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颜星悦 杨宝璐 实习记者/罗荣蓉

编辑/宋建华

6月26日设在南宁的MUET考点，考场内共有58名考生

每到留学申请季，想要出国留学的学生少不得为了语言成绩而走上考场，许多人甚至不得不多次支付考试费去刷分。但深一度记者发现，近期在社交媒体上，有许多MUET考试的中介一边“小心翼翼”地使用黑话发帖，频繁招募替考人；一边又对咨询的考生承诺，只要缴纳1.2万元，他们可以“按要求达到所需分数，否则退钱”。

MUET考试，全称马来西亚大学英语水平鉴定考试，是由马来西亚国家考试委员会管理的标准化英语能力测试，来评估考生在高等教育中的英语能力。据了解，该项考试成绩可用于申请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多地的高校。国内一家留学机构的顾问表示，MUET成绩在申报马来西亚大学时，尤其具有优势。“如果目标院校在马来西亚，又实在考不过雅思，可以尝试考MUET。”这位留学顾问告诉深一度。

2026年6月26日，深一度记者以“考手”的身份进入MUET考场，暗访了“替考”的全过程，并进行了完整的证据保存。据记者调查，在本场考试中，至少有一位中介，向考场输送了10位考手，并都顺利地通过了身份核验。

6月26日考试开始前，组织替考的一名中介(右一)出现在考点大楼门口

进入考场

在和招募替考人中介保持了两个月的“沟通”之后，6月26日上午，深一度记者以考生身份进入了位于南宁市西乡塘区心圩街道的一栋大楼，这是MUET考试在南宁设的考点。记者的身份此时已被替换为一位23岁的考生，该考生的身份证照片已经被换成记者的照片，并进行了相应的AI调整，但姓名、出生日期及身份证号均为真实信息。

这并非国内MUET考试第一次爆出替考消息。今年4月，深一度接到举报，称马来西亚大学英语水平鉴定考试存在一定规模的替考现象，替考行为半公开化，中介在社交媒体上直接寻找替考的“考手”，而对申请考试的考生则称“考不到所需分数退订金”。

6月25日下午，深一度记者在南宁市一所酒店大堂拿到了用于考试的假身份证和准考证。接着，中介要求记者当场打开支付宝，指导记者操作认证流程。记者的支付宝主页显示记者本人的身份证信息。中介让记者删除本人信息，“不然考官看到你同时有两张身份证，肯定不行。”记者按照指示删除，之后再点击“添加证件”，将考生假身份证的正反面拍照上传。

该过程没有经过人脸验证或者其他验证方式，上传成功后，中介强调，明日入场时考官会要求考生打开该页面进行核验，“截图没有用，必须现场打开支付宝给他看。”同时，记者被告知需背下考生身份证的后四位及出生日期，以应对考官抽查提问。

中介称，自己也是“考手”之一，在与深一度记者联系的中介手下，至少有10名替考者同时参加6月26日南宁场考试，并都已拿到了伪造的身份证。

“这个操作不是上传云端的东西，对你们没影响，考完删掉就行。”6月25日晚上，中介在会议软件上向她手下的替考人解释流程，明日入场先找中国考官签到，届时需打开支付宝展示该页面，随后再由马来西亚考官进行肉眼比对，并叮嘱大家提前到考场，预留排队时间，并称流程顺延是常事。

6月26日上午，深一度记者如期进入考场，并顺利用支付宝认证、假身份证和准考证完成了身份核验。该考场共有58名考生，其中“考手”至少有10名，包括给深一度记者送假身份证的中介本身也是考手之一。考场内设立3名马来西亚考官，1名中国考官，中介告诉记者，由于她的客户需要加急成绩，因此考官会到座位边对身份进行二次核实。

在考场门口，记者看到，马来西亚籍考官对部分考生进行了重点查验，询问了一位考生身份证号，考生没有回答上来，考官问他：“你不记得你自己的号码吗？”该考生想了一会儿终于想起来，回答了后面四位数，于是考官让他进入考场。考官还对另一名考生的身份证照片提出异议，认为“照片跟你不像”，该考生称“是四年前的照片”，考官犹豫之后也放行了。

考场没有安检装置，第一门考试是阅读科，正式开考前，考官要求所有考生全体起立，自觉将考试无关物品拿出考场。开考40分钟后，深一度记者在马来西亚考官进行巡场时，在答题卡上写下“记者，该考场内有多名替考人员”字样，展示给马来西亚考官看，之后从考场后门离开，结束了暗访。中国考官随即追出来询问情况，记者告以实情，并表示将报警。之后，考试并未马上中断。约10分钟后，记者被中介踢出了替考群。

记者从中介手中拿到的假身份证

多种替考方式

深一度在4月份接到关于MUET考试组织作弊的举报，于是寻找线索展开调查。在跟中介取得联系之后，4月30日，深一度记者以替考者身份接受了中介的电话面试。在电话中，中介向深一度介绍了MUET的考试内容，并让记者用英文回答了她的提问。

“这个考试比雅思要简单一些。整体上也会松很多，没有人脸识别，不刷身份证，也没有安检。”该中介说。

据中介介绍，目前代考主要有三种渠道，第一种是客户找个人替考，“比如说你跟我长得比较像，你拿着我的身份证、准考证去帮我考试，赌的是监考老师不会认出来。”中介称，这是最原始的一种方式，风险比较大。

第二种渠道是留学机构帮客户去找考手，机构用考手的脸和客户的信息做一张假身份证，用假身份证去报名，通过后考手就用这张假身份证和准考证去考试，“看留学机构的能力，有一些留学机构跟考场有联系，风险会很低。”而第三种渠道就是考场方去对接有替考需求的客户，这条渠道被查出来的风险比留学机构的渠道要更低。

与深一度联系的中介称，自己的渠道跟以上三种都不一样，MUET考试的总部在马来西亚，但由于马来西亚方没法独立在中国租考场、组织考试和收报名费，于是他们就在内地设立了代理机构。中介称，自己就是代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全国的考场都是我们来负责设立的。”她说，自己平时在上海，负责合肥、杭州和上海的考场组织，只是南宁考点最近比较缺人，所以她来南宁考场帮忙。从该中介用于联络“考手”的企业微信号来看，她隶属于一个简称“ETG”的公司。

而深一度从另一家四川代理机构了解到，目前，MUET尚未在中国建立统一官方网站，也没有所谓的“总代理”。深一度记者以考生身份进行询问，发现该机构只有报名和语言培训班，并无保过班。“如果是作弊意义上的保过，我们是严厉打击作弊的。”该机构工作人员说。

在网上检索“MUET 官网”，可查到多个考点的网站，其中，山东某考点和河北某考点可以在网站上进行注册报名，考试费用为1700元。如果选择上述四川代理机构报名，则只能通过人工报名的方式。另有一个名为MUET China的官网显示，马来西亚考试理事会和智擎未来有限公司签署授权协议，在中国举办马来西亚大学英语考试 (MUET)，收费为1800元，联系人则是一个私人微信号。深一度记者试图联系对方了解为何收费不同，但对方一直未通过。

与深一度记者联系替考的中介称，考场内有正常的考生，也会有考手，笔试为线下考试，考完约7个工作日后是口语考试，口语考试在线上进行，大约半小时，考手通过线上会议软件回答两个问题，考完后14个工作日出分，如果考试成绩达到客户要求，则可以收到1500元报酬。

除此之外，中介还向记者询问是否有其他可以替考的朋友，并声称，每介绍一位可以替考的朋友，就可以额外拿到200元介绍费。

在考场入口，马来西亚考官核验考生身份

考生认证系统刚刚升级

MUET的考试内容包含听力、口语、阅读、写作四个部分，总分360分，四个模块各占90分，成绩分为1级到5+ 级共9个等级 ，其中5+ 级是最高等级。由于MUET比雅思便宜、有效期更长且出分更容易，因此被称作“平替”版雅思。

在国内中介网站的介绍中，认可MUET成绩的院校很多，包括马来西亚所有公立大学及多数私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以及中国香港的若干所大学，还有英国、日本的部分高校。

但国内一家头部留学机构的顾问告诉深一度，由于MUET 难度相对雅思较低，这份成绩其实最适合马来西亚的学校，别的地区的认可度不高。如新加坡等地的高校，录取模式为“择优录取”，即申请人的语言达到最低标准要求后，学校选取综合成绩和语言成绩更好的学生录取；而马来西亚的高校则是“有条件录取”，“语言关过了就行，并不要求申请人必须得超过多少分。”

近年来，马来西亚逐渐成为中国留学的新兴目的地之一。据马来西亚教育全球服务中心（EMGS）的官方数据，在2020年至2024年的五年间，中国赴马来西亚的留学申请量增长了274%。而在2025年第三季度国际来源地调查结果中，中国学生位列第一，申请人数达到26725人。

但留学人数迅速增长，并不意味着马来西亚的学校会降低对学生的基本能力要求。实际上，MUET在中国的考试刚刚进行过一次考生身份认证的升级。2026年4月，马来西亚考试委员会发布新规定，要求所有在中国参加MUET考试的考生，必须通过支付宝或微信上的中国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平台进行身份验证。之后，中国考区2026年5月的四场考试全部延期。

中介告诉深一度，“跟我们关系不是很紧密的机构，就过不了支付宝核验。”考场的现场核验只能靠考官肉眼识别，每场考试都有马来西亚考官和中国考官，“中国考官就是我们公司的，马来西亚考官不会太管。”

5月20日，中介以“匹配客户”为由，要求深一度记者提供近期的正面生活照和一张证件照，并提出证件照“可以让AI 生成一下”。6月13日，深一度记者询问中介，自己的客户匹配到了没有，中介回答“当然，你的报名费和材料都做好了”，6月25日，记者拿到了准考证和假身份证。

中介手机里保存着大量假身份证和准考证

材料造假将被清退

在社交媒体上，中介会以各种暗语进行广告。6月24日，深一度记者以考生身份与国内MUET考试的另一位中介进行沟通，要求考出4分到4.5分的成绩，中介报价1.2万元，要求记者预付1000元订金，考不到客户的目标成绩会退订金。该中介称，会让考生提前拍摄自己的照片，并将身份证寄给中介，然后由中介寻找跟考生长得像的考手，拿着考生的身份证进入考场替考。至于成绩单，上面没有照片。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考试，不然不会这么便宜。马来西亚的学校也不会去查你。”中介告诉深一度记者。

一位在马来西亚的留学中介告诉深一度，实际上，马来西亚的大学对国外学生材料审核是很严格的，“老师发现有学生在课堂上听不懂，就会怀疑你材料有问题，就会叫你再参加一次考试，看你语言怎么样。”

另一位在马来西亚做雅思培训的黄老师也向深一度记者确认了校方这种做法。黄老师称，留学生在申请马来西亚的大学时，需要提供许多材料，几所比较好的私立大学对于学生材料的审核非常严格，“学校会对照学生提供的材料，致电出具材料的机构进行核实，如果学校无法找到这些机构，还会要求学生告知这些机构的联系方式。”黄老师说。如果学生在入学后，被老师发现听不懂课程或跟不上授课节奏，会被校方要求重新进行语言测试。

马来亚大学官网上发布通告称，自2025年10月23日起，持有中国国家高中毕业证书并申请马来亚大学学士学位课程的申请人必须满足修订后的学术标准。 除了满足官方网站上列出的一般和具体入学要求外，申请人现在还需提交全国高等教育入学考试（高考）成绩的官方文件。 要符合资格，高考总分必须达到平均分80%以上。申请处理过程中，只接受由中国教育部学生服务与发展中心（CSSD）出具的官方核实报告。需要注意的是，此项规定仅适用于中国公民。未能遵守此规定或提供虚假文件将导致申请立即被拒。

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李显峰律师表示，诸如托福、雅思、MUET等出国留学语言类考试，不属于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规定的“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在这类考试中的组织作弊行为，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但相关行为有可能涉嫌其他刑事犯罪，比如，远程控制电脑作弊，可能涉嫌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伪造证件，可能涉嫌伪造身份证件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中介费或成绩，可能涉嫌诈骗罪。同时，作弊者可能承担民事后果，考试主办方有权取消成绩、禁考；如果用作弊成绩申请海外学校或签证，不仅可能导致录取取消和签证吊销，在一些国家还可能面临邮件欺诈、签证欺诈等罪名指控。

6月26日离开考场后，深一度记者随即向当地警方报案，并于当天向马来西亚教育部官方邮箱提交了有关作弊的证据，截至发稿前，尚未得到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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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蔺丽爽

编辑/余美英

微电子专家王文思与眼科疑难病领域的凝视

“医生叔叔，能不能让我的眼球‘睡一觉’，不要再颤动了？”二十多年前，一名8岁女孩在盲校里的轻声发问，后来成为一场硬核医工攻关的起点。先天性眼球震颤患者的世界，常年处在晃动、模糊和扭曲之中。全球约有700万、国内约140万患者，长期面临“无对症药、无根治术、无专用器械”的困境。

2018年，北京工业大学教授王文思跳出微电子科研的舒适区，跨界进入冷门眼科疑难病赛道。他和临床团队一起，把停留在医学实验中的神经电刺激构想，做成可植入、可量产、可上市的中国原创高端医疗器械。

2026年3月13日，超目科技正式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全球首创“i-NYS植入式眼部肌肉神经刺激器”在中国获批上市，也让那句“让眼球睡一觉”的童年愿望，第一次有了现实答案。

“让我的眼球‘睡一觉’”

“医生叔叔，能不能让我的眼球‘睡一觉’，不要再颤动了？”

二十多年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专家王乐今教授在盲校里遇到一名8岁女孩，她的提问，说出了先天性眼球震颤患者的共同困境。作为一种先天性、终身性眼病，患者眼球不受控制地持续震颤，导致视野模糊扭曲，部分患者只能靠偏头、斜视勉强看东西，学习、走路、生活处处受限。全球约700万、国内约140万患者，长期面临“无对症药、无根治术、无专用器械”的困境。

2018年，当时35岁的海归博士王文思，已在北京工业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是一名年轻的高校教师。他本科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自动化专业，后赴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攻读微电子学硕士、博士，曾任职于爱尔兰国家微电子研究院，并以访问学者身份到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深造，具备海内外顶尖微电子科研视野与工程落地能力。

一个偶然机会，王文思得知王乐今教授在寻找芯片、电极领域的专家联合创业。当时，王乐今已通过实验找到了神经调控临床解决方案的起点，即用电刺激和眼部肌肉牵连的眼球震颤来调控异动。临床实验证明这个思路可行，如何完成工程落地成为面临的难题，复杂的眼部结构、严苛的植入安全要求、空白的行业标准、未知的人体适配性，让这项技术长期止步于临床试验。

王文思回忆说，“接到王乐今教授创业团队的邀请，我一口就答应了。这是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技向善’最好的方式。”

破解“医工脱节”

一边是临床医学专家，一边是工科微电子科研专家，两人的相遇，补齐了医工融合的短板。

对王文思来说，对医学不了解产生的认知壁垒是个挑战。创业初期，他萌生了去进修医学的想法。他说：“我当时最大的困惑，是围绕着临床的需求去分析问题，医生提出的需求非常清晰，但在工程落地阶段，我需要探明疾病具体的发病机理，从诊疗层面厘清最优治疗方案。”

他进一步补充：“研发这款植入式医疗器械，人体环境跟电子器件所处的日常环境肯定不一样，那么怎么去满足植入身体时的限制，避免炎症反应和排异反应，以及包含神经电刺激相关的神经递质研究、神经调控基础理论等诸多内容都是我要去学习的。”

王文思说：“我觉得很有必要抓紧时间去学习医学相关知识，不能依赖医生去钻研工科知识。临床医师日常诊疗任务繁重，思维逻辑也和工科从业者存在差异。由工科工程师、科研人员主动补齐医学知识，才是更为务实的选择。”

王文思参加了北京市卫健委和清华大学共同组织的领航计划、探索计划等项目班。两年时间里，他挤出50多个周末，全程参与医工结合专项培训，系统修完内科学、外科学、神经科学、神经调控学、眼部解剖学等全套专业医学课程，完整搭建起成熟的临床医学知识体系。

业余时间在家里，王文思会和在中国政法大学心理学专业任教的妻子探讨临床医学的知识和数据分析等内容。有一天，他惊奇地发现，由于耳濡目染，6岁的儿子已经能够理解“斜视”“青光眼”等眼科专业词汇的基本含义。

除个人学习之外，他还带动整个研发团队转变思维。他定期邀请三甲医院临床眼科专家进驻企业授课。每一次结构优化、每一轮电路迭代、每一项参数微调，都以临床手术便捷性、设备长期安全性、患者佩戴舒适度、术后恢复效果为第一标准，彻底打破了医工脱节的行业问题。

原创视频：i-NYS正式在中国上市摄像/刘畅 剪辑/黄安琪

找到技术的“最优解”

眼球周边神经、肌肉、血管高度精密，可操作空间极小、损伤容忍度极低，再加上全球无任何同类产品先例、无行业标准、无成熟参数，全程只能从零摸索。为了少走弯路，王文思带领团队借鉴人工耳蜗、心脏起搏器等成熟植入设备，拆解其工程逻辑、安全体系、植入术式，再结合眼部生理结构，一点点重构适配方案。

“没有对标、没有参考，我们只能靠重复实验、反复测试、一点点磨出来解决方案。”王文思坦言。

在核心结构设计上，团队放弃复杂多通道冗余结构，经过多轮志愿者体感测试、临床模拟测试，最终敲定四通道片状电极，贴合眼肌表面、刺激均匀温和，是疗效与舒适度平衡最优的方案。

在植入位置上，摒弃高风险软组织植入方式，参照成熟临床术式，选择耳后粗隆骨面，仅磨除1毫米浅骨槽放置设备，最大程度固定装置、降低移位风险、减少手术创伤。

为彻底规避体内电池老化、渗漏、破损的安全隐患，王文思团队敲定“体内无电池、体外无线供能”的独创架构。为适配孩子、成人不同生活场景，团队先后研发眼镜款、颈挂款等多套体外机样机，反复测试发热控制、电磁兼容、电能传输效率、佩戴适配度，最终定型轻量化蓝牙耳机式体外吸附设备，视物时佩戴体外机、日常可摘除，兼顾安全、美观与便捷。

i-NYS零号诞生

2020年9月，团队成功研发出第一台i-NYS零号样机，实现了从理论构想、试验数据到实体设备的关键突破。

小指指甲大小的电极植入眼外肌旁的筋膜下，银针粗细的皮下通道沿颞侧深入，耳后植入的刺激器向电极发送微弱的刺激电流；刺激器形如蚕豆，隔着薄薄一层皮肤，一只小巧如运动蓝牙耳机的体外机吸附在它上面供电，这就是全球首款i-NYS。

2023年的首例临床试验，是王文思和整个团队最刻骨铭心的一次攻坚，也是整套技术从“实验室成熟”走向“人体临床成熟”的关键转折点。

所有此前的动物实验、模拟测试，都是可控的理想场景，而真实的人体、真实的病痛、真实的生活场景，才是对产品真正的考验。

此次临床试验由北京朝阳医院陶勇教授团队主导，刚满22岁的患者小肖，成为全球首位i-NYS植入技术的临床试验受试者。谈及参与试验的初衷，小肖坦言，多年的病痛早已让他饱受煎熬。自小罹患先天性眼球震颤，他的世界永远是晃动、模糊、扭曲的，看书时字迹不停跳动，走路时无法看清前路，常年小心翼翼、步履蹒跚。因为视力缺陷，他不敢独自出门、不敢与人对视、更不敢想象像驾车、远行这些普通人的日常事。

“从小到大，我一直盼着有一天，眼球震颤能停下来，能清清楚楚看一次这个世界。”这是小肖最朴素的期盼。

手术当天，在陶勇教授团队的精准操作下，植入体顺利就位。术后进行系统适配和功能测试时，团队发现，由于真实人体在坐姿、站姿及头部转动等不同状态下，局部组织形态和体外组件贴合角度会发生变化，原有的小型磁吸配件在部分姿态下的贴合稳定性仍有进一步优化空间。

紧急复盘排查后，团队找到症结：此前所有实验测试均为平躺、静止的标准化场景，而真实人体的坐姿、站姿、头部转动角度，以及术后的短期水肿会产生细微的场景偏差，导致原有适配的小型磁吸配件无法贴合人体动态需求，能量传输失效。

针对这一情况，王文思带领研发团队迅速开展评估，对不同体位下的贴合角度和能量传输状态进行分析，并对体外磁吸组件的尺寸和结构进行了适配调整。调整完成后，系统顺利开机并完成各项功能测试。

那一刻，小肖常年不停颤动的眼球瞬间平稳，扭曲模糊的视野第一次变得清晰稳定。所有的焦虑、疲惫与压力，都在少年重获光亮的眼神中烟消云散。

三年后，随访时，小肖真诚致谢，说出了最治愈的一句话：“我已经忘记自己的眼睛生过病了。”

此次技术细节攻坚，不仅补齐了产品关键的人体动态适配短板，更为后续临床推广筑牢基础。随后项目顺利开展多中心临床试验，在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完成71例植入手术，六个月随访数据显示：患者黄斑中心凹注视时间提升587%，眼球震颤幅度下降84.1%，震颤频率下降79.4%，临床疗效显著、安全稳定。

2023年首例i-NYS植入手术获得成功

产品在国内上市

从零号样机诞生，到完成全部电路调试、成功提交国家级型式检验申请，王文思带领团队完成了18次全维度产品迭代，将粗糙的试验样机，迭代为合规、成熟、安全、可落地的标准化临床医疗器械。

2026年4月21日，超目科技正式获得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京药监械生产许20260020号）。这是继今年3月取得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之后，公司在医疗器械产业化进程中跨越的“最后一公里”，正式在中国上市。

眼科业界的专家们表示，i-NYS的成功获批不仅是企业的成功，更是中国眼科从“跟跑”迈向“领跑”的生动缩影。它完成了从“0”到“1”的跨越，也令人期待它早日实现从“1”到“N”的飞跃。

立足国内惠民落地的同时，王文思团队持续深耕国际化布局，全力推动中国医工技术出海，向全球输出中国科创方案。i-NYS设备已同步推进美国FDA国际化申报工作，稳步冲刺全球高端医疗市场权威准入，全力实现中美双重顶级药监体系认可。目前，已取得美国FDA的人道主义使用器械（HUD）认证。

2026年3月19日，超目科技在美国波士顿成功举办“先天性眼球震颤专家研讨会”，多位在眼球震颤、斜视、儿童眼科等领域享有盛誉的国际权威专家出席，共同探讨i-NYS在美国的临床试验规划。未来，超目科技将继续推动i-NYS的海外临床与注册进程，让更多先天性眼球震颤患者受益于这项创新技术。

全盲视觉脑机接口

一张注册证、一项国际认证，从来不是王文思团队的终极目标。在单一产品实现突破后，团队立足成熟的神经电刺激技术体系，向更深、更难的视觉修复领域拓界，持续布局前沿科创赛道。

王文思的日程表永远排得满满的。目前，团队重点攻坚植入式视觉皮层刺激系统，冲刺视觉脑机接口前沿技术，探索为全盲患者重建视觉的全新路径。通过精准的神经电刺激，激活视觉皮层，帮助全盲患者产生虚拟视觉、重建视觉感知，攻克全盲不可逆的世界性难题。

该项目目前已入选工信部、国家药监局人工智能医疗创新“揭榜挂帅”重点攻关项目，超目科技也成为北京唯一承接视觉脑机接口研发任务的企业。

作为高校教授与创业公司的首席科学家，王文思身兼育人与科创双重使命。在深耕技术攻坚、产品落地的同时，他始终把青年人才培养、团队梯队建设放在核心位置，坚持“高校育人、企业练兵、实战成才”的双向培养模式，为硬核医疗科创赛道持续输送青年力量。

在王文思看来，新时代青年从不缺能力与想法，缺的是能够踏实成长、自由发挥、被尊重、被认可的优质平台。他坦言，外界对当下年轻人“躺平、浮躁”的标签化认知并不客观，团队里的00后、青年工程师，极具创造力、共情力和执行力，他们不喜欢同质化内卷、不盲从传统路径，渴望做真正有价值、能落地、能改变社会的硬核事业。

王文思说：“我们鼓励自主负责模块工作的推进，我们的团队以目标为导向，不搞‘内卷’，尽量鼓励。”在医工融合这一交叉学科赛道，他主动打破学科壁垒，让工科青年接触临床知识、让技术人员直面患者需求，让年轻人跳出单一技术视角，建立“技术服务临床、科创普惠民生”的全局认知。在团队管理与人才培养上，他始终坚持去固化、重赋能、给机会、容试错的育人理念。不搞层级束缚、不设刻板规矩，尊重年轻人的创新思维与个性化特点，鼓励团队大胆提出技术质疑、主动创新方案。

如今，由眼科专家王乐今教授、工科专家王文思教授与医疗器械投资领域的资深人士王天放共同创办的超目科技，公司估值已超10亿元，已有超70余名员工，青年员工占比超八成，形成了老中青结合、梯队完善、传承有序的人才格局。一批又一批青年从业者，在这里扎根高端医疗器械、医用芯片、脑机接口前沿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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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田里出没的华北豹

一个社会学博士在县级养老院当“护理员”

把放弃治疗的决定权，交给一个外人

记者/朱健勇

编辑/林艳张彬

六月将尽，2026届高校毕业生陆续走出校园，人生新的坐标正在展开。找工作、进单位、考研考公、继续深造，是很多年轻人的选择；也有一批年轻人，选择把自己的专业、兴趣和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变成一次创业尝试。

在稳就业、促创业的大背景下，创业从来不是就业的对立面，而是就业空间的重要延展。一个青年团队的成长，可能带来新的职业形态、新的产业岗位，也可能让一项技术、一种服务、一个小生意，成为更多人参与城市发展的入口。

北京青年报推出《新青年·创业场》系列报道，正是想在这个毕业季之后，继续观察年轻人如何“上场”。这组报道将分为三个篇章展开：在“野火”篇中，我们关注从生活缝隙里发现机会的草根创业者，看见小团队、超级个体如何生长；在“硬核”篇中，我们走进攀登产业高峰的青年科技团队，记录他们如何把前沿技术推向真实应用；在“厚土”篇中，我们观察城市、园区和政策体系如何为青年创业者提供空间、资金、人才和资源支持。

这不是一组创业成功学，也不只是融资、估值和商业故事。我们更关心：年轻人为什么选择这条路，他们如何在真实问题中找到机会，又如何在城市、产业和技术变化中重新理解工作、生活与自我价值。

从个体创业的微光，到硬核科创的攀登，再到城市生态的托举，《新青年·创业场》记录的，是北京青年就业创业的新现场，也是这座城市面向未来的活力来源。

毕业不是终点。对很多年轻人来说，真正的“上场”，才刚刚开始。

光锥交互创始人刘子康（右一）与其他三位联合创始人江羽婷（左一）、阙嘉华（左二）、杨状状（左三）

凌晨1点，国科大雁栖湖校区内几乎见不到人了。

24岁的刘子康拖着装满电脑和路演资料的包，从东南门一路走回宿舍。那天，他刚从外地见完投资人回北京，又赶去参加了一场原本被寄予厚望的饭局，结果融资并没有谈成。

经过中丹科教大楼前，他坐在台阶上，刷到手机里推送的创业短视频：上一代互联网大佬们讲着那些关于“创业很苦但一定要坚持”的故事。那一刻，他觉得有点讽刺，又很真实。

第二天一早，他还要继续去见新的投资人，重新讲一遍团队、技术和产品。这是一个属于机器人的热潮时刻。过去两年，具身智能、大模型几乎成了科技行业内最密集出现的词汇。资本在寻找入口，创业者在争夺场景，大厂则加速布局机器人与大模型的结合。相比那些更易被看见的“身体”和“大脑”，刘子康和团队关注的却是另一层更基础的能力：“交互”。

在这位00后博士看来，机器人真正进入现实世界，需要补上的或许不是某个单点技术，而是一套能够把理解、感知与动作连接起来的“神经系统”。

一个“能折腾”的博士生

单看履历，刘子康本该是一名深耕实验室的科研人。

2001年出生的他，在中科院体系深耕至博士，研究方向聚焦功能柔性传感器、电子皮肤及机器人相关技术。他兼具学术与产业视野：既是哈佛中国投资峰会专栏审稿人，也参与过国防军工项目氢原子钟智能控制研究，高中时便发表数学论文并获全国一等奖。在旁人看来，他本可以安稳走科研路，却选择了不一样的方向。

小时候，刘子康就喜欢拆四驱车，总爱拆下马达重新缠绕线圈，只为让小车跑得更快。步入大学后，钻研的习惯也保留了下来：他总会反复钻研，不断琢磨技术落地的更多可能性：遇见市面上成型的产品，他会深究产品定型的设计逻辑；途经河湖水域，他又会琢磨相关设备能否到水上使用。

相较于埋头在课本与实验室里，他始终更看重技术落地后的实际价值。“我算不上埋头啃书本的学生。”刘子康坦言，“我更愿意参与社会实践、科创赛事交流，探寻一项技术最终能落地转化成什么。”

这种习惯，让他很早就开始关心实验室之外的问题：用户需要什么，技术能不能进入场景，市场会不会为它买单。相比把技术停留在理论层面，他更在意它能不能真的被人用起来。

后来和刘子康一起创业的阙嘉华，与他相识于学校社团。阙嘉华对刘子康的第一印象是“靠谱、有礼貌”。当时阙嘉华安排刘子康做过一次演讲，效果不错，一度想让他负责自己的演讲团，但刘子康那时的心思已经扑在了做项目和创业上。

2023年前后，大模型浪潮刚刚兴起。刘子康和小伙伴注意到国内用户想稳定使用海外模型并不方便，做了一款桌面软件，最初名为Chat Desktop，后来改名为“极客大模型”。

在今天看来，这或许只是那一轮AI工具爆发的一个缩影，但放在当时，一个学生团队能把产品真正做出去，并获得稳定的付费用户，并不容易。据刘子康介绍，这款产品后来做到了45万用户、约200万元流水。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面对C端消费者的需求。” 刘子康说。用户会提出很具体的问题，比如能不能做一键论文降重，能不能把某些复杂流程直接封装起来。那种来自真实世界的反馈，让他第一次真实感受到，技术不是摆在展台上的，而是会被人拿来衡量“有没有用”。

也是在那一阶段，他第一次意识到：用户只关心输入了什么、最后得到了什么，而不会关心背后到底绕了多少层技术。

对刘子康而言，初次创业试水，是一次宝贵的实战预演。原本扎根实验室的他，借此机会真切触碰到了产品、用户与真实商业市场，也让他深刻认识到：一个技术要落地、面向大众时，用户最先感受到的，从来都是产品的交互体验。

