相较于活体碳基宠物的核心优势：专属记忆可具象化、长久留存。

“记忆是我们公司最重要的资产。”何嘉斌表示。对用户而言，记忆本质就是个人数据，团队持续加码投入数据存储与安全建设。所有记忆既可储存在机身本地存储芯片，联网后也能同步至云端记忆库；倘若机器本体损毁，凭借云端备份，新机可完整复刻原有饲养数据，用户积累的记忆不会丢失。

谈及数据安全，何嘉斌说明：原始数据上传全程加密，第三方无法截获传输过程中的数据；数据需经服务器核验、密钥二次解密后，才可交由AI加工生成记忆，全流程必须取得用户授权。在授权划定范围内，企业严守保密约定，绝不挪用用户数据用于协议外的模型训练。

原创视频：AI机器宠物 摄像 / 刘畅 剪辑 /翟雷涛

“撑过去就是第一”

产品设计的巧思，造就了肉派派如今的用户体验。在创业初期，萌友智能曾经历过一段最艰难的阶段：产品落地路径尚未敲定，高额技术投入消耗大量资金，活下去是当时企业唯一目标。

彼时资本市场行情遇冷、投资意愿低迷。产品量产意味着巨额成本投入，上一轮融资资金濒临耗尽，新项目融资需要无缝接续。但整个赛道尚未形成行业共识，看好这条细分赛道的投资人屈指可数。何嘉斌坦言，融资好比相亲，讲求机缘；行业下行周期里，机缘更是稀缺资源。

融资进度受阻，公司现金流持续收紧，一度出现账面资金难以足额发放薪资的窘境。

那是公司最困顿的时期。

“我反而觉得是个机会。如果撑过去了，我们就是第一。”何嘉斌后来谈起当初的坚持。即便身处资金链紧绷、前路未知的至暗困境，他依旧保持清醒的行业判断。这份笃定并非毫无依据：十余年智能硬件从业经历，让他深谙行业周期规律——行业门槛越高，能够坚守下来的企业稀缺性越强，市场壁垒也就越高、越难以被取代。因此身陷困境时，他没有选择退缩。

转机如期而至，北京AI产业基金2000万元投资款顺利到账。“这笔资金帮我们扛过了最难熬的阶段。”何嘉斌说。后续多家券商机构陆续跟进投资，公司累计融资金额近千万美元，目前融资已推进至A2轮。

除资本助力外，企业同样受益于本地政策红利。北京高校资源富集、各类产业峰会密集举办。扎根中关村的萌友智能被纳入各类产业资源体系，对接渠道合作方、上游供应链及同业企业，多方协同逐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依托地域优势，企业可走进清华、北航、中央美术学院开展校招分享，吸纳优质应届生充实人才储备。“能在北京创办科创企业，完善的人才资源是得天独厚的优势。”

回望发展历程，何嘉斌表示，AI陪伴机器人赛道仍处在发展早期，尚未获得行业与大众普遍认可，属于小众非共识赛道。在他看来，行业现阶段需要攻克留存、销量两大核心门槛。

产品交付用户后能否避免闲置吃灰，是衡量产品实力的关键指标。何嘉斌介绍，不少同类产品仅能收获科技爱好者短期买单，用户留存数据普遍偏弱。所以第一道难关在于突破圈层，留住非科技人群、非尝鲜用户的普通消费群体，让用户从一时好奇转变为长期使用。第二道难关是规模化销量。企业能否实现销量稳定增长，快速打通品牌与全渠道，短期内冲刺百万台销量，这些都是现实而紧迫的问题。

说到这里，何嘉斌停顿了片刻，然后笑着说，“在AI陪伴这条赛道上，似乎还没有一家公司已经跑出了这样的结果。大家还都在路上，我们只能算是跑得相对比较快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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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岁失独老人，和她余生的8份协议

一场MUET考试，至少10名替考者潜入考场

在麦田里出没的华北豹

记者/ 朴云

编辑/ 郝鸣

当十九岁的贾子博和团队第一次在新疆阿合奇看到“叼羊”活动，就被“震”住了。雪地里，两队骑手骑着马，在广阔的场地上围绕一张羊皮不断争夺。马匹冲撞，扬起漫天尘雪。场面看似混乱，每个人却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冲、什么时候该让。那是长期默契才能形成的秩序。几个月后，这一幕被搬进了AI短片《玛纳斯》的开头。

正在读研二的kuam则坐在宿舍里，用AI做了一个定格动画。他把故事放在了一个特别的世界里。这是一个人人头上顶着工作的世界，收银员顶着收银机，还有人顶着公文包、计算机……即将进入成人世界的男孩蒂姆，面临着选择。一个关于工作、成长与身份的寓言，也随之展开。

他们关注的对象不同，影像风格迥异，却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现实世界：民族文化如何被重新讲述，人如何面对社会和身份的变化，又如何与社会建立联系。

过去一年，人们不断讨论AI会给影像创作带来什么。它降低了技术门槛，甚至重新定义了制作流程，越来越多年轻人拥有把脑海中的画面变成作品的新机遇，他们开始思考：究竟想借助AI表达什么？又该如何表达？

去寻找故事

当贾子博的视线被雪地里的“叼羊”深深吸引时，他意识到，这不仅是一场比赛。

一次次的观察，在贾子博眼里，“叼羊”几乎浓缩了当地柯尔克孜人的生活方式。人与马、人与鹰、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在这片雪地上被清晰地展现出来。

但故事并不是从这里开始。真正让贾子博走进新疆，是更早以前埋下的一颗种子。

初中时，一本关于西藏文化的小说《藏地密码》，让他第一次对少数民族文化产生兴趣。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后，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伙伴聊天时再次聊起新疆，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等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不断进入他的视野。一次次讨论中，贾子博和另外4位同校伙伴组成的创作团队最终把目光放到了一个民族和历史有关的话题上——柯尔克孜族人与鹰。

他们没有急着创作，而是先去理解。在相关研究者的帮助下，团队联系上当地文旅部门、柯尔克孜族非遗传承机构，收集了不少一手材料。刘湘晨导演的纪实影片《驯鹰人》给了他们特别重要的启发。“在这部片子的影响下，我们决定去柯尔克孜族的聚居地进行实地考察。”贾子博说。

2024年底到2025年，团队几次前往新疆做田野调查。和牧民同吃同住，记录放牧、房屋结构、生活器物，也记录那些不会写进论文里的细节。阿合奇被称为"中国猎鹰之乡"，牧民和鹰的关系与团队想象中不太一样——不是征服与被征服，而是长期游牧生活中一起生活、一起成长的共生。

他们注意到一个细节：牧民保养皮肤，不用护肤品，直接把宰杀牛羊后的牛羊油抹在手上。这个画面没有出现在成片中，但他讲起来的时候，语气里还是有一种真实的错愕感——那不是对一个"远方"的浪漫想象，而是他真的在那里待过、消化过之后留下的印象。

团队意识到，《玛纳斯》真正想讲述的，并不仅仅是"叼羊"和猎鹰，而是一种人与自然共生的精神，和其中深厚的民族文化传承。

几个月后，少年、鹰、草原、神话和风雪，共同组成了AI短片《玛纳斯》。古朴的壁画风格里，英雄艾尔肯幻化成鹰的神话从爷爷口中娓娓道来。少年与鹰的故事也在这里开始。

AI会生成，人则会判断

真正开始制作《玛纳斯》后，团队很快发现，一些柯尔克孜族元素并不在现有的AI素材库中。

如果直接依赖现有素材库生成视频，AI很容易把不同民族的服饰、建筑和纹样混杂在一起。

驯鹰人手上那只厚重的皮质手套，是柯尔克孜族鹰猎文化最具辨识度的器物之一，训练成熟的猎鹰，会稳稳停在手套上。像毡房结构、器物纹样等民族元素，对于生成模型来说，很多细节也还是空白。

团队应用了三维点云扫描技术手段。将手套等器物扫描成3D资产，制作三视图后“喂”给AI进行理解。片中爷爷身着的白色毛毡长袍，初期AI生成版本总会出现版型、花纹错误，团队持续投喂实地扫描、拍摄的服饰素材，直到画面中的服饰完全贴合当地牧民的穿着。“可灵的理解能力完全足够，”贾子博说。

贾子博介绍，制作时，人与动物、自然环境交互的远景与特写切换镜头也被可灵AI处理到极致，如风雪落在鹰羽、狼毛上的细微抖动、高原阳光打在皮革与人脸上的油脂光影。而流体、毛发、皮革这类传统特效难以处理的材质，也被可灵AI能够精准还原现实物理逻辑，光影过渡自然细腻。

真正的创作，也从这里开始发生变化。

过去，创作需要先考虑预算、设备、演员和拍摄条件，很多想法还没开始，就已经停在了现实成本面前。现在，AI接管了执行工作，他们终于能够把更多精力放回故事本身。《玛纳斯》中图生视频镜头由可灵AI完成。可灵3.0的主体参考与Omini全能参考功能，帮助他们将实拍素材与AI生成做了深度融合。

真正让团队感到惊喜的，是可灵AI对专业影像语言的理解能力。为了模拟真实拍摄，团队会直接使用“低机位动态拍摄”“长焦跟拍”等摄影术语描述镜头运动。鹰掠过水面时，水花自然散开；风吹动羽毛，又带起周围细小的绒毛；人物奔跑时，镜头会随着身体轻微起伏，这些过去需要复杂后期才能完成的细节，均以极高精度完成。而可灵3.0的原生4K直出功能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贾子博看来，这不仅是技术上的精细，更是一种态度。"既然选择了柯尔克孜族文化，我们就要尽可能准确地呈现它。"

不过，AI并没有替他们完成全部创作。AI负责执行，创作者负责判断和表达。什么时候应该真实，什么时候应该克制，哪些画面可以生成，哪些文化细节必须回到现实寻找，最终做决定的仍然是创作者。这也是团队对AI创作方式的理解。

每个人都在回答不同的问题

如果说，贾子博及其团队向历史和千年的民族文化回望，去广阔的边疆寻找故事，那么另一位年轻创作者kuam，则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身边。

设想一下，如果你敲开朋友的门，发现朋友已经变成了收银机的样子，你会有什么反应？

看过《最适合蒂姆的工作》的人，大多会先被它的视觉设定吸引。在这个黏土定格动画世界里，工作的成年人没有真实的身体。收银员头上顶着收银机，记者顶着摄像机，还有公文包、计算器、印章……站在他们中间的主人公，一个黄色短发的小男孩则像一个尚未完成的人，站在通往成年世界的门口。

最终选择的定格动画风格，是一次刻意的“反流畅”。大部分AI生成视频过于丝滑，缺少手工感。“可灵加定格动画贴纸之后，变得像手作定格那种一卡一卡的质感，”kuam说，“不会像以前看的AI那么流畅。”

kuam一直保持对身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当身边有朋友进入职场后，说话变得更客气，也越来越熟悉人情世故，没有以前那么真实了。他不禁问：一个人，在成为成年人之前，会经历怎样的选择？

在片中，当大人们都告诉男孩，世界正在如此运转，它要求人们日复一日地重复工作。当他试图停下来喘口气，等待他的却是改造。

于是，影片里那个站在成年人世界门口的男孩，最终变成了一只白色的鸟，飞出了那个由工作定义一切的世界。在kuam看来，这只鸟并不意味着逃离，而是意味着，在真正成为成年人之前，每个人都还有重新选择自己要成为怎样的人的机会。

kuam在中国传媒大学读研二，随着自己开始实习，走进真实的职场，他对"工作"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更复杂的感受。"我是比较喜欢干活的一个人，不觉得工作会磨灭我。"他认为，那些关于异化的焦虑，某种程度上是被周围的气氛、被社会对成功的单一想象所放大的。如果今天重新创作，他未必还会让主人公飞走。那个男孩或许会像所有成年人一样，拥有属于自己的那颗“头”，完成工作、承担责任。只是到了下班以后，再重新变回原来的自己。

他用一个反叛的寓言进入现实，又带着对现实更复杂的理解走了出来。用AI构建了一个奇幻的世界设定，实则是为了让现实中被人们习以为常的异化变得醒目——从"逃离"到"共存"，这条心路历程本身就是一段关于成长的叙事。

《最适合蒂姆的工作》完成后，kuam又开始尝试新的风格和主题。《最简单的便携登山手册》则显得轻松得多。它最初甚至没有一个完整的主题。kuam报名参加可灵AI 4K影像创作大赛，于是一个问题冒出来，怎样才能把模型的清晰度和细节表现出来？

树林、阳光、布料纹理、水面的反光、登顶后的辽阔视野，都适合成为画面的主角。可灵4K模型的清晰度恰好让这些细节有了存在的理由。于是，一个关于机器人按照登山手册寻找同伴的故事慢慢出现。真正改变作品方向的，是一次偶然生成的画面，背景里出现了一片废墟，还原出了那种粗糙感。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这会让故事变得有探索性，大家就会开始猜，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后来，机器人从骷髅身上取下衣服，把腿骨当作拐杖，跌跌撞撞完成手册上的每一项任务，最后终于遇见同类，完成最后一项任务——“与朋友合影”。很多观众记住的，并不是机器人最终登顶，而是它终于找到了同行的人。

一位网友留言说：“（机器人）有了朋友，在存储器里也能回忆一辈子。”也有人会指出生成画面的瑕疵。对他来说，这些反馈并不是挑错，而是作品继续生长的一部分。

比工具更重要的是表达

如果没有AI，这些作品还能完成吗？两位年轻创作者都给出了相似的答案。“能。”只是会更慢，也更昂贵。

对于学生团队来说，一部关于柯尔克孜族文化的影片，需要大量实景拍摄、动物调度、后期制作。贾子博说得很直接：“叼羊场景中马的奔跑嘶鸣、骑手交锋的剧烈动态——放在以前用实拍，狼的训练和拍摄都存在很大的难度、成本和风险。”

一部定格动画风格的幽默短片，则意味着漫长的模型制作和三维渲染。“没有AI，登山手册不太可能出现。它相当于一个科幻片，拿手搓的话，跟你做一个钢铁侠的难度差不多。成本非常高，相当于一个短片的小漫威电影。”kuam说。

很多故事，并不是没有人想讲，而是在真正开始之前，就已经被时间、人力和成本拦住了。现在，贾子博可以让狼按照剧本"表演"，kuam可以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验证一个末世机器人喜剧的可行性。

但他们都认为，AI无法替代的是创作者的共情和判断。kuam说得直接："AI可以完成越来越多执行性的工作，却无法替代创作者对现实的观察，也无法替代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共情。"

有人看过《最适合蒂姆的工作》后在评论区写道："在AI创作的时代，创作者所呈现的作为人的一部分，变得更加珍贵。"对kuam来说，这是他能收到的最高评价。

在今年7月举办的可灵AI NEXTGEN颁奖盛典上，《玛纳斯》和《最适合蒂姆的工作》分别摘得"巅峰原力奖"和"破界先锋奖"，《最简单的便携登山手册》拿下4K大赛银奖。但对他们二人来说，最珍贵的反馈也许来自另一个地方。

团队把《玛纳斯》放给了田野调查时一起生活的牧民看，也放给了当地文旅部门和学校里的一些少数民族学生。看完了，"他们很感动。因为他们确实没有想到，自己民族的特色内容，能以这样具有艺术性的影像方式展现在大众面前。"对于过去关于柯尔克孜族的影像记录相当有限的现状来说，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被看见"。

而对kuam来说，最满足的时刻是打开弹幕，看到满屏的"哈哈哈"。"喜剧很难，所以看到有人真的觉得好笑，作为创作者是很高兴的。

不止于他们

《玛纳斯》和《最适合蒂姆的工作》《登山便携手册》的故事，只是在首尔颁奖的三十二部获奖作品中的两三个切面。

站在首尔电影中心领奖台上的，有拍三峡移民记忆《一百七十五米深的春天》的团队，有关注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尊严的《归途》，有以夏尔巴人边缘处境隐喻造星体系的《完美偶像》，也有用哥特画风叩问教育的《风筝》……上万件投稿作品构成了一幅显影图：当技术不再是瓶颈，年轻人最想拍的，不是炫技，而是他们在意的事。

这种改变，也让越来越多年轻创作者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舞台，让自己对身边的观察，对社会的关切，对历史和文化的回望，在AI这个载体上表达和生长出来。

正如可灵AI全球运营负责人曾雨珅在颁奖典礼上所说：“技术不应该是冰冷和无个性的，而应该作为将创意转化为现实的桥梁。我们的目标是打破传统电影制作的技术壁垒，让每一个大胆、富有想象力的想法都有机会成为专业水准的视觉作品。”

可灵AI也在持续推进青年创作者培养与影视级AI创作能力建设。“NextGen高校原力计划”面向全球高校创作者，通过创作赛事、线下交流、资源扶持等方式，为年轻人提供持续创作的平台。“可灵AI创作者计划3.0”则进一步打通从创作工具、作品传播到商业成长的路径，希望让更多有表达欲望的创作者，把创意转化为作品，也让作品拥有被看见的机会。这对贾子博、kuam以及更多青年创作者来说，这是他们从"能拍"走向"拍好"的系统性支撑。