刘子康早期参加比赛照片

盯上机器人“交互”

2025年8月，刘子康和3个伙伴在怀柔注册成立了北京光锥交互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取名“光锥”，带着一点理工科的想象力，而他们想做的事，则比名字更抽象——做机器人的交互基础设施。

正式创业前，他和联合创始人杨状状已经合作多年。杨状状曾在“得到”APP早期团队担任工程师。两人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合作探索一些机械臂、机械狗的研发。

接触得越多，他们越明显地感觉到，传统机器人正在遇到一个共同瓶颈：机器人可以越来越稳地运动，也可以越来越灵活地完成动作，但依然很难像真正的人一样自然地交流。

“过去的机器人，本质上还是预设程序。”刘子康举了一个例子：如果让一个人去书房，把“左上角那个红色瓶盖”拿过来，对方几乎不需要思考就能理解，但机器人不行。它很难理解“左上角”这样的空间关系，也难理解自然语言中的模糊、省略和上下文。为了完成同样的任务，过去往往需要把动作拆解成一系列精确指令：向前多少厘米、右转多少角度、机械臂抬起多少度。

而人类交流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恰恰就是模糊性。

过去两年，具身智能和大模型一起把机器人重新推上风口。资本追逐“机器人大脑”，创业团队比拼本体能力，刘子康看到的机会，则出现在两者之间。

“大模型负责理解人的语言和意图，机器人负责进入物理世界，但谁来把两者真正高效连接起来？”刘子康认为，现在市面上的机器人，最大的问题在于交互能力。

“一句话说完，机器人还要等待两三秒才能回应，人就会立刻感到不自然；对话过程中如果无法随时打断和插话，交流便失去了真实沟通应有的节奏；而一旦上下文频繁断裂，即便背后接入再强大的模型，也很难让用户真正把它当作一个能够持续互动的对象。”他进一步解释道。

在刘子康的理解里，过去几年，机器人行业最先解决的是“身体”的问题：怎么走路、怎么适应复杂地形、怎么让运动能力更接近人类。后来，随着大模型兴起，行业又开始集中讨论“机器人大脑”：世界模型、VLA系统（视觉—语言—动作大模型）、多模态决策能力。但他和团队没有继续往“大脑”那一层挤，而是把目光放在了另一层——让大模型的“理解”，真正变成终端设备上可实时、可连续、可感知的人机互动。

光锥交互联合创始人、来自北京大学的江羽婷记得，团队最初也曾把这件事理解成“大脑”，后来才逐渐意识到，他们真正要做的，并不是替某一类机器人“思考”，而是把不同硬件、模型和协议连接起来，让机器能够更自然地接住人的需求。

在刘子康的比喻里，这更像机器人的“神经系统”。“大脑再聪明，如果没有神经网络把信息传递到手脚，也不可能真正完成动作。”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相比机器人本体和大模型，交互层更隐蔽，也更难被快速估值；而大厂、模型公司和机器人本体厂商，也都在尝试补齐类似能力。对于一家年轻公司来说，真正的挑战不是把概念讲清楚，而是把能力做进真实场景。

一边读博，一边找钱

真正开始创业后，刘子康很快便发现，预判和现实之间，还隔着很长的一段距离。

光锥交互的创始人团队有四人：刘子康、阙嘉华在中科院读书，江羽婷在北京大学读硕士，杨状状则已有工作经历。几个人不是某一天临时凑起来的创业组合，而是长期在一起比赛、做项目，逐渐建立起默契之后，才决定一起开始创业的。

最早的时候，由于没有固定办公室，团队经常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国会咖啡馆”聊到深夜。后来，经朋友介绍，一位律师在怀柔法院附近腾出一间办公室，免费给他们使用。房间不大，一张长桌，几个人围坐在一起。晚上复盘时，他们常一边吃外卖，一边梳理当天见过的人、聊过的合作、修改过的方案。

江羽婷记得，有一次她一早6点多就从市区坐小火车赶到怀柔，和刘子康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中午随便吃了点东西，继续打磨商业计划书和路演PPT，直到晚上八九点才离开。 “可能年轻人就是这样，一开始不会有特别强的目的性，我们就是想一起把事情做好。”江羽婷说。

创业最现实的问题，还是如何筹到钱。

几名创始人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人还在学校，有人面临毕业和就业选择，有人已有家庭。在第一笔融资到账之前，团队差旅、住宿以及拜访投资人的费用，大多靠创始人们自己垫付。刘子康自己前后垫付了六七万元，其他合伙人也各自承担了一部分。有人甚至表示，如果实在撑不住，愿意回家再拿钱顶一段时间。

因为还在读博，学业和创业的冲突，也超出刘子康的预料。曾有一场课程考试和关键项目路演恰巧安排在同一天，为了腾出参会时间，他提前研究透了考核细则，尽力拉高平时成绩。考试当日，他提前一小时交卷离场，打车赶赴路演现场，最后这门课依然拿了接近满分。

奔波几乎成了那段时间的日常。江羽婷记得，2025年四五月份的一天，刘子康一早从怀柔赶到海淀，两人一天连着见了三位投资人，在海淀和朝阳之间来回跑，一整天只吃了两个面包。那时团队的商业计划书还很简陋，一天下来，得到的几乎都是“不看好”的反馈。

让刘子康印象最深的是雁栖湖那个深夜。那是去年暑假，他和江羽婷刚从上海见完资方回到北京，又赶去参加了一场原本很有希望的融资饭局，结果谈得并不顺利。等一切结束，他一个人回到校区，已经是凌晨1点多。校园里几乎没人，他拖着包和资料，从东南门一路走进来，在中丹学院前的台阶上坐下。而此时手机里推来的，是一条条创业鸡汤视频。

后来，巡逻保安走过来，问他：“同学，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他说没有：“宿舍就在八号公寓，待会儿就回去。”

那段时间，江羽婷几乎天天和刘子康一起出差、见投资人、跑路演。半夜，收到他发来的一条信息：“Time passes but things remain the same”（时间流逝，一切依旧），她的第一反应是心疼，但很快又会把注意力拉回到更现实的问题上：接下来到底该怎么解决。

融资虽受挫，刘子康仍然相信，自己和团队的方向没有错，也看到了行业机会，但现实总会不断把人拉回最具体的问题：钱从哪里来，团队如何稳住，公司如何继续往前走。第二天一早，他仍要从怀柔坐小火车进城，去中关村见投资人，再把同一套材料讲一遍。

“你不能连自己都不信这件事能成，就去跟投资人聊。”他说。

此后，公司顺利拿到近300万元首轮融资，加之怀柔区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陆续到位，团队终于摆脱了全员自掏腰包垫资运营的窘境。这笔融资的落地，也和团队内部逐渐清晰的分工有关。

光锥交互联合创始人、中科院海洋所2022级硕士阙嘉华是非技术型创始人，做过校友生态，信奉“生命不息，折腾不止”。阙嘉华加入团队后，承担起了更多对接校友、师兄和外部资源的工作，为团队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此后，团队入驻怀柔科学城，初创的四人小队，也逐步扩充到二三十人的规模。

但更难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搬进新办公室就消失。见投资人、见行业前辈、见客户时，“太年轻了”是刘子康最常听到的评价之一。对客户而言，这意味着交付记录还不够长；对投资人而言，他们这些在读硕士、博士，学历光鲜，但“是否经历得了市场的风风雨雨”？

江羽婷告诉记者，年轻创业者最难的有两点，一是钱，二是面对那些四五十岁的成熟投资人时，如何回答他们的问题时，能显得不太“学生气”。

而和外部评价相比，刘子康现在更在意的是另外两件事：技术能不能沉淀下来，产品能不能被真实世界接受。

让机器人“适应”人的世界

如今，光锥交互把教育、文旅和工业作为主要落地场景，底层支撑是团队自研的实时交互平台GEEKROS。该平台旨在让机器人和智能设备真正“活起来”，能像人类伙伴一样自然、流畅地与用户互动，可应用于机器人、智能家居、教育、医疗等领域。

在刘子康看来，真正决定公司价值的，并不是终端机器人本身。机器人进入不同场景，真正被反复检验的，仍是底层交互能力：它能不能听懂人，能不能及时回应，能不能在持续对话中接住上下文。

这些问题并不抽象。很多机器人接入大模型以后，仍然会出现明显停顿：用户说完一句话，需要等待两三秒才回应；对话过程中无法被打断；对话上下文容易断裂。GEEKROS 试图解决的，正是这种链路断裂。

按照光锥交互提供的数据，目前该平台已支持200多款主流模型接入，并适配80多类硬件生态，实时交互延迟控制在100毫秒级。刘子康解释，延迟在百毫秒级时，用户几乎不会感到明显等待；如果反应慢到两三秒，对话感就会迅速被打断。

除了速度，刘子康还特别在意机器人交流时“像不像一个真实的交流对象”。在文旅方向，团队正在推进仿生情感机器人，其中一个技术难点，是“唇形同步”：嘴型、声音、表情、眼神、语音节奏，都需要协同参与情绪表达。

“人类面对面交流时，真正传递信息的，并不只有语义。”刘子康说。他认为，人形机器人之所以会越来越接近人类形态，并不是因为“像人”本身足够酷，而是因为人类生活空间、家具、通道、服务流程，本来就是按照人的行为习惯来设计的。机器想真正进入这些场景，最终也需要适应人的世界。

一次工厂调研，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具体。流水线上，上千名工人在封闭环境里重复劳动，工厂希望机器人替代部分流程。回来的路上，团队成员讨论：机器人到底是在推动社会进步，还是在加速一些岗位消失？

刘子康没有回避这种矛盾。他更倾向于把它理解为一种岗位重构：机器人可能会替代部分重复劳动，但也会催生新的职业，如机器人运维、机器人训练、机器人部署等岗位。

“技术不只是效率工具，它也会改变人与工作之间的关系。”他说。

接受采访时，刘子康语速不快，偶尔会停下来组织一下语言。和那些已经熟练掌握公开表达节奏的创业者相比，他身上还保留着明显的学生气：认真、克制，习惯把技术问题一层一层讲清楚。在江羽婷看来，刘子康这种“学生气”一直都在，只是创业以后，他不得不一遍遍练习，如何在客户、投资人和项目现场之间切换表达方式。

刘子康的办公室里，不仅有机器人，还有一些书籍。他说，自己有时喜欢一个人安静读书。只是创业以后，这样的时间越来越少。更多时候，他要在客户、投资人、项目现场和实验室之间来回切换，把同一件事反复讲清楚，让一个尚未完全被市场证明的判断，继续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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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田里出没的华北豹

一个社会学博士在县级养老院当“护理员”

把放弃治疗的决定权，交给一个外人

记者/ 屈畅

编辑/ 宋建华

编号HS2308M的华北豹穿过莜麦田

“我嫁到这里45年了，从来没亲眼见过豹子，但我知道，它们就在我身边。”今年65岁山西省和顺县乐毅村村民石凤英说。

红外相机拍到的影像显示，就在她家的后山，华北豹用锋利的爪子在一棵大梨树上留下了一道道抓痕，以此标记它的领地；在对面的山谷中，年幼的华北豹忽然从山坡上冲下来，咬住一只雉鸡的脖子，在大快朵颐中一步步成长为丛林中的顶级掠食者；还有那只编号HS2308M的雄性华北豹，在去年冬天慢悠悠地穿过了乐毅村村民管理的莜麦田。

这一带的田地，被叫作“豹乡田”。种植者们相信，他们可以在这块农田上，“种”出更多的华北豹。

视频：在乐毅村周围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野生动物

出没的豹子

多个视频清晰地记录了HS2308M的穿越路线。那是2025年12月7日下午3点57分，一身黄黑色斑纹的HS2308M穿过新修的公路，从南侧的山谷走出。它面前是一片收割过的低矮麦茬，以及地面上被收割机切碎的麦秆。

它走过莜麦田，中间还放慢了脚步。穿过冰封的池塘，之后是一片长满枯草的荒地，最后消失在北侧山谷的密林中。

大约600米的距离，它慢悠悠地走了15分钟。在长期从事华北豹保护工作的猫盟理事长宋大昭眼中，这说明HS2308M对这片田地处在完全信任的状态中。

另两只华北豹HS1902F、HS2502M是姐弟，就出生在乐毅村附近。长大后的HS2502M离开母亲，到更远的地方创建了属于自己的领地。HS1902F则留在了周边的山林，先后在2021年和2023年两次诞下三胞胎。2022年的一天，红外相机拍下了HS1902F的三个幼崽正在村民家牛圈后的防火道上玩耍。

华北豹作为原产于中国的豹亚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并于2012年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20世纪以来，由于栖息地大范围丧失、退化和人类活动的直接影响，华北豹现存种群数量减少，生存处在极度危险的状态。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李晟介绍，华北豹所处的栖息地高度破碎化，往往被农田、城镇、基础设施等隔开。“虽然近些年保护力度和栖息地恢复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其种群数量仍处于难以长期维系下去的水平。”

华北豹作为自然界中的大型猫科动物，主要食物有狍子、野猪等，处在食物链的顶端。“如果这样的顶级掠食者消失，意味着整个生态系统缺失了关键一环。”宋大昭说。

“和顺县马坊乡乐毅村周边的山林，是华北豹的‘生命之源’。” 猫盟的科学保护官赵莹指着通过多年统计形成的华北豹繁殖地图告诉深一度记者，遍布山西多地的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显示，乐毅村一带监测到华北豹的频率更高，监测到母豹以及幼崽的次数更多，这里还是首次记录到华北豹四世同堂的地方，因此这片山林对于华北豹的长期存续具有重要意义。

“豹乡田”

传说中，战国时代燕国名将乐毅遭遇谗言，与燕国君主产生矛盾，为了避免灾祸，来到今天的乐毅村隐居，后代也在村中繁衍生息。

乐毅村位于山谷之中，地处公路的尽头。村两侧的山不算高，但密布着层层叠叠的原始森林，是华北豹、狍子、赤狐、狗獾等数百种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村民称，这片土地土壤肥力差，土层也不厚，往下挖一点就能见到岩石。多年来，村民主要的生计来源是种植玉米和养牛，玉米充作自家食粮，养牛用来补贴收入。由于种庄稼不挣钱，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基本全到城里打工去了，全村40多户70多人基本都是老年人，平均年龄超过65岁。

为了调查研究华北豹，宋大昭从十多年前开始频繁到访乐毅村，与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这里土地贫瘠，最独特的资源就是当地完善的生态系统和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慢慢地我们有了一个想法：能否用好这些资源，让当地村民也富起来。”

在多年的调研中，宋大昭发现，农田也是很多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有时研究人员穿过农田，就会惊走几只狍子或狗獾。猛禽会盘旋在农田上空，随时准备俯冲下来，捕捉地里的田鼠。农民浇地用的山溪里，栖息着中华大蟾蜍和太行林蛙，它们是不少农业害虫的天敌。

“如果让农田变得对野生动物更友好，是不是就可能将原本破碎的栖息地连成一片，给华北豹完善食物链的同时，赋予它们更大的生存空间？”宋大昭说。

2023年，猫盟与当地村民合作，租下乐毅村和周边的饮马池村、小南沟村三个自然村的田地，开始采用有机种植方式，在获得农产品收益的同时，为野生动物提供食物链与庇护所，这个项目被命名为“豹乡田”。

和红外相机对视的华北豹

等着来“偷吃”

2026年，是“豹乡田”运营的第4个年头，也是四川人王君在这里工作的第3年。

退休前，王君当了30多年的护士，热爱户外运动和野生动物。来猫盟应聘，没想到一入职就被任命为“豹乡田”的社区主管。

就这样，一个来自大西南的城市居民，来到千里之外的北方山区，当起了“农民”。

“你看这块地，我们叫它‘蜜源花田’，里面种的是苜蓿、油菜、向日葵、荞麦。”王君说，苜蓿花是紫色的、油菜花是黄色的，向日葵、荞麦也都会开花，种植10种不同蜜源作物接力开花，可以将花期延长到将近5个月，相当于给蜜蜂、蝴蝶等提供了一个从春末开放到深秋的食堂，依赖这些昆虫传粉的作物，收成也会更加稳定。苜蓿是狍子最爱的美食，红外相机记录到不少狍子深夜潜入吃苜蓿的画面。向日葵、荞麦也都是小型哺乳动物的食粮，为了方便这些小动物“偷吃”，工作人员加大了防牛铁丝网的间隙。“尤其是苜蓿地这里，间隙更大，因为狍子会大一些，我们希望铁丝网只挡住牛，而不要成为狍子来进食的阻碍。”

在农田边，有一座将近3米高的玉米秸秆堆，王君说，这是专门为小动物们准备的“秸秆公寓”。

乐毅村海拔超过1000米，虽然已是夏天，夜晚最低气温仍不到10度。在冬天，当地气温可以降至零下20多度。对于小动物来说，这是非常严峻的挑战。

而秸秆堆具有保暖作用，加上秸秆上常常挂着没脱净的谷粒，成为了小动物们现成的干粮。

秸秆堆附近架设的红外相机，记录下了众多“访客”。

2025年11月21日，一只北领角鸮忽然俯冲下来，抓住了一只打算钻入秸秆堆的老鼠，老鼠不断翻滚，北领角鸮被数次掀翻，但脚爪始终抓着老鼠不放，僵持了4分钟之后，争斗以北领角鸮的胜利告终。

2026年1月17日晚7时，一只以老鼠为食的豹猫出现在秸秆堆旁，在红外相机的镜头前用极为夸张的姿势，弓起了腰背。随后，一只同样爱吃老鼠的赤狐出现在了镜头画面中，两只动物在镜头前互相对峙。吸引它们前来的，无疑是秸秆堆中藏着的美餐。

在“豹乡田”的玉米地、莜麦地中，分布着一段段杂草带。王君解释说：“我们之前的调查发现，小动物们出于安全考虑，在行走时喜欢有遮挡的环境，我们在农田间打造出高低起伏的土埂，故意留出一些地带不除草，就是为小动物们穿行农田留出一个通道。红外相机拍到的画面显示，这样的杂草带成为了狗獾、狍子、赤狐等野生动物穿越农田的“快速路”。

也正是在这样的农田之中，那只编号HS2308M的雄性华北豹，在去年冬天慢悠悠地穿过了莜麦田，奔向山谷另一侧的山林。

“植物是昆虫和小型哺乳动物的食物，昆虫又是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的食物，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又是华北豹的食物。”王君说，农田作为动物的栖息地，可以成为 完善食物链的基础，最终为华北豹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

夜间出外活动的华北豹

地里的变化

王杰是和顺县本地农民，如今是猫盟“豹乡田”的农业负责人。在他看来，“豹乡田”和当地传统农业最大的区别，就是不会单纯追求农作物的高产量。“我们这里土地肥力不足，以前老百姓都是用牛粪、人粪等来作肥料。后来开始用化肥，产量能提高两三倍。这边海拔比较高，用塑料地膜能防虫保温，大家又开始大面积铺地膜。再后来出现了除草剂，以前除草费时费力，有了除草剂就很轻松了。”

不过王杰和村民们也发现，化肥、地膜、除草剂虽然大幅增加了产量，但土壤却开始出现了板结化。“下雨之后，水根本不下渗，有时还需要在土地上打眼才行。小时候我们刨地经常能见到蚯蚓，现在蚯蚓也没有了，这进一步加剧了板结的问题。”

“豹乡田”的不同之处，在于弃用农药、化肥、除草剂，转而让土壤恢复自然的肥力。2023年，“猫盟”流转了乐毅村100亩农田用于“豹乡田”试点。王杰介绍，参与试点的村民，首先可以获得猫盟支付的土地租金；其次，村民可以以“豹乡田管家”的身份，参与播种、施肥、收割等工作，领取额外的工钱；最后，为了鼓励村民减少冬季烧柴，猫盟还给村民提供了相应的烧炭补贴。2025年，“豹乡田管家”们共获得收入20.4万元，比2024年多了4.8万元。

“以前我们夫妻俩一年收入也就11000块钱，成为‘豹乡田管家’后，我俩一年的收入涨到了18000多块钱。”村民石凤英说。

“地里不好好种东西，放在那里长草，这多浪费啊！我们想要除虫除草，结果猫盟的人说，就是要长草，就是想要让虫子来吃。”石凤英说，一开始他们夫妇也无法接受这样的理念，“庄稼都让动物吃了，这怎么得了？”

但猫盟方面并不这么看。2025年8月，有狗獾跑来玉米地偷吃，事后统计发现，两只狗獾最多只能消耗大约200根玉米，而一亩玉米地能产出2000根玉米。“这么算下来，其实损失很小，完全可以承受。”王君说。

慢慢接受了猫盟的理念后，石凤英夫妇发现身边的环境确实在无声无息中发生了变化。

“地里的蚯蚓变多了，挖开土之后，蚯蚓从地里往外冒。以前我们这里从来没见过鸳鸯，现在池塘里出现了鸳鸯，还有苍鹭、黑鹳等好多动物，都是这几年新出现的。”石凤英说，她的外孙子今年5岁，平时跟着妈妈在太原生活，逢年过节回乐毅村，就嚷嚷着想要进山里去看动物。

据猫盟统计，目前“豹乡田”已记录到203种野生动物，包括鸟类、兽类、两栖爬行类及昆虫等，其中不乏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

还让石凤英夫妇激动的是，被视为穷乡僻壤的村子，开始迎来各地的客人。“很多人来我们这里观光。之前我们这里几十年都没有大城市来的游客，如今深圳的、广州的、北京的、上海的都来了。”石凤英说，“去年还破天荒头一次来了个黑皮肤的非洲人。”

宋大昭在检查山里的红外相机

“种”出华北豹

2025年末，猫盟发现有村民带着盗猎工具上山了。

猫盟首席执行官黄巧雯在回忆这件事时写道，当证据确凿无误地摆在面前时，她感觉过去3年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为了了解情况，王君和同伴们找村民聊了很久。“那段时间正好是庄稼成熟的时候，有时野猪会来吃庄稼。村民常常半夜爬起来去赶野猪，天天睡不好。我们能理解，但这样的行为仍旧突破了底线，因为这里属于自然保护区。”

当着王君等人的面，村民毁掉了盗猎工具，并反复保证绝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事情虽然告一段落，但王君等人明白，要想彻底杜绝类似事情的发生，还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我们和村民们商量，通过补贴的方式帮助他们建设防野猪的电子围栏。”王君说，这是一种科学有效的防护方式，不但可以有效降低野猪造成的损失，还不会对人类和其他动物造成伤害。

另一方面，猫盟开始和村民们建立起明确的规则和底线。黄巧雯说，2026年猫盟和村民签订的每一份合同都明确了不能盗猎的底线。由于有新的社区加入，不同村庄之间也会出现比较，还有很多细节要在和村民合作的过程中完善。

据李晟介绍，即使现在，我们对于华北豹仍有太多的知识空白需要填补。2020年开始，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和猫盟联手，对整个和顺县展开了持续的科学监测，确认在和顺-榆次大约800平方公里的栖息地上，每年可监测到40只左右的成年豹个体和10至20只幼崽。

与此同时，山西省林草局也开展了对全省华北豹种群数量的监测工作。2026年3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山西有9个市发现了华北豹的活动轨迹，全省共有稳定种群48个，约680只，种群数量居全国之最。

2026年5月28日，在“豹乡田”一旁的山林中，深一度记者跟着宋大昭一边回收红外相机数据，一边寻找野生动物“粑粑”。“你看，这些小颗粒是狍子的粪便，还很新鲜。”“这是华北豹的粪便，通过分析粪便中的成分，我们就能知道它爱吃什么动物，健康状况如何。”宋大昭说，这些年他和同伴们都养成了边走边搜集动物粪便的习惯，新鲜的粪便是分子生物学分析的最好材料。

研究成果反过来也很快成了保护工作的指导理念。“比如我们发现，华北豹最爱吃的食物就是狍子。因此我们种植了很多苜蓿，这是狍子最喜欢的食物。”赵莹说。

李晟表示，北京山区也曾是华北豹的重要栖息地，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销声匿迹。近年来，北京、河北等地也都开展了“迎豹回家”的工作，通过种植栎树、修复生态廊道等方式为华北豹回归北京山区做准备。“很多人谈起华北豹，可能会感到害怕。其实华北豹本身是怕人的，伤人的情况少之又少。对华北豹的恐惧，更多的是因为不了解。在这个意义上，“豹乡田”建立了一个我们了解华北豹的宝贵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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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放弃治疗的决定权，交给一个外人

退学博士耿同学：学术打假不是目的，希望推动“重复实验”

养虾两个月，我卖出5个数字员工

记者/ 朴云

编辑/ 郝鸣

胡彪医生冬天去村民家里巡诊

1994年，20岁的胡彪坐着手扶拖拉机，带着药、医书、听诊器和铺盖，来到了宜昌五峰县仁和坪镇大檀树村，填补了这个山村已经8年没有村医的空白。当时，这个初来乍到的后生没少被村民盘问：打哪里来？师从何人？有无经验？

2025年，一款名为“蚂蚁阿福”的AI健康应用从胡彪的手机屏幕上“弹”了出来，他带着好奇和疑问，一如当年村民审视他，心想：AI真能看病吗？它够严谨吗？村里老人能用吗？

这些问题，还在胡彪的摸索中，但可以肯定的是，AI 已然改变了他的日常。他发现，看体检报告、用药剂量参考、挂号指导，这些问题“阿福”都能解答。

根据蚂蚁集团刚刚发布的2025年可持续发展报告，“蚂蚁阿福”自上线以来，服务的上亿用户中超过半数来自三线及以下地区，近千万咨询发生在深夜，而其中老年用户占比近三分之一。蚂蚁阿福作为医生的AI辅助工具，累计帮助15万医生更高效地开展工作；此外，还有近2000位各领域的医生在“蚂蚁阿福”开设了AI分身，提供24小时服务。

做村医的32年，胡彪的医务室搬了6次家，设备越来越齐全，但农村地区依然存在医疗资源匮乏，村医水平参差不齐、慢性病人群健康意识差等问题。如今AI的到来，似乎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现在，村医有了小助手，每一位大檀树村的村民也可以向千里之外的名医发问了。

胡彪在大檀树村做健康科普

村医与阿福的切磋

胡彪所在的大檀树村“山广人稀”，目前有1276位村民常住，民宅分散在方圆五公里的山上。胡彪维系的医务室，是全村人平时看病拿药最近的地方。

胡彪第一次知道蚂蚁阿福是在使用电子医保卡的时候，当时，这款AI健康应用的推广消息弹了出来，“这关乎身体的事情，用AI能靠谱？”胡彪出于好奇，决定下载试试。

他还记得，自己问阿福的第一个问题是“颈椎间盘突出的具体症状”，阿福一条一条把症状列出来，胡彪觉得“它好像有两下子”。

之后，胡彪尝试用阿福去辅助看诊，出门巡诊时，他会在蚂蚁阿福上给村民建档案，也尝试将村民拍的片子发给阿福，让它去分析，不断去试探这个AI的能力。

胡彪到村民家中给老人做体检

对“蚂蚁阿福”的“试探”，也发生在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普安县青山镇的兴隆村，那里的村医刘婷婷是个00后，今年23岁，是全县最年轻的村医。

刘婷婷是在一场培训会上了解了蚂蚁阿福这款AI，自此常常向阿福“发难”，“坦白讲，一开始，我对它是不信任的”。

刘婷婷喜欢带着一个预设的答案去考阿福。比如，她会假设自己得了阑尾炎，然后用贵州话跟阿福说大白话，“我肚子疼，咋办？”。这时候，阿福会追问“哪里疼”，刘婷婷会故意说“不知道，一片都疼”。阿福会继续询问“肚脐上面还是下面”。刘婷婷说，只要自己不撒谎，按照预设的症状一步步回答，阿福十有八九都能回答出她预设的答案。

有一次，刘婷婷吃完晚饭，觉得肚子胀胀的，她灵机一动，又把问题抛给阿福，“我肚子疼，怎么办？”经过一步步询问，阿福得出结论，“你可能只是吃多了”，有意思的是，阿福还安慰她，“别太担心”。

刘婷婷在村里坐诊的时候会发现，有些村民身体不舒服时，会在社交媒体去刷一刷有无“同病相怜”的人，庞杂的信息反而让人越看越担心，最后心理上的焦虑比身体上的问题还大，“这时候，一个严谨、客观的声音还挺重要的”，刘婷婷说，她在与“阿福”的切磋中，确实感受到了阿福的严谨。

与阿福建立信任之后，刘婷婷把“蚂蚁阿福”当成了搭子，有不懂的专业问题，就请阿福出来。刘婷婷学的是内科，但到村里当医生就得啥都懂点，村里人有个头疼脑热，磕磕碰碰全都会来医务室，最夸张的一回，村民家里的猪病了都来找她。以前，她遇到问题，会请教同学和有经验的学长，现在阿福分担了不少工作。

前不久，村里有位老人到医务室拿药，跟刘婷婷提起了做股骨头置换手术的事情，“老人一走，我马上就让阿福给我科普了一下这个手术的原理”，刘婷婷说，虽然自己没能力做这些手术，但她也非常好奇其中原理，搞懂之后，村民再跟她聊起，她也好接话。

刘婷婷使用蚂蚁阿福辅助诊疗

拦住那个吃错药的老人

刘婷婷跟胡彪“出道”的年纪相仿，都是20来岁就出来工作，但时代不同，村民对她的来意也会有自己的揣测，“一个年轻人考上大学，不去大医院为何来当村医？”

据刘婷婷所知，在她之前的村医，有一些因为待遇问题，相继离职了。婷婷也坦言，三年前，她辞掉一家私立医院“经常加夜班”的工作，决定回黔西南做村医，最初的想法确实很现实，一来兴隆村离家近，二来村里的老人多，有看病的需求，再者就是不用整夜值班。

刘婷婷发现，兴隆村有不少独居老人，其中还有些老人不识字，在家吃药都要靠药瓶颜色去区分药效。前不久，一位78岁的奶奶，在家里突然觉得头晕，老人判断是高血压犯了，便拿出一个降压的小蓝瓶，按照经验吃了5片。

半个多小时过去，老人还是感觉头昏昏的，这才拿着药瓶到医务室找到了刘婷婷，刘婷婷发现，那瓶药根本不是老人日常用的降压药，只是瓶子很像，而且剂量只要1片就行。“好在她吃的药过期了，没有太大副作用”。