对19岁的贾子博来说，这部短片只是开始。他已经在规划一部60到90分钟的长片。从《玛纳斯》出发，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中华民族传统典籍。“接下来可能会关注《天工开物》或《本草纲目》这样的典籍，探讨它们在当代社会中的定位。”

kuam则已经瞄向下一个题材了——周末。每到周末，公园挤满了人，商场挤满了人。"周末本来应该是放松的，但它现在并不放松。"一个小小的观察，像他之前从朋友身上看到"人变了"一样，还没想好做成什么样，但他知道那是值得做的东西。

他们都还在各自寻找的路上。一个是向历史的深处走，带着一套AI和三维扫描的工具箱，去捡拾那些快要散落的文化碎片；一个是把镜头转向日常，从身边人的微表情和别扭感里，提取出让人笑出声又沉默几秒的寓言。

方向不同，但起点和终点一样：无论技术如何变化，真正打动人的，依然是那些来自现实的故事和创作者自己的思考与表达。这或许也是AI时代最珍贵的地方——它没有替代创作者的表达，而是让更多原本难以实现的表达，成为可能。

【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72岁失独老人，和她余生的8份协议

一场MUET考试，至少10名替考者潜入考场

在麦田里出没的华北豹

记者/温婧 实习生黄依璇

编辑/余美英

唐蒙想做的，是如何将副反应的应对往前推一步

同样是心慌胸闷，在肿瘤免疫治疗患者身上，可能是急性心梗，也可能是免疫药物诱发的心肌炎。

前者需要尽快开通血管，后者则要及时用激素压制异常激活的免疫系统。症状相似，救治方向却完全不同。一旦判断失误，患者可能就会错过最关键的救治窗口。

在肿瘤医院综合科工作时，临床医学博士唐蒙见过太多这样的惊险时刻。免疫治疗正在给越来越多肿瘤患者带来生机，但随之而来的副反应，也可能以皮疹、乏力、胸痛、低血压，甚至脏器衰竭等方式突然出现。过去，医生更多是在副反应发生后被动应对。

唐蒙想做的，是把这件事往前推一步：能不能在患者用药前，就通过一管血液样本、一组基因信息和AI模型，提前筛出高危人群？

2025年，她离开临床一线，在海淀北纬社区孵化器创办玄薇医疗。这个平均年龄二十六七岁的年轻团队，正试图用多中心临床数据、HLA基因位点和人工智能算法，重构肿瘤免疫治疗副反应的预警逻辑。

《新青年·创业场》“硬核”篇记录的，正是这样一类青年创业者：他们不是追逐最热闹的概念，而是从病房、急诊和一份份生物样本里，啃下一块真正难啃的硬骨头。

急诊科里的反复救治

2022年冬天的一个清晨，肿瘤医院综合科医生唐蒙接到急诊同事的电话。

一名老年患者刚刚完成六个周期免疫治疗，回家后突然浑身乏力，连起身都做不到。被送到急诊时，患者躺在转运床上，面色惨白，血压已经接近临界值。抽血结果显示，血钠严重偏低。急诊医生对症补液后，患者症状好转，很快顺利出院。

事情看起来暂时过去了。

但不到两天，同一个病人又被送回了急诊。还是乏力，还是低血压，还是类似的急症表现。医生再次对症处理，病人再次好转出院。可这样的过程又重复了两三轮。

反复就诊、对症好转、出院复发。科室医护意识到，问题不可能只是一次普通的治疗并发症。

真正的难点在于，当时本院无法完成全套内分泌系统相关激素筛查，医生只能建议患者转诊外院进一步检查。最终结果显示，患者的反复急症，并不是肿瘤突然进展，也不是单纯的电解质紊乱，而是免疫药物诱发了肾上腺轴相关副反应，导致激素分泌不足。只要补充外源激素，急症便不会反复发作。

这件事让唐蒙很难忘。

在她看来，最让人遗憾的不是疾病本身复杂，而是患者原本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如果医生能在治疗前就知道这名患者存在相关高危风险，后续监测和处置方式或许会完全不同。

类似的情况，在肿瘤免疫治疗患者中并不少见。

唐蒙之前所在的综合科，长期收治各类抗肿瘤药物不良反应患者。她见过轻症患者出现皮疹、乏力，也见过重症患者突发脏器损伤，甚至在短时间内陷入危急状态。她粗略估算，接受免疫治疗的患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会出现轻重不等的副反应。

更棘手的是，有些副反应的外在表现，和其他急症高度相似。

比如，同样是突发心慌胸闷，一部分患者可能是急性心梗，另一部分则可能是免疫药物诱发的心肌炎。前者的救治重点，是尽快通过支架等方式疏通血管；后者则需要及时使用激素，压制紊乱的免疫系统。两个疾病看起来相似，治疗逻辑却完全不同。

如果判断错了，后果可能非常严重。

过去，临床上缺少足够成熟的前置筛查手段。为了避免漏诊，有些医生会在患者每一轮治疗后都筛查全套脏器指标，但这意味着高额检查费用，也加重了患者负担。更多时候，医生只能在患者出现不适后再介入处理。

与此同时，患者的病历、检查和用药记录常常分散在不同医院和不同系统里。医生很难在短时间内拼出完整病史，更难提前判断某个患者未来会不会出现高危副反应。

在一次次急诊抢救、转诊会诊和反复追问病史中，唐蒙逐渐形成了一个念头：能不能借助技术，把副反应的预判从“事后补救”前移到“用药前筛查”？

她最初想要解决的，不是一个宏大的AI命题，而是一个极其具体的临床问题：在患者第一次用药前，医生能不能提前知道，谁更容易出险，谁需要重点盯防，谁可以少做不必要的检查？

这个问题，后来成为玄薇医疗的创业起点。

从那以后，唐蒙开始把临床上的一个个遗憾，拆解成可以被数据记录、被医生复核、被算法学习的样本：胸闷到底是心梗还是心肌炎，皮疹究竟来自化疗还是免疫损伤，低血压背后是否隐藏着内分泌系统副反应。每一个标签都不能错，因为一个错误标签，就可能让模型学偏。

这也是玄薇医疗最早啃下的硬骨头：不是先讲一个漂亮的AI故事，而是回到病房和急诊，把一例例真实患者的风险，变成可以提前识别的信号。

2025年玄薇医疗在海淀北纬社区创办

离开公立医院的决心

1994年出生的唐蒙，走的是临床医学八年制本硕博连读路线，2019年博士毕业时，全套赴日博士后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原本既定的人生轨迹是出国深耕学术。一次偶然来北京出差，彻底改变了她的选择。经由当时的博士生导师引荐，她结识了国内肿瘤营养和代谢领域的顶尖学者，对方表示手里的研究课题和她的研究方向高度契合，主动邀请唐蒙来做博士后课题。

“前后只用一个月就敲定留下，一边在首都医科大学入站做博士后，一边在军事医学研究院联合培养。”唐蒙笑着说起当年的抉择。

博士后阶段两段截然不同的科研经历，悄悄为她日后AI医疗创业铺好了路。第一项课题，是依托导师珍藏的数万张细胞显微影像，用深度学习完成细胞分类。单张图片里的细胞，大量细胞相互嵌套、层层包裹，四五层细胞堆叠的形态比比皆是，全靠研究生肉眼分辨标注，不仅耗时数月，人工误差也难以规避。“那会儿没有成熟的AI工具，全实验室耗在图片分类上，我就牵头对接计算机、数学专业的科研伙伴，先统一所有玻片的染色标准，再通过算法实现细胞自动分拣。”在一次次调试模型的过程中，唐蒙摸清了人工智能落地医学场景的底层逻辑，也结识了日后创业的核心技术骨干，如今公司七八名核心算法人员，大多是当年项目合作伙伴。

第二段重要积累是参与跨度五年的全国多中心肿瘤营养队列研究。该项目从2015年启动，等到唐蒙加入时，已经攒下横跨数十家医院的五年随访数据。“肿瘤领域非常看重五年生存期数据，这类大型队列，必须联动多地医院才能避免样本偏倚。”实地跟进数据采集时，她亲眼见识传统科研的低效模式：没有数字化工具辅助，工作人员只能奔赴各地医院摘抄纸质病历、手动录入表格，人力成本居高不下。这段经历让她认定，想要落地能解决临床问题的产品，规模化多中心数据是必不可少的基础。

2022年博士后出站，唐蒙正式入职医科院肿瘤医院综合科，她的工作就是收新病患、开立医嘱、安排检查、跟进出院手续……也正因如此，她得以常年直面各类药物不良反应的患者。

在日复一日的接诊里，唐蒙留意到副反应和个体基因存在关联，在肿瘤医院综合科主任丛明华教授的鼓励和支持下，她联合科室急重症支持小组，启动研究者发起的研究，收集200名患者的研究样本与治疗信息，开展小样本试验，最终锁定HLA基因上的高危位点。

“大家做动物实验时，更关心药物能不能缩小肿瘤，很少关注个体用药后的副作用差异。可临床上却要面临现实问题：有人完成两年免疫治疗安然无恙，有的人两三个周期就突发重症。”她说。

“与其困在实验室发论文，不如做能落地的工具，实实在在帮到病人。”这年六七月份，她下定决心离开临床一线，取消出国深造行程，筹备创业。

在公司技术研讨会上

在资本寒冬里啃硬骨头

2025年春节过后，玄薇医疗完成工商注册，没有揭牌仪式，没有开业聚餐，连创始团队成员都大多在线上办公。“注册主体之前，我提前咨询律师、财务，先注册持股平台、敲定股权架构，等到办公司手续那天，只需要HR统一把几个人的社保从原单位迁出，就算公司成立了。”在唐蒙的描述里，创业起步平淡如水，完全没有市面上热血创业故事的渲染。

平淡的开局之下，还有接踵而至的融资挫折。

初创期团队最初规划做医疗器械企业，计划自建厂房、申办医疗器械注册证，恰好撞上医疗器械赛道资本遇冷，她接连十几场路演全部碰壁。“不少投资机构直接表明，现阶段不布局器械赛道，再加上2024年前后，免疫副反应提前筛查还没有形成行业共识，投资人咨询业内专家，很多人并不认为这是刚需。”

接连被拒之后，唐蒙迅速调整初期的商业模式，砍掉建厂、报批等重资产板块的计划，把产品量产、体外检测交由成熟上市第三方医检企业承接，团队收缩重心，专攻基因副反应预测算法研发。

资金最窘迫的阶段，没有外部资金注入，公司全靠个人积蓄加国家支持的青年基金课题经费维持初期研究团队的运转。基因测序是模型训练的硬性开支，囊中羞涩时，她只能挨个对接检测合作方，以项目未来股权置换阶段性免费测序资源。“只能靠着真诚去沟通，告诉对方这个项目的临床价值，换取先行垫付的检测服务。”

比起缺钱，数据采集是更磨人的苦差事。全行业鲜有企业愿意投入人力深耕零散的临床样本，玄薇却组建外勤团队，奔赴全国30余家合作医院驻点收取研究样本、整理病历信息。为了杜绝病例标签错误导致算法跑偏，她的团队固定每周举办跨院线上质控会，联合各院在岗医生逐条甄别：胸痛源于心梗还是免疫心肌炎、皮疹是化疗诱发还是免疫损伤，每一例标注都要经过临床医生复核。

她的认真劲儿也感染了不少人：北部战区总医院杜成主任最开始只是被动配合项目留存样本，随着项目临床价值慢慢显现，主动抽调三名研究生，从患者首次用药开始全周期留存血样，完善本地数据库。“别人嫌琐碎不愿碰的基础工作，最后成了我们难以复制的壁垒。”唐蒙感慨。

玄薇医疗的核心产品是想重构临床医疗逻辑

重构临床诊疗逻辑

玄薇医疗的核心产品，依托HLA人类白细胞抗原基座，搭建多套细分AI预测模型，HLA也是亲子鉴定所用遗传标记，除去同卵双胞胎，每个人的基因分型独一无二。依托数千份多中心随访数据，团队针对心肌炎、肺炎、肾上腺功能减退等九类高发副反应独立建模，各系统预测准确率普遍超过70%，其中免疫性心肌炎预判精准度可达90%。

这套工具正在悄悄改写临床处置顺序。过去患者突发不明胸痛，医生优先安排冠脉造影排查心梗，等待检查结果的空档，若是免疫性心肌炎发作，很容易错过激素急救窗口，临床上曾出现患者居家等候检查期间猝死的案例。“现在用药前抽取一次外周血做基因检测，AI输出风险评级，高危人群就诊时，医生可以提前经验性使用激素防控，同步完善化验。”唐蒙解释，一次采血后基因终身不变，单次检测即可覆盖患者全疗程免疫治疗风险筛查。

眼下团队同步攻关唾液无创采样技术，未来患者可以居家自行采集唾液，邮寄至第三方检验机构完成化验，免去反复扎针抽血的痛苦。算法已经封装为标准化API接口，依托合作第三方医检集团的全国渠道和院内精准检测中心，产品现已落地60余家医院。

除了主营的免疫副反应预测，唐蒙说，团队还准备依托成熟的数据采集与算法能力，横向拓展肠道菌群相关疾病预测业务，承接第三方检验机构的临床试验数据验证需求。

今年，唐蒙还联合支持这项研究的多中心专家协作组准备在真实世界临床数据的基础上，发表十余篇学术论文，这也将让肿瘤治疗副反应引发的问题在临床得到更多的重视。

原创视频:副反应治疗从“事后补救”走向“主动盯防” 摄像/吕良璐 剪辑/张静雅 配音/傅辰林

让患者实实在在受惠

2025年8月，团队整体搬迁进入海淀北纬社区孵化器，唐蒙特意挑选楼层最高的办公室，天气晴朗时，站在窗边能够眺望远山。

入驻不到2个月，300万元种子轮资金顺利落地。投资方实地走访办公场地、核查项目落地细节后敲定出资，没过多久，梅花创投创始人吴世春只翻阅了唐蒙手机里精简版商业计划书，便敲定参与天使轮与后续A轮投资，公司的资金链终于走出困境。

“海淀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创新创业服务流程，不会直接给企业拨款，但配套服务很完善。”唐蒙感慨。入驻签约初期，合同写明需要缴纳八万元场地押金，西北旺镇属地工作人员在走访调研中获悉企业难处，第一时间对接中关村科学城核实政策，确认属地财政统一兜底押金，直接取消企业缴费条款，省下一笔不小的初创开支。

依托园区的资源牵线，唐蒙顺利对接卫健委、人才局等职能部门，有针对性询问了解与自己相关的政策资源，还高效办结外籍技术人员北京落户难题。“创业之后，我变成被各项政策配套服务的创业者，这种身份转变带来的体验格外直观。”

整个北纬社区聚集大批科创企业。周中，唐蒙的日程被融资洽谈、政企对接、团队管理填满，她就坚持把每个周日划为专属学术工作日。当天她放下所有行政琐事，独自梳理全平台数据库，连线全国三十余家合作医院的专家召开线上研讨会，逐一核对病例标注、敲定论文撰写进度。窗外成片孵化器楼宇林立，无数年轻创业者扎根细分赛道，很少空谈颠覆行业的宏大口号，大多埋头攻克临床细碎难题。

目前，玄薇医疗团队平均年龄二十六七岁，95后、00后是主力成员。“现在年轻人衣食无忧，不再单纯为薪水奔波，大家更想挣脱固化的条条框框，拥有自主规划事业的自由，在擅长的领域收获自我价值。”唐蒙说。

在唐蒙的评判体系中，衡量项目成功的第一标准从来不是融资数额、营收规模，而是产品落地后能不能实实在在惠及患者。已有多名原本属于心肌炎高危分型的患者，经过用药前基因筛查，全程针对性监测，平稳走完免疫治疗周期，避开突发危重副反应；不少合作科室主任依托这套预测体系，补齐科室副反应诊疗短板，在国内细分领域逐步打响名气。

在她看来，AI永远无法取代临床医生，但能够化解医学知识快速迭代的痛点。肿瘤诊疗指南每年依托全球临床试验更新内容，人脑很难同步海量新规，AI可以把顶尖专家的诊疗经验固化成标准化系统，缩短青年医师的培养周期。

长远规划里，唐蒙希望团队研发的副反应预判工具能够被写入国内肿瘤临床指南，成为肿瘤患者免疫治疗前的常规筛查项目。如今团队在深耕市场拓展环节，如何让更多医院、药械企业了解并接入自研API，是她现阶段想要解决的难题。

从肿瘤医院的病房诊室，到海淀孵化器的办公室，驱动唐蒙一路走下来的，始终是当年急诊科那名反复发病的患者。这群年轻的医学与算法从业者，靠着一份份研究样本、上万份标注病例，持续填补免疫治疗长久遗留的副反应预警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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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岁失独老人，和她余生的8份协议