这位吃错药的老人让刘婷婷意识到，很多慢性病患者，尤其是缺乏医疗健康常识、文化程度有限的老人，需要一个可以随时随地指导他们的人，但如果儿女不在身边怎么办？

那天，她给这位老人下载了蚂蚁阿福，她告诉奶奶，如果忘记药怎么吃，就拍照片给阿福，AI会告诉她药的用途、使用剂量，最重要的是，用语音交流就行，不识字也能操作。

因为村中出现了脑出血病例，刘婷婷组织村民筛查血压，一直到天黑还在继续

还有一位64岁的奶奶有糖尿病，儿女回家时总喜欢给她带各种美食，“她儿子儿媳一回家，血糖就飙升到二十多”，刘婷婷跟这位老人交代，如果不知道糖尿病该怎么控制饮食，就在食物下嘴之前先问问阿福，这位奶奶短视频玩得很熟练，用起AI也没什么门槛，奶奶也听劝，现在就连儿子和儿媳买东西前，也会先在蚂蚁阿福上搜一搜糖尿病人的禁忌。

当然，也有些老人不愿意接受AI。有一回，刘婷婷在医务室跟一位大爷普及AI健康助手的用法，老人毫不客气地反问：“如果大家都用AI，那还要你们这些乡村医生干嘛？”。

关于“什么事让AI帮忙，什么事儿医生做”的问题，刘婷婷也琢磨过，“AI只是一个辅助，一个帮手，医疗决策还是要医生来做”。刘婷婷跟这位大爷解释，对于急症、重症，自然没办法求助AI，但一些慢性病用药问题、挂号问题，医疗常识完全可以问一问AI，这可能会有利于判断病情，高效去就医。“毕竟哪个医生也不可能24小时都在身边”。

刘婷婷在诊室医务室给老人看病

分身有术的名医

最近刘婷婷就不在村里，她正在州里进行为期半年的培训，医务室临时交由另外一个医生代理。

这次学习，刘婷婷接触了不少没见过的新仪器和病例。因为临床经验有限，她很看重这样的机会，“我在村里可能永远用不上这些设备，但我有这样的认知后，村民遇到问题，我可以告诉他们到哪里去治，找谁去治”。

遇到不懂的，刘婷婷也会在蚂蚁阿福上找到最对口的老师去求教。这次在州里学习，她就遇到了一位牛皮癣患者，但她在皮肤科领域并不擅长。她打开蚂蚁阿福，在近2000位名医开设的AI分身中，搜索到了皮肤领域的权威专家，把问题投给了这位专家的AI分身，“AI最大的好处是，他可以不厌其烦地回答你，你也不用顾虑给他添麻烦”，刘婷婷说。

其实，这些名医本人，有时候也会向自己的AI分身提问。

段涛是上海市东方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也是一位拥有数百万粉丝的科普博主，2025年6月，随着蚂蚁阿福上线，他也成为了第一批开设AI分身的名医。

在线下出诊，段涛半天最多可以接诊40～50人，留给每位患者的时间只有3至5分钟，因此，候诊室常常能听到“排队半小时，看病3分钟”的调侃，甚至有很多人抢不到专家号。

其实，诊室内的段涛也很苦恼，“大家在怀孕之后会在网上看到各种各样的说法和禁忌，就会担心，因此常问一些吃喝拉撒睡的重复问题，你跟一个人回答了，还要回答第二个人”，像这种重复性问题，段涛会主动跟患者说，“下次你不如问问我的AI分身，他啥都能回答你，并且记忆力比我好”。

段涛打比方说，有人会在诊室里询问妊娠期的用药禁忌，“上万种药，一厚本书，我不可能全都记住”，想不起来时，段涛会让病人等一等，把自己的AI分身调出来问一问，然后再跟患者建议“有问题问分身”。2025年底，段涛的AI分身上线半年，就有约16万人向他提问，涉及妇产问题约72万个。

“一个医生，尤其是大专家，他在线上问诊是要消耗实实在在的时间的，他不可能24小时一直坐在那里去回答所有问题，但AI解决了一部分问题”，段涛认为，名医的AI智能体既解放了一部分医生的重复性工作，又能让专家的经验和知识下沉到有需求的患者和基层医生那里，“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只要手机可以联网，就可以问了”。

段涛看来，这是AI带来的一种“知识平权”，以前专业医生所掌握的信息和知识，现在普通人也能通过AI应用获取。有时，患者会问段涛，为什么他说的和AI不一样，这时他再去告诉患者到底哪里不一样，去给患者解决更多疑惑。但最终决策，还是要医生和患者沟通几轮后，由医生去做，“AI在这个过程中更像是一个合作伙伴，而非决策者”。

段涛医生向患者展示他的AI分身

接地气

段涛常常跟同事说“要拥抱AI”，因为无论上海的名医还是大檀树村的村医，大家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都已经被科技改变了。

32年过去，胡彪无需再揣着医书去问诊，他只要带着手机，就能随时用AI辅助去做诊疗。最近一次，他遇见一位肾结石患者，他结合阿福给出的症状，排除了患者胰腺炎的可能。

兴隆村的刘婷婷会时不时地考验阿福，拿“我头疼”、“我咳嗽”这类泛泛的描述去试探阿福的水平。刘婷婷说，之所以“百般刁难”，是因为村里老人来看病时就是这样问问题的，“我想试试，阿福能不能应付得了老人们最朴素的表达”，因为只有足够接地气，老人们才会去使用。

胡彪用手机拍摄检查报告，让AI辅助分析，并可以给患者建立电子健康档案

当AI霸屏，人们的视线常常会习惯性地看向大城市——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硅谷，还是中国的北京、上海与杭州。在那里，关于AI的讨论往往充满了科技的冷峻与前沿的激荡：不断突破的千亿模型参数、令人眼花缭乱的大模型榜单、以及动辄颠覆行业的创新与革命。

然而，在宏大叙事光晕之外，鲜有人意识到：那个闪耀着未来光芒的词汇“AI”，究竟和胡彪所在的大檀树村，和刘婷婷守护的兴隆村，以及那些生活在湖北、贵州大山深处的普通村民们，能产生什么样的联系？

AI时代给所有的科技公司留下了一道巨大的命题。面对这道题，各家公司给出的解法不尽相同，而蚂蚁给出的解法，其实就可以用这三个字来概括——“接地气”。

回头看，蚂蚁在成立的20多年中做的事情，似乎一直都在坚持用科技解决普通人最需要解决的生活难题：从线上交水电费、扫码支付、电子医保，到让普通人随时能理财的余额宝、一块钱也能做公益、一次次低碳行为也能在远方的荒漠种下一棵小树，这些日常其实已经悄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面对席卷而来的AI浪潮，蚂蚁依然没有改变初衷，选择了继续和最广大的普通人站在一起， 而这一次，他们选择了守护大家最关切的需求也是最朴素的期待：身体健康。正如蚂蚁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所期待的那样：“希望通过AI的科技能力，一方面帮助用户更方便地获取健康咨询和健康科普，另一方面协助医生更好地服务患者、提升效率”。

蚂蚁阿福上线时，不少人驻足了解阿福的功能和用途

在AI势必闯入每个人生活的时代，一个普通人更想看到的叙事，或许是胡彪手机里那个能随时随地辅助他排除病症的“阿福”；是不知疲倦地为几十万患者答疑解惑的段涛的“AI分身”；更是刘婷婷心中那个朴素的愿望——有了这款“接地气”的家庭健康助手，希望兴隆村里再也不会有吃错药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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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学博士耿同学：学术打假不是目的，希望推动“重复实验”

养虾两个月，我卖出5个数字员工

记者/杨宝璐 实习记者/陈浠莲

编辑/宋建华

李某领养狗狗时被拍下的现场情景

6月8日，重庆一名外号为“山姆打包哥”的男子李某被警方实施强制措施。李某被曝长期以“领养”为名骗取猫狗后实施虐待，导致多只动物惨死。在此期间内，邻居和送养人多次发现其虐待动物并进行制止、报警，但未能对其形成有效制约。

重庆当地志愿者告诉深一度，从今年4月起，就陆续有狗主人和爱宠人士在网上发避雷帖，互相提醒李某有虐待宠物的前科，大家在送养宠物时避开他。但6月4日，还是有新的“上当者”将一只流浪狗送给李某抚养。之后，狗妈妈小满死亡，当事人试图要回被李某领养走的小狗而不得，只好报案。

6月7日，大量热心网友、志愿者及受害动物主人自发组织前往李某住处，举着海报及受害流浪狗的照片，向李某讨要说法，并要求其交出别人所送养的两只小狗。

据媒体报道，6月8日大石坝派出所所长向现场人士做出回应，警方已对嫌疑人李某实施强制措施，立案案由为高空抛物和故意损坏公共财物。这也是现有法律框架下，警方所能做出的最有力的处置。

流浪狗小满和狗宝宝

上门救狗

6月4日，女孩赵芸和朋友小优在自家小区发现了一母三崽的一窝流浪狗，因自身条件有限，无法长期抚养，她将三只流浪狗暂时养在一间废弃房屋中，并在网上发布了领养信息，寻求爱心人士帮助。李某联系了她，声称想要领养。赵芸就把李某带到废弃小屋后，李某选了其中一只狗宝宝并带走，当晚赵芸再次去废弃房屋喂狗妈妈小满的时候，发现满地是血，小满不见了。

她马上出去寻找，在离小屋不远处的草地里发现了小满的尸体，查看监控后，赵芸发现李某在这段时间中曾返回过废弃房屋，于是她联系李某，要求其返还那只被领走的小狗，但遭到了拒绝。当晚，赵芸和几位志愿者一起报警，但警察表示无权要求李某返还小狗。当晚，有人在临时建的互助群里分享了两则视频，视频里李某正在自家阳台虐狗。

6月6日，当地的流浪动物救助群里流传出几则视频，视频中的李某在自家阳台虐狗。此时，事件开始发酵，重庆不少遛狗群收到消息，大家经复盘发现，至少从今年4月起，李某就开始冒充爱狗人士，多次领养动物并进行虐杀，并有至少四只猫、狗惨遭毒手。

“其中被虐杀的小狗‘小白’就是我朋友的狗。”一名志愿者告诉深一度，4月时，他们就知道李某有虐杀动物的嫌疑，于是在小范围内互相通知与避雷。

6月7日，小优因自责错信李某，又要不回被李某带走的小狗，情绪激动之下走至天台企图轻生，后被劝下。有志愿者告诉深一度，当时李某刚好从外面回家，还在楼下拿手机拍摄。几小时后，大量热心网友、志愿者及受害动物主人自发前往李某住处讨要说法。

当晚，志愿者们还在李某家的楼道内发现了一只奄奄一息的小狗冬冬。据志愿者称，冬冬被发现时是在一个纸盒中，被拴在楼道内的洗衣机上。之后冬冬被送医，检查发现它的牙齿被锯平、尾巴被剪断、全身多处骨折。“当晚送冬冬去医院的时候，就发现它的肺部损伤很严重，有出血和感染”，将小狗送医救治的志愿者告诉深一度，这只不足两月的小狗现在仍未脱离危险期。

有志愿者告诉深一度，他们在6月7日跟李某在派出所沟通时，提出愿意花钱买回小狗，而李某回答“10万一只狗”，在场的群众表达不满后，李某又改口道“那现在就需要100万一只了哟”。

6月7日晚，经过警方、爱狗人士和现场志愿者多方交涉，李某一家最终交出了两只小黑狗。然而这两只狗并不是志愿者们所寻找的两只小白狗。随后，志愿者在警察和医生的陪同下进入李某家中搜寻，但未发现两只小白狗的痕迹。“那个家打扫得很干净，就像样板间一样。”一位志愿者说。

惯犯

实际上，这并非李某第一次涉嫌虐待动物。在4月时，当地的爱宠圈就已经在互相通知“避雷”这位“山姆打包哥”了。

——这牵扯出另外一桩旧事。2024年11月，李某曾在重庆山姆试吃并打包，被工作人员制止后，他还用打包好的汤汁泼洒工作人员，该冲突视频被发到网上后，李某被称为“山姆打包哥”。

“我看了他那个视频，但我以为就是他个人与山姆发生的一点小纠纷，不是大事。”送养小狗星星的主人王奕告诉深一度。

3月28日，王奕在网上发帖，想要给星星找一个新主人。“星星当时的状态非常好，只是我当时工作忙，需要把它托付给一个能够陪它成长的人。”王奕说，3月29日李某在社交平台上主动联系了他。“他表现得非常热情，说自己非常爱狗，也为领养做了充足的准备，买了笼子、学了很多教程，还找我要星星的疫苗本，说他要去办理狗证。”王奕回忆，当天傍晚，李某就带着孩子到王奕家楼下取狗。

王奕告诉深一度，自己对于领养者的要求是要允许自己不定期回访。当时李某非常配合，但带走星星之后，王奕给他发消息就一直没收到回复。

当晚12点左右，李某给王奕发消息，说邻居嫌狗叫得吵人，就报了警，警察把狗带走了。

王奕看到这条消息是第二天早上五点半。他不信，反复追问狗的下落，李某一开始咬定说狗被警察带走了，后来改口说狗被他扔在了江北城地铁站，最后说扔在了江北城中央公园。

王奕急忙去找，但没找到。3月30日晚上，他发了寻狗启事，一位志愿者联系他，说看到昨晚有人虐杀了一只狗，让王奕辨认，他一看照片，正是星星。

王奕称，志愿者告诉她，在李某虐杀星星时，周围人制止并报警，但李某拿出了疫苗本证明狗是他的，并称想要救狗就要100元，围观群众为了救狗，答应花100元把星星买下来，但李某又说自己付出了狗粮钱、疫苗钱以及心血，提价到500元。围观群众不愿被他要挟，于是去附近派出所交涉，王奕称，在派出所，李某称自己打狗是因为“被狗咬了”。但由于他以疫苗本证明自己是狗主人，大家只能看着他把星星又带走了。

“这些东西他都是他当天从我这里拿回去的。”王奕很愤怒。3月31日，他去派出所报案，但星星至今下落不明。

志愿者在李某家楼道里找到了奄奄一息的小狗冬冬

要钱

李某不止一次挟狗要钱。2026年4月18日下午2点，张冰在重庆市两江新区大石坝公园，目睹了李某的小孩踢踩小狗。“我的朋友从那里路过，看见有小孩把小奶狗提起来再扔下，用脚踹踩。我就过去看。”张冰回忆。他看到李某在小孩旁边未加制止，就问他“你们家小孩是不是在虐狗”，李某则说“不是，是在跟狗玩”。

张冰告诉深一度，李某称，两只狗都是他拿来卖的，30元一只，50元两只。“他说你要是觉得狗可怜，你可以买回去。”但张冰发现两只狗身上有跳蚤，不像是私人家养的狗。就问李某狗哪里来的，李某则称是在山上捡的。

张冰觉得不对劲，就在社交平台上搜了一下，发现关于“山姆打包哥”的帖子，于是问李某是不是“山姆打包哥”。“他就说了一句脏话，我就跟他对骂起来了，互相推搡、吐口水，他拍摄了我骂他并朝他吐口水的视频。”张冰回忆。

冲突大约持续了20分钟，之后李某报了警。张冰告诉深一度，在现场时，目击证人证实双方均存在辱骂吐口水的行为，但当时未及时固定证人笔录和相关证据。现场调解完，警察叫张冰先走，李某随即到派出所，拿出了拍摄张冰冲他推搡、吐口水的视频，要求派出所立案，对张冰进行处罚。

下午，张冰来到派出所，李某要求张冰向他赔偿7600元。经民警调解后，金额降至3600元，但张冰需现场支付800元，剩余款项分4个月付清。

张冰难以接受这个调解方案，就返回大石坝公园寻找目击证人。4月25日，他找到了一位目击证人，再度与警方联系，要求重新审理，4月27号，张冰带证人去派出所录了口供。证人证明，当时两人互相吐口水、推搡并辱骂对方。“李某还说我打了小孩，证人证实我没有打小孩。”

但李某并不知道张冰带证人去录口供一事，5月18日，李某联系张冰，让他继续履行赔偿，张冰拒绝了。

“我就跟他说我还不了，但我没有告诉他我找到了证人。他说他要去起诉我，要求派出所拘留我，我说那你赶紧去，他就去找了派出所，派出所再次把我叫过去进行调解。”张冰说，公安机关二次处理，对李某予以口头警告，对张冰处以200元罚款。之后，李某向两江新区人民法院对张冰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继续支付剩余款项。

立案案由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告诉深一度，领养完成后，领养人取得法律上的所有权，但附义务赠与中原主人享有监督权和撤销权。根据《民法典》规定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义务的，赠与人可以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要求返还宠物。

但这条措施在实行上有一定的难度。宠物在我国法律上被定性为动产，属于财产的范畴，出现纠纷后可以用民法解决问题。领养完成后，宠物在法律上属于领养人李某的合法财产，李某虐待自己所有的宠物，在原所有者没有提起行使撤销权诉讼之前，并不直接构成对他人财产的毁坏。因此，虽然热心群众数次试图从李某手中买下动物或报警，甚至上门要求他交出动物，但该行为仍属于私力救济行为，客观上并不具有不能及时取得公力救济的紧迫性。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于动物权益的重视，陆续有地方将“禁止虐待动物”写入地方性法规，2019年，《长沙市养犬管理条例》中，不仅明确规定了养犬人的义务责任，也将“不得遗弃、虐待犬只”写入条例之内。

针对6月8日警方提出的立案案由为高空抛物和故意损坏公共财物，付建解释，高空抛物被法律所禁止，根据《刑法》规定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李某将虐待致死的小狗尸体从高层阳台抛下，这一行为符合高空抛物罪的构成要件。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赵芸、小优、王奕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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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放弃治疗的决定权，交给一个外人

退学博士耿同学：学术打假不是目的，希望推动“重复实验”

养虾两个月，我卖出5个数字员工

采写/罗荣蓉

编辑/石爱华

黄仁杰分享从事临终关怀工作的经验

2026年清明节，黄仁杰将故友徐安生前写下的一封信交到了其妻女手中，这是他作为徐安意定监护人，帮他完成的最后一件事。

四年前，癌症中末期的徐安找到黄仁杰，请他来做自己的意定监护人，替他完成最后的医疗决策。主观上，徐安不想在临终前经历过度且不必要的医疗抢救，但又担心妻子和女儿会背负上“放弃治疗”的心理负担和愧疚感。

徐安的决定最初并未得到女儿的支持，女儿觉得，签下意定监护协议便意味着“放弃治疗”。此后半年，在黄仁杰的安排下，徐安一家进行了几次家庭会议，会议话题从为什么要签下意定监护协议开始，逐渐变成一家人一起面对徐安“人生最后阶段”的过程。

在陪同父亲与亲友一一告别后，女儿渐渐明白了父亲的安排和心意，也接受了父亲的决定。签下意定监护协议三年后，徐安病危，黄仁杰赶到现场，以意定监护人的身份为故友签下了放弃医疗抢救同意书。

“意定监护的执行是要有温度的”，从事安宁疗护、临终关怀30余年，这也是黄仁杰第一次作为意定监护人为朋友执行临终决策，在送别朋友之后，黄仁杰也更加确定，意定监护协议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程序，而是一个需要多方沟通的过程，决定签下意定监护协议的那一刻，也是一个人去思考如何走完最后一程的开始。

徐安患病后在ICU门口见过生死分别的场面 | AI制图

最后的礼物

2022年6月，60岁的徐安被确诊为癌症中末期，治疗进程近三分之二时，他找到黄仁杰，想委托他做自己的意定监护人，为他执行临终前最后的医疗决策，“那天他是悄悄来的，没有惊动家人”，黄仁杰回忆。

当时的黄仁杰已经在安宁疗护、临终关怀领域从业30多年，他见过很多和徐安一样放心不下家人的重症患者。在那次碰面中，徐安跟黄仁杰讲了很多患病以来的感受，徐安说，曾在ICU门口目睹过生死分离的场面。

如果到了必须决定抢救与否的时刻，ICU门口的医生会把决定权交到家属手里，那个签下“放弃抢救”的人，往往要用后半生去消化这几个字的重量。

徐安所担心的那种场面，37岁的丸子就曾经历过。丸子是陕西人，几年前，她的伯伯病重，父亲作为法定上的第一顺位监护人需要签署“放弃治疗同意书”。那天，她陪父亲走进医生办公室。“放弃治疗同意书上的文字冷冰冰的，每个字都像判决。”拿起笔的那一刻，她看见父亲的手不自觉地发抖，没法写字。最后，丸子代替父亲签下了字。

“如果有一天我也需要别人为我签这个字，我不会让我的家人来做。”那之后，单身的丸子开始规划未来的临终医疗。她找到一位同样单身的朋友，两人想法相近，彼此签下了一份临终医疗的委托协议。

丸子的委托协议还没有进行公证，她还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方案细节，但徐安的时间并不多。“我不想十年、二十年后，家人们因回想起这个签字，怀疑自己当时做得对不对。”徐安告诉黄仁杰，以他对妻女的了解，她们一定会在他病危的时候选择“救”。可如果救回来，只是用机器维持着生命体征又有什么意义？他知道妻女不忍放手，所以更不想让她们替自己背负这个决定。“意定监护的临终安排是他留给家人的‘最后一份温柔礼物’。”黄仁杰说。

其实，黄仁杰自己也已经早早做了安排，“早在2000年，台湾出台《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时候，我就签署了一个协议。”那时，他正在台湾的立法机构工作，是这部条例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之一。

后来，黄仁杰到大陆从事临终关怀与安宁疗护工作，成为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特聘专家、中华老人文化交流促进会理事。2021年《民法典》正式施行，意定监护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一个意识清醒具备完整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书面选定自己丧失或是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的监护人。那一年他48岁，又第一时间签了一份。黄仁杰为自己选择的意定监护人是一家熟识的养老机构，没有找朋友。“朋友跟我年纪差不多，也可能比我先走。就算他活得比我长，这个责任也很重。”他说。

黄仁杰说，在意定监护有完整的法源基础之前，国内对临终医疗决策的讨论，较多的集中在“生前预嘱”上。他认为，正是生前预嘱多年的传播和讨论，让更多人开始思考临终医疗决策这件事，也为意定监护有完整的法源基础做了一定的观念铺垫与推动作用。但是意定监护比生前预嘱更进一步并且全面。一方面，它有明确的法律条款，具有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它的启动条件明确，即：必须在被监护人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才能生效。意定监护人执行的范围，除了是单纯的医疗选择以外，也可以包含财产管理以及生活照护等。

开不了口

“刚开始，他也不知道怎么开口。”黄仁杰说，确定要签订意定监护委托协议后，徐安很担心家人的态度。他建议徐安开个家庭会议，每个人把自己的感受都说出来，也听一听彼此的想法。

“意定监护的委托应该有温度，而不是简单粗暴的法律程序。”在黄仁杰看来，一家人一起讨论一个人生命最后阶段该怎么走，这种沟通本身是家庭教育的一部分。

家庭会议正式开始之前，黄仁杰先帮徐安做了一些铺垫。他告诉徐安，先把女儿叫回来，跟她这样说：“爸爸现在患了癌症，你也是成年人了，妈妈也知道这件事。我们需要开一个家庭会议，一起商量一下，接下来这一场仗，我们该怎么打。”

讲完怎么开口，两人又开始模拟对话，预演妻子和女儿可能会怎么追问、怎么反对，徐安则试着回应。一来一回，把可能遇到的“难关”先过一遍。

但这一切准备，并没有让第一次家庭会议变得顺利。

会议当天，徐安的女儿从沈阳赶回大连，一家人聚齐客厅。黄仁杰作为主持人，把徐安有意委托他来做意定监护人的想法告诉了对方，而后转向他的妻子和女儿：“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讲出来。”

“爸爸，为什么要放弃治疗？”女儿反对得最厉害，“爸爸不是放弃。”徐安现场解释，“我们定一个指标。如果指标达不到，就不再积极治疗了，只做疼痛管理。”

第一次家庭会议在徐安和女儿的“争论”中结束，一家人没有达成共识。女儿始终认为“只要有一丝希望，都应该坚持”，而签那份协议，就是放弃父亲。

在那之后，这样的家庭会议又开了几次。与其说是会议，这更像是一家人去面对徐安“人生最后阶段”的过程。期间，黄仁杰的团队为徐安制作了“爸爸的生命故事”，内容从徐安与妻子的相识、相知、相爱到相守，也包括这个家庭这些年里的争吵与和解。

每一次聚在一起，一家人都会商量，在徐安生命的最后阶段要去哪里、做什么。妻女准备陪着徐安去见见老朋友，看看久未联系的亲戚，把心里记挂的事情一件件了结。

经过讨论，他们先回了一趟曾长期居住的台湾，女儿陪着徐安见了曾经的老朋友。有些人，徐安是去道谢的，感谢他们曾经给过的帮助。也有人是欠他钱的朋友，徐安找到他，没有催债，只是说：“借钱给你是我们之间的情分，但我不想钱没了，朋友也没了。”

后来，徐安带着家人去了趟山东，拜访了父辈的亲戚，虽然已有些生疏，女儿也不太认识，但他还是想把自己惦记的人和事，都做一个告别。

徐安的女儿曾给黄仁杰讲起过旅途中的一些细节，她发现父亲的饮食习惯变了，以前爱吃的菜，现在不太碰了。走路的速度也慢了，需要人伸手扶一把。她已经很久没有和父母这么长时间地待在一起了。她告诉黄仁杰，看到父亲和朋友、亲人一个一个地告别时，她心里已经知道——“爸爸下一个告别的，就是我了。”她渐渐理解了父亲为什么要签那份协议。

但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用一次漫长的旅行和家人达成和解。丸子和朋友签订委托书后，至今没敢跟家里人提起。

丸子知道，自己和家人的观念之间有道坎儿，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所以她干脆没有开口，她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

黄仁杰接触过很多像丸子这样的人。在他看来，不敢开口、不知道怎么开口，恰恰是很多家庭最真实的状态。而越是这样，越需要让一家人坐下来，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摊开来讲。“意定监护的委托，可以成为推动家人之间交流、表达、倾听的一个契机。”他说。

黄仁杰（左二）参加首届京津冀清明生命论坛圆桌会议

从容的告别

前后拉扯了将近四个月，2022年十一假期过后，在家人的陪伴、律师的见证下，徐安和黄仁杰签署了意定监护委托协议。黄仁杰正式成为他临终医疗决策上的意定监护人。

黄仁杰回忆，签完协议后，徐安反而有一种失落感。“那种感觉就是，事情已经定了，无能为力了，在等待死亡的感觉。”为了帮他渡过这种情绪，黄仁杰建议他留下一些书信，“在安宁疗护里，这叫‘反向关怀’”，黄仁杰说，他们也聊起，徐安还有什么想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遗体捐赠、器官捐赠等，都在他们的谈话之列。最终，徐安签署了一份遗体捐赠协议。

真正执行这份协议，是在三年之后。

2025年9月22日凌晨3点，黄仁杰接到徐安妻女打来的病危电话，他坐上最早的一班飞机，从杭州赶到大连。

黄仁杰赶到医院时，带了意定监护协议和律师。因为前期已经跟家属、医生做了充分沟通，医院也知道这份协议的存在，所以当天现场比较从容。

但这份“从容”不是一次达成的。在正式签订委托协议之前，黄仁杰就已经开始与医院沟通，了解徐安实际状况的同时，也向医院说明意定监护的委托安排。第一次，“医院的反应是有点懵的，他们没听过这种事情。”黄仁杰说。第二次沟通，医院请出了医政处的人。前后谈了两三次，每一次徐安的妻女都在场。黄仁杰觉得，家属在场，医院的接受度就高了很多。

但医院还是有自己的顾虑，担心家属事后反悔。最后商定了一个办法：签放弃抢救同意书的时候，黄仁杰签第一个，徐安的妻子和女儿签第二和第三个，表示家属同意由意定监护人来执行患者的决定。

在徐安的经历中，病人与亲人、意定监护人、医院之间前期的沟通，让事情在最后执行时十分顺利。但据黄仁杰所知，在很多案例里，家属和意定监护人之间的决策会存在矛盾的情况，医院夹在其中往往左右为难。所以他反复强调，意定监护这件事儿，最重要的就是沟通，尤其是家人之间要先通过沟通达成共识。

黄仁杰认为，事前与各方的沟通是其监护职责的一部分。“如果病人临终当天意定监护人才出现，医院一定会排斥。”因为医院没有时间验证法律文件的真伪，万一文件是假的，医院要担非常大的责任。

黄仁杰提到，相较于生前预嘱，意定监护更进一步的地方是有法律保障，“意定监护的法律效力优于法定监护，这既是对患者生前决定顺利执行的保障、对其生前意志的尊重，也是对医院和医生的保护”。

2025年9月22日当天，和医生仔细沟通后，黄仁杰得知，以徐安目前的情况，即使积极抢救，90%的概率不会再醒过来，只能靠机器维持半个月到一个月生命体征。最终，他按照和徐安生前的约定，签下了病危通知书和放弃医疗抢救同意书。

下午4点，徐安走了。

徐安离开时穿哪件衣服，家人早已按照他的想法提前准备好。葬礼也完全遵照他在世时的嘱托举行。

“看到他的亲人没有那么手足无措，能够单纯地悲伤着送走亲人，是一件很体贴的事情。”黄仁杰说，“悲伤是避免不了的，但这种提前的安排，对于亲人悲伤的过渡期以及后续的复原是很有帮助的。”

当没有人可以签字

2026年4月5日清明节，黄仁杰来到徐安的家中，把徐安生前写就的一封信交到了他的妻女手中，这也是他和徐安最后一个约定。此前，母女俩并不知道这封信的存在，收到信的时候，两人都哭了。

徐安在信里写道：“这是我离开后的第一个清明节，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很难过。我不打算叫你们不要难过，你们可以尽情地难过。”他还写了自己喜欢的水果，嘱咐她们扫墓的时候带上。扫完墓，他希望母女俩能去他们一家三口以前最喜欢的那几家餐厅吃顿饭。他还开玩笑说：“三家餐厅，不至于才过了几个月全都倒闭了吧。”

徐安是黄仁杰接受意定监护委托后执行的第一例。但在黄仁杰30年的临终关怀经历中，他接触的案例远不止于此。

他提到一则曾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新闻。上海有一位蒋女士，独居，没有法定监护人。患病后，她无法自行签字，也无人能替她做出医疗决策。身后事无人料理，葬礼由社区简单操办。蒋女士的案例之所以引发关注，与当下独居人口持续增长，老龄化程度加深，传统的家庭监护结构正在松动的社会背景有关。它带来一个普遍的担忧，对于那些没有亲属或亲属无法到场的人来说，当疾病来袭，谁能在手术同意书或病危通知书上签字？