一场MUET考试，至少10名替考者潜入考场

在麦田里出没的华北豹

记者/石爱华 实习记者/罗荣蓉

编辑/宋建华

赵淑芬老人站在自家窗前

家住天津的赵淑芬今年72岁，是一位失独老人，“像我这样的人，最忌讳的就是倒在屋里没人知道”。

为了防止“老无所依”的情况发生，4年前，赵淑芬把“生、老、病、死、葬、传”所有余生可能面临的阶段性事务通过授权、意定监护、遗嘱等方式，全部委托给了天津一家社会监护服务中心。

因为当时没有可参考的案例，监护中心也是一边摸索一边办理，最终历时11个月，赵淑芬成为这家机构第一位意定监护的委托人。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5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24年一人户家庭占比约为19.5%。据预测，2030年中国独居人口数量或将达1.5亿至2亿人。未来，像赵淑芬这样，委托“社会监护中心”作为意定监护人的选择，可能是更多独居人群的出路。

2026年6月，全国首个涉老年人权益保障专业化人民法庭（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亚运村法庭）庭长发文称，在司法实践中，意定监护目前仍处在立法先行、实践滞后、规范不足、行业待兴的阶段，整体案件数量不多，但争议隐蔽、风险突出，直接关系老年人的人身保障和财产安全。

赵淑芬说，最早她只是带着“看病有人签字”、“有人料理身后事”的需求去寻求帮助，并不知道其中的法律问题是一环扣一环的。她希望自己的经历，可以让和她一样的人，搞清楚那些曾困住她的具体问题：我该找谁？要花多少钱？该怎么管理自己的财产？社会监护中心可信吗？

我找谁

赵淑芬对晚年的担忧从一次手术开始。

2020年，67岁的赵淑芬要进行胆囊摘除手术，需要有人在她的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20多年前，唯一的儿子去世后，她与丈夫离婚，前夫现已过世。独身一人，赵淑芬只能请弟弟帮忙，“我以为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他只要当天到医院签个字就行”。

没想到，弟弟的观念和她不一样，认为这个年纪没必要再折腾身体，因此不是很情愿去签字。到了手术那天，弟弟不仅来晚了，还和医生吵了起来。赵淑芬事后得知，她进入手术室后，医生要求弟弟手术结束后再走，以防手术途中有需要和家属商量的地方，虽然只需一个多小时，但弟弟还是执意离开了。

那天的手术很成功，但赵淑芬哭了很久，“感觉到了紧要关头，连最亲近的家人也无法依靠，越琢磨越伤心”。从那天开始，“找一个可以给自己签字的人”成了她的心病。

“一旦你觉得这件事儿不得不做了，就会时时刻刻地想着”，赵淑芬有时候还会因此失眠。一次，她看了一档调解家庭纠纷的电视节目，便向电视台打去了求助电话。她把自己的经历告诉节目组后，对方请她“上电视”，帮她调解与弟弟的关系。“但我的目的是找一个签字的人，能管我身后事的人，不是调解家庭关系”。

后来，电视台的记者为她推荐了一位律师，律师可以帮她办理委托的文件，但没办找一个具体的人去给她签字。咨询中，因为赵淑芬的问题涉及到身后财产安排，律师又建议她找中华遗嘱库试试，赵淑芬在天津绕了一圈，打车费花了100元才找到地方，但对方也解决不了她“看病签字”的需求。最后，中华遗嘱库的工作人员让她留下电话，说帮她问问做老年服务的朋友。

赵淑芬也咨询过社区，因居委会当时缺少类似的经验，加上人力和精力有限，没办法随时抽身帮她。

就在赵淑芬四处寻求帮助期间，2021年1月，民法典正式实施，其中第三十三条规定，‌意定监护允许成年人在意识清醒时，自主选择并书面指定信任的个人或组织作为其未来失能时的监护人‌。具体可涵盖生活照料、医疗救治决定、财产管理、权益维护乃至身后事务处理等。监护人可以是‌近亲属、其他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个人，或有关组织（如专业监护服务机构）‌。

但当时，在赵淑芬身边找不到可以依赖的近亲和朋友，天津也没有这样的专业组织。快要走头无路时，她接到了天津市阳光老年服务中心负责人袁筱鹏的电话。

“赵姨找到我们的时候，其实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袁筱鹏说，民法典刚刚实施时，就有老人来咨询过意定监护相关问题，但没有人真的去办理，还有一些老人会选择亲戚担任意定监护人，像赵淑芬这样，想要委托社会组织成为其意定监护人的，他们以前也没遇到过。

周立莹和袁筱鹏与老人交流

8份协议

袁筱鹏从事老年服务工作已近20年，接触过不少独居老人。他曾志愿看望孤寡老人，也曾给予一些老人物质上的帮扶，但“献爱心”式的帮助无法解决老人看病就医和失能失智后面临的问题，也无法持续地给老人提供支持。

2015年袁筱鹏成立天津市阳光老年服务中心，开始通过法律帮老人解决养老问题。赵淑芬的事，是一位业内朋友找来，请他想想办法。

他与赵淑芬通话后约了面谈。他管这位与母亲年龄相仿的老人叫赵姨，赵姨一开口就说出一个令他诧异的诉求——“不要把遗产留给亲戚”。

胆囊摘除手术后，赵淑芬意识到无法依赖亲戚照顾自己，也决意不把遗产留给亲戚。“那将来您想怎么安排呢？”袁筱鹏反问。

当时赵淑芬并不清楚自己要什么，“但我开始有头绪了”，在那次碰面中，她第一次了解了意定监护这个法律概念。袁筱鹏告诉她，像她这样的失独老人，如果亲属无法担任她的监护人，她也可以选择信任的朋友或者相关社会组织去做她的意定监护人，社区也可以“兜底”，意定监护人有责任在她需要的时候，为她签字、替她管理财产、安排她的身后事。

你想委托谁担任你的意定监护人？你想如何处置财产？假如失能失智，您想获得怎样的医疗救治？袁筱鹏告诉赵姨，一切的前提，是她要想清楚这些问题。

一个多月后再见面时，赵淑芬提出干脆让袁筱鹏个人担任她的监护人。袁筱鹏直接拒绝了她，“一方面我们当时还没有成熟的业务体系和服务经验，另一方面，监护责任重大，仅仅依靠我个人根本无法承担。而且在大额财产面前，人性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我也不敢轻易做出承诺。”

赵淑芬拿出了一种“赖上他们”的架势，“我让他们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也得解决”。这股拧劲儿“逼”着袁筱鹏团队去思考，到底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是否有能力办一家做监护服务的专业机构。

赵姨走后，袁筱鹏组织团队成员专门开会去讨论她的养老问题。

这支团队一共有7个人，此前多从事与法律、社会服务相关工作。周立莹是团队核心成员之一，参加了这场全员“头脑风暴”。当时，大家围坐在一起，“闭上眼睛把赵姨的后半生都过了一遍”。还专门上门走访，到社区居委会去了解阿姨的实际情况，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也反馈说，很想解决赵淑芬的问题，但基层居委会事务繁杂，没有承接个人监护的能力，“寻找社会监护组织好像是赵姨当时唯一的出路了”，周立莹说。

走访之后，大家又开始延伸思考更多问题：阿姨目前坚持居家养老，未来年事更高之后，是入住养老机构还是聘请居家保姆？袁筱鹏说，他们在前期要考虑到各种潜在场景，提前规划。

“首当其冲的就是医疗问题，随着年龄增长，赵阿姨患病、接受治疗的概率会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引入了医疗预嘱的规划，不能只靠口头转述老人的意愿，必须形成正规文书”，袁筱鹏提到，医疗预嘱公证在当时也算是全新业务，没有现成案例可以参考。他需要查阅行业指导意见，咨询有相关经验的从业者，再结合阿姨的想法反复沟通确认，然后再和公证处沟通，“大家都没有做过这件事，这个反反复复的过程很耗费时间”。

赵姨明确表态，说如果未来病重、失去自主能力，不希望接受过度医疗。“那我们就懂了，阿姨是希望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袁筱鹏说，赵阿姨还提出了遗体捐赠的想法，他们也跟阿姨约定了对接红十字会的事情。

“顺着这个方向往前推导，就落到了医疗签字、医疗费用支付等实际问题上，这些问题的核心，最终都指向了监护权。”袁筱鹏说，一系列问题梳理下来，他们与赵姨的整套方案包含日常事务委托、意定监护、医疗预嘱、财产管理、身后事务处置等多个板块。“每一个板块适用的法律都不一样，意定监护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关系到她的医疗和财产管理”。