黄仁杰说，蒋女士的遭遇并非孤例。它折射出当下一些独居、不婚、丁克或子女在海外人群的真实处境。他们可能拥有资产，也有意愿安排身后事，却缺一个法律上认可的“人”。

面临同样困境的还有江苏的孔繁。她单身，无子女，父亲去世，母亲双目失明，身边没有近亲。她本人患有乳腺癌，尚在早期。接受深一度采访时，孔繁说她一直在思考自己的临终安排，也曾了解过意定监护，却面临若干现实障碍。

首先是费用，“找律师、办公证，每年可能还要交服务费，我治病本身就需要不少钱，我不确定未来是否负担得起这些开销。”其次是执行，她咨询后发现，当地有些律师不敢接这类业务，部分公证处也没有开设这项业务，她认为，这项制度目前还没有辐射到自己身上。因此，她目前更倾向于通过与医生的口头协议，希望未来由医生来做她的“拔管人”。

孔繁之所以有这样的打算，是因为她与主治医生关系较好。“医生了解我的情况，我也清晰表达了自己的诉求，所以我们其实是互相配合的。”但口头约定不具备法律效力。孔繁说，如果将来她对这项制度了解得更清楚，有可能会选择通过意定监护来安排自己的医疗决策。

面对找不到“拔管人”的困境，专业的监护机构成为一种可能的出路。黄仁杰提到了社会监护中心。这是一个由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组织，由省市级行政部门负责监管。根据《民法典》意定监护的相关条款，社会监护中心获得了法律依据。目前，上海、广州、天津等地已有这样的社会监护中心成立。黄仁杰介绍，在《民法典》2021年生效前，虽有机构尝试提供类似服务，但缺少法律支撑，始终“只是一个口号，还没有完全落实”。民法典施行后，社会监护中心才开始真正落地。

黄仁杰提到，社会监护中心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使用者付费，同时具备部分对外募捐的资格。收费标准视服务内容而定，但其收费会相对较低。它的服务范围包括人身监护，如生活照料、就医陪诊、医疗决策、安排养老院等；也包括财产监护，即财产由公证处或银行信托托管，社会监护中心负责执行支出。

但他也坦言，这类机构的普及程度还远远不够。上海因老龄化程度高且消费水平高，加之蒋女士等案例的舆论推动，已引起社会对无亲属群体监护问题的关注。但在全国范围内，知晓率仍然偏低，实际使用者更少。

清明节送完那封信，黄仁杰觉得自己替一位父亲完成了一个跨越生死的托付，这天，他看到这对母女先是哭了，然后又笑了。后来他将那天的感受写了下来，“一位父亲最深的爱，不只是生前的陪伴，而是离别后，仍能为家人抚平所有伤痛。”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徐安、孔繁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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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虾两个月，我卖出5个数字员工

沙漠会“吃”树，但土地不会辜负一个人的十年

“照料赤字”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家庭

采写/ 陈浠莲

编辑/ 杨宝璐

B站科普up主耿同学

耿同学再次向学术圈投下一颗炸弹。

5月17日，B站up主“耿同学讲故事”（下称“耿同学”）又发了一条视频，称C杰青造假的素材我手里还有，而且不止一个。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大学、中山大学，4所高校，5个杰青，Nature正刊、子刊都涉及严重学术造假。请各位先自查，拒不整改，我再举报。”这是继他在今年4月公开学术打假之后，再次提出新的学术造假线索。

耿同学本硕毕业于吉林大学，博士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并在2025年读博阶段选择退学。今年4月，他对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团队在《自然》（Nature）发表的论文进行公开质疑，称其数据造假，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截至目前，他已接连举报4所高校5位教授团队的学术论文涉嫌造假，包括被冠以“杰青”、“长江学者”头衔的资深学者。

一个月内，同济大学发布通报，确认耿同学提到的论文存在学术不端。王平被免去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两级，第一作者金佳丽被解除聘用关系。随后，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先后启动了对被举报论文及相关人员的调查工作。

然而围绕他的质疑声也愈发强烈，有人质疑他签约了MCN，打假是为了吸引眼球、谋取利益；有人扒出他在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试图表达他的论文也存在造假行为。

耿同学反复强调，自己真正想做的并不是“曝光更多论文”，而是希望让学术研究更真实。在他看来，论文造假不仅是个别研究者造假的问题，还在于科研人员长期处于将“快速发表”置于优先地位的科研体系中。在利益驱使下，科研人员在实验中可以删数据、挑数据，而实验室内部缺乏真正监督，这也是他推动“重复实验”的重要原因。

以下是北青深一度与耿同学的对话。

耿同学质疑论文数据造假（视频截图）

为什么希望他们自查

深一度：有舆论说你最近签约了 MCN 公司，为什么？

耿同学:这是误会，不是最近，我跟现在所在的MCN公司是去年4月开始合作的。MCN只管接广告的事，广告之外的创作他们不管，而且我现在已经提出解约了，就是为了不要有争议。

深一度:你提到在家人的劝说之下，最近打算暂时不举报作假论文了，这是出于什么考量？

耿同学:家人出于安全考虑反对我曝光学术造假。因为在传统的观点里，做这件事情会得罪很多人。我不太能理解家人的想法，我觉得家人活得太小心翼翼了。他们一开始就反对，只是没那么强烈，今年4月我发了论文打假视频之后，家人的意见就比较强烈了，我就决定暂时不曝了，等热度过去之后家里人也不会管得那么严，我就可以接着曝。

深一度:前几天你又在视频说手里还有几篇杰青论文涉嫌造假，让他们自查，否则会再举报，为什么？

耿同学:我希望他们通过自查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因为就算这些老师最后被处理了，他以后还要带学生，如果他们不能从现在的失误当中汲取教训，以后也会管理不好，这件事情其实比揪出几篇造假论文更加重要。生物科学课题组的架构一般是课题组带头人向国家申请一个大的课题或项目，大项目会由很多个小项目组成，老师会把每一个小项目分配给某一个大师兄或大师姐。那么每一个项目分配给一个人，这一个项目好或坏都是由这一个人负责。而课题组带头人就默认学生送过来的这些结果都是真的，也不会核查研究的真实性，实验室的“大导”、“小导”都不会去核查数据。所以我更想通过论文打假能让大家意识到，课题组带头人是要为实验结果负责任的。作为杰青，现在明确知道重复实验的方法可以为实验结果负责，但是你不做，那不罚你罚谁？

深一度:现在好多老师要求学生提交原始数据核查，你觉得达到自己学术打假的预期了吗？

耿同学:我对这个事情本身没有预期。现在还出现了一个离谱的事，有人给我发私信说，老师会跟学生签订协议，论文以后出了什么实验数据问题，责任归学生，导师不负责任。这明显是不合规的，推卸责任的做法。

深一度:一旦有造假的情况出现，你就会曝光？

耿同学：并不是，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造假的论文数量远超我的想象，我根本曝光不完。我暂时不曝光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家里人反对；二是有问题的论文数量太多，我担心会出现法不责众的效应；三是我希望他们通过自查，找到课题组内部的问题，以后变得更好。

深一度：有人称你在硕士期间的论文也有问题，你知道吗？

耿同学：这件事我发视频已经说了，那明显是有人栽赃，那个图稍微放大一点，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不一样了。有人质疑，不代表质疑就一定成立，我觉得应该从质疑的本身去考虑问题。

都通过监督渠道举报过

深一度：你是怎么接触到学术论文造假的问题的？

耿同学：我在读本科时就听说过这种事情，但没有接触得特别深，等读硕士时进实验室，接触就比较深了。有些比较普遍的造假手段，大家一般不认为这是造假，比如说一个实验做了三遍或者五遍，然后挑其中比较好的结果放在论文里面，这是实验室比较普遍的一种操作。

深一度：怎么想到进行学术打假？

耿同学：我一直在跟大家分享研究生的生活，比如学生跟老师的关系、最新的科研进展、校园里的趣事等。学术论文造假算是我分享的一个“瓜”，它也是我科普内容的一部分。其实从我最开始做账号的时候，这个板块就一直存在。只是最近突然热起来了，大家认为我是个打假博主，其实不是。

深一度：今年4月之前，你也发过与论文造假有关的视频，但都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为什么4月份及之后发的视频，能有这么大的反响？

耿同学：其实这也在我的意料之外。我觉得一个是因为这篇论文发在《Nature》上，《Nature》在人们心中属于自然科学期刊的顶点峰，然而它的造假问题又特别低级，这样它就形成了反差。还有一个是之前我们说造假是图片重复的问题，它并不是一个有确凿证据的东西，但是今天出现的这些数据问题，我们有100%的信心证明这篇论文一定在造假，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第三个因素是姚毅老师用他个人的社交媒体转发了我的视频，他的影响力比我要大很多。

深一度：你之前有尝试通过科研机构内部的监督渠道去举报吗？

耿同学：所有渠道我都走过。经费管理部门、学校和学院、期刊编辑部。大部分是没有回复的，但是经费管理部门有。经费管理部门在非常严格地履行职责，只是造假论文的数量远远超过整个经费管理部门的核查能力，根本管不过来。

深一度：你之前提到过，很多粉丝会向你投稿问题论文，那你一般怎么去挑选？

耿同学:每天都有人投稿。因为投稿的太多，我根本没有办法从头到尾全看，就是随机抓到一个看看，抽到哪个算哪个。

深一度：抽到一篇论文之后，通常会怎么对它进行检测？

耿同学：最开始我还是用眼睛看，现在已经有了软件，直接把excel 上传看数据，这个软件会直接比较这些数据，每篇论文条件情况都不一样，检测的话短的半天，长的好几天。现在我的眼睛的任务是确认这个AI 系统有没有做错。

耿同学质疑论文使用的图片重复（视频截图）

“重复实验”

深一度：就生物科学而言，造假方法一般有哪些？

耿同学：选择性地呈现。比如说做了10个数据，但是研究者把4个不想要的数据扔掉，挑出来6个展示。删除部分数据，不显著就变显著了。选择性地保留你想要的数据，选择性删除你不想要的数据，这样什么结果都可以出。

深一度：你提到过，在生物实验中会有10次实验有9次阴性，1次阳性的这种情况出现，这会给实验者带来冲击，也会影响到他们后续论文发表，这跟生物学科的特性有关吗？

耿同学：是跟它的特性有关系，比如说10个人吃同一种药，同一种剂量，同一个时间吃，效果是会有差异的。这个咱都能理解，所以这就是生物医学实验的特性。实验确实有不确定性，并不是说实验有不确定性，你就必须要去造假。

深一度：你反复提到“重复实验”，那从实验角度来说，存在三组人同时重复这个实验，就复现不了论文当中的这种数据了吗？

耿同学：可能有，但我认为这些人在做实验的时候动手脚了，所以重复不出来，这些借口都是在为造假埋下伏笔。

深一度：如果真的有三组人重复实验都无法复现实验数据，那可以据此来说，原始实验数据有问题吗？

耿同学:不能，但某种程度上大家在心里已经把这篇论文给否定掉了，你不能把这个事情在它的明面上、书面上给它定性，书面上没有证据，但我们心理上可以认为这个论文失效了。

深一度：有没有实验室去这样重复实验？

耿同学：我现在推进重复实验是通过媒体而不是跟课题组沟通，课题组的人也不愿意跟我沟通，大家不重视这个事情，大家更在乎论文发表得够不够快。

深一度：你之前提到过，一些企业应该感谢你论文打假，为什么？

耿同学:正常来讲，生物科学实验要应用于生产实践，论文是企业的上游，企业本身就对学术造假相当了解，他们不会傻到看到一个论文结果，就根据这个论文结果建生产线，他会先去把这个论文的结果，自己用个小实验室先复现一下，能做出来且效果很好，他才会去考虑生产线的问题。如果我指出了论文有问题，企业可能就少做一部分实验。

打假不是最终目的

深一度：你之前在视频里说，（在论文造假方面）可能个体学生有问题，但是学生群体是没有问题的，是什么意思？

耿同学：我举个例子，假设你们班级只有一个同学踩了草坪，那是这个同学道德有问题，但如果你们所有人都踩草坪了，一定有其他的因素在让这些同学去踩草坪。那么我们解决问题的关键就不是这些学生，而是导致他们去踩草坪的因素。

深一度：现在有个“绝交梗”叫做“我要复现你的实验”，这是不是说明学生群体其实是知道这种系统性造假的？

耿同学：对，学生作为实验的一线人员，对这些东西很了解。这也是为什么去推动重复实验的时候阻力特别大，因为每一个人都牵连其中。所以我说，我可以既往不咎，只关注未来，重复实验才可以更好地推进。某种程度上我也会把杰青这个口子放得大一点，咬得松一点，毕竟相较于普通课题组，改变杰青课题组对中国科研更加有推动有意义，因为他们的实验经费、实验室的条件注定他们更可能出成果。

深一度：如果现在要求论文在发表时附上原始数据，然后要求审稿人去多看一眼原始数据，是不是就能从根本上杜绝造假的问题？

耿同学：杜绝不了。把原始数据造得真一点，这件事情不难。问题还是在课题组内部。我们只能现在去鼓励一些优秀的课题组去采用重复实验的模式。

深一度：就你的观察和体验而言，导师或者实验室文化对学生有哪些影响？

耿同学: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学生的所有行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几乎全由课题组实验室决定，学生自己几乎没有决定性。实验室的管理很重要，老师如果对一个学生管理得松，对所有学生管理都会松，都松的话，该操作的不该操作的就都操作了。导师个人在其中肯定是起关键作用的。

深一度：你在视频中提到，打假既往论文不是你最大的目的，那你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耿同学：干掉几篇论文，我最多就是一个“学术举报人”。但如果我能够去改变课题组的管理方式，那我的人生意义就会上升到另一个层次。

深一度：如果有机会，你会希望通过哪些结构性的改革来减少造假问题？

耿同学：就是重复实验。我希望更多的人看到之后，也在他们的课题组里去试一试，看看效果如何。而且我也讲过重复实验没有增加成本，因为实验本身就是重复三次的，只是我们现在说这个重复三次不能完全由一个人来操作。我们要把信任交给制度，制度就是一个实验得有2-3个人去参与，不能一个人完全说了算。

【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养虾”两个月，我卖出五个数字员工

在失智老人家里，看见爱、痛苦与照护者的坚韧

一场失败的自救：我所经历的真实的大厂

记者/朴云

编辑/郝鸣

“田保姆”刘辉

作为土生土长的黑龙江哈尔滨市巴彦县人，十多年前，刘辉就发现屯里的年轻人大部分都进城务工了，留下的老人大多不会用新农艺和大农机，守着土地却干不动了。

当种地这件事随着屯里的人一起开始变得“老龄化”，很多老人不得不选择把土地流转出去，但到手的收入也并不高，种地的心气儿也越来越低。

“你干不动，我来帮你种。我收托管费，包括农机、耕种、防收这些我全给你干了，同时能给你一个保底收入，产量高了还有分红。”发现了这个痛点后，2014年，刘辉在当地成立了种植专业合作社，当起了“田保姆”，尝试一套以“土地全程托管”为核心的现代农业服务模式，覆盖选种、播种、田间管理、收割到销售的全链条。

12年过去，借助新的模式和智能农机，对于种地的理解在刘辉身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曾经跟着几口家人一起种自己那20多亩地，到现在带着团队里的47个新农人在当地种出16万亩托管土地。2025年，合作社托管土地的大豆平均产量为556斤/亩，而同年全国大豆单产为271.8斤/亩。

刘辉不仅仅在土地上种地，还在线上“种地”。他通过快手这个“大喇叭”，用大白话分享自己的托管模式和种植技术，讲述自己走过的坑。他希望在“老龄化”的农村，更多农民能通过新模式和技术提高自己的单产，多打粮。

在刘辉的记忆中，种地一直被看作是件靠天吃饭、辛苦又不体面的事。小时候，父亲会告诉他：“小子，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回家跟我种地。”而现在，通过短视频来找他的不仅仅是种地的“老把式”，还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希望以新的思路回到土地上。

近日，快手联合新华社拍摄《新新老铁》记录短片，走进黑龙江巴彦县，探访“田保姆”刘辉和他的16万亩托管田

入“坑”

“我爷是农民，我爹是农民，我也是农民。”刘辉在介绍自己时说。虽然三代都是农民，都和土地打交道，但家族中每一代人对于种地的理解都不一样，尤其是到他这一代。

刘辉的爷爷和奶奶带着自己的六七个子女，在当年种了15亩地。后来，他的父母带着他和姐姐种了20多亩地。而现在，他带着47个人，种了16万亩地。这个数量级的变化是他曾经想都不敢想的。

虽然从小跟着父亲种过地，但刘辉认为自己之前一直是个种地的门外汉。在入坑种地之前，他在巴彦县的营生是养猪，“抓猪羔子”的——把这家猪羔子买来卖给另一家。种地这件事，不管对于他还是屯里其他出去务工的年轻人来说，都是一件辛苦又不体面的事。

只有老人还守着土地，但也种不动了。刘辉记得，大概在2012年前后，他发现屯里的老年人越来越多，他们在地里干不动了，也不会用新农艺、大农机，“守着土地累够呛，也挣不到啥钱”。很多老人会选择把土地流转出去，但自己获得的收入并不高。

刘辉想建立一种土地流转之外的新模式。“你干不动，我来帮你种。我收你一部分种子、化肥、农药钱和托管费，然后包括农机、耕种、防收这些我全给你干了，同时能给你一个保底收入，产量高了还有分红。”

2014年，刘辉在当地组建起了种植合作社，推广“土地全程托管”的现代农业服务模式——覆盖选种、播种、田间管理、收割到销售的全链条，做村民的“田保姆”。

这个新模式在当时很难一蹴而就。不仅家人和朋友都看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干，村民也有不少疑虑：你是个抓猪羔子的，我的地凭啥给你种啊？你种不好咋整？产量低了咋整？你带着钱跑路怎么办？

刘辉给出的解释是，种子、化肥、农药，还有旋耕、打垄、播种，全不要钱，到秋天你看我种的这东西行不行？种好了，产量高了，你把托管费给我。种不好，托管费不要了。

起初，他也种不好地。别人家都打一千五六百斤粮食时，他种的地只能打一千二三百斤，为此他也赔过钱。但他认为自己的模式没有问题，因为未来的农业发展的前景就是要规模化、现代化，不足的地方可以一点一点学，看别人咋干的。

另一个支持他的动力是心里的一个目标：如果1亩地能挣200块，我种1000亩地就能挣20万。但现实的公式要比这个复杂得多，他“入坑”的前三年，不仅没赚钱，反而赔了不少。

有一年，买化肥的钱也拿不出来了。刘辉卖了自己的车，但他“怕磕碜”，跟别人撒谎说：这车不好了，再买个好的。“那感觉老不得劲了。”刘辉说，“没有偷着哭过的人，他就种不了这地。晚上下雨能睡着的，他也种不了这些地，因为刮风你庄稼倒了，（每亩）可能减产两三百斤。”接踵而至的是，曾经借钱给他的人，看到他不行的时候，开始往回要钱了。

虽然妻子一直说不支持他种地，但刘辉记得，为了种地这件事，妻子把结婚前买的金子全卖了，还拿了房照去贷款。

“老天爷也给我上了一课。”刘辉印象最深的是，2020年9月3日的台风。台风过后，72000亩地的玉米全倒伏了，合作社面临的不仅有收割压力，还有资金压力——一亩地可能要赔一两百块。

“祸兮福所倚吧，那年村民都不要粮了，只要个最低保障，台风对产量的影响也不是很大。”刘辉说，“而且由于台风的影响，粮食价格还上来了，玉米的价格从七毛六长到了一块零六分。所以那年也成了我们合作社收益最大的一年。”

刘辉的合作社采用机械化种植

种地不是一场赌博

合作社托管的一个重要保证就是：不管年景如何，有无天灾，不管价格如何，都保证村民的最低收益。

但“年景”充满了不确定性。在那场台风之前，2018年，刘辉还经历过春季的旱情，地里的出苗率大幅降低。合作社当时采取二次补救，改种其他早熟品种作物，降低损失，部分耕地减产也出钱补上。

“总有人跟我说这个行业跟赌博似的，但说这句话的人都不了解农业。”刘辉说，“这里面一点赌的成分都没有，假如说我2026年亏了，2027、2028、2029年赚了，不就把前面的抵消了嘛。年景不好了，是有可能某一年出现不赚钱，但长期看呢，它是赚钱的。”

尽管如此，刘辉仍旧觉得做农业是件挺难的事。它难在要把良种、良田、良机、良技，以及好的年景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才能最终提高产量。这中间哪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会导致结果的滑坡。

做合作社托管土地的这12年来，刘辉越来越发现从事农业的高门槛，他甚至认为，未来你要具备从事农业的这些能力，相当于要去“考个985”——你要懂种子、化肥、农药，要懂农机、农技和贸易，还要有社会责任感和承受打压的能力，毕竟农业一定程度上要看天吃饭，今年赚了，明年可能就赔了，它的波动“就跟心电图似的”。

虽然产量会波动，但合作社要让农户的收益稳定，零风险。作为合作社的理事长，刘辉与农户们的约定是这样的：农户交每亩460元的托管费，合作社来当“田保姆”种地，涵盖种子、化肥、农药，负责科学化管理和规模化、机械化种植，农户交完钱不用管任何事，秋天合作社直接把收好的粮食送上门。与此同时，合作社会保证农户的最低收益，产量高了还会分红。

随着这些年托管模式的推广，很多分散的小农户被连接进规模化农业体系，原本依赖个人经验的生产决策，转化为可复制、可标准化的服务能力。2025年秋收，合作社托管的12万亩土地，大豆平均产量为556斤/亩，苞米平均产量2527斤/亩。而同年全国大豆单产为271.8斤/亩，玉米单产893.4斤/亩。

今年，合作社托管的土地面积增加到16万亩。依靠智能农机组成的“机械化部队”，和刘辉一起种地的团队成员只有47人，包括耕种、播种、植保、收割等不同作业团队，“海陆空全有”。

对于农机手而言，他们的收益很大程度上也是跟绩效有关。“假如说你承包四千亩地，这四千亩地产生的效益你拿走。”刘辉说，“合作社有额外产生的效益，还会二次分红。”

在刘辉看来，农机手分的越多，合作社的效益才能越来越好。对于农户而言，只有产量越高，他们的钱包才能鼓起来。“如果我不分红，我没有效益，老百姓托管入库就没有效益，农机手也没有效益，是不是？我希望他们挣得越多越好。”

刘辉和新农人在地里

通过“大喇叭”，各处开花

刘辉曾经担心的“屯里的老年人种不动地怎么办”的问题，现在有了新的解法，它不仅关乎土地托管这种新种植模式的推广，也让农村“老龄化”的土地迎来了新农人。

2024年开始，他越来越多地把自己种地的一线经验发到快手上。在他看来，自己像是找到了一个“大喇叭”。他一边记录自家田地从播种到收获的日常，一边在快手上分享玉米、大豆高产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技巧，还结合市场分析价格走势，成了很多农户信赖的“田埂军师”。

刘辉在快手上分享农业技术

在这些视频里，刘辉会笑呵呵地用大白话拆解很多专业的农业技术，从地块深耕、种子筛选到精准播种、水肥管理，每个环节他都讲得细致入微。比如说，对于大豆种植不能荫蔽，他会拆成“大豆不能相互遮挡，如果遮挡，一边拔高，底角透气性就不好”，还会把他种植经验里最合适的垄间距以可感的方式呈现出来，让“大垄密植”这种专业概念，变成农户能看得懂的讲述。

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刘辉解释说，是因为很多农村老人，尤其是传统农民，可能会对当下和未来的先进种植模式、种植技术不了解。通过这些视频，他希望能深度分享一些农技、农机知识，让这些传统农民也有机会提高自己的单产，“一亩地多打200斤粮”。

通过快手，这些种植模式和技术正在被巴彦县以外的更多人了解，很多年轻人找到刘辉。这其中的很多人刚刚进入这个行业，想通过刘辉更多地了解用种、施肥、种地以及粮食价格情况。一个吉林的年轻人，在快手上找到刘辉后，通过学习他的一些经验，把自己的粮食产量从1800多斤提高到了2600多斤。

刘辉希望能看到更多年轻人回到土地上，通过农业改变自己的生活。他始终记得，自己小的时候，父亲对他说：“小子，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回家跟我种地。”种地这件事在很多人看来都是辛苦又不体面的营生，很多父母都非常抵触让孩子从事农业。

但现在的刘辉认为，种地是件“了不起的事”。“未来农业一定是规模化、现代化的，还要加入新农人进来。”刘辉说，农业不仅仅是个辛苦活，“你要懂技术，懂科技”。

刘辉的女儿今年21岁，正在学农业专业，但在他看来，女儿现在“连草和苗还分不开呢”，书本上学的东西和实际发生的是不完全一样的。他经常带着女儿在田间转，希望她能把实际和理论结合起来，把线上和线下结合起来，“这些大学生、年轻人写论文的时候，应该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刘辉知道新农人的“脆弱”。虽然很多人想学他入行农业种地，但他们可能没有基础设施和资金，也经受不起大的风险。刘辉一方面带着新农人种地，出种子、化肥、农药的资金，以及农机、农技的支持，帮助他们抗风险。另一方面，他也计划着未来在快手多分享自己曾“在哪儿疙瘩遇到了坑”，讲述自己遇到过的问题，让更多年轻人能避开这些坑。

对于种地，刘辉始终觉得自己还有很多要去学习的地方，因为农业是多元化的，即便有一套可复制的模式，但它需要因地制宜，不能简单化地一刀切。“我现在只是对我们当地，或者说我了解的区域的种植技术、农机、地利比较了解，还有很多区域是我不了解的，我也在学，和大家相互学习。”刘辉说。

在快手上，刘辉给自己起名叫“大虫儿”。“大虫儿”在东北话里是老虎的意思，他希望东北的农业能有东北虎一样的气势。他特别喜欢往地里跑，尤其是出苗的时候，“苗出得都刷齐刷齐的、焦绿焦绿的。早上起来那个小苗顶上都挂着露珠，真跟画画似的，有一种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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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料赤字”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家庭

采写/ 梁思懿

编辑/ 石爱华

龙虾问世后，蔡百看到了商机

龙虾（OpenClaw）出现之后，蔡百听到了两种声音。有人说这是web4.0的先潮，这个时代从此只分旁观者和创造者。也有人调侃说这又是一次集体幻觉，就像上世纪末有人要头顶铁锅练气功，新世纪的人类必定要人手一只龙虾。

在岸边观望的人很多，下场的人是少数，蔡百选择去做。他学软件工程出身，如今在一家矿业公司做数据分析。作为技术人员，蔡百最早接触到了OpenClaw，他发现，像龙虾这样装载着定制技能模块（skill）的AI Agent，可以成为企业需要的、稳定的、能完美执行标准化工作流程的数字员工。“人有人性，AI没有”，这是数字员工最大的优点。

他将自己比喻成数字猎头公司里的“高级职业经理人”，企业对他提需求，他训练定制化的数字员工卖给企业。开展业务两个月，他给律所、期货公司、水务公司、电商公司卖出了五个不同工种的数字员工。他也让龙虾给自己打工，帮自己找客户、写代码、修bug。养虾至今，龙虾已经接手了他50%的工作。

这些数字员工究竟代替了谁的工作？它们长期的表现如何？身边的同事真的可能在某一天变成被蒸馏的skill吗？蔡百发觉，在AI时代，技术已经不再是刷掉人的门槛，真正的门槛在于，当你不知道屏幕对面的是人还是龙虾时，如何去找到人、与人沟通。

以下是蔡百的讲述。

蔡百利用龙虾去梳理目标客户和他们的需求

“我成了数字员工经理人，调教没有人性的AI”

我学软件工程专业出身，主业在一家矿业公司做数据分析。今年春节，OpenClaw在GitHub的star数猛涨，很快超过了著名的Linux和React，我也去尝了一下鲜。对于技术人员来说，部署OpenClaw没有门槛，一条命令的事。

其实在OpenClaw出现之前，市面上已经有了很多类似的AI Agent产品，它引爆大众的原因在于它恰好开发了一个Gateway（统一入口）功能，用户可以通过社交软件直接接入Agent，给它下指令，它自己在后台跑，技术门槛一下子从“懂技术语言”变成了“发消息就行”。

一开始，我让它先干了点杂活，帮我运维服务器、监控后台跑的一些脚本，也开始把闭源软件上的部分功能迁移到上面，让它给我处理Excel表格和图片。

用了一小段时间，我就发现OpenClaw有很大的商机。现阶段，它的价值不在“一人公司”那种自己当老板的创业项目上，而在于为企业赋能。企业内部有成熟的标准流程，也存在大量冗杂的工作，这就是AI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它可以把所有流程性、技巧性的东西蒸馏成一个skill，接手那些标准化的工作。我就琢磨，能不能通过给企业提供定制化的Agent来赚钱。你可以把我想象成开了一家猎头公司，我是职业经理人，Agent就是我的人才库，我“调教”它们，把功能固定下来，再卖给企业。

OpenClaw的skill本质是技能的凝练模块，它能自动执行那些被确定下来的重复性工作，而且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优点：没有人性。虽然听起来很怪，但人性就是会对一些事情的执行有影响。有一本书叫《噪声》，说的就是人会被很多东西影响，哪怕是天气、气温，这就导致企业的标准流程没有办法被很好地执行。机器填补的就是这一点，因为没有人性，它可以很听话，不会被情绪左右，也不会和人唱反调。

所以从一开始，我就确定OpenClaw不是一个面向大众的产品，直接锚定了企业作为主要客户，然后让AI帮我找客户。我先做了一个Agent去模拟人工爬帖子，帮我梳理互联网上企业发布的各种各样的“员工”需求，再去判断要不要接。这和线下推销自己没什么区别，都是向客户展示我能做什么、我手下的数字员工能做什么。

当时OpenClaw刚热起来，很多人都想尝鲜，只要报价不是很离谱，客户基本都愿意试试。对我来说，只要我觉得大概能做到，我都会接。说实话，现在有AI帮忙，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是做不到的。沟通前期，我会给客户提供一份“数字员工使用手册”，告诉对方数字员工能做什么、你可以怎么去用，以及我能提供的服务，客户也能通过这个小的验证摸到数字员工的价值。这其实是一个双向过滤的过程，客户可能会更愿意付钱，也可能直接放弃。

我最近接触的客户是一家期货公司，他需要Agent帮他梳理各种期货的价格、库存和销量，我就帮对方写一个skill去抓取数据、清洗归档，相当于做一个AI数据分析师。AI能快速地让工作从1进展到100，我做的就是从0到1地搭建它的架构、训练Agent，让它更稳定。大模型的本质其实是成语接龙，喂再多数据，它还是会有幻觉，这就需要人去校对。这个数字员工本质上做的还是爬虫工作，人工去做一般是两三千一单，但只是一次性的。数字员工的价格会翻个倍，但它长期、稳定。