最终，赵淑芬与监护服务中心签订了8份协议，从生前照料到身后遗产的处理，每一步都考虑在内，全部法律服务费用约3万元，光是做公证就用了整整一天。“签完那天，我特轻松”，赵淑芬说。

赵淑芬的委托用了11个月才全部跑通，签约时已经是2022年。

有了赵姨的案例，袁筱鹏认为成立专业的社会监护中心非常有必要。2024年，袁筱鹏团队正式成立天津市和平区安心社会监护服务中心，此后，他们接触到了更多前来求助的人，目前，已经与31人签约，为他们提供咨询和意定监护服务，“其中有5位像赵姨一样，全生命周期都委托我们作他的意定监护人”。

赵淑芬床头安装的检测仪

钱跟事分开

袁筱鹏将意定监护比作一个入口，“具体方案落地时，需要一个完整的系统去支持，包括公正处、信托服务机构、养老院、医院、社区、法院等很多部门之间的配合，尤其是第三方资金管理机构”。

具体到赵淑芬的案例中，她的全部委托分为几个阶段：在她身体尚可，生活能够自理期间，监护中心只需要定期沟通、上门探望、监控其健康即可，这个阶段也被成为“代理期”。

代理协议生效后，社会监护中心在赵淑芬家里安装了一台毫米波雷达生命监测设备，这个白色的小方盒就挂在赵淑芬床头，无需接触，它就可以捕捉人体的‌呼吸频率‌和‌心跳速率‌，能发现呼吸暂停或心率异常 。

有一次半夜，赵淑芬去完洗手间就坐在客厅沙发上想事情，很久之后才回到床上睡觉。第二天，周立莹在监护设备上发现赵姨半夜离床很久，就打来电话询问她发生了什么。得知赵姨有心事，周立莹宽慰很久，“我们也希望在情绪和心理上给老人一些支持”。

作为赵姨的代理人，周立莹每天都会查看监测设备的数据，因为知道赵姨血压和肝脏不好，她坚持让赵淑芬每天记录血压，如果发现异常，及时进行干预。

成为赵淑芬的意定监护人后，社会监护中心会与赵淑芬所在的社区居委会对接，互相留存紧急联系电话，假如赵姨遇到突发情况，他们也可以联系居委会的人就近上门帮忙，居委会发现情况也可以联系他们。

除了前端的法律服务和咨询费用外，在代理期，社会监护中心一般每月会收取最低600元的服务费。如果委托人出现生活不能自理、失能失智的情况，会进入“监护期”，在这个期间，委托人需要向社会监护中心支付每月最低2000元的服务费。记者了解到，这两个阶段的服务费因每个人的办理条件、服务需求和难易程度不同。

如果委托人失去民事行为能力，她的财产要怎么管理呢？谁来支付服务费呢？有很多咨询者会担心，假如自己失能失智，监护中心会不会私吞或乱用我的财产？

在给赵淑芬涉及服务方案时，袁筱鹏也想到了关于钱的事情，这的确是一个敏感、容易引起纠纷和舆情的问题，须谨慎处理。

袁筱鹏记得，赵姨最早曾提出把钱财交给他们保管，“但这个方案行不通”。袁筱鹏解释，从合规层面来说，钱财交由个人保管会产生权属问题，如果交由机构入账，有可能被认定为机构收入，涉及税务问题，这些都是明确的红线，“我们的原则是钱不过手”。

最后，赵淑芬选择将一笔30万元的存款放在公证处作为养老和医疗的储备金，再通过协议授权给意定监护人，赋予他们将来按需提取的权利。

如果将来公证处的钱不够怎么办呢？赵淑芬说，如果将来钱不够，她已经授权给社会监护中心，到时候可以处理自己的房产用于养老和治疗。“但这笔钱也不会过监护中心的手，会直接打到公证处”，袁筱鹏解释。

周立莹说，在接受委托时，他们一般会要求委托人有一笔“备用金”用于保障其失能失智后的治疗和生活，“其实我们也很怕钱不够”，如果将来发生这种情况，他们也考虑是不是能发起社会援助这条路，但目前还没实践过。

如果钱没花完怎么办？周立莹说，他们会按照老人遗嘱去处理其身后财产。赵姨的意思是，如果钱没用完，就捐给国家或是有需要的同类人群。作为意定监护人，他们未来也会按照赵姨的想法去落实，但这个过程中，赵姨如果想法改变，可以随时调整委托内容。

广州市荔湾区和谐社会监护服务中心便是一家较早成立的专业机构，2021年底就已经挂牌。其创办人蔡盛曾是一名律师，他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也提到了对于委托方财产管理的重要性。

“在意定监护中，权力滥用的根源就是钱”，蔡盛告诉深一度记者，他们搭建服务框架的基本原则是“不碰钱”。“我们收取服务费，但是我们不管他的钱”，在前端做方案的时候，蔡盛会跟委托人明确“事情跟钱要分开”。他们会建议委托人去办理信托，或是到公证处做提存，也可以找信任的朋友去管理财产。未来，委托人看病、住院、请护工等需要付款给相关服务机构的时候，意定监护人可以凭发票向管钱的机构去进行支付，这样子就可以在机制方面有效遏制监护权利的滥用。

蔡盛在给老人们做“守护余生”的普及讲座

监护生效前的“空窗期”

“监护协议生效的条件非常明确，当委托人丧失或者丧失部分民事行为能力时，才能“触发”意定监护人的权利”，周立莹说，他们签约的客户目前都处于代理期。监护生效，需要以法院判决为依据，认定委托人为限民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但这个周期可能会长，行业内也在讨论如何更高效走完这个法律程序”。

广州市荔湾区和谐社会监护服务中心蔡盛介绍，他们众多委托人当中，目前也只有一位走到了“监护期”。

对方是一位精神障碍患者，五十多岁，已经失能失智，长期住在精神病院。他的父母已经过世，先前一直是表妹在帮忙处理他住院期间的事务，比如精神病院费用清单审核、用药等等。但表妹忙于照顾自己家庭，担心日后影响对表哥的看护，于是找到了居委会帮忙，居委会又找到了蔡盛主理的社会监护中心。

蔡盛介绍，这位当事人的父母已经去世了，在法律上面，他的表妹无权通过法律文件将监护权委托到社会监护中心，只能走法院程序，通过民事行为能力宣告和指定监护，来委托他们来做其意定监护人。

2024年10月，当事人的表妹作为程序申请人，找律师开始办理此事。当时，广州只有3家鉴定机构可以做民事行为能力鉴定，光排队就等了近半年。之后，鉴定机构到精神病院去现场鉴定，一个月后才出了鉴定结果。报告送到法院后，法院开庭、判决，又需要一个多月时间。

据蔡盛了解，鉴定报告将精神障碍者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之后，法官还要依据鉴定报告和庭审内容，向居委发一个确认函。因为按照民法典规定，社会监护中心属于社会组织，如果成为监护人，需要经过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委会同意，所以法院要发函给居委会，居委会回复同意，监护中心才能够在程序上面成为他的监护人。

一直到2025年中旬，这位精神障碍患者才走完整个意定监护的流程。蔡盛认为，这个案例中的当事人情况特殊，并非急重症病人，这个时间还可以等。但如果是一个普通老人突然患病，失智失能需要签字的时候，一定要把他推进这样的法律程序里吗？“我们做监护这件事情是帮他解决实际的决策、签字的问题。我认为只要法律关系明确，配套相应的监督机制，实践中是否必然要进入行为能力宣告程序，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处理”。

关于这个程序的问题，基层法院也有自己的看法。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亚运村法庭是全国首个涉老年人权益保障专业化人民法庭，除了审理辖区内的普通民事案件之外，还集中审理老年人民事行为能力认定、监护权及各类涉老纠纷案件。

2026年6月，亚运村法庭庭长陈蕾在中国社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推动意定监护司法实践的四项建议”的文章。

她提到，在司法实践中，意定监护生效需经法院特别程序认定行为能力，鉴定、审理存在法定周期。但老年人失能失智后，急救、手术、费用支取均为刚性紧急需求，极易出现“协议有效、手续未毕、无法履职”的空档期，导致监护人在医院、银行履职受阻，影响老人紧急救治。

对于这种情况，亚运村法庭也在开展审判优化的探索：对于病情典型、病历完整、社区核实清晰、亲属无争议的高龄失能老人，在依法审慎前提下，综合病历、走访情况开展实质性审查，不只依赖周期较长的司法鉴定，尽可能精简流程、降低成本、压缩周期。

她还提到，法院也希望能联动鉴定、医疗、金融等多部门，建立行为能力认定绿色通道，针对急救、手术等极端紧急场景，探索临时监护备案机制，实现特殊情况下监护履职快速落地。

陈蕾在分享中提到，严格把控协议签署关口，才是从源头避免纠纷的关键。在他们经手的案件中，就有一些意定监护协议不严谨的情况。她举例说，曾有一位独居老人王某，在拆迁期间结识张某，对方频繁代其办理拆迁手续，与拆迁部门谈判。在老人认知能力明显衰退、入住养老院期间，张某与老人签署了一份内容简单、要素缺失的监护协议，意图获取监护权益。在审理过程中，亚运村法庭结合调取的病历材料、基层走访进行核实，确认老人签约时已不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依法驳回其申请，守住了老人的财产与人身权益。

在处理赵淑芬的委托时，袁筱鹏和团队就特别注意证据留痕，“这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袁筱鹏说，赵阿姨还有亲属，一旦对方对赵姨处理财产的方式产生质疑，他们需要自证清白。所以在给赵淑芬做合同的时候，他们特意向公证处提出了证据保全的需求，赵姨表达自己的意愿和遗嘱时，他们也都现场录像，第一时间递交公证处。

袁筱鹏与社区人员一起给失独老人规划养老方案

边界

如今，赵淑芬与社会服务中心签约已五年。这期间，她与监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已经磨合出一套双方都舒服、信任的相处模式，毕竟，意定监护协议除了法律约定的权责边界外，还有日常相处中的情感边界。

周立莹说，在与老人签署代理协议时，双方会商量出一套适合彼此的相处方案。有些老人不愿意被打扰，没有紧急情况时，就可以按照委托人要求把电话回访、入户回访的频率降低。像赵姨这类喜欢热闹的老人，每逢刮风下雨他们也会主动提示老人注意防护。这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弥补她缺少陪伴的心理。

“原则上，我们不允许员工拿取委托人的任何物品”，但周立莹说，有时候到赵姨家回访时，她难免会塞个苹果或是递一瓶水，“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不收下这个苹果反而会伤了老人的心”。这种相处中的分寸感因人而异，“意定监护如果只是一个冷冰冰的协议，那也不是我们服务老人的初衷”。

“其实，双方的信任非常重要”，袁筱鹏说，虽然意定监护有法律兜底，但委托人与监护中心之间在沟通时，双方都会去考量“人性”的因素。如果缺乏信任，委托很难达成。

在意定监护协议实践中，还有一个误区。“有一些委托者会误把意定监护人当‘护工’来用”，周立莹说，在签署协议里，他们会与当事人明确监护人的服务范围和边界，“当事人生活无法自理时，我们会去帮她做决策，去请护工，监管护工，但监护人不是护工”。

在紧急情况发生时，意定监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会尽量照护老人，但当对方的要求超越服务边界时，周立莹也鼓励同事们说出自己的诉求，强调权责范围。“这是需要双方互相理解的”，周立莹说，在与赵姨的相处中，他们能明显感受到被信任的感觉。

6月中旬，记者采访赵淑芬那天，她特意到楼下等待，楼门口有一把户外长椅。在闲暇时，她经常下楼，坐在椅子上招呼邻居们一起聊天。

在没有签订意定监护协议之前，“下楼聊天”是赵淑芬最脆弱也最真诚的“自保”方式。赵姨曾跟周立莹说起，如果哪天她没有到椅子处聊天，那邻居们多半会去敲一敲她的门。有一次她血压高，头晕难受，就是邻居送她到医院的，自那以后，她每天记录血压，已经写了两大本的笔记。

现在，她把自己往后的每一步都已安排好，并有了可执行的人，“每天都可以睡个好觉了”，赵淑芬说。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赵淑芬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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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解丽

编辑/李泽伟

胡斐雄给顾客讲解他的古建文创 摄影/刘畅

在北京西城，年轻人创业的第一站，可能不是写字楼、产业园，也不是商场柜台，而是一条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老胡同。

法源寺街区的烂缦胡同里，青砖灰瓦还在，鸽子在树下咕咕觅食，红色爱心球卡在枝杈间，挂着“青春小店”牌匾的店铺沿街排开。走进119号院，“西引力”青年创新创业试验场里，有23岁的建筑学研究生把太和殿、祈年殿做成分层冰箱贴，有插画博主在调试着直播灯光，有北京理工大学的学生在为排球机器人收集市场化数据……

这里不是简单的文艺打卡地，而是西城给青年创业者搭起的一个“低成本试错场”。2至4周短期驻留，只需支付水电杂费，年轻团队就能在真实街区里见顾客、测产品、跑模式。对很多年轻创业者来说，原本“不敢想”的老城空间，突然变成了一张可以上场的入场券。

《新青年·创业场》“厚土”篇关注的，正是这样的城市托举：当一座老城愿意把空间、资源和社区场景打开，年轻人的创业火苗，也就有了落地生根的地方。

老胡同里的“创业新手村”

走进烂缦胡同，很容易被这里的反差感吸引。

一边是青砖灰瓦、老树院落和法源寺街区沉淀下来的历史气息；另一边，是潮流涂鸦、咖啡香气、直播设备和年轻主理人的日常忙碌。胡同不再只是被观看、被怀旧的城市风景，也开始成为年轻人试产品、做内容、找市场的创业现场。

119号院，就是这条胡同里最有代表性的变化之一。院外，“西引力”青年创新创业试验场的灯箱十分醒目；院内，展柜里摆着一组组古建文创产品，北房里灯光和直播设备已经架好，年轻创业者在这里迎接顾客，也迎接真实市场的第一轮反馈。

23岁的胡斐雄，是最早来到这里试水的青年创业者之一。他是北京建筑大学在读研究生，也是“北建零创”的创始人。4月底入驻“西引力”后，他第一次把团队的古建文创产品放进老城真实街区，开始和顾客面对面打交道。

“这不是一个普通摊位，这是我们的首发阵地。”胡斐雄表示。他指着一组分层冰箱贴介绍说，这是所有文创里卖得最火的一款，精准还原了包括太和殿、祈年殿、佛香阁等北京古建筑结构，龙椅的位置、梁柱上的彩绘、建筑的层次关系，都被做成立体细节，既可以一层层打开，也可以磁吸在一起。老城文化被压缩进一个小小的文创产品里，又以年轻人熟悉的方式重新被带走。

对胡斐雄来说，最重要的变化不是多了一个摆摊空间，而是创业从“想象中的市场”进入了“真实的街区”。顾客会拿起产品询问价格，会现场拆开看结构，会告诉他们哪些设计更好懂，哪些细节更打动人。五一期间，团队日均营业额达到千元以上；更意外的是，还有外地文旅部门工作人员在考察北京市场时走进烂缦胡同，看到产品后主动提出合作意向。

“以前觉得入驻西城要很多钱、很多程序，现在西城主动给了我们一张入场券。”胡斐雄说。在“西引力”试验场，他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免费使用场地，只需支付水电杂费。对一个还在学校里的创业团队来说，这意味着试错成本被大大降低。

同一个院子里，秦楠也在经历另一种“从线上到线下”的变化。他是BIBF菠萝圈儿国际插画展的发起人，在小红书拥有6.3万粉丝。入驻119号院后，这里成为他的线下粉丝见面会和课程研发中心。很多学员过去只在网上看课，如今可以走进胡同，看到真实的教学环境、作品和团队。

“信任感完全不一样。”秦楠说。

这正是“西引力”试验场想要提供的东西：它不是简单给青年创业者一间铺子、一个摊位，而是把他们放进真实街区，让产品接受顾客检验，让内容遇见线下人群，让创业者在低成本条件下完成一次市场演练。

在这条老胡同里，年轻人不需要一开始就承担高额租金，也不必只停留在PPT和计划书里。他们可以先上场，先被看见，先和真实世界碰一下。

而对西城来说，这个小小的院落也不只是一个青年项目展示空间。它更像一次老城更新的新实验：当闲置院落、青年创意、街区流量和社区生活被重新连接起来，一条老胡同就不再只是历史的容器，也成为年轻创业者的“新手村”。随着“北建零创”的期满，北理工大学的排球机器人项目正式入驻，“新手村”里的“新手们”正在滚动着进入。

原创视频：创业火苗有了生根之地 摄像 / 刘畅 剪辑 /郭茂勇

从“城市试点”到“街区深耕”