每完成一单，我都会复盘工作里能够被标准化的东西，同样把工作固定下来交给Agent去做。现在我的副业里，Agent能做的事情占了50%，比如“员工手册”可以让它去写，代码也可以让它去写，但技术架构、后续运维、和客户在业务上的沟通还是我自己来。如果客户知道是龙虾在回他的消息，他肯定扭头就走。

蔡百使用数字员工去抓取数据

“只要是数字资产，我就可以用数字员工代替”

我的客户群体画像基本是小微企业主。从2月到现在，我已经对接了五个客户，除了期货公司，还有律所、水务公司、电商企业。我给Agent的定义是“数字世界的操作员”，各行各业都会用到一些数字资产，只要是数字资产，我就可以用AI来代替。

律所的需求是整理他们线上系统的数据，把表单中的客户信息清洗出来，以Excel的格式交给他们。水务公司需要抽取视频的内容，把每一个页面提到的信息都提取下来。有意思的是，不同行业的公司对OpenClaw的恐慌程度真的不一样。我接触过电商客户，他们的恐慌情绪就特别强，那种工作被替代或者效率被超过的恐慌要比传统企业重很多。

电商行业传统的流程就是网络运营、商品销售，运营占大头，包括做广告、库存管理、线下发货。大模型出来以后，运营这部分完全可以交给AI去做。文案、视频的编辑，都可以固化为一个skill，交给数字员工。训练出一套适合自己品牌的skill之后，企业完全可以把运营放手给AI，再从这里省下一大部分成本，甚至以后都不需要招人专门做运营。我给这个电商客户做的就是内容运营类数字员工，它能去做账号矩阵，自动发消息、发帖子、挂商品。价格也高一点，大概是期货公司那单的两倍。

恐慌程度也和企业的性质有关，传统企业会考虑数据的安全性。我所在的矿业公司规模比较大，我也在推OpenClaw的使用。原来的工作里，我得先做一个产品经理的角色，去做技术架构、对接客户。现在我只需要做一个产品，代码完全不用我去写，甚至和客户对接都会有AI辅助。OpenClaw加入到我的工作流以后，我1天能干10天的活，效率至少提升了90%。

在我身边的“技术圈子”里，早期接触到OpenClaw的人并不少，有认同的，也有抵触的，认为这玩意儿的传播有点像“邪教”，但大多数人都是旁观者。我记得，朋友圈有人发了一张表情包，文案是“21世纪web4.0时代只分创造者和旁观者”，图上大家都戴着龙虾的帽子，下面的对比图是有人把电饭锅戴在头上练气功，讽刺意味拉满。但这个朋友后来自己也把龙虾用起来了，加入了国产龙虾的行队。

我觉得OpenClaw就是互联网一次新的大航海，就像十年前的社交媒体一样。很多人会挤进来尝新，同时也有大量的人迅速退场。

我去卖数字员工，说实话，客户对我的服务预期并不高。我不害怕客户对数字员工的功能或者技术架构有不满，也不怕对我的指责，但现实是，我并不知道这些客户里真正长期使用数字员工的人有多少。一般一单做完就结束了，客户周末能回几条消息就算好的，除非有新的需求才会继续接触。但也没有，客户的需求都是短暂的、一次性的。

蔡百为客户提供的员工手册也是通过AI完成的

“AI可以代替人，但没法替人背锅”

现在大模型都很卷，上游的资源成本很低。OpenClaw是开源的，不花钱。我给客户提供的相当于一个带着skill的机器人，我的成本分两块，一是计算机服务器的钱，二是token消耗。我做到现在，一个月的开销就7.9元，还有平台的折扣活动。

所以现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创业时机。我直接对接第三方的需求，这个需求是被企业验证过的，所以有钱赚、有需求市场。很多人用OpenClaw做一人公司，觉得能减少人力成本，但一人公司能运转起来的核心在于它本身就能赚钱，也就是创业者设想的需求本身能被市场验证。

我的逻辑是反过来的，我考虑的不是我有了A，所以我去做A，而是直接去和客户聊，先去尝试。虽然我是写代码出身的，但我现在已经一行代码都不写了。现在做一个产品根本不需要自己写代码，AI vibe coding（一种‌以自然语言描述需求、由 AI 生成代码‌的新型编程范式）已经非常成熟。技术不是真正的门槛，甚至随着大模型的发展，技术不会再是门槛，真正的问题在于，怎么找到那些愿意为你付费的客户。

现在，我没考虑过去做面向大众的产品，比如做一个类似豆包的对话助手，个人一定杠不过大企业。相反，定制化的服务反而有市场，每家企业的需求都不一样，降本增效的要求也一直存在，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商业模式。

我现在基本一两周完成一单。如果按100%的精力投入来计算，我完成一单需要在16个小时到32个小时之间。相比起定下“未来要做100个客户”这种目标，我更想把现在手头上有的客户都积累下来。在完成每一单的过程中逐渐把流程固定为一个标准的SOP，再把这些东西全都打包起来，交给别人去做。如果客户多了，我甚至觉得可以做一个中台，我自己做中介。卖产品是比卖自己的时间更好的选择，产品可以卖很多份。

做“经理人”做到现在，带给我成就感最多的其实是和各行各业的人交流，去看看大家都在干什么，沟通本身很有价值。

现在，OpenClaw的热潮明显退下去了，但这也不是坏事，大家更有空间去思考能够被替代掉的需求是哪些，没有办法被替代掉的需求又是哪些。就算OpenClaw在我的主业中提升了90%的效率，但那剩下的10%是永远没办法被AI替代的，包括去校正AI的行为，AI也没办法给人背锅。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蔡百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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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失败的自救：我所经历的真实的大厂

全职妈妈9年，一个赛车手想重新坐回车里

“照料赤字”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家庭

记者/杨宝璐

编辑/宋建华

唐咏家访时跟老人交流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在炉前打盹。”英国诗人叶芝在130多年前写下的诗句，让无数人沉醉于它的意境之中，畅想着关于人生与爱情的回响。然而，现实中的老去，从来不是一个优美的话题。

老人中重度失智或失能之后，会面临哪些问题？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唐咏在近距离观察了34个有失智老人的家庭后，给出了她的答案。中重度失智老人因疾病困扰，逐渐与家人难以沟通；原有生活秩序感逐渐瓦解；他们可能面临大小便失禁，房间里散发出异味。在这样的困境中，照护者日复一日坚守，承受着劳累、重复和无望，陪伴所爱之人逐渐枯萎的生命，走完最后历程。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截至2025年底，我国失能失智老人已超4500万，平均每6名老年人中就有1名需要接受长期照护。而据北京大学的人口学研究预测，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700万。如何为失能失智家庭提供更多有尊严的照护？唐咏用两年时间，深入探访失智老人家庭与养老机构，试图呈现出当下养老的真实困境与迫切需求。

以下是唐咏的讲述。

中重度失智：逐渐丧失的交流能力

我关注养老话题超过20年。早在读博时，我关注的研究领域就是高龄老人的长期照护，研究聚焦在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关注他们因为身体孱弱、自理能力下降的照护问题。但我当时接触的失智老人比较少，直到2015年，我的小女儿出生之后，当时我的全家都沉浸在照料新生儿的喜悦中，在猝不及防的情形之下，我90多岁的外公突发急病住进ICU，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外公去世之后，外婆的精神状态变差，她陆续出现了一些令我们不安的举动，比如烧开水忘记关煤气灶，下楼出门找不到回家的路等。在我的外公去世一年后，外婆因为在浴室意外跌倒而撒手人寰。这段亲身经历让我对个体生命末期的人生故事有了更强烈的探究欲望，于是我便将更多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到失智老人群体，在2020年至2021年期间，我先后在深圳及周边城市选择了34个失智老人家庭进行深度探访。

学界对于失智概念有很多种界定方式，比如脑退化症、认知障碍、老年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病等。人们可能对失能已经有了一定认识，但对于认知障碍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却认知不足。事实上，因为预期人均寿命在不断增加，也意味着我们的认知能力会随着年龄的上升而相应发生改变。过去，人们之所以较少意识到认知障碍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预期寿命尚未达到相应的水平。在平均寿命仅约70岁的年代，大多数老人还未进入认知障碍显著影响生活质量的阶段。但我们需要清楚认识到。高龄并不必然意味着失智，但随着年龄增长，出现认知障碍的概率确实会显著提高。

我们所接触到的轻度认知障碍老人，他们个人表达诉求比较强烈，会特别关注自己记忆力下降的问题，也会从不同角度来谈自己不断下降的认知能力可能带来哪些困扰，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恐惧，而对于这些轻度认知障碍的老人来说，他们更希望能拥有正常的社交。比如有一位60岁左右的老人，她有点手抖，每次跟一群人吃饭时，夹菜会颤颤巍巍的。她感觉周围人可能会用异样的目光看她，因此会尽量避免与太多人一起用餐，但实际上她又很希望自己能拥有正常的社交生活。

当老人发展到中度失智时，老人的语言交流能力会慢慢地减弱，他可能不会正常表达诉求了，但还有身体语言。我们会观察到，当他感觉比较紧张时，他的身体会发生颤抖，而当老人发展到重度失智时，他们几乎不再有交流的诉求了。

当走进中重度失能或失智老人家庭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种气味。失能失智老人通常伴有大小便失禁，身体难免会留下异味。如果清洁不够及时，对家人来说，是日常照护中比较难以处理的事情。我曾经去过一个家庭，老人家的房子非常小，有点类似单身公寓，没有客厅，进门入眼是一张高低床，因为空间小又没有阳台，高低床周围“彩旗飘飘”，挂满老人衣服，房间显得拥挤而压抑。

有些失智老人本身也会有病耻感。有一位老人的照顾者是她最小的儿子，接受访谈的小儿子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他妈妈已是重度失智老人，经常性无法控制大小便，他发现妈妈每次都会把自己弄脏了的衣服偷偷地藏进衣柜，或者塞在床下和抽屉里。他劝过妈妈很多次，但毫无作用。其实老人以前非常爱干净，她生病了，自己有病耻感，虽然没有办法表示出来，但她知道这些衣服是不干净的，要把它藏起来，不被别人发现。

唐咏在养老服务研讨会上

为什么要给母亲穿上纸尿裤

当失智发展到中重度时，老人的语言交流能力大多已经出现明显的障碍。因此，在走访的34个家庭中，我的访谈对象通常是老人的配偶、成年子女或护理人员。他们面临着共同的照护困境，比如：身体的疲惫、经济的负担、情感的压力，还有社交方面的困境。有些被访者会在讲述的过程中会忍不住流泪，因为他们平日太缺乏一个安心倾诉以及情绪宣泄的渠道了，因此当我以研究者身份坐下来聆听他们的故事时，许多人会自然而然地将讲述当作情绪宣泄的机会。

五六年前做这个项目时，我发现失智老人照料的互助系统是比较缺失的，失智老人家属之间没有特别紧密的联系，但实际上，照顾者们是有这种需求的。有一位受访者在访谈中一直问我，在哪可以加入那种家属群？我当时是在深圳及周边城市做的家访，但在深圳并没有找到这样的组织。而据我了解，在北京、上海，家属们会自发形成互助小组，这些互助小组不是正式的心理咨询团体，而是一群人坐在一起，彼此支持，在分享过程中，他们能得到回应，甚至找到共鸣。

2024年，我的研究结束后，看到深圳陆续成立了一些家属群，并且不断由小变大。我加入了一个由社工组织的脑退化项目群，他们联系到一些家属，然后家属们一个推一个地加入进去，群里会分享各种资讯。对这些家庭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照顾者最迫切想知道的就是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做。尽管他们一直在学习、上网查资料，甚至在照顾的过程中自己都快成了半个医生，但他们依然非常需要切实的指引。网络上查到的信息，终究无法替代个人鲜活的体验和经验。家属们更希望有经验的人能手把手地教他们：当我家的老人到达这个阶段，我该怎么办？当下一步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时，我又该怎么办？

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养儿防老”意味着养老主要依靠家庭照护。但随着时代发展，家庭中的子女数越来越少，家庭照顾模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我在研究中发现，当成年子女照顾失智父母时，多子女家庭会出现责任分担，儿子和女儿在照护角色上依然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而在独生子女家庭中，独生子女在照顾父母时，面临着无人分担、孤立无援的照护困境。

身份的差异性在照顾中体现得很明显。比如儿子和儿媳之间，任务分工往往比较清晰。从文献和数据来看，无论在哪种文化背景下，女性都承担着主要的照顾任务。而女性付出的是一种“隐形劳动”，之所以说它“隐形”，是因为这份劳动没有工资回报，但付出的时间成本却非常高。很多因为照顾老人而引发的问题，其实都根源于角色的冲突，女性同时要维系自身小家庭的正常运转、要带小孩、有的人还要上班，多重压力交织在一起。

访谈中还有一位老人，照顾者是她的女儿。女儿告诉我，曾经有段时间，每个晚上她都要不断更换被母亲尿湿的被子。冬天有时清洗不及时，屋里难免就会有气味。对她来说，要想保持完全清洁无异味，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后来，女儿让妈妈穿了纸尿裤。起初老人很不习惯，这种东西套在身上让她睡不踏实，但这样一来，更换衣物和床品的频率确实降低了，女儿的照护压力也减轻了一些。

多子女家庭在分担照顾责任时，也常常会出现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来自很多方面：照顾时间和金钱的投入、老人去世后的财产分割等，往往会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线。当然，也有一些处理得比较和谐。大家达成共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责任分担的平衡。但不平衡的场景，依然在所难免。

现在有人提到通过机器或其他方式来解放劳动力，但“照顾”这件事，本质上是一种情感的连接，很多东西无法替代。所以，即便我们因为家庭力量有限，不得不把老人送到更专业的机构去减轻负担，家庭与老人之间也不能完全脱钩，脱钩，就意味着连接断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人更倾向于在地化养老，老人不用离家，在熟悉的社区里享受到送餐、上门探视等服务。这和传统的居家养老不一样：传统的居家养老主要靠亲人出力照护，但在地化养老是由社区提供服务，让老人住在熟悉的环境中，就能享受到一部分原本只有养老院才有的服务。

因老致贫：被忽视的中间阶层

在《遗忘的世界》一书里我提到的李奶奶和宋爷爷两口子，他们是从武汉来深圳的，之前都有着体面的工作，李奶奶以前是医生，宋爷爷退休前在一家军工科研所工作，他们也都有着稳定的退休收入。但是宋爷爷在58岁时查出脑部肿瘤，手术多年后，出现癫痫的后遗症，加上治疗癫痫药物的副作用、身体机能下降所带来的脑部中风和中度失智，他逐渐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也有部分丧失。

照顾宋爷爷的重任落在了李奶奶身上，作为医生，她的医学知识在照顾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李奶奶的年纪也在不断增长。当年宋爷爷在武汉生病时，独生女儿和李奶奶轮流跑医院，虽然请了护工，但还是无法满足需求。宋爷爷脑部手术后不久，李奶奶也中风了。当时她在跟别人说话时，发现自己的舌头不好使了，便敏锐觉察到了不对劲，第二天赶紧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她的脑干中有两个花生米大小的血栓。

为了方便照顾父母，女儿将他们从武汉接到深圳。然而由于武汉与深圳的消费水平存在差距，加之父母年龄逐年增长，家庭出现了“财政赤字”。两位老人的退休金加起来有一万多元，另有一些储蓄。但每个月的租房、护工、医药费及日常支出超过两万元，养老仍需消耗积蓄，并依赖女儿补贴。

这映射出许多家庭的养老困境。老人虽然有储蓄，但在老龄化的过程中，储蓄往往难以支撑，因为无人能预知自己的预期寿命。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必须应对通货膨胀、医疗费用上涨乃至隐形支出的增加，这可能会给两代人带来压力。

养老问题在不同国家表现各异。以美国为例，一方面存在价格昂贵的高端养老机构，多数人难以负担；另一方面也有面向贫困老人的兜底服务。然而，处于中间阶层的大量人群面临尴尬处境：储蓄不足以入住高端机构，收入又不符合兜底服务的条件。

归根结底，养老面临最大难题是人力成本既紧缺又昂贵。尤其是失智群体往往伴随失能，需要专业护理人员近身照顾，而这一块的人力成本相对较高。在此背景下，长期照护险有望成为未来养老的重要补充。当前医疗资源相对丰富，老人出现健康问题时能够较为便捷地就医，最大的支出负担实际上来自人力成本。因此，无论是养老保险还是医疗保障体系，在设计过程中都需要纳入长期护理这一块。

唐咏所著《遗忘的世界：失智老人的照护图景》一书

老年友好社会与失智友好社区

我在香港大学读书期间，曾到日间照料中心、养老院等机构实习，当时去的都是规模较大、资质较好的机构。这些机构在制度与标准方面制定得非常全面，例如，许多老人需要定时定点进食，什么时候吃、吃什么、吃多少；对于不能自主进食、需要鼻饲的老人，也有十分精细的操作指引。当时我的实习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去观摩了解日间照料中心或养老机构的运作，二是由社工带领参加小组活动，陪老人聊天。其中，我们特别关注“生命回顾”这个板块，通过引导老人“回望人生”，给予他们精神慰藉。我实习的中心，有些老人过去是渔民，中心便特意设置了渔网等老物件，帮助他们回忆过去的生活。

20多年后，内地养老机构的许多服务都已经追赶上了香港。我在深圳发现，许多机构也设置了怀旧角，供老人们进行生命回顾。此外，不少养老机构和康养中心与医院距离较近，衔接紧密，医生会定期到养老机构为老人看病或做检查，老人需要转诊时非常便捷。然而，部分地区的衔接仍不够密切。以慢性病老人为例，他们不可能长期占用大医院的病床，否则会影响医院病床的周转率，这类老人需要转移到其他医疗机构。还有因中风需要做大量康复训练的老人，则应被引荐去适合的康复医院，离家较近的康复机构，或社区内的嵌入式养老机构。这就要求建立更完善的衔接机制，同时给予老人家属清晰的指引。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能有家庭医生进入到老人的家中进行指导。

此外，还需要树立以人为中心的照护理念，这正是当前所推崇的老年友好社会或者失智友好社区的核心要义。在一个社区中，住户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商家、公交司机、银行工作人员等，当社区建立失智友好的机制时，至少能够实现一点：当居民遇到失智老人时，能够辨识出他们，理解他们那些看起来不太寻常的举动，其实是生病导致的，而不是他们有意为之，并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协作。例如，公交司机如果能够识别出某些老人可能有走失的倾向，就能及时做出响应。这种社区层面的识别与协作，正是失智友好社区建设的重要方向。

深圳近几年的养老服务发展迅速，政府对于养老的投入力度较大。但也面临一个现实问题，作为一座相对年轻的城市，深圳目前在做未雨绸缪的准备，也会出现养老设施空置的情况。此外，深圳老龄化的呈现方式跟其他城市有所不同。大量老人属于“老漂族”，为支持子女事业、照顾第三代而离开家乡，随迁至深圳。这些老人多为候鸟式生活方式，并不长时间停留于此，对他们而言，养老设施可能是短期使用，或者只需半娱乐性质的设施，如公园锻炼器材、长者中心棋牌室等。异地养老也是一种选择，但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的过程中，既要考虑经济因素，也要考虑便捷性。老人在选择居住地时，还需考虑是否有熟悉的朋友圈，以及是否存在较为良好的医疗环境。

在做这项研究的过程当中，我常常会感受到一种无力的愧疚，因为他们的挣扎与痛苦，旁人永远无法真正感同身受。在与照护者的交流中，我看到了他们的无奈与苦涩。有些家庭因照护压力过大，导致关系紧张甚至破裂。这引发了一个更深层的思考：照护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不仅仅是日常的“照顾”，更是对老人尊严的维护、对精神需求的呵护，是在有限资源下能提供的最大关怀与支持。然而，这远远超出了个体家庭的承载能力。构建更加完善的养老支持体系，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全职妈妈9年，一个赛车手想重新坐回车里

沙漠会“吃”树，但土地不会辜负一个人的十年

“照料赤字”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家庭

记者/计巍

编辑/宋建华

一名程序员远眺深圳这座城市 ｜ 受访者供图

2023年夏天，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将近四年时，张小满经历了第一次“裁员”。

虽然所有与她沟通这件事情的人都在极力避免把这次不续签叫做“裁员”，只是解释为“出于业务发展的需求”，但这依旧难以抵消她在那一刻的痛苦。在大厂的一千多天里，她投入了很多时间、情感和精力，试图去发挥自己的特质，融入体系，但得到的评价却是：一只“长板太长，短板太短”的会漏水的水桶。

张小满觉得自己像一个废品一样被系统踢了出来。“为什么是我？”没有人真的能去解答她的困惑。可她自己“心里过不去”，不能让那四年的时间轻飘飘地翻篇了。

解决困惑的办法是写作，这是张小满一直以来的方式。2023年，她曾出版自己的第一本非虚构类书籍《我的母亲做保洁》。如果说那时的写作对她而言是一种在上下班地铁上、休息的时间里暂时逃离大厂世界的精神出口，那这一次写作大厂的经历，则被她视为一种对自身处境的回望与探索。

在今年3月出版的这本名叫《大厂小民》的书里，张小满试图去看清在这样一个规模庞大、高度系统化的现代职场中，“小民”们是如何在个人价值与“工具性”之间来回拉扯的。当一个人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却难以获得对等的个人价值上的满足，或者说，那种价值感对应的仅仅是到手的薪水时，那个极具现代性的问题可能就会出现：这份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在这本书里，张小满写道：很多大厂员工都会以自我贬低的方式自称为“打工人”“吗喽”“干饭人”“牛马”。在她看来，这种自嘲的背后，是一种无法被准确言说的痛苦，而这痛苦往往一经比较，便会显得矫情——毕竟你拿着高薪，出入水晶宫殿般的高楼。因此大家也只是调侃它。

张小满想把这种缠绕着自己和许多人的痛苦讲述出来，她想知道过去在大厂的四年到底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想知道一个小民如何去面对和解决这种拉扯？在一些小民身上，她曾看到个体对“工具性”和“被异化”的抵抗，看到他们的反思和自省。她也在回望的过程中看到了自己在当时那片焦虑迷雾中出于本能所做出的抵抗，比如说，尽可能地记录和写作，与人建立真诚、深刻的连接，又或者说，午休时，她在办公室里看费兰特的《新名字的故事》。

以下根据张小满的讲述整理。

《大厂小民》在2026年3月正式出版

被甩出

2023年8月10日，领导叫我去办公室谈话，说公司不再跟我续签了。

虽然我有预感会被裁，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但得知这个结果时，身体还是有很强的痛苦的反应。我开始胃痉挛，痛到腰直不起来。

当时被告知会赔给我一笔钱，但我没有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发的那种从大厂“领大礼包”的开心。我感觉到强烈的物质属性——自己被一个系统买断，然后像一个废品一样被扔掉。

我也很迷茫，那时我的第一本书还没有出版，接下来要赶紧去哪里找工作？要怎么解决我未来收入的问题？我的秩序被打破了。

这种痛苦的感受，我没有办法忽视。自己投入了很多情感、很多精力在这份工作里面，但工资也没有涨，最终还是被踢出来。这会造就一种“受害者心态”——为什么我没有得到回报？为什么被裁掉的是我？是因为我是小组里唯一快到35岁且已婚未育的女性吗？

没有人会直接给我一个答案。大厂很体面，HR会说，这不是裁员，也不是变相裁员，跟你是不是女性也没有关系，更多是出于业务发展的需求。她也会宽慰我：“你追寻这个结果没有意义。”

当时是有很多情绪缠绕着我的，也有很多困惑没有解决。我觉得自己那四年的时间不能让它轻飘飘地翻篇了，我心里过不去。

谈完话出来后，我就决定要把这些写下来。

一直以来，写作都是我探索自我的方式。我想知道，过去四年到底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留下了什么？我想知道我当时在大厂的位置是怎样的？我在遭遇什么？我是如何在心理上消化这些东西的？我也想探索那个时候的大厂到底是如何运转的？它是怎样一个系统？我的同事们如何适应这个系统的？我们彼此的命运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很多员工最初加入大厂时，都会有心理准备，觉得自己是可以去参与那种强烈的竞争的。当时的我也觉得自己能在大厂里干一番事业。大厂对我的诱惑是从招聘岗位里提到的“人物专栏”开始的。之前我在做媒体记者，我对人有兴趣。除此之外，对我而言大厂还是一个更有未来感和创造力的地方。

2020年2月中旬，我接到了这家大厂的面试邀请。在经历了六轮面试、一次岗位变动，以及后续的数次面试之后，4月中旬，我终于收到了录用通知。

这个曲折的面试过程激发了我的好胜心，让我极度渴望抓住什么。在找到大厂的工作后，我松了一口气，像是找到了“岸”。当别人问我在哪里工作时，我会很自然地说，“X厂”。一种极简的身份识别。

我所在的部门处在大厂的非生产链条，不创造商业利润。在大厂被称为“中台”，存在的价值是支持。我做的是边缘部门的边缘岗位。

大厂一直在变化。我在大厂其实没有做过最初应聘的岗位，一上来是做项目传播和运营公号。我被分配的第一件要独立完成的事，是写一篇项目上线的新闻稿，提供给媒体使用，并且还需要去“创造”一个新闻——帮合作方以及公司老板各写一段项目评价。

我那时就像农民种地一样，用农民的思维去思考项目的传播价值——总关心手中的这个瓜好不好、甜不甜，其实更应该在乎怎么把这个瓜卖出去，出一份漂亮的成果总结。

运营某业务的官方账号时，最常做的是写公号文章。有一次，我得到的评价是：“你的稿子原创性太强。”我哭笑不得。领导希望我学会“多线作业”“十指弹琴”，而我自己的心态更像是好好学生，做的很多事情吃力却并不讨好。

我还没转正时，遇到了大厂里常见的组织架构调整。但与此同时，我依旧很难适应这个系统。我还是在做一堆琐碎的事，接受各种需求，一眼望不到边。一些同事正在甩掉原来的工作，紧跟新形势，从老板释放的信息中获取有用的部分，找到正确的事。事实上，及时扔下旧的，建立新的，才是大厂的工作节奏，而不是固守一片森林。

我在工作中投入了情感，经常在心里问：这件事的价值在哪里？我无力摆脱被安排的工作。眼看时间一天天过去，我没有向老板汇报的新成果。不止一个同事提醒我，要尽快找到自己的项目。

我试图抓住机会，但无一例外，要么夭折在汇报中，要么因为业务配合阻碍而不了了之。当时我有一种在现在看起来很天真的想法，认为只要能做擅长的事，默默无闻也没有关系。但在大厂，你总要去证明自己做的东西对公司有价值，否则它的合理性就会被挑战，紧接着引发的便是个人的职场危机。

短暂的迷茫期之后，我幸运地赶上了一个“内容创新项目”，做内容编辑和运营。我擅长连接人，像创造深度内容、做书这些事情都是我有兴趣的。创新项目刚刚进入正轨不久，我进入大厂后的第一次考核开始了，作为小组唯一的新人，我拿到的是工作以来第一个差绩效。

格子间窗外的落日 ｜ 受访者供图

变形记

面试时，我曾被告知大厂考核压力很大，有末位淘汰制。一旦被打低绩效，不仅影响年终奖，在一段时间内也无法晋升，这都直接关系到钱。

在大厂，大部分普通员工的工作节奏都由考核的节奏来决定。每到考核节点前两个月，大家都会拼命“卷”项目。我的同事江小渔曾向我坦陈过自己的两难之境：“我也预设过完美目标——这个项目既可以在自己的逻辑里生长，又可以在体系内被认可。一旦我无法抵达这个完美目标，就会衍生出内在的焦虑，担心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我们所做的内容项目需要在公共性和服务公司需求之间做平衡。在浓浓的焦虑中，我被要求越来越多的去服务业务需求。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如果缺乏公共性内容，读者就会用脚投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处在这样的拉扯里。

我努力去融入这个系统。在后来的考核中，我都是中间位置。但在大厂的人都有着持续的生存危机和焦虑感。这种情况下，没有经验的普通人很容易在跟着这个系统的相互作用中快速被工具化。

初入大厂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生活的感知几乎只剩下工作和绩效。我们做的事情也曾经被上级的“金手指”点赞，这也让一直陷在证明怪圈里的我，松了一口气。但在考核结束后，我没有得到调薪机会时，也有被伤害的感觉，会觉得工作了一年多，一点工资都没加。有这么强烈的情绪反应，是因为人要依附于这个系统。

我做的事很具体，组稿、改稿、编辑，类似种地。但这样的秩序与平静背后也隐藏着风险。在评价标准上，我做的事情很容易被替代，也经常遭受质疑。我几乎用强迫性的钝感，屏蔽掉这些，让自己专注，显得有些冥顽不化。

“我是一个必须要在工作中拿到积极反馈的人，可能有点像‘猎人’，你有点像‘农民’。一块地你可以种一年甚至更长时间，但对于我来讲，如果发现这地收成不好，我就不会干。”这是同事江小渔对我说的。

他还告诉我：“你抓住的短期机会太少了，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不现实。没有短期亮点，你熬不过去。你太认真了，这种认真有时让人害怕。”

我只想按照我理解的方式去做事。我会想：它招我的时候，招的也是我的长板对吧？

但你也会逐渐发现，它招你的时候当然是想发挥你的特质，但是在管理的过程中，它希望你越听话越好，越符合标准越好。如果你的特质没有产出，没有给公司增加效益，那你这个特质就不是特质。这也是“工具理性”的一种体现，这个系统本身是要靠这套制度运转下去的。

大厂人连看书都需要有产出，要看很工具化的书，比如说《精进》《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我当时午休看文学类的书，费兰特的《新名字的故事》，就显得不合时宜，被我的领导说了。

我的本质决定了我做不成那样的人，我不可能一下子在职场上从“农民”变成“猎人”或者“扫地僧”。人是不可能一下子变“聪明”的。

我感受到自己在被边缘化。这样的感受，在不同阶段，数次发生。把最边缘的工作交给你；很多事推动起来很困难；有疑问时，得到的全是质疑与反驳；越来越少需要你参加的会议……

一次考核后，给我的评价是：长板太长，短板太短。我不是一个好用的标准件，而是一只会漏水的水桶。这个系统是很现实的，之前已经考核了我三年，虽然除了第一次之外都是中等绩效，但这种绩效在大厂是没有晋升的，它不可能还把你留着。

2023年8月的那天上午，我得到了不再续约的通知。江小渔宽慰我说，“对你也是解脱”。

张小满和她的部分书稿 ｜ 受访者供图

抵抗

在听到上级评价我“长板太长，短板太短，要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成为各方面都很强的人”时，我点头表示同意，心里想的却是：每块木板都一样齐的水桶，岂不是更容易被替代？