“西引力”试验场的开辟缘于西城区今年启动的青年发展型街区建设，采用“短期驻留、低门槛启动、高频次轮换”的运营模式，即2至4周免费使用临街空间，仅支付水电杂费。这种“快闪”式的经营，既满足了青年创业者验证商业模式的需求，可以低成本试错，又保持了街区业态的新鲜感和活力。

说起青年发展型街区建设，团西城区委权益部部长任少岚介绍，这是一个着眼微观的突破口，“我们将视角从宏大的城市建设细化至街区建设，致力于打通服务青年的‘最后一公里’，建立起‘政府搭台、企业赋能、高校助力、青年主角’的协同机制。”

实际上，从2020年底申报、入选全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起，西城便确立了“西城让青年大有可为”和“青年在西城大有作为”的两大核心目标，开始从顶层设计层面，创新建立区、街两级青年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同时在该区十四五规划纲要中设立了“青少年成长与发展专栏”，制定青年专项规划即《西城区“十四五”时期青少年事业发展规划》，加强青年发展规划与其他专项规划的衔接协同。

试点中，西城区将青年优先发展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打造以“西有青年”为核心的青春活力城市名片。推动青年发展项目纳入政府民生实事项目，推动青年发展规划工作纳入党委政府考核。“今年，团中央等15个部门联合印发了相关意见，围绕推动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提出18项举措，其中要求系统优化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环境。在这个宏观背景下，我们开始思考如何把工作做得更细、更实。于是，打通‘最后一公里’被我们锁定。”任少岚说。

如何打通服务青年的“最后一公里”，西城区决定先让数据说话。服务青年先要读懂青年的“流量密码”，就这样，《西城青年“画像”研究报告》出炉。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4月，西城区户籍青年人口（14-35周岁）25.36万，是全市青年常住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其中，广外街道、牛街街道、展览路街道的青年占比最高；西城青年的职业选择呈现出金融、科创、公共服务“三元聚集”的特征，三者合计占全区就业青年总量的73.56%；青年创业的痛点集中于“缺资金、少场地、怕风险”……这样的一组数据，让西城区直接锁定了西城青年工作的“主战场”——必须深入街区，深入胡同，同时，更多地关注向数字经济、文化创意、金融科技等高精尖领域延伸。

正是基于这一决策进阶，西城区首先在牛街街道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创新打造了“西引力”青年创新创业试验场，“青创场不仅是一间铺子、一个摊位，更是一套赋能闭环。”任少岚说，团区委联合区属国企和属地街道，盘活法源寺街区腾退空间，将其改造为青年创业试验田。入驻团队可享受场地支持，拥有2-4 周真实经营场景，用来验证商业模式。还能获得导师与资源陪跑，每周参与一次创业辅导，对接投融资、法律、财税等专业支持。对于优秀项目可从“试验场”转入“加速器”，获得更长周期、更大空间的全链条扶持。

那么在寸土寸金的北京西城，将四合院以“仅收取水电杂费”甚至“免费”的形式提供给青年，仅仅是一场单纯的公益行动吗？对于法源寺街区更新的运营主体——西城区属国企大德公司来说，在对片区进行更新之后，新的使命就在于对其中的闲置院落进行盘活。“将119号的闲置空间免费拿出，与团区委共建青创场，看似‘无偿让利’，实则是一场双向赋能、多方共赢的战略投资。”大德公司副总经理李平花表示，此次合作经过公司多部门审慎研判与层层上会，最终顺利落地，“一方面这是国企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我们看中的是青年创业者所能带来的独特文化IP和持续流量，它是激活街区活力的‘关键变量’，打出法源寺街区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同时也省去了不少宣传成本。”

实际上，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大德已经看到了多方共赢的信号。“北建零创”在经过这一段的试水后，信心与底气变得十足，已经决定在法源寺街区租下小一些的临街铺面，“目前正在选址当中。‘菠萝圈儿’也准备将119号整院租下，后续运营中，将保留青创场原有孵化功能，同时自主打造书店、咖啡、简餐等特色业态，实现公益孵化与市场化运营有机融合，让老四合院焕发出新生机。”李平花介绍说，下一步还将链接团区委丰富的高校联盟资源，在闲置空间挂牌建立高校实践基地，对接各大高校创意人才与优质实践项目，为街区发展注入年轻化、创意化活力，持续优化街区业态。

“组合拳”构建协同新业态

西城区青年发展型街区建设，不止于“试验场”这一拳，“我们推出的是一套组合拳，同步打造‘西友・理想家’青年人才公寓、‘青春小店’赋能计划以及‘西友・灵感场’主题沙龙等品牌，构建起‘政府搭台、企业赋能、高校助力、青年主角’的协同生态。”

据任少岚介绍，西城青春小店赋能计划聚焦青年主理人小微创业业态，从宣传推广、金融帮扶、能力提升、平台共建、长效服务五大维度赋能，系统性扶持青年小店成长、培育“青春经济”。截至目前，全区近40家小店报名参与，经筛选，第一批西城青春小店共15家，分布在法源寺街区、白塔寺街区、大栅栏片区等地。

西城区发布的“青春小店”招募广告这样写道：我们正在寻找这样的“青春小店”：在西城区依法注册登记，诚信经营，无不良记录；小店业态聚焦青年高频消费场景，比如潮玩文创类、兴趣圈层类、体验社交类、健康生活类、知识赋能类、数字娱乐类等；小店主理人或实际经营者年龄不超过40周岁，或店内35周岁以下员工占比达50%及以上；经营时间超过半年，拥有线下实体店铺。

在烂缦胡同，就有8家小店挂上了“青春小店”牌匾。推开OONAGH（乌娜）咖啡餐吧那扇木质的院门，仿佛进入了一个静谧的世外桃源。院子里绿植环绕，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木质桌椅上，三三两两的年轻人正在低声交谈。主理人杨文倩在胡同还在改造的时候就决定入驻，“看过改造方案后，我就觉得与自己的经营理念十分契合，那就是在有历史文化的老街区注入年轻人的活力，这种契合吸引了我。”如今，杨文倩除了经营自己的店铺外，还撑起了周围的3家小店。

解决了“起步难”，更要考虑“留得住”，西城区又为青年人才打造了“西友·理想家”青年人才公寓。“我们还是找到了大德公司，想办法从共生院中改造出面向青年人的精装房源，实行‘低租金、高粘性’政策。通过租金补贴和社群权益兑换，让青年能够以市场价6至7折的优惠‘拎包入住’。”记者在东莞会馆原址院内，看到两套已经装修完毕的青年人才公寓，木质屋顶下，中间的橱柜将房间隔离成起居室和客厅两部分，床铺、沙发、空调、洗衣机、冰箱等一应俱全，“目前我们正在筛选合适的高校联盟毕业生入住。”任少岚表示。

秦楠已经开始融入烂缦胡同 摄影/刘畅

从“外来客”到“青春邻居”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在西城青年创业已不仅仅是商业行为，更是一场与城市、与社区的深度对话。“让青年留得住，同时也要让他们反哺城市的发展，是一种双向奔赴。因此，我们在帮扶的同时，也希望这些青年人能够多服务于社区。”任少岚强调。

“北建零创”与街道的合作就是很好的例证。除了在试验场销售产品，他们还为西城区的天桥街道、新街口街道设计文创产品，将专业的知识服务直接贡献给城市更新。

而杨文倩，则是另一种融合的样本。她的店不仅是网红打卡地，更成为了社区的“会客厅”。几个月前，一家小店的空调外机滴水导致邻居养的葡萄不结果。邻居找到街道，希望街道出面解决问题。法源寺社区联合胡同商户成立的社会组织“法源伙伴焕新联盟”帮了忙。杨文倩参加了联盟牵头组织的讨论会，大家充分讨论后决定，在不破坏老房结构的前提下，把空调外机迁到新处，化解了和邻居间的矛盾。

杨文倩说，在烂缦胡同待久了之后，和周边的邻居都熟络起来了，“以前是外来客，现在是老邻居。有时候出了新品，邻居就成了首批提建议的顾客，后来还为街道保洁员、快递小哥提供歇脚的地方。”

法源寺街区的实践并非孤例。西城区正以“一盘棋”的思维，将青年创业的厚土播植到全区各个角落。

接下来，德胜片区、金融街片区将是西城的发力重点。在北部德胜片区，依托普天德胜科技园区，聚焦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布局数字经济青创场，为青年科技人才提供孵化载体和资源生态，激活青年创新动能；在中部金科新区，以新动力金融科技中心与JK FUN商场为双支点，融合金融科技产业集聚、潮流消费业态丰富等特点，打造“职住平衡”的青年活力枢纽。“我们会让不同专业、不同梦想的青年在西城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上场’机会。”任少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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