我不再把项目进展过程中的不顺利全部归结于自身。我意识到：必须要尽量保持自主性，哪怕这会让其他人不舒服，哪怕牺牲一部分职场利益，哪怕让自己置于不安全感之中。我想尽可能与工作中产生联系的人，进行一些深度连接，发挥自己的特长。尽可能地记录和写作，是我应对窘境的方式。

大厂很大，我在工作中可以连接到各种各样的人。除了工作内容之外，我也经常会跟他们散步聊天。当我在工作中很压抑的时候，就很想去了解他们在这个系统里是怎么做的？是怎么找到自己位置的？别人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参照体系。

我是一个从陕南小山村走到大城市的人，这种与人的连接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本能。我后来意识到，在大厂这种把人很工具化的环境里，自己渴望的这种真实的、深度的交流也是一种抵抗，我们可以活得更像人一点。这也让我在深圳这样的超级城市里不再是一个很原子化的个体。

这种连接不一定都是丝滑的，我和江小渔之间一开始就很紧张。这种不舒服可以总结为：我不喜欢劳动过程中的从属地位，但当时我也不知道该如何主动。而他是上级焦虑的第一承受者，承担着把项目往前推的责任。我们的关系在紧张、疏离，然后又比较近的关系中反复跳跃。

在被告知不续约之后，2023年9月，我峰回路转地得到了一次转岗的机会，重新续约。我在被它甩出去，深知难以与它适配时，又主动回头拥抱了它。

转岗后，和江小渔没有工作上的牵扯，我们的交流变多，对他的了解也更多。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他在这个系统里已经很好了，可还是感觉焦虑不安。江小渔是一个在思维和行动能力上都能快速适应变化的人。但随着“降本增效”和部门基层权力的微妙变化，他意识到自己此前追逐过、投入过热情和心劲的东西也许只是泡沫。

如果30岁之前晋升为一个基层管理者变得不可能，那更重要的是什么？他有一种深深的倦怠感。他的调整方式是在工作之外建立自己的秩序，方式之一是阅读，从做项目管理的思维当中渐渐走出来。

在大厂里有很多做得很好的人，他们被当作职场大神，比如说书中的许冲，一个绩效优秀的37岁总监。在不了解他背后的故事时，我会很羡慕他，但跟他聊了很多之后，会发现，他也在面对自己的困难和问题。

许冲几乎年年拿优秀绩效，并且保持着自己身上的一些特质。这是因为他把自己卷的非常狠，每天晚上十一点多才下班，有时加班到家都回不了。他拿着高工资，但很少有时间去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

只要还在大厂一天，对跌落的恐惧就会如影随形。在许冲看来，人不可能一直在体系里保持高能力、高产出，他的黄金时间还有三四年。他面临的求职市场也很严峻，这十年训练出来的能力模型只在大厂适用。

不那么焦虑时，许冲会安慰自己：我们都只是一个中途上车的乘客，不要把自己和平台绑在一起。他告诉我，走到后面你面对的其实都不是职场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他是有反思和自省能力的。

大厂人的问题，是一种很有现代性的问题。但它也不是铁板一块，还是有很多缝隙的。不同的人在这些缝隙中找自己的适应方法，然后适者生存。

书中的李山是一名财务审计，山区长大的小镇做题家。他无比珍惜进大厂的机会，甚至有些如履薄冰。他给我讲了如何在高压强势的领导手下坚持十年，以及如何解救自己的故事。他告诉我：个体进入到大厂，力量很单薄，绝大部分人都是去适应它，学习它，融入它，而忘了其实也可以偶尔摆脱它，给自己一些喘息的机会。

但我是一个适应体系的失败者。

2023年底，绩效出来之后，我和领导有过一次坦诚而直接的谈话，大意是需要我能适应更高的要求，对人际关系敏感，更适配组织。我也被告知，如果不想干了，随时可以离开，组织随时能找到人来替代。

2024年盛夏，在大厂的第1480天，是我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我知道这些在大厂的遭遇不仅仅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提供的也仅仅是那段时间内大厂的一个切面，它本身很复杂。它让我成长很多，也磨损了我。

当你把工作当作人生唯一的标记点时，它就成了我们人生绝大部分的支撑，会很危险。这种单一的维度会让我们在失去工作时变得无法接受。我觉得找到自己人生的第二条路很重要，这本书中的很多人也在找。

我的第二条路就是写作，它是我在生活中凿出缝隙的一种很重要的方式。在写作中，我完成了对自己在大厂这四年的探索，现在的我已经出来了。

希望我们不要无意识地走进那个被设置好的系统，然后毫无反思。

（书中部分内容引自张小满的《大厂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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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朴云

编辑/郝鸣

“天空工场”成员与追觅科技扫地机事业部总裁孟佳等人合影

“我们的论文和学术研究，到底怎样才能用到一个真实的产品上呢”，4月26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以下简称伯克利）举办的一场圆桌座谈上，在读博士牛浩懿把这个问题抛给了追觅科技扫地机事业部AI算法负责人张家辉。

牛浩懿说出了很多青年科技人才的处境：因为缺少产业资源，这些初出茅庐的“创新者”少有机会把研究落到实处，难免心生困惑——我们的实验完成了，论文发表了，但然后呢？

在“天空工场”，这群年轻人得到了将理论连接现实的机会。天空工场，是由俞浩基金会发起的全球青年创新领袖人才支持计划。2026年1月该计划正式启动，来自清华、北大、复旦等多所国内高校的学生，得到了“资金+资源+平台”三位一体的支持。

5月1日，俞浩基金会“天空工场”第二期正式启动，首次覆盖海外高校，来自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全球顶尖高校共25名学生入选，研究领域横跨人工智能、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统计学、化学研究、交通工程与创新设计等多元方向，并已取得突出成果。

“他们最需要的并非从零开始的培养，而是关键资源的有效注入与跨界生态的深度连接，以此获得更自由的探索空间与更高效的突破路径”，“天空工场”计划发起人、追觅科技创始人兼CEO俞浩说。

“天空工场”新一期成员与追觅科技工程师们进行产研交流

把算法落到实处

早在清华读书时，牛浩懿就去过校内的“天空工场”，那是俞浩在清华读书时创办的，也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创客平台。如今的俞浩基金会“天空工场”，正是延续了清华“天空工场”的精神——敢梦敢为、追求极致。“那是一群凭着兴趣驱动，非常有热情去做技术的小伙伴”，牛浩懿没想到，如今能在大洋彼岸以为留学生的身份与“天空工场”重逢。

牛浩懿目前是伯克利的一位博士，主要研究机器人工程，看到“天空工场”计划在全球范围招募后，他第一时间递交了申请。顺利入选后，他受邀参与了俞浩基金会“天空工场”组织的产研交流，与全球高端科技公司追觅科技的工程师们交流。一方面，他看到追觅的广义机器人产品与他的研究方向类似，另一方面，他非常好奇，“在企业，究竟该如何把算法带到产品里去”。

在实验室做仿真实验，牛浩懿总觉得不够“过瘾”。

牛浩懿的本科和研究生学习生涯是在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度过的。和很多清华的学生一样，读本科时，他就加入了一些科研项目，进组实习。2019年左右，他选择的自动驾驶组很火，但他发现，自己的研究只能在仿真实验里进行，“因为实验室没有条件提供一辆真车让你去研究，让你去撞，这不太现实”。这种无法落实到现实场景的研究让牛浩懿总觉得差点什么：“就仿佛你做了很多实验，用了很多算法，但只是play a game 的感觉”。

后来，牛浩懿到清华大学的智能产业研究院实习时，逐渐把方向转到了一些机器人项目上，希望把仿真实验带入现实场景里。如今在伯克利，他的研究目标是努力建立一个基础算法和模型，让机器人快速适应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应用场景。

牛浩懿解释，在实验室里其实很难做大规模的训练，并且这些算法非常消耗资源，所以很多实验室都期待可以跟大企业合作，通过大规模的实验，去把一个项目的结论做完整。而这也是他向俞浩基金会“天空工场”递交申请的原因之一。

俞浩基金会“天空工场”计划启动之初，就很注重产学研的结合。本次面向全球招募，“天空工场”联合追觅科技在硅谷开展了一场产研交流活动，组织天空工场新成员与追觅一线科研人员面对面交流。牛浩懿向追觅扫地机事业部AI算法工程师张家辉发问，“我们的研究、我们的算法，到底如何应用到一个产品上的呢”。

张家辉所说的这种“到现实场景里实践”的机会，是牛浩懿最渴望的。有时候，牛浩懿会和同学们开玩笑说，对他们这群做机器人研究和AI研究的人来说，论文和成果做出来，有点像把文章挂在了一个巨大的档案库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待企业去挑选我们的idea”，在这种等待里，往往就没有了下文。对牛浩懿而言，在俞浩基金会“天空工场”这样的平台，使他有资源和机会去主动做一些尝试，这很重要。

“天空工场”成员与图灵奖得主David Patterson等顶尖科学家交流

如果你是一号位

在追觅科技的企业文化中，一直鼓励年轻人敢闯敢为，提倡每个人都能成为“一号位”，建立Team，担当自己项目的领导人。这一文化精神延续到了俞浩基金会的人才培养计划中，“天空工场”的新成员也多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如果你成为一个创业者，最希望做什么？”

“我想让机器人走向普通人家庭，现在，机器人能跑马拉松，但距离分担人类繁琐家务还有一段距离，”这是彭晨晟的答案。彭晨晟是伯克利的三年级博士，他的研究方向是计算机视觉，可以理解为给机器人和自动驾驶系统装上眼睛，“让它们更好地感知这个世界，理解这个世界”。

抱负是远大的，但现实有时候很“无奈”，彭晨晟提到，在研究过程中，因为涉及到一些AI模型的算法，对计算机的算力资源要求很高，碍于学校的计算机条件有限，有时候他们只能去校外的对口企业申请实习岗位，再用企业的资源去验证自己的想法。

彭晨晟了解到，俞浩基金会“天空工场”不仅为成员提供产业资源和交流平台，还可以提供最高20万元/人的专项资金支持，可用于参与国际赛事、学术会议和前沿课题的研究及创新实践。

对于资源和资金有限的年轻研究者来说，这无疑能解燃眉之急，彭晨晟说，如果现在有一笔资金可以支持他的研究，他最先解决的可能就是实验室的算力和设备问题，“这些问题很现实，但很必要”。

此次入选“天空工场”计划，彭晨晟充满了期待，“未来，或许有机会在追觅的机器人上去部署我的算法，这样我就可以去验证，我的理论能不能落实到一个产品上去”。

“天空工场”第二期成员名单

以公益之力，推动下一个十年的科技发展

虽然“天空工场”选人的标准并不低，需要是在世界级学术、科研或创新领域取得过突出成果的在校生，但是顶尖高校并不缺乏优秀的聪明人，为什么偏偏是这些人入选呢？

在提及自身的研究优势时，彭晨晟和牛浩懿除了展现出各自高超的专业水平，更是流露出了那些推动他们走到今天的特质——“理想”、“投入”、“执行力”和“坚持”。而这些，也正是“天空工场”所看重的内生动力。

“在AI技术领域里，如果一个项目‘蹉跎’了几个月还没有结果，那你很可能就错过一个机会了”，牛浩懿说，在这个讲究效率的时代，“快点发文章”，“快点拿到反馈”的心理难免会出来作祟，“但既然你一开始有一个很好的想法，在遇到困境时撑下来就很重要”。

彭晨晟也说，如果自己对某个领域感兴趣，便会坚持投入很多精力去潜心研究，在“给机器人装上眼睛”之后，彭晨晟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未来机器人可以改变残疾人的生活，这是他对自己所学专业价值的坚持。

科技的发展让未来有很多可能，而未来，也掌握在这些青年创新者手里。此次俞浩基金会“天空工场”全球升级，打破地域界限，既能为中国青年人才链接世界资源，也能推动开放协同的全球创新生态共建。

科技强国是把握世界大势、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而具体到实验室里，对那些在科研一线的青年人才来说，需要像俞浩基金会“天空工场”这样的平台，为他们提供落地的支持，从解决科研经费、资源渠道等现实难题，到鼓励他们大胆探索前沿方向、更自由地创新。

眼下，这些俞浩基金会“天空工场”计划的成员们汇聚一起，“青年创新领袖”这个词对他们而言更像是一种激励，前面有一片更广阔的天地，但路还是要一步一步走，就像俞浩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说，“无论你说我们现在是高调还是低调，那是因为积累了足够久。你看不见那些背着光的日子，在默默积蓄力量，等待破茧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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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会“吃”树，但土地不会辜负一个人的十年

“照料赤字”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家庭

记者/朴云

编辑/郝鸣

潍坊第一季度GDP增长6.4% （摄影/姜光辉）

如何理解“中国制造”？在潍坊，你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工厂里嗡嗡作响的不只是机器，是全部制造业门类协奏的交响曲，全国41个工业大类，潍坊就有37个，而制造业的31个门类则达到了全覆盖；田野里长着的苗不只是苗，是顶尖的现代农业孕育下的1400亿元总产值，是凭借着全国1‰的土地和淡水，贡献了全国1%的粮食和超过1.5%的蔬菜的“餐桌”。

农业与工业，构成了潍坊发展的强劲翅膀，这座城市用一组数据为2026年第一季度的努力写下注脚——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940.5亿元，GDP增长6.4%，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8%，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全省第一，8项主要指标增速位居全省前四。

“跃马山海行，奋进万亿城”这不仅是随着风筝节飞上天空的一句祝福话，更是一场从农业大市到工业强市、从“跟跑”到“领跑”的系统性跃迁。

潍坊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231.1亿元（摄影/姜光辉）

6.4%，不只是数字，更是信号

4月，潍坊市委、市政府公布了一季度经济运行成绩单：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940.5亿元，增长6.4%。15项主要经济指标中，12项增速高于全省平均，9项居全省前6位，9项较去年全年位次前移。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940.5亿元，同比增长6.4%，高于全省0.4个百分点，居全省第4位，其中一产、二产、三产分别增长4.5%、6%、7%。

但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6.4%这个数字本身，而是它背后的结构性变化。在一季度，潍坊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231.1亿元，增长4.7%，总量保持全省第一。

潍坊农业的价值，不止于产量，更在于模式。从寿光蔬菜的“种业硅谷”到诸城畜禽的“全产业链”，潍坊正在把农业从“靠天吃饭”变成“靠科技吃饭”。作为“世界的菜篮子”安丘市，大姜、大葱、圆葱的实际出口量达到全国的80%以上，现有农产品加工企业400多家，出口实绩企业210多家，农产品出口97个国家和地区，连续17年领跑全省。

科技的力量汇聚到每一株苗上。安丘还建立了全国首个县级农产品国际标准数据库，涉及农药残留、重金属、食品添加剂等多个领域，还开发了“农安保”APP为农产品出口企业免费提供标准查询服务，在“法规追踪-流程拆解-节点预判”的全链条响应机制的助力下，能够提前7-12个月掌握日韩、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标准调整动态，助力农产品出口。

数字的背后，是政策指引着产业的发展方向。为了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潍坊着力托举农产品深加工发展。依托于“9+3+N”的产业链，将前端的种植环节、中端的加工销售环节，甚至新农村文旅串联在一起，并形成了酿酒、果蔬、粮食、畜产品、粮油五个优势“子链”。每一个“子链”，都会选当地的龙头企业来担任“链主”，带动上下游企业共同发展。

工业，千锤百炼出新爆发

如果说农业是潍坊的底盘，那么工业就是它的引擎。一季度，潍坊规上工业企业新增100多家，增加值增长8.8%，居全省第二位。37个行业大类中的31个实现增加值正增长，11个增速超过10%。潍坊的动力装备、高端化工、食品加工等传统优势产业，一季度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新一代信息技术、磁悬浮、储能等产业也纷纷提速，展现出惊人的爆发力。

这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锻造出的成绩，早在“十四五”期间，工业经济就持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据媒体报道，潍坊工业具体可以概括为“十、百、千、万”：“十”即10余条重点产业链；“百”即百项优品，115种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排在全球、亚洲、国内前三；“千”即千家强企，省级以上“专精特新”等优质企业达1459家；“万”即万亿规模，规上工业产值、营收均超过1.2万亿元，现如今，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达204家，连续五年全省第一。

潍坊三建集团的生产车间

始于工农业，不止于工农业

“十五五”开局之年，潍坊立下了明确的目标：冲击万亿GDP，打造区域副中心城市。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不只是农业与工业，消费品零售行业、文旅行业也都纷纷给出亮眼成绩。

一季度，潍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5.6%，批发业销售额增速全省第一，住宿业营业额增速全省第3，餐饮业营业额增速全省第2。进出口总额988.4亿元，占全省比重达到11.5%。在外部环境依然复杂的背景下，潍坊外贸不降反升，对非洲、东盟进出口增长超25%。

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一季度潍坊接待游客人数、旅游收入分别增长9.8%和9.06%——这或许与这座以工农业著称的城市给人的印象格格不入。实际上，这座城市并不缺乏悠久的历史文化基因，更在整合历史文化资源之外，不断开拓着边界。青州市墨龙谷片区整合联建村土地、产业等资源，利用闲置山地建设建筑面积1202平方米的青州蜜桃品牌文化印象馆，集产品展示、交易洽谈、电商直播等功能为一体；整治北马庄、董庄等4个联建村废弃矿坑土地262亩，建设“樱·花 漫谷”农文旅融合项目。依托着丰富的资源，打造着“龙象之城、山海潍坊，文明高地、耕读潍坊”的闪亮名片。

城市要发展，资金是重点，一季度潍坊共有1500个省市县重点项目完成投资638.2亿元，161个项目竣工投产、新增产值82亿元。而把资金引进来、项目做下去，离不开营商环境的支持。

如何优化营商环境？实现城市与企业之间的“双向奔赴”？是潍坊政府多年来不断打磨更迭的课题。随着《壮大民营经济20条》《惠民助企30条》等政策的出台，以及政府对新兴产业的个性化支持政策，吸引了多家企业“抱团入潍”，同时，6936名服务企业专员遍访1.4万余家企业，开展多场“我为企业组主场”“我为企业找订单”的服务活动。

蓝图再好，终须人来一步一个脚印丈量。2025年3月，潍坊市企业家联合会成立，205名知名企业家齐聚一堂，会员覆盖全市重点规上工业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及突出贡献企业。7月21日，潍坊企业家国际联盟揭牌，同步设立欧洲、非洲、大洋洲等14个海外分会，让潍坊的企业形成了一支舰队，实现了从“产品出海”到“生态出海”的跨越。

而在面对企业时，政府始终坚持着“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原则，做一个默默的“陪伴者”，“有求必应、无事不扰”。潍坊三建集团就深切地感受到了这股陪伴力量的强大。受制于本地建筑行业对智能装配式建筑缺乏直观认识，他们的产品知名度不高，销售渠道始终没能很好地打开。在深入了解行业现状和产品优势之后，企业专员组织部部长包希安专门在潍坊三建集团智能装配基地为他们开了一个产品推介会。凭借着这场推荐会，仅仅10天之内，三建集团已新接订单6个，订单额3200万元，意向订单7个。

一季度交出的成绩，是潍坊接下来每一步的基础，在奔向GDP万亿的路上，这座城市的目标十分清晰——城市的发展，不仅仅在于提高GDP，更要提升城市的整体品质。无论是开复工城市更新项目，还是排除道路交通隐患、优化空气质量，这些看似像“绣花”一样的“小事”，都有着和发展各项产业一样重要的作用：让人民共享城市的发展，让发展带动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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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妈妈9年，一个赛车手想重新坐回车里

沙漠会“吃”树，但土地不会辜负一个人的十年

“照料赤字”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家庭

记者/杨宝璐

编辑/宋建华

计迎春（中）在进行新书分享座谈会上

“为什么要研究‘家庭’？”

在打开《新家庭革命》这本书之前，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他们困于家庭中的鸡毛蒜皮，却只把这些琐碎的矛盾与疑问归结于“个人烦恼”。有时候，这种烦恼是细微的针尖，可是针尖戳人也会痛；有时候，这些烦恼像墙壁，用肉体硬碰硬对抗只会更加受伤。而当问题抛向互联网时——婚恋、育儿、原生家庭……理解的声音与反对的声音有着同样的声量。

但在这本书的作者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计迎春看来，家庭变革的现象与阵痛，实际上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必然呈现。这意味着中国传统父权父系家庭模式正在被父系、母系双系并重的新家庭模式所取代。“马赛克家庭主义”理论应运而生——这是中国家庭的一种新模式，传统与现代镶嵌交织、代际亲密共生、父系母系并重、夫妻轴代际轴兼顾。其中，女性角色与母女关系成为家庭模式变化的核心动力，已婚年轻女性和母亲、婆婆通过在育儿、养老照料上的共同协作而构成紧密联盟。

但这一家庭新模式足以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照料赤字”吗？计迎春认为，还应该让男性更多地回归到“私人领域”中，去创建更多元、更公平的社会生活组织方式。

以下是她的自述。

早就不是“简·奥斯汀时代”了

在研究家庭结构之前，我研究过“剩女”现象。那是十几年前，当时“剩女”被定义为27岁以上未结婚的女性，女性开始推迟结婚是彼时一个比较先锋的现象。实际上，当时完成高等教育的女性数量刚刚增多，大家受教育的年限提高了，自然结婚时间就会向后推。当时，她们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最集中的是来自她们的父母。那时候我发现，代际关系对于这些女性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因为她们现代、独立，她们就不在乎代际关系了，而代际关系一方面很重要，另一方面是有压迫感的，反映在具体事情上就是催婚。

在中国的家庭现代化过程中，代际关系非常重要，这跟西方家庭或者说西方中心主义的家庭现代化理论不太一样。该理论认为在现代化过程当中，家庭会出现“核心化”的过程，也就是以夫妻为主轴的“伴侣家庭”，会取代以代际为主轴的“传统家庭”。

早年我在上海调研，跟一些白领女性去聊，她们会在婚恋方面特别强调门当户对。这点让我深感触动。我当时接受的学术训练，多多少少是受到西方中心主义家庭现代化理论的话语体系影响，它实际上是一种“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发展观——传统的是落后的，现代的是先进的，现代的会代替传统的、落后的东西，所以当我跟那些经济独立的现代女性对谈时，发现她们也会讲到门当户对，我当时就想，门当户对不是封建包办婚姻的金科玉律吗？现代独立女性婚姻自由了，也没有人给你包办婚姻的压力，你们怎么会把这个东西给捡起来？

当时我的研究里其实没有“门当户对”这个问题，但有受访者主动提到了，我就把这个问题给加进来。我发现她们讲的“门当户对”跟传统的“门当户对”有一致的地方，但更强调个人的对等。个人的对等和家庭的对等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一个人的家庭经济情况、社会地位，会影响到其教育水平、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些女性强调三观一致，她们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才更容易相互吸引。通过她们的叙述，我发现她们把传统的门当户对和浪漫爱情，奇怪而又毫不违和地结合在一起了。

近一二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大家的日常生活逻辑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看上去好像变得更加物质了，那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我们的工作成果是用金钱来计算的，维持生活、购买消费品也是要通过金钱来维持的。作为受过教育的理性的人，自然而然就会考虑到这一点，但是不是考虑到这一点就叫变得很功利了呢？我觉得这是非常复杂的。毋庸置疑的一点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大家的经济理性思想都加强了，这就影响到了大家的价值观，比如大家现在会用一种看似非常理性的或者学术的词汇去描述各种关系，比如说用“亲密关系”代替“爱情”，管“伴侣”叫“队友”，恋爱中让对方开心，叫作“情绪价值”。就是说在我们现代化进程当中，市场经济成为我们基本经济制度，就导致了理性化、物质主义这样的价值观，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婚姻制度或者说家庭制度中，核心功能之一就是经济功能。特别是在东亚，结婚往往是和生育联系在一起的，你不可能没钱去生育、养育和教育儿童，在结婚前就考虑到未来可能的一些后果，这是一个非常正常且负责任的考虑。

根据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观点，现代社会正在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型，事实上，在当下所处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环境中，不确定性和风险性都在增加。还有一层就是浪漫爱情已经去魅化了。现在“剩女”这个词大家也不谈了，当“剩女”这个词进入历史垃圾堆，浪漫爱情神话好像也被历史翻过去了这一页，我们已经不再是简·奥斯汀或者琼瑶的时代了。

以前我们有一个规范，就是大家都要结婚，这个规范对大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些被贴上“剩女”标签的人，大部分人最后还是结婚了，很多人实际上只是推迟结婚而已。如果你没有遵循规范，甚至只是节奏上没有遵循这个规范，就会被贴上标签，对自己的生活造成压迫性的影响，但这个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现在的年轻人更加理性，反思性更强，他们就是不想去遵循那个规范。

大家对于浪漫爱情追求的减退，还有对传统的亲密关系的反思也在加强。因为以前的浪漫爱情叙事，实际上有着非常明显的性别脚本，爱情强调的是牺牲、all in、全力以赴、飞蛾扑火，越惨烈越伟大，越令人向往，但这种牺牲更多是强调女性的牺牲。大家好像现在也不怎么提“浪漫爱情”这个词，实际上是对不平等的亲密关系的反思。

现代年轻人也不是不向往亲密关系，他们向往的是一种更加平等、更能凸显个人主体性的关系。这些词汇一方面听起来更理性，另一方面其实是更加平等的词，年轻人使用的词汇变了，实际上是他们的逻辑方式发生了改变。这反映的是结构性的变化，是文化规范的变迁，反映出这个世界实际上变得更加多元了。

计迎春和学生们在一起研讨

全球化的“照料赤字”

如果要给“马赛克家庭主义”下一个定义，我会把它定义为：当代中国家庭呈现一种传统与现代镶嵌交织、代际亲密共生、父母子女相互依赖、双向奔赴、父系母系家庭双系并重、夫妻代际关系双轴兼顾的模式。这其中，不同代际的女性在无酬家务劳动、照料中承担主要角色，是推动这种双系家庭模式形成的最核心的微观性别动力机制。

宏观上，这还是因为结构性压力，是新自由主义引领下的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的负面后果。因为它高度重视经济增长、资本的自由流动、资本的积累和利益的获取，于是不断压缩社会再生产的开支、压缩福利，孩子的抚养要由个人和家庭去负责，因而全球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照料赤字”。

而这个结构性的力量，又和其他的结构性的力量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工作制度、工作文化是高度内卷的，强调长时间工作，女性工作时间也很长，那么她的家庭生活的时间就少了。而男性工作时间更长，他参与照料的时间就更少。这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劳迪亚·戈尔丁所说的“工作越贪婪，性别分工实际上是越不平等，越传统。”

而微观上，我们对养育的要求变高了，要求精细育儿、密集母职，那双职工家庭工作时间很长，再按照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规范，照料主要女性来承担，在这三重外力的夹击下，女性就必须有人来帮忙，那这个人是谁呢？就变成了她的长辈女性，婆婆或者自己的母亲，在众多家庭不停地磨合之下，形成了“全女团育儿照料合作社”。

社会的照料体系不完善、男性又没有很多地参与到照料中，因此照料的责任大多落到女性肩上，结构性的压力大多由女性来承受，这就是性别不公平。

对于个人来说，实际上是很难解决结构性压力的，但肯定是有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以我的一个男学生为例，他也有一个岁数很小的孩子。现在高校竞争也非常激烈，他也要拼KPI、发论文、拿项目等。作为一个研究家庭的男性，他就很能体会妻子的处境。他妻子也受过高等教育，下班后还要带孩子，他的妈妈也在这边帮他们照顾。在这种情况下，他做出的决定就是按时下班，跟妻子去分担育儿。但是在当下的学术生态下，这个决定其实是一个很难的决定，而且是有后果的。

如果说生育率对我们当下来说是一个核心的社会问题，那就要全社会关注，不能说让女性不成比例地承担更多的负担。低生育率的形成好比一棵大树，宏观的照料缺口是根部的原因，而低生育率是末梢上的表征，如果说我们从根本上，把“照料”改为由政府、企业、市场、家庭等各方来进行公平分担，或许末端其实就没有很多矛盾了。所以我说育儿应该是多元分摊，政府要做一些，企业也要做一些，在家庭里的个人，不同代际的女性都做了，那男性也要做一些。

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公共的支出是非常重要的，此外还要有法律规定来保障，比如说有的企业愿意承担这种责任，有的企业不愿意，如果不承担责任的企业在法律上也没有任何后果，那肯定是不行的。最重要的还是需要社会层面提供更丰富的照料供给。比如要有普惠的、优质的、相对廉价并且安全的照料供给。

我跟我的学生讨论，为什么现在建立了一些社会照料机构，但还是有很多人要让自己家里老人带呢？这就涉及大家对公共供给的照料服务的信任感。信任感不是说你要有就能有，是需要时间去建立和培育的。

让男性进入“私人领域”

弗朗西斯·戈德沙伊德等社会学家曾提出了“性别革命”两个阶段的框架。上半场是女性进入公共领域，进入职场。但是女性在进入职场的同时，还兼顾家里的照料，形成了工作-家庭的双重负担。而当女性进入公共领域时，男性却没有进入私人领域，平等地承担照料家庭的责任，那在下半场，男性也要平等地承担照料责任，形成一个“双职工双照料”的家庭。

我们觉得这听上去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但不是所有的男性都会这样做或愿意这样做。很多人即便这样做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还是要经历很多挣扎的。

因为男性没有动力进去私人领域。这就必须得让照料者被看见、被尊重，并且必须是有酬劳的，因为无酬劳就没有吸引力，而且还得不到尊重。

我觉得第二个层面就是眼下大家都过度工作的现实。这还是跟我们以生产为中心，以工作为中心有关。我们得承认人是生产者，也是照料者，但工作时间很长，就没有办法去照料，因为人只有在拥有充分的时间后，才可能去进入私人领域充当照料者角色，你每天加班到夜里两点钟，是不可能去照料的。

还有就是文化观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推崇性别平等、倡导多元的男性气质。照料家庭的男性并不是“变成了女性”，或者不那么男性了，照料的男性还是男性，也是富有魅力富有吸引力的男性，挣钱比男性多的女性，她也是有魅力的女性。

在家庭照料方面，其实没有什么固定的最理想的模式，但我还是希望这种“双职工双照料”的家庭能更多一些。在一个已婚已育的三口之家，或者是四口或者更多的子女的家庭，我认为他们的家庭模式也应该变得更加多元，而社会的人口政策应该去托举更多元化的家庭模式。

写作中的计迎春

研究家庭就是研究中国式现代化

我认为研究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社会正处在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家庭同时也在进行着制度的变迁，我们距离发达国家实际上只有一步之遥。在这样重要的历史时期里，家庭实际上承担着承压器、传感器、显示器和放大器的角色。

研究中国的家庭或者研究中国家庭的现代化，实际上是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家庭对社会的很多维度都有着重大影响，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经济转型、婚姻制度变迁和人口转型。因为人作为一个生产者，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生产的，但是人的再生产是在家庭里。如果说“照料再生产”没有做好的话，会严重影响劳动者的经济产出，会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乃至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经济转型和现代化进程。

总体来讲，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家庭关系比以前更亲密了。因为在这样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里，整个社会的保障制度还在完善的过程中，家庭成员更需要彼此的扶持。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孩子跟父母的互动和感情投入都加深了，中国家庭有一个情感转向，以前是等级森严、情感比较疏离的传统父权大家庭，现在变成一个亲密的小家庭。但这个小家庭又跟西方的个人主义导向原子化的核心家庭不太一样。就是我讲的“马赛克家庭主义”中所提到的“双栖双轴多核家庭”。

在做新书座谈活动的过程中，我发现读者会对这种家庭关系有很多共鸣。有三个比较突出的共同关注，首当其冲就是母女关系，特别是独生女，她们很多人有着非常浓稠的母女关系，而这种关系又带来很多的冲突、控制、争吵、压抑。

其实“相爱相杀”的母女关系，不仅中国有，西方也有。一些西方研究者也认为母女关系是家庭关系当中最复杂的一种关系。在西方家庭中，母女关系相对其他关系来说也是更为亲密的，在亲密的母女关系当中，也会有负面的控制、越界、压制、窒息。

而在中国，独生女的家庭是很多的，有8000万到1亿，现在估计有可能是在1亿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结构性崛起，城市中产独生女家庭，再加上密集母职、精细育儿的要求，母女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特别亲密，母亲只有一个孩子，你所有的希望都在她身上了，你的精力资源都不会再放到别人身上，所以这种关系甚至会演变为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亲密就容易越界，就有可能产生控制，孩子就想逃离。

还有一点，我觉得跟“丧偶式育儿”也有关系。因为父亲没有那么高度地参与家庭生活，所以母女、母子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加密切。母亲付出的更多。她们就会有很多不公平和委屈，可能会把她们的情绪压力投射到孩子身上。

大家另一个比较关注的点是“全女团照料合作社”，其实这个“家庭照料”不仅仅是育儿照料，也有对老人的照料。有不少女性读者在分享自己为家庭照料的付出时会哭。我印象蛮深刻的有一次去一个学校里做分享，当时有很多老师参与讨论，其中有个老师晚了一个小时来，因为她得先把她的小朋友安顿好，把孩子交给她的妈妈，一切交接完毕后才能过来。现场分享时，她深有感触地说自己刚从“全女团照料合作社”赶过来。

如果没有老人的帮助，她们是没有办法维持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这个过程中当然也会有冲突，一方面她们关系很好很亲密，另一方面她们也会吵架，我记得有一幕，一个读者是年老的母亲，她的女儿把她拉黑了，她很痛苦。另一个读者是个年轻的妈妈，她妈妈在帮她照顾小孩，但母女俩有矛盾，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彼此都不说话，后来又和好了。第二个读者就从女儿的角度，安慰了那个被女儿拉黑的妈妈，她们俩还拥抱了，就像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母女和解。

第三大家对于“马赛克家庭主义”的理论很感兴趣，很多人会主动用这个理论去分析自己的家庭，还会问许多问题，譬如是不是我们中国所有的家庭都会变成这个模式？这个模式会一直这样下去吗？会时间很长吗？

有一些女儿跟我讲，她们把这本书推荐给妈妈了，有女儿跟妈妈一起读的，有女儿读完以后，妈妈再来读的，她们会有讨论。很多女性在读书交流中反馈，她们其实很困惑家庭中的这些事情，但她们觉得这只是个人的烦恼，等看完书才发现，这不是正在讲我们吗？她们会发现其实很多人也经历了同样的事情，而且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可以用学术理论去讨论的，这好像是给了她们一种被看见、被赋权、被解放的感觉。

这对我来讲也是一种鼓励。学者研究的东西，通常只会在小范围里被阅读，实际上不会对这个社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在跟具体的人做对谈的时候，你会看到许多人哭了，笑了，或者跟其他人形成共振，这种力量实际上是非常巨大的。这其实也是写这本书的目的与愿景，我希望能去描绘多元的中国女性的图像，把中国女性的思考、经历、动机和困境真实地展现出来，放到研究和叙事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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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女儿“骗”56岁的妈妈“去做自己”

当用了10年的号码“涉诈”停机之后

从拿奥数金牌到北大退学，一个“天才”的残酷一课

记者/朴云

编辑/郝鸣

慧灵智障人士服务工作站开办的水站

“我走了，孩子怎么办？”这是孤独症患者家长们心底里最焦虑的问题之一。在中国，当特殊儿童迈过14岁的门槛，原本的康复资源会在这个阶段变得匮乏起来，留给父母在漫长的照护中不敢生病、不敢老去的现实。

然而，总有希望在萌芽。在西安，26岁的易满如今已能自己敲开客户的家门，熟练地为对方换好桶装饮用水；在上海，安阳手执刺绣针，在经纬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尊严——“我能替父母分担了，我是一个有用的人。”

大龄孤独症群体如何褪去病人的标签，穿上工作服，他们需要的，从来不是怜悯，而是一个被看见、被接纳、被赋予价值的机会，让他们从“被照顾”，到“自立”。

“这是一场向着希望的突围。”字节跳动公益平台运营负责人叶亮说。

“我走了，孩子怎么办？”

在陕西西安慧灵智障人士服务工作站，几乎每一位把孩子送到机构的家长，都会被同一个担心死死缠住：“我老了，不在了，他（她）怎么办？”

这是一把始终悬在所有孤独症家庭头顶的剑。

在中国，孤独症群体的康复资源长期集中在0-6岁的抢救性康复期，一旦孩子超过14岁，能获得的社会服务会开始突然变少。专业的托养机构床位缺口达80%，大龄孤独症人群的就业率不足5%，家长老去、孩子无处可去，成为许多家庭的终极焦虑。

这种焦虑在每一个家庭中以不同的方式呈现。陕西慧灵智障人士服务工作站总干事蔡景华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20多岁的孤独症青年，因为无处可去，只能被关在家里，日益年迈的父母不敢生病、不敢老去。“家长最怕的是自己倒下了，孩子怎么办？”

壹基金项目总监任少鹏同样能感受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2025年，壹基金支持完成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参与调研的60%以上心智障碍者家庭为中低收入家庭，87%的心智障碍人士的主要照护者是母亲，64%的照护者还要同时照顾其他家庭成员。

“孤独症等特需家庭经济压力突出，多数照护者面临身体健康的挑战，社会支持网络薄弱。”任少鹏说。

字节跳动公益平台从2022年起，连续5年聚焦孤独症议题。从最初的“你好，星星的孩子”线上科普倡导，到2023-2024年的线下社会融合活动，再到2026年全面升级为“抖音孤独症关爱行动”，将资源更加聚焦于大龄群体的就业、托养和托付问题。

“这个转变源于五年探索的积累和深化。”字节跳动公益平台运营负责人叶亮说，“我们希望在科普和倡导的基础上，尝试为这个议题的核心痛点找到系统的公益解决方案。”

老师在开始时带着自闭症孩子送水，让他们和客户建立信任关系

“我不是一个没用的人”

在陕西慧灵智障人士服务工作站，一个叫易满的孩子，曾经让所有人头疼。

他刚来机构时12岁，小学勉勉强强上了下来，到了青春期情绪问题却集中爆发，并伴有攻击性行为，遇到任何不满，都以情绪爆发和伤人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表达。“你叫他都叫不动，看都不看你一眼。”蔡景华回忆。

转折发生在一次不经意之间。老师们发现易满喜欢唱歌，尤其喜欢那首《两只蝴蝶》。“我们就培养他唱歌，告诉他‘你要当一名歌唱家，要注意你的仪表和你的展现形式’。”从那以后，易满开始上台表演，获得掌声和认可，情绪问题变得越来越少。

唱歌解决了情绪问题，可易满依然不敢和人打交道。慧灵工作站办了水站后，老师们鼓励他去送水。“最开始送水的时候他真的是把门一敲，把水放到人家门口，人就跑了，”蔡景华回忆道，“连水票都忘了拿回来。”

为了鼓励易满克服社恐，蔡景华用他热爱的歌唱来激励他：“你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是要和台下的观众互动的。”他告诉易满，送水不只是体力活，更是与客户建立连接的舞台——就像歌手需要与观众互动一样。

老师们带着易满去送水，让他和熟悉的客户建立信任关系。慢慢地，易满开始从送水中获得认可——有人感谢他，有人会送他小礼物，他开始感受到那种被鼓励、被认可的感觉。

现在易满26岁了，已经是水站的一名“师傅”，带着新来的伙伴去送水。他不仅送水，还会主动和人打招呼，甚至帮着客户家里买醋买馒头。他的父母说：“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他已经能独立出门买东西了。”

在上海的爱碍爱就业基地，叶亮见到了那个名叫安阳的孩子——一个专注刺绣的孤独症青年。两年前在深圳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安静地在摊位上做刺绣。这次再见，他依然在做刺绣，却主动跟叶亮打招呼，还记得他。

安阳的刺绣作品被星巴克、蔚来资本等知名机构采购作为伴手礼。他出差去过多个城市，给成都多家机构与特殊学校的老师做过培训，还在400多场融合活动中担任刺绣体验老师。

“他有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他说自己学会刺绣之后，开始有了一些收入，‘我能替父母分担家庭支出了，也能为国家交税了，我是一个有用的人了’。”叶亮说。

对于大龄孤独症群体来说，“工作”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份薪水。蔡景华说：“参与工作的孩子，眼神里是有光的。你看他们的眼睛，不是那种简单的、呆滞的眼神，里面是有东西的。”

在蔡景华看来，这种“有东西”的眼神，是一个孤独症青年走向社会的标志。

孤独症孩子和家人一起做游戏

“独特的才能被人看到”

在陕西慧灵工作站，目前有60多个孤独症青年，其中能参与工作的有20多个，不到一半。

蔡景华介绍，2018年之前，国家还没有系统的康复政策，很多大龄孤独症青年错过了最佳的康复期。他们中的很多人，生活自理能力不足，精细动作不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弱，就业很困难。

什么样的工作适合大龄孤独症青年？慧灵工作站经过多年探索，发现了保洁、便利店、送水三个核心岗位。这些年，有的超市倒闭，有的利店撑不下去，只有送水站活得非常好。“水是必需品。”蔡景华说，“送水工作单一、重复，在一定安全的环境下，很适合他们。”

蔡景华发现，送水能帮孩子们打开社交圈。“在家附近一公里到三公里范围内，他们送水会接触到不同的客户，学会和不同人打交道，使用社会资源。”一个送水的孩子，会认识理发店、茶叶店、维修店的老板，知道哪里能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哪里能理发。“这种连接，不只是消费的关系，更是一种社会角色的认同。”

为了调动孤独症孩子们的工作积极性，慧灵工作站开设的水站实行竞聘机制，每个人轮流做站长，统筹派单、协调工作。蔡景华说，有一个学员当站长时，特别积极，每天早上6:30就起床，跑到水站开门、摆好水、把单子派好。“我们8点才上班，他7点就全部搞完了。”

蔡景华说，工作不是目的，成长才是。“我们希望他们能从一个送水工，慢慢学会统筹，学会协调，学会处理突发情况，甚至有一天，他能自己开店。”

在山西朔州尚德乐机构，字节跳动员工公益“糖宝宝贝”社团的志愿者们，找到了另一条路。

这家机构有60位心智障碍者，以大龄为主。校长王恩华是专业特教老师，坚持了20年。字节员工马特从个人资助开始，到成立社团通过义卖为机构筹集取暖费、过冬物资，再到帮助机构搭建起规范化的手工工坊运营模式。

今年年初，社团引入天津白氏点翠非遗传承人李靖，由擅长手工的志愿者先学习、分解手工技艺步骤，让孩子们体验尝试。结果发现，患有先天性智力障碍和语言障碍的16岁男孩杨寅臻，虽然无法表达和交流，但做手工时极其专注，是机构里为数不多可以做刻板画的孩子。他成为唯一一个能完成点翠刷胶环节的人——那需要眼睛盯、手不能抖、力度精准。

“他独特的才能能够被人看到，也有机会为他自己创造收入和更多可能。”叶亮说。

老师带着 孩子做康复 训练

从“被照顾”到“自立”

尽管有许多无奈和心酸，蔡景华依然乐观：“我感觉自己每天都在笑着过日子，最开心的是能看到孩子的成长和变化。”

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个重度孤独症的孩子，1米9的个子，200斤的体重，做骨折手术时，谁也按不住他，但老师们发现，他喜欢看抖音的美食主播，喜欢去厨房帮忙。于是，老师们让他当“美食主播”，参与调凉菜、拌面。“他以前什么活动都不参与，现在他会主动去厨房帮忙，会看美食视频。”

另一个孩子，来机构十几年了。刚来时，他的父亲说：“我这辈子没想过他能从咸阳坐车自己来你们机构。”现在，他不仅能自己坐车来，还会主动跟不同办公室的人打招呼，帮同事送东西，和别人互动。蔡景华说，这就是成长。

这些孩子变化的背后，是一张由公益平台、专业机构和志愿者共同编织的支持网络。

截至2026年3月底，抖音上发布了156万条孤独症相关短视频，累计播放量435亿次；上线了137个孤独症公益项目，累计筹款3900万元。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发起的“星星计划”，已培训1651名孤独症教育骨干教师，线上辐射超过2.2万名特殊教育教师。员工公益“跳跳糖心伙伴乐园”专项行动，在全国开展了融合陪伴活动，并探索用AI技术为心智障碍者提供智能照护。另一方面，字节跳动公益汇聚企业、员工与公众爱心，携手公益机构，持续助力孤独症群体的社会融入。今年，字节跳动公益联合抖音精选创作阶梯计划与创作者@崔丁 @马呜呜等一起开展公益倡导，联合抖音电商、抖音生活服务，携手良田、交个朋友直播间、蔡磊破冰驿站、金龟子等主播及公益商家为孤独症人士开展爱心好物专场直播，使大龄孤独症群体走进大众视野。

壹基金在常熟挂牌的“大龄心青年服务共建基地”，10名孤独症青年正在学习手工香皂、宋锦饰品、咖啡茶饮等技能，部分优质产品还将推广义卖。壹基金探索的“社区家庭支援中心”和“海洋天堂公益慈善信托”，正在为大龄群体构建一个“有人、有网络、有资源、有服务”的支持体系。

今年，这些分散的项目将统一到“抖音孤独症关爱行动”下，公益平台的筹款将落地为大龄孤独症托养站点，基金会和员工公益的资源也将整合进来，形成一个从“科普倡导”到“社会融合”再到“系统支持”的完整闭环。

叶亮说，他理想中的大龄孤独症托养站点，应该是一个可复制的友好空间——无障碍、人性化、适配，有专业化的托养照料和多元化的融合活动，能链接多方资源，推动AI等技术在心智障碍议题的创新应用。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这个家园能推动政策的优化。“为大龄心智障碍群体提供就业、监护、信托等方面更好的保障。”

蔡景华说：“大龄孤独症群体其实能做很多事，远超我们想象。他们做保洁、做送水，都是一丝不苟的。如果能把他们的价值发掘出来，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易满、安阳、叶亮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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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女儿“骗”56岁的妈妈“去做自己”

当用了10年的号码“涉诈”停机之后

当用了10年的号码“涉诈”停机之后

记者/计巍

编辑/宋建华

常婷真正想逃离的是家庭陷入的那个“怪圈” 图｜视觉中国

常婷从没有抗拒过照顾弟弟这件事。

她7岁时，弟弟出生，那之后便开始了漫长的陪伴和照顾。比如说，大人有事时，她要边看电视边掐着时间给身边的弟弟拿尿盆。弟弟两岁时查出自闭症，那时的她也没觉得有什么，“他不爱说话就不说话，喜欢转脸盆就转脸盆”。

她并不觉得弟弟患有自闭症这件事是不幸的。在常婷心里，真正的不幸是家人在这件事情前后逐渐陷入的那个“怪圈”。

她想逃离的也是那个怪圈。

在这个怪圈中，故事的开始并不是弟弟的出生，而是她的出生。在那个闽南的村子里，“她”的出生像是一次“错误”。

长大点，她记得妈妈跟她说：要争气，不要让他们失望。

再之后是弟弟的出生。妈妈为生弟弟辞了职，但不久弟弟查出了自闭症，她又开始带着他到各地去寻找康复的可能。妈妈的人生开始围着弟弟打转，开始经历无助、崩溃，她有时会用好像是开玩笑的语气跟常婷说：如果你是个男孩，就不会有弟弟了。

在这个地方，常婷从小到大一直想去证明自己的出生并不是个错误，为此，她要自己成绩好，也要自己成为那个能够照顾弟弟的、能理解所有人的、懂事的乖乖女。她期待着周围人的认可，但也逐渐发觉这种证明和期待也是那个怪圈中的“陷阱”。

她想逃离它。高考结束后，常婷开始向外走，去外省市上大学，作为交换生去海外读书，去上海读研，并争取到奖学金去英国读书。现在，她落脚在一个离家约2000公里的城市工作生活。

她不能回去，因为她还没有办法去改变那个“怪圈”，她不想再重复过一遍妈妈的人生，让自己困于封闭的观念和全职照顾者的“不幸”中。她需要先飞得远一些，建立起自己的人生。

作为弟弟未来可能的照顾者，常婷有跟父母不一样的理念，“照顾弟弟是我未来的责任，但我不能把自己的人生限制在这件事里面，我要先过好自己，他才能过得好。”

以下根据常婷的讲述整理：

常婷出生前，人们都以为她是个男孩 图｜视觉中国

“错误”的出生

我妈怀我时，去算过命，说这胎是男孩，当时也没有去做B超，所以我就这样出生了。

我一出生，奶奶就在产房外面哭了，说生个女孩有什么用。这个事情我妈记了特别久。在闽南农村，这种观念并不稀奇，老一辈人会想方设法地去让一对小夫妻拥有一个男孩。

小时候，我妈会跟我说：要好好学习，不要让他们失望。我也想去证明自己不比男孩子差，证明那种观念是错的，所以我学习还不错。

我7岁时，弟弟出生了。那时我们已经搬到了城市里。妈妈为了生弟弟，不得不辞去了工作。但两年后，弟弟查出了自闭症。

那时我不觉得弟弟有什么不一样，就觉得他不想说话就不说话，喜欢转那个脸盆，那就去转脸盆。但父母的反应还是蛮大的，我会看到妈妈在哭。父母经常带着弟弟去医院，我也不知道他们干嘛去了，他们也不会跟我说。

我是后来才慢慢知道弟弟是得了自闭症。从我记事起，我妈有时就会像是在开玩笑地说：如果你是个男孩，就不会有弟弟了。

其实从弟弟出生，我就开始在照顾他了。比如说，大人有事的时候，我要边看电视，边掐着时间给弟弟拿尿盆。而且我也是我们家族最大的孩子，除了照顾弟弟，有时还要照顾堂弟堂妹。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除夕我们回老家时，太奶奶过世了，大人都去忙丧事，所有的小孩都得我照顾。

弟弟大概到了四五岁时，妈妈就带着他去其他城市的康复学校里上学，我跟爸爸在家。那时候，基本整个初中阶段，我都是自己管自己，最麻烦的是，作业每天都要家长签名，我爸有时回来得很晚，我就只能把需要签名的页码摊开，等他回来再签。

差不多在我初三前后，弟弟回到家这边来上特教机构。很多时候，我也很想和弟弟多待在一起，也会想着能像普通姐弟那样，我们之间可以相互倾诉烦恼，有好吃好玩的可以分享，但是我们很难这样在一起。

以前的媒介有限，关于自闭症的一些认知，是在跟妈妈一起去听专家公益讲座的过程中了解的。我妈会叫上我爸和我一起去，她很认真，会在现场录音和拍照，回来再仔细听做笔记。

弟弟的吃喝拉撒不需要我照顾，我更多的时候就是在他旁边陪着他，教他弹琴，盯着他写作业，或者是看着他做自己的事情，起码跟他靠近一点。

其实我也是希望能分担一下爸爸妈妈的压力，让他们喘息一下。他们一直照顾弟弟的话，也会容易烦，需要轮岗嘛。

从高中开始，我的成绩就没有特别好了，在理科上会比较弱。那时就会慢慢陷入一种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再复习也学不懂的状态。这也使得我很难在学习上继续证明自己。我高考也没考好，让我爸失望了好一阵子，他原本很喜欢和别人吹嘘我的成绩。

成绩比不过别人后，我开始把我的“证明”转向了“懂事”——做一个能照顾弟弟、为父母分担压力的乖乖女。一直以来，我都太想得到别人的肯定，想让别人夸我懂事。

但我也逐渐开始意识到，我这种“一直想证明自己不比男生差”的执念，似乎也让自己掉入了一种“陷阱”——除了这个动力之外，我一直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开始气馁，觉得为什么非要一直逼自己这样。

常婷一直都很想离开自己长大的地方 图｜视觉中国

逃离

这种“气馁”也让我有机会从那个封闭的“怪圈”里走出来。

其实我一直都很想离开我长大的这个地方，因为从小就能感受到家族和周围环境中的那种封闭，非常想远离它。甚至有时我会觉得，我们这个家庭的不幸，都是这个地方造成的。

高考报志愿时，我没有报任何省内的学校，我要到外面去。本科我考到了广州一所大学学外语。在四年的学习中我有一年可以去国外交换，那一年，我看到了外面更大的世界，有很多东西自己可以自由支配。那时候，我的求知欲很旺盛，很想向外探索。

后来，我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大学读硕士。硕士期间有一个双学位的项目，可以去英国学习一年。为了能继续走出去，我努力申请到了奖学金。那一年，我非常想学习，想拿到一等学位，一整年都在为这个目标努力。同时也去零售店里兼职，过得蛮充实。

当时也有想留在国外的冲动，尤其是你正在学习生活的这个地方和你的老家相隔很远又不在一个时区里时，就会觉得很顺畅。

硕士毕业后，虽然留在了国内，但我去到了一个离家大概2000公里的地方工作生活，在一个企业里上班。这个决定完全背离了我父母的期待，他们想让我考公务员或者进事业单位，离家越近越好，然后按照传统路线建立一个家庭，很稳定地生活。

在爸妈看来，弟弟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未来他不可能跟着我到一个新的城市生活，所以希望我能尽早在家乡扎根，永远不离开。但我并不认同这个理念，我觉得我和弟弟都有很多可能性，所以我又让他们失望了。

我妈现在甚至会表现出一种“读书无用论”，她认为我是读书好，才可以离她这么远，像我弟弟这样，就可以一直在家里，在她身边。她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曾经的让我“好好学习，别让他们失望”，现在与“离她远”划上了等号。

我自己一个人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生活，当然也很辛苦，但我想掌控自己的人生，而不是被锁死在一个地方。我想自由，想要赚更多的钱，这样我才能有自己的话语权，飞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这些年，妈妈也变得越来越封闭，原本她可以自己一个人带着弟弟到各地去治疗的，但现在她甚至都不愿意搬家换小区，也不想出去旅游。有一天，她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去报名驾校，但想了一个晚上后，觉得自己不敢开车，又去退掉。

我有时对我妈会有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比如说，最近我弟那边有一个活动邀请家长去参加，我妈就说这种大场面叫你爸去。包括有时要填个关于自闭症方面的调查问卷，她都要说：这种动脑子的事，找你爸。这种时候，我的火就一下子冒上来，我说：你为什么不行？这又不是很难的事，你都没有尝试过，你就要躲，要依附我爸。

不是说有快乐的妈妈才有快乐的小孩吗？妈妈从弟弟出生就全职照顾他，一直围着他转，盯着他，这当然会让她觉得弟弟有很多问题，也会有很多情绪冲突。我想让她活出自己，不要老是为了我弟而活。

我曾经有过想拯救妈妈的时候，但近年来，我觉得应该要先管好自己。我知道，如果我也有一个自闭症小孩，我肯定没有办法做得比我妈更好。

讲述自闭症家庭的纪录片《特别的你》中，自闭症男孩在画画

弟弟

现在，20出头的弟弟在当地一个爱心咖啡馆里做店员，周一到周五工作，每月可以领到当地的最低工资两千多。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融入社会的开始。

但对于自闭症患者而言，长期的家庭照顾也一直是一个难题。在我的家庭里，妈妈是弟弟主要的全职照顾者，在二十多年漫长的照顾过程中，她自己也陷在一种困局中。

除了像我上面说的那种“封闭”，还有她的那种不甘，她会觉得我为了生这个男孩辞了职，但怎么换来了这样一个结果，再对比那些还在工作的同事，她可能更会替自己感到不值。现在还有很多错误观念，会让妈妈觉得生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是自己的问题，这也会影响到她。

还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家庭冲突，比如说我妈很爱干净，当弟弟做出一些打破她秩序的事情时，就容易激怒到她。我妈可能就会冲他发一顿火，然后弟弟的情绪就会崩溃得更严重。

在照顾弟弟方面，我妈和我爸的理念不太一样。我爸有一段时间觉得不用太抓着我弟，他自己会自然生长，随遇而安。这就跟我妈有很大的冲突，我妈很“虎妈”，要一直抓着我弟去成长。我跟他们的理念都不一样，形成了在他们俩之外的第三种理念。

比如说，前阵子，我妈让我弟用微波炉热菜，弟弟就把菜放进微波炉，但他把菜拿出来的时候可能因为太烫了，碗掉在了地上。这时候弟弟就有点懵，我能察觉到他情绪已经有点要崩溃。

他说：掉了，要用抹布擦……我知道这时我妈一定会破口大骂，每次这种时候，她都会说：这个人总是这样，让你帮一点忙，总是帮倒忙！然后，就会用方言骂他。而接下来，我爸就会骂我妈，觉得她老是说难听的话，不吉利。但他也不帮忙收拾这个烂摊子。

我的想法就是，碗掉了就掉了，解决这个事情就好了，你如果为这个事情再生出更多的情绪，那个碗又不能自己复原，为什么要白费这个力气发火呢？

还有一次，我爸让弟弟帮忙拿东西上楼，那个肉很重，用塑料装的，弟弟拿上楼到最后几个台阶时，袋子破了，肉就掉下去了。他就说：掉了……那个尾音已经有点要开始情绪波动了。我就会马上跟他说：没关系，我去捡，你站在门里就好。他就没有情绪崩溃。不然按我妈那个说法，我妈也不爽，我弟也会被处罚得不爽，整个都会崩塌。

我经常两边都能理解，既心疼妈妈，也心疼我弟，没有办法置身事外。有时我也有控制不住弟弟情绪的时候，也很需要逃走一下，换另一个人来，就像车轮战。

但我也会换位到弟弟的角色，觉得他现在做什么事情都要经过我妈。我妈管得会很紧，弟弟就会非常缺少自信。比如说，他想要做什么事情，即便是很简单的事情，像洗个澡，自己都没有办法做出决定，要去跟你确认每一个细节，要不要洗头？要不要换衣服？更夸张的是，你回答了一遍，他还要再问，要反复确认。

我硕士时研究过自闭症家庭的社会支持。在采访中发现，在大部分自闭症家庭中，照顾者都是妈妈。而且，关于未来的照顾问题怎么解决，每个家庭的情况和解法都不太一样。

以前我上大学放假回家时，我就会带着弟弟去参加一些当地的自闭症爱心机构组织的活动。碰到其他孩子家长，他们就会羡慕弟弟有姐姐可以带着。我妈如果听到别的家长说有姐姐真好，她心里也是美滋滋的。我也能感觉到她能放松一些，即使现在也是，我回家的话，会带弟弟多一些，她就能休息一下。

我妈跟亲戚聊天时，别人就会说，以后弟弟都靠姐姐了。我妈也会看着我说：对，以后就得靠你了。其实即便没有人这么对我说，我对弟弟本身就是有那份爱的，我也觉得自己是有照顾他的责任的。

但我和他们不一样的是，我并不想把我自己的人生限制在这件事里面。我的想法是，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我过得好，弟弟以后才能过得好。我要想先让自己努力成长，赚更多的钱，在外面立稳脚跟。以后也许我也可以回家乡，或者也有可能带弟弟去一个环境和福利都更好的地方，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你不能假定说弟弟不能适应，就去拒绝这种可能性。

可能是因为我并没有按照爸妈安排的路去走吧，他们好像也在给弟弟想一些其他的路，比如说，去“认”一个“外人”来作弟弟的某种亲人，来作为以后的照顾者。我觉得这很难理解，他们宁愿去盲目地相信一个外人可以照顾好自己的孩子，也不相信自己的女儿。

我妈也跟我说过，不希望弟弟影响我未来在择偶上的选择。但我自己并不担心这一点，一来如果对方介意，那我们可能没有那么适合，二来我并没有那么向往婚姻，比起照顾弟弟这个确定的问题，我更害怕再去照顾那些未可知的事情。我从小就在照顾别人、理解别人，不想再陷入这种生活。

其实到现在，我都常常会处在一种很紧绷的状态里，还是会有想去证明自己的那种惯性。比如说，我一定要完成好手上的工作，不允许自己把事情搞砸。我也仍会感受到父母因我背离他们的期待而流露的失望。

我也在试图去挣脱这些“绑架”，告诉自己那是他们的失望，不是我的。有些时候，遥远的距离也是一种隔断，在你改变不了别人时，只能先做好自己。

我今年28岁，工作三年，我仍在继续探索自己想做什么，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我知道，我不想再循环那种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常婷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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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女儿“骗”56岁的妈妈“去做自己”

当用了10年的号码“涉诈”停机之后

从拿奥数金牌到北大退学，一个“天才”的残酷一课

记者/石爱华

编辑/宋建华

穿着黑色马面裙王美芝在北京三里屯参加“硬穿大会”

女儿经常在王美芝的耳根子底下念叨，“你能不能自私一点，别再只为我们而活”。

56岁的王美芝爱跳广场舞，在河南驻马店正阳县的广场上，有很多和她一样的家庭主妇，小到日常吃穿大到人生选择，多围着家人的需求转。

小学毕业，王美芝为了减少家庭负担决定退学；30多岁，为了要二胎，她放弃了粮食单位的“铁饭碗”；后来当了保险销售，因丈夫不喜欢她在外面“讨好别人”，她选择辞职。她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县城工厂的流水线上给手机装膜，最后也被孩子们“劝退”。

退休后，王美芝有了大把时间，却成为孩子们眼里那个“爱付出”、“为别人而活”的母亲。“做自己”是女儿对她最大的期待。

怎么做才是做自己呢？

王美芝想成为孩子们期待的样子，她总跟女儿说，“妈妈会努力的”。最近几年，她跟着女儿去了不少地方，学会了很多生活技能。最近一次，是2026年3月7日，女儿以爬长城为名，把她“骗”到北京，让她在时尚的三里屯，参加了一场盛装走秀比赛。女儿希望她能体验到“聚光灯只为她点亮”的感觉。

这就是做自己吗？王美芝说，站上舞台的时候，她确实体验到了一种“被关注”、“被看见”的感觉，但脑子里蒙蒙的，害怕自己走得不好。她在其他参赛选身上看到了和自己完全不一样的活法，“他们很自信，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可我做不到呀”，王美芝说，舞台之下，只要孩子和丈夫在身边，“我还是本能地围着他们转，可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2020年5月，女儿买给王美芝的衣服，被王美芝拍完照后就退掉了

“我是被女儿骗来的”

“我叫王美芝，今天是被女儿骗来的”。2026年3月7日晚上，三里屯一家咖啡店被布置成粉红色。王美芝穿着黑色马面裙，与另外十几位盛装出席的女子同台。大家身上穿的，都是衣柜里最隆重的衣服，发起人将这场秀称之为“硬穿大会”——专门给那些“高定”、“华丽”但不实用的衣服一次露脸的机会。

在黑色欧洲宫廷礼服、金色绒面吊带裙、茜茜公主同款的“Lolita”裙当中，王美芝的马面裙低调保守，“但这已经是她衣柜里最‘出格’的一件衣服了”，王美芝的女儿佳莉说 。

这条马面裙是王美芝唯一一次主动让女儿帮忙买入的衣服。佳莉十分无奈，“以往给妈妈买的旗袍、裙子，她永远留着不穿”。王美芝解释，好看的衣服干活儿不方便，找不到适合的场合。

王美芝第一次注意到马面裙是去郑州找女儿，她看到广场上有人穿着这种款式的裙子跳舞，“有红色的、黄色的，很好看”。

王美芝也是跳广场舞的忠实爱好者，一年多前，驻马店正阳县的广场舞队说要组织老年走秀活动，需要大家自备服装。王美芝当时就想到了马面裙，她拜托女儿在网上帮她选了这件衣服，但最后并没穿过几次。

看到“硬穿大会”征集选手时，佳莉拐弯抹角地问过母亲，愿不愿意去参加一场走秀。王美芝一口拒绝，但佳莉还是偷偷给她报了名。佳莉说，她曾偷偷看到，母亲端着锅，走着模特步往返于厨房和客厅，“她明明很喜欢”。

来北京之前，佳莉安排了父母到海南旅游，出行前，她特意让母亲带着那件马面裙，说拍照好看。离开海南时，佳莉以带母亲爬长城为由，把她“骗”到了北京。

王美芝曾来过一次北京，那是2023年冬天，女儿到北京出差，顺道把她带来逛逛。那次，她骑着共享单车路过了天安门，还看到了故宫的雪，吃了北京铜锅涮肉。但遗憾的是，没有去她心心念念的长城。所以当女儿提出带她去长城时，她痛快地就答应了，全然不知，有一场秀正等着她。

抵达北京时，是3月6日傍晚，按照以往的经验，女儿忙完工作就会安排她。第二天下午，佳莉终于说要带她出去玩，她按照女儿的安排，把马面裙穿在了羽绒服里面，女儿还给她一个发簪，让她画个淡妆，把头发盘起来。“我在外面习惯了一切都听女儿安排”。

那天晚上，她被女儿带到了三里屯，在一家布置成粉红色的咖啡店门口，女儿告诉她，“今晚你要参加一场走秀比赛”。

“这我不行啊”，王美芝的第一反应是“逃走”，王美芝上一次登台，是在河南举办的老年人体育健康大会上当老年颁奖礼仪。而三里屯，不是她的主场。她看到，走秀的选手当中，年纪小的，只有20多岁。

王美芝问女儿，可不可以不上台，佳莉则一直陪在她身边，不断重复“你真的很美，你没问题”。

佳莉发现，近20位走秀选手中，有一位选手年纪比母亲还大。她带着母亲主动上前打招呼，对方比王美芝大6岁，穿着红色民族服，头上戴着一顶银饰帽子，下身穿着紫色半裙，她非常自信地跟大家说，“这一身是我自己搭配的”。她让王美芝不要怕，也不用太在意别人的眼光，“我平时也会这么打扮”，她曾穿着这身衣服去北京动物园逗孔雀，一只大白孔雀见到她的花裙子，很快就展开了屏。

“那位大姐是第一位出场的选手”，王美芝说，若不是那位大姐一直鼓励自己，她可能真的不敢上场了。

母女二人在三里屯参加活动的合影

有主见的女儿和妥协的母亲

王美芝在参赛选手们身上看到了“主见”。有位女孩为了过一次完美的20岁生日，买了一件仙气飘飘的长摆裙，还在生日前一天去做了医美；一个刚刚工作一年的女孩，为了把波点连衣裙穿出去，竟然去芭提雅一日游，周六出发周日回，连海关都问她是不是订错了票。

“她们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像我的女儿佳莉一样”，王美芝说。

“女儿的性格和我完全不一样”。王美芝不知道，自己这么一个内向的人是怎么生出来一个如此有主见的女儿。王美芝家里五个兄弟姐妹，她排行老四。因家里负担重，她上完小学就退学了。

其实退学没几天，她看到那些背着书包走在路上的同龄人，心里后悔极了，“我还想继续读书”，但她不敢把这个想法告诉父母，“怕他们为难”。当时的怯懦，成了王美芝一辈子的遗憾。“因为读书少，我总不太自信”。

退学后，王美芝被送到熟人家当保姆，能赚点钱。后来结婚生子。

1996年，王美芝有了大女儿，因为自己从小不能读书，她就竭尽全力地培养佳莉，舞蹈班、美术班、钢琴班全都安排。王美芝记得，佳莉上小学的时候就很有自己想法，“可能是在外面接触的人多，消息也灵通”。有一次佳莉放学回家，说想去郑州某个栏目当小演员，求王美芝给她报名。

王美芝当时很诧异，“也不知道她在哪里看到的消息，还说已经电话联系过了”。王美芝拒绝了女儿，她告诉佳莉，一来她年纪太小，二来郑州太远，自己也不可能陪着她去那里生活。王美芝当时已经生了老二，佳莉的要求既超出了她的认知，也超出了她的能力。她只记得女儿当时很生气，说家长不支持孩子就是错误的。

佳莉初二的时候，又有了新的想法。她跟王美芝说，想去北京某个中学读书，她听说，只要上了那所学校，以后就能考上好的大学，佳莉当时就说，不能在县城待一辈子。

王美芝特意向北京的亲戚打听了那所学校，且不说异地读书的学籍问题，连借读费家里可能也负担不起，她告诉佳莉，不是想去哪里上学就去哪里上学的。

高中时，王美芝希望女儿走美术路线。但佳莉告诉她，“我不是一个能在屋子里坐得住的人，画画也不是我喜欢的事情”。高三前的暑假，佳莉报了一个郑州的培训班，准备参加艺考，去学播音方向。王美芝送她到郑州的培训班，剩下考试的事情，都是佳莉自己安排的。

最终，佳莉如愿的学了喜欢的专业，但她也发现，母亲离自己越来越远。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佳莉和母亲在郑州参加一个活动，结束后，她送母亲去郑州的高铁站坐火车回驻马店，她则另有安排。

佳莉把王美芝送到安检口，当时距离发车时间已经很近。进站前，她事无巨细地告诉母亲，如何找进站口，如何找到自己的车厢和位置。她目送母亲进到候车大厅，看她慢悠悠地找进站口。佳莉说，那天她在外面哭得稀里哗啦，因为她知道火车已经开走了，但母亲还在团团转，“那一刻，我觉得我跟妈妈虽然只隔了一个安检的闸机，但我们已经不在一个世界了”。

女儿偷拍的王美芝独自坐地铁的背影

走出去

从错过火车那次开始，佳莉便有了强烈的愿望，想带着母亲多出去看一看，“她和社会已经有些脱节了”，佳莉想让母亲为自己而活，“而不是谁的妈妈，谁的妻子”。

王美芝并非没有“走出去”的意识，但想和做之间，隔着学历、家人、机会。王美芝的生存本领，将她的天地局限在了正阳这座小县城，而她的人生选择也总是把家人的需求放在自己的需求之前。

生二胎之前，王美芝和丈夫都在一家粮食单位有稳定的工作。女儿9岁那年，她怀了老二，鉴于计划生育的政策，加上单位面临改革，她不得不放弃这份工作。

儿子大些后，她决定去卖保险，这对于一个不善交际的人来说非常挑战，“我很内向，但我想改变自己，锻炼口才，多与人接触”。

王美芝很认真的参加培训活动，每次学习完，她都会发个朋友圈记录。在转发与保险有关的文章时，她也尝试发表一些她学到的态度和观点，比如2017年，她在转发一篇“丈夫抛弃妻子”的文章时评论说，“女人就应该走出去”，或是在介绍某款保险时强调，“女人的幸福还是要靠自己”。

在保险行业的那几年，王美芝也积累了一些稳定的顾客，晋升为一个小小的经理，还曾收了几个徒弟。但王美芝说，丈夫爱面子，不喜欢她在外面“讨好别人”，加上维护客户确实奔波，她最终放弃了这份工作。

后来，她在正阳县城一家工厂给手机贴防护膜，全勤不请假的情况下，她一个月最多能拿2900元，坐在流水线旁，无论手速多快，贴得再多，工资还是那些。当时儿子还在上学，王美芝不甘于拿死工资，想要多赚些钱。她发现，工厂里有一些比较辛苦，但工资更高的岗位。她鼓起勇气跟老板商量，想要调岗。但老板告诉她，那些岗位人员已满，而且她那个小身板干不了那些力气活儿。

此后不久，厂子进了两台新设备，她寻思肯定要从外面招人，不妨借机跟领导争取一下“高薪”的岗位。这一次，她得到了一个试岗的机会，刚换岗，王美芝就轮到了夜班，每天围着机器转，整个人都晕晕的，但她还是想坚持一下。直到有一天儿子去厂子里“探班”，见母亲如此辛苦，直接向姐姐佳莉“告状”。

此时的佳莉，已经有属于自己的电台栏目和事业。她回到县里，拉着弟弟和母亲一起吃饭，那天，他们面对一桌子的饭菜，几乎一口也没吃，王美芝记得，两个孩子很心疼她，说“妈妈忙一晚上，也赚不了这一桌子饭钱”。那天，佳莉和弟弟极力劝说王美芝不要再工作了，把身体累坏，反而得不偿失。

在孩子们的劝说下，王美芝辞掉了这份工作。佳莉说，当时她和弟弟已经能赚钱养活自己，更希望妈妈可以多关注自己，“别再为我们活了”。

佳莉长期在海南和郑州两地工作，每次回河南她都尽可能让母亲来郑州陪她，顺便带母亲逛一逛。王美芝在郑州的活动范围，集中在女儿小区周边。平时她喜欢宅屋里等女儿下班。在佳莉看来，母亲在城市里出行都是问题。

佳莉有意训练母亲的“生存能力”，教她刷手机坐地铁、教她在超市使用自助结账机付款……

有一次，佳莉故意让母亲独自坐地铁去找她吃饭，“我已经教过她很多次如何坐地铁了，她还是不敢自己出远门，我想考考她”。那天，佳莉其实一直偷偷跟在母亲身后，她发现，母亲早在出门前就打开了手机的乘车码，一路举着手机，免得到地铁站手忙脚乱。

王美芝进站后，对着一张环形的地铁示意图看了半天才搞明白，原来箭头指的方向便是地铁的行车方向。为了防止搞错，王美芝又跟一个年轻人确认自己的目的地后才上了地铁。王美芝事后觉得，自己出门好像也没什么难的。

但是，在三里屯走秀和坐地铁可不一样，在地铁站，没人会注意到她刷卡进站的紧张，即使坐错方向也没关系。但在秀场上，所有的聚光灯都只聚焦在一个人身上，“女儿一直鼓励我，但我就是觉得自己不行啊”。

王美芝与女儿在国外旅游时的合影

“但这就是我啊”

3月7日的那场秀，王美芝排在了第13号。每位选手的经历讲出来，都可以总结成一个关于“自信女性”的故事。一位法学专业的高材生非要跳出自己的专业去当演员；一个刚刚遭遇电信诈骗的姑娘失去了几年的积蓄，但她遇见心仪的礼服时，还是决定满足自己的欲望；还有一个女孩，没有因为鼻梁上一道长长的伤疤，就觉得自己“不再漂亮”。“他们都是那样的漂亮、自信”，王美芝说。

王美芝上场时，看上去也很从容，广场上学的模特步终于派上了用场，她还机智地用手里的粉色玫瑰摆了个造型。但轮到她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她只是说了一句“我是被女儿骗来的”，然后就把话筒递给了舞台边上的佳莉。

佳莉穿着宽松的运动服站在了母亲旁边，上台“救场”。她讲述了自己把母亲骗到三里屯的过程，佳莉说，她希望母亲体验一次聚光灯只照在她一个人身上的感觉，“我希望她表达自己，可以做自己”。

什么是做自己呢？

王美芝觉得，做自己，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女儿经常在她耳边念叨，“妈妈你自私一点，不要把心思都放在我们三个人身上”。

但王美芝做不到，“只要他们三个在我身边，我的时间就都会花在他们身上，我会去想吃什么，想把家里打扫干净，让他们的生活环境好一点”。在老家院子里烧烤时，她张罗一桌子菜，把羊肉串烤好递到孩子们手里的时候，她很满足。

王美芝从不否认，她的成就感就来自于孩子们的成长。“我最骄傲的事情，可能就是有两个懂事的孩子”。有一年母亲节，儿子放学回家，从路边的花坛里摘了一朵花送给王美芝，她高兴了一晚上。那天，女儿不仅给她发了红包，还送给她一件粉色的、带一点网纱的旗袍。佳莉希望妈妈穿上它自信地走出家门。王美芝却只是高兴的拍了照片，发了朋友圈，然后让女儿把衣服退掉，“这个不适合我，我也没有合适的场合去穿”。

佳莉经常给父母置办衣服，每一次，父亲都是摘掉标签立马上身，而王美芝总是觉得好衣服要放到重要的场合再穿，平时洗衣做饭，在家干活，她经常穿佳莉的旧衣服，“脏了坏了都不心疼”。王美芝让佳莉把穿旧的衣服都寄回家里。

退休之后，佳莉带着王美芝尝试了很多新鲜的事情，去拍写真、体验滑雪、去各地旅游，每到一个地方，佳莉都会尽兴体验，她也希望母亲和她一样享受生活。比如，佳莉会在某个景点带着母亲去做一个造型，化一个古装再去游玩。王美芝虽然也很享受这些经历，但她还是担心女儿会不会花太多钱。

虽然有些事情，王美芝并不是很理解，但还是会按照女儿的期待去做。就拿这次走秀来说，她看到秀场门口贴着“春季硬穿大会”几个字，她问佳莉什么是硬穿，佳莉说，就是在不合适的时间、不合适的场合穿不合适的衣服，王美芝不理解，“那为什么要硬穿呢”。

有一位选手说，在生活里，人们被“场合”这个词约束太多，所以那些好看的衣服永远挂在衣橱里，硬穿就是，不必在乎别人的眼光，自己想就去做，自己觉得好看就去穿。

出乎王美芝的意料，她凭借驻马店正阳县舞蹈队的“模特功底”，在三里屯的秀场得到了最高的票数，王美芝知道，这可能是观众对她的一种鼓励，女儿和观众们可能都想看到她成为一个为自己而活的人。

但王美芝暂时还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自私”的母亲，过去几十年，她的心里都是“只要家人好，孩子们好，我就很好”。就像这次来北京，她想去长城，但女儿想让她上秀场她便会上秀场一样，“但这就是我啊”，王美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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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设计院到包子店：一位45岁建筑师靠“打零工”重启人生

记者/杨宝璐

编辑/宋建华

姜涛医生

每到春天，姜涛就迎来了他工作最忙的时段。由于春季是精神类疾病高发的阶段，平时稳定的病人总在这时情绪波动，新发的病人也常在这时出现明显症状，他的病人要比平时多15%到20%。

这是一个不容小觑的数字：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4)》披露，我国精神障碍人群规模已达2.8亿，占总人口的20%。2024年，累计精神科门诊达2.4亿人，其中重性精神病患者达到6000万人。

伴随着精神类疾病的逐渐被看见，“精神病=疯子”的污名化正在逐渐消失，但在互联网语境下，新的污名化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抑郁症”成了一言不合就为自己找借口的“玉玉症”；对照网上症状，就可以今日鉴定自己是ADHD，明日评价别人为NPD……

在精神科当了33年临床医生后，姜涛始终记得多年前的那个凌晨，他在联系抢救了两位自杀未遂的青少年后，站在住院部走廊，看着窗外清洁工开始清扫街道，突然意识到，原来人们每天都在清扫垃圾，却对那些在心里腐烂的精神痛苦视而不见。那时他就决定，一定要把自己经手的案例记录下来。

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焦虑症、双相情感障碍……在《安定此心》这本书里，他在从医33年的诊疗案例中进行选择，挑选出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一方面，他希望这些案例能为年轻的精神科医生们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他希望大众也能从中窥见不同精神病患者的表现，正视他们，放下成见，并能对照自身可能出现的状况及时就医。

以下是他的自述。

同样是自杀，但病人不一样

1993年，我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安定医院。在20世纪90年代，大家对精神科敬而远之，各地的精神专科医院还被称为“疯人院”，对住院患者的治疗大多以管理、看护为主，所以被分配到安定医院后，我的落差也很大。当时我留下，纯属赔不起违约金——分配时签了五年合同，提前走人的话每年要赔偿三千元，五年就是一万五，而当时我的工资每月才三百多元。

而后来我留在这个行业，并且一干30多年，还是因为它带给我的获得感。有时候接手一些从基层医院或其他小城市医院转来的病人，他们的诊断时常不够准确，这时候，如果我能从症状中找到最重要的线索，让病人从那种老也治不好、家人也绝望了的状态中获得一点希望，然后经过治疗，病人真的好转，这让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

其实在精神科当医生，也难也不难。不难是因为精神科总共就那几种疾病，医生根据病人的表现诊断，基本不会有太大的失误，难是指书本讲的和临床实际表现并不完全一样，类似的症状在不同的病人身上，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很容易判断错。

比如说，同样是自杀，有的是因为抑郁，有的是精神分裂症。思维障碍是判断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之间一个核心的鉴别点，抑郁症的病人，一般来说他们的思维逻辑没有问题，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突出问题是思维逻辑有问题，所以抑郁症患者的情绪特别低，思维也缓慢，而且会有自责的想法，比如说他们觉得“自己没用就该死”，或者觉得别人可能暗示让他去自杀；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思维障碍非常明显且严重，他们可能会觉得水里有毒，就不应该喝，然后他们就不吃不喝，把自己渴饿到濒死边缘，这叫思维障碍。因此看上去似乎病人表现一样都是想自杀，而且该病人也被多次诊断为抑郁，实际上他可能是个逻辑有问题的分裂症病人。

20世纪90年代，双相情感障碍叫作“躁狂抑郁性精神病”，那时候我们比较年轻，就觉得给病人诊断为“躁狂抑郁性精神病”，似乎听上去要比“精神分裂症”好听一些，结局也会好一些。那时候大家所说的“疯子”主要指精神分裂症，这个病一般被认定难以康复，病人会丧失社会功能，当病人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时，就好像这个人被判定了“社会性死刑”一样。

我曾经的一个病人吴莉，当时就在外地的精神专科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她有幻听、被害妄想的症状，这都是精神分裂症的典型症状。但我在病房跟她聊天时，发现了一些异常。我发现她只要不在发病期，聊起当时的新闻、当时流行的东西，她有很多见解，并且逻辑清晰，语言完整。要知道，精神分裂症病人一般来说情感是不协调的，共情能力很差，对外界没有这么深刻的感知，但跟吴莉交流中，我发现了她是有温度的，她会对父母愧疚心疼，只是她清醒的模式不太稳定，像时断时续的网络信号。

幻听、妄想的症状，也有可能源自完全不同的病理基础，发现了这个细微的差别之后，我进一步了解了吴莉的成长经历。她家的经济状况比较差，父母下岗之后，父亲在劳务市场接活儿，母亲去早餐店、工地打工，吴莉考上大学时，赶上了家里最困难的时期，她很懂事要强，一进大学就开始勤工俭学，但在她体谅和懂事的反面，则是精神紧绷着，像一根被拉伸到极限的橡皮筋，到大二时，这根皮筋崩断了。

后来我又观察了吴莉，觉得她更可能是双相障碍伴精神病性状的躁狂发作。于是就向上级医生汇报，希望能给她调整治疗方案。但那时候，我们很少推翻“精神分裂症”这个最保守安全的诊断，这意味着对其他医生诊断的否定，并且推翻诊断。最后我软磨硬泡了一个多礼拜，上级医生终于松了口，让给吴莉小剂量地用了抗抑郁药，她的状况真的有所好转，幻听、妄想消失了，精力、体力也恢复得很好。后来她出院后，回学校继续上学，甚至还拿了奖学金。但如果说吴莉当时被判定为精神分裂症，很有可能就没法回到学校了，周围的人也会歧视她。

《安定此心》一书

从“口袋病”到更精准治疗

早期双相情感障碍确实经常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精神分裂症就像一个“口袋病”，所有看不明白的都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但这个诊断结果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讲非常沉重，他们就相当于背上了“精神病”的帽子，而对于社会来讲，不论这些病人是不是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都会被归于失能人群，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需要两个健康人去养着他，因为他们工作不了。

实际上，双相情感障碍主要需要心境稳定剂治疗，如果治疗效果好，不复发可以完全停药，但是分裂症基本就不可能停药；双相障碍病患在稳定时可以完全恢复正常工作与生活，但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办法恢复正常工作和生活，他们的社会功能以及家庭功能基本不可能完全恢复。

2001年，我们国家的CCMD-3（《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向国际的ICD-10(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国际统一疾病分类标准，全称《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靠拢，就精神科而言，主要是疾病类型的分类和诊断标准，进一步跟当时世界的标准统一。

中国的CCMD-2也非常好，它纳入了一些和落后的民俗传统有关的精神疾病，比如练气功、“跳大神”所导致的精神障碍等。这些病症在ICD中根本就没有特别贴切的诊断。当时我们把其归类为“癔病”，比如癔病性的人格附体、多重人格转换等。

现在已经没有“癔病”这个词了。归到ICD-10里统一称之为分离转换障碍。统一标准了以后，治疗就走向了规范化，每一类疾病都有相应的治疗指南，不像过去有些病症完全是经验诊疗，比如针灸等疗法在这些病症中现在就不提倡。

这次接轨是让精神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更加规范化。采用ICD-10标准以后，我们国家也开始更规范使用“双相情感障碍”这种说法，新的诊断标准对于精神分裂症有着严格的诊断标准，所以精神分裂症现在也不再属于“口袋病”了。

不同心理健康状况有不想上学想法的比例分布

每个病例都有“社会的影子”

从心理健康到亚心理健康，到心理障碍，最后到精神疾病，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之间有交集，但也有明确的界限。比如说轻中度抑郁焦虑的人，可能是心理问题，但如果心理问题解决不了，他们就可能进入抑郁、焦虑状态，而等到抑郁症、焦虑症的地步，他们的大脑神经递质或大脑的回路一定已经出现问题了，进而表现出比较严重的精神行为。

写进书里的病例，几乎每一例背后都有社会结构的影子。精神疾病从来不只是大脑化学物质的失衡，更是时代打在个体身上的烙印。这几年，跟情绪相关的这些疾病的确是在增多，包括焦虑、抑郁、双相强迫躯体化、睡眠障碍等等。其中社会性原因很多，社会更发达了，自然就会带来更激烈的竞争和更高的要求，生活节奏增快、信息爆炸、资源分配差异等现实，都会导致人们产生心理问题。

现在还有很多人都说自己有抑郁症，还有人说自己是ADHD什么的。这不是“时髦病”，我觉得不论说自己有抑郁症也好，ADHD也罢，有自嘲的成分，实际上他们还是觉得不舒服，内心很痛苦，这是一种求助和求救的方式，他们想通过这些方式来获得一些宽慰和回馈，获得帮助。

举个例子，我印象中，我是从2012、2013年起开始接触到学生没法上学的病例，那时候每月能遇上四五个这样的病例。之前我在门诊真没有遇到这么多没法上学的孩子。那时候，这种症状叫作“学校恐怖症”，孩子在家都挺好，一到学校就焦虑、浑身疼，有的甚至发烧、呕吐、拉肚子，必须得回家，一到家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当时针对这种症状，是按照抑郁焦虑处理的，“学校恐惧症”嘛，各种恐惧症都是焦虑的表现。这些症状在2022年之后更严重了，“不想上学综合征”井喷式地增长，现在每个月我有12次门诊，每次门诊都能遇到一两个这样的病例。年龄段上，以前遇到的病例多是在十五六岁，现在年龄下降到十一二岁就开始了。2012年那会儿，孩子没法上学，单纯就是不舒服，划手的都很少，但现在划伤自己的特别多，自残、自伤的更多了，攻击性更强了。

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现在学习的压力太大，实际上不光是学习，还有人际交往的因素。有些孩子可能性格上有些缺陷，比如特别社交恐惧、自信心不足，或者有些讨好性人格等，他们找不到很好的平衡方式去跟老师和同学相处，让他去讨好别人他不甘心，被别人孤立后又只会冷处理，他又害怕，在社会生活中经常被冷落或欺负，就会经常性地处于应激状态。当他们的心理障碍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一些精神上的损害。

这跟家长有很大关系。接诊过程中我遇到很多此类案例，有家长老觉得孩子特别脆弱，怕孩子受伤害，这是不对的。“爱”本身不分正确和错误，而是适合不适合，在孩子成长发育过程中，他所应该需要的和家长给的不成比例，就会出问题。控制过多、过度保护，这都属于错位的爱，家长认为爱就是提供丰富的物质条件，但在提供条件的时候，其实也对孩子无限提出要求。

我见过很多孩子在急诊室里抢救，全家痛哭流涕地保证，再也不逼你了。我相信，当救护车拉着他们的孩子呼啸疾驰时，他们的脑袋里想的一定不会是“影响不影响高考”，但侥幸心理总让人好了伤疤忘了疼，等孩子能下床了，原来的要求又卷土重来。

最初面对这样的家长，我总忍不住想要质问，但我发现这让许多父母更加抗拒带孩子来看病。后来我渐渐明白，家长需要的不是道德审判，而是一把能同时打开多重锁的钥匙。既要解开孩子的束缚，也要释放自己的恐惧和焦虑。再碰上这样的青少年案例，我就会跟父母做沟通，在给孩子开出诊疗方法和调整方式的同时，一般建议他们做家庭治疗。

有人会觉得，那么漫长的人生里，有无数个情感瞬间，高低起伏的，开心的不开心的，愤怒的瞬间，那作为家长和照顾者，在某个瞬间情绪爆发，过激了失控了，会对被照顾者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产生影响吗？从医学角度来看其实不会有特别大，人其实并没有那么脆弱，在成长过程中，人会不停地进行自我修复，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这都是成长中必然要走过的，所以要让孩子多接触外界，只有不断接触外界，才能提高孩子的心理韧性。

北京安定医院医生去南宁马山县进行巡回医疗工作

带病生存，而不是只能战胜它

很多患者出院以后，会陷入住院－复发－再住院的状态中，这是因为他们的康复体系迟迟没有建立起来。刚康复的病人，直接回到跟以前一样的学习或工作环境中，是根本适应不了的，必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很多孩子一回到学校就又崩溃了，很多成年病人一回到原单位中也崩溃了，因为他们适应不了那种快节奏。所以他们出院后，有的就回不到学校、回不到单位，也回不到社会，只能困在家里。而在家里，他们对父母的服从比较差，很快就不好好吃药、作息不规律、嗜好烟酒，用不了多久又得再回医院来。

而等他们再回到医院，情况往往会更加严重，从症状上讲，疾病的严重程度越来越高，康复的时间也延长了，残留症状越来越多。这种反复的情况，对于病人和家属的信心有很大打击。病人会越来越脱离人群脱离社会，家庭的负担也就越来越重。家属的信心下降，疲于应对，有时候甚至会放弃治疗，让病人长期住院，甚至就不管了，任其自生自灭。

如果有一个机构能协助他们康复，那么病人就能遵循比较严格的作息要求，戒掉不良嗜好，还能在集体生活中做手工、座谈、做游戏等等，这是一种社会化的约束，即使不工作不学习，对他们而言也有约束力。但这个体系的建立，需要心理医生、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一起来完成。

这种康复体系在大城市建立的比较好。在北京，像我们医院很多专业医生每年都会下社区去做培训，基层社区医院每年可能要接受四五轮培训。每个上报的病人都有专门的社区医生负责定期去家访、做评估，社区还会组织出院的病人们到社区工作站参加活动，鼓励他们重新进入社会。但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可能做这些就有困难。

农村的精神病发病率其实是比较高的，我记得我下乡时做过大概的统计，每个村都得有十来个病人，当然，这十来个是指所有的精神类疾病加起来的总数。这些病人会有专门的精防医生进行管理。一个精防医生可能要管三四个村的病人，他们是很忙的。

最近的20年，我们对患者的社会功能要求越来越高，医生也更关注病人的社会功能康复。不能说病治好了，但因为吃药吃太多，导致病人正常的社会功能都被剥夺了，那就没有什么意义。这就给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进行治疗时，尽量选用新型的疗法和药物，兼顾副作用和病人整体功能的恢复。

其实从2000年起，就开始提倡“带病生存”这个概念了。病人要提高功能、回归社会，只有这样才能让他提高生活质量，减轻社会和家庭的负担。所以哪怕他还有症状，但能上班能工作就可以，带病生存总比他待在家里无所事事要好。

现在，精神疾病是一个很普通的现象，并不是说得了精神病就完了，或者得了精神病是一件多耻辱的事。无论是抑郁症还是焦虑症，甚至是比较重的病症，比如双相情感障碍，只要积极参与治疗，都可以治好或部分缓解，不必谈虎色变。如果有人正在经受痛苦，我想说的是，不要为生病道歉，骨折的人是不会拒绝石膏的，要寻求专业的干预，承认需要帮助的勇气，远比假装坚强更珍贵。还要学会释放，释放自己才能回归社会，回归到正常状态。我们需要调整对康复的期待，学着与疾病共存，而不是只能战胜它。

（文中部分内容整理自《安定此心》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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