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张鑫

编辑/余美英

微元合成创始人兼CEO刘波

微元合成创始人刘波，90后，中科院博士出身，他创办的公司刚吞下了一个体量数倍于自己的企业——2026年5月，微元合成宣布完成15亿元新一轮融资，同时并购全球第二大木糖醇企业豫鑫糖醇——后者年营收10亿元，而微元合成成立刚满四年。

这一切的起点，是2022年他转身关上中科院实验室那扇门的一刻。

离开的原因很简单：技术转让出去，企业接不住，好好的工艺到了产线上就被“省”得面目全非。“没有真正把技术价值发挥到生产实践上。”

那索性自己干。

四年后，这家“自己干出来”的公司，成了全球唯一用生物发酵法生产阿洛酮糖的企业，还吞下了全球第二大木糖醇企业。

下场自己干

2022年，32岁的刘波做了一个决定——离开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那是一个多少人挤破头想进去的地方。博士毕业后的几年里，他作为课题骨干参与了十多项国家级项目，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合成生物学国家重点专项、973项目。他所在的团队也是所里技术转化最好的团队之一，已帮助十几家企业解决生产技术问题。

就这样按部就班地走下去，职称、论文、声望，未来的发展是很多人追求的“高速路”，但他却选择了离开。

原因说出来有些无奈——技术转让出去，企业却接不住。

技术再先进，到了工厂里，一个操作不规范，整个流程就废了。“我们所当时有一个博士后驻厂，只要他在，这个东西就能生产出来，但是他一走，产线完全瘫痪。”

前端是前沿的生命科学，涉及基因编辑、微生物重构，基于人类基因组计划以来20多年的认知积累。后端是传统的发酵产业，跟酿酒、酿醋一样，已经有上千年历史，凭经验、看手感。这两拨人格格不入，完全不属于同一个世界。

“你不可能让博士后一直盯在生产一线，这不是他应该发挥价值的地方。而研发与生产衔接的真空，没能把技术价值真正发挥到生产实践上。”

刘波决定自己下场。从前端研发，到技术工程化，再到最终生产，他带着一批年轻人，决心打磨出一支能从前端研发一路干到生产落地的队伍。

迈出这一步之前，他也问过自己：如果失败了怎么办？

答案是，他不害怕失败。在中科院做科研的经历，早就教会他一件事——实验做不通是常态，做通了才是意外。做不通的时候，就重新设计方案，权衡利弊，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做一个选择。选了，去试，对了就往下走，错了就换一条路。

创业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更大的实验。实验就有失败，但只要每一步决策都是基于当下最充分的信息做出的，那就没有什么可后悔的。这是一种长期在实验室里打磨出来的务实——把未知拆解成变量，把不确定性转化成可操作的步骤，然后动手去做。

少拿一个亿

后来的事，更让人看不懂。

刘波创业连商业计划书都没写，已经被投资机构盯上了。彼时，合成生物赛道正热得发烫，“万物皆可合成”的口号响彻创投圈。一个中科院出来的博士团队，手里握着技术，在当时的市场里是显而易见的稀缺标的。

天使轮，18家投资机构竞争，有人直接表示想投2亿元。

换作大多数创业者，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多拿钱、快扩张、抢赛道——这是创业的标准剧本。

刘波只拿了1亿元。

“我们最初想找3000万元投资，先把实验室建起来，把设想验证了再说。”他说，3000万正好是建一个实验室的费用。“拿那么多钱也没用，如果花不掉，就只能存银行。”

理由就这么简单。但背后还有一层考量。

“有的投资人让我讲故事。当时有同赛道的美国公司上市，估值高得上天，他让我照着那个讲，说估值能飙得很快。”

刘波没讲。

“我从中科院出来，想的是脚踏实地，能干一番事业。用科研成果和产品说话才是负责任。我要是听他的，沉迷于讲故事，万一公司倒了呢？跟我一起出来的小伙伴，相信我们的投资人，他们怎么办呢？”

那些让他讲故事的投资人，后来他都没要。到今天，微元合成的股东里，北京国管、河南投资集团、经纬创投、深创投等，一个比一个务实。“有困难时他们会直接帮忙，公司经营从不过多干预。”

这个少拿一个亿的决策，在后来几年里被反复验证为清醒。

微元合成的实验室

选糖的人

“万物皆可合成”——这句话在行业最热的时候被无数创业者挂在嘴边。

刘波有另一句话：“如果没有体现出成本优势，那投入巨大资源合成出来有什么用呢？”

当同行们追逐高附加值的药物中间体、昂贵化妆品原料时，刘波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听起来毫无想象空间的领域——糖。

“单价越高，市场规模越小；单价越低，市场规模越大。”他说，“国内白砂糖六七千块钱一吨，全球一年消费两亿吨。某个保健品原料一公斤可能几万块，但全球用量只有几十吨。”

他要做的是一个“大而平”的东西——阿洛酮糖。

一种天然微量存在于无花果干中的稀有糖，口感与蔗糖类似，热量几乎为零。对糖尿病患者友好，被认为是最具潜力的新一代健康糖。问题在于，过去的生产方式需要两步转化，效率只有10%左右，成本太高。一杯糖水背后是天价，普通人根本消费不起。

刘波一步发酵法把转化效率拉到了80%——AS10菌株“吞食”葡萄糖直接转化为阿洛酮糖，分离提纯大幅简化。2025年7月，国家卫健委批准了这项技术，微元合成成为全国首家获批企业。

虽然阿洛酮糖是高新技术，但真正让刘波觉得“有意义”的，是另一件事——木糖醇。

木糖醇如今已经是众人熟知的原料，但几乎没有人知道它以前是怎么生产的——用玉米芯酸碱水解，再化工加氢。

这套工艺不仅污染大，成本也极不稳定。玉米芯每年产量有限且“收储运”困难，又是农业种养、基础化工的主要原料。以往受原料供求波动的影响，木糖醇的价格经常大起大落。

“比如客户做口香糖、巧克力，今年用你的原料研究了一套配方，明年你涨一倍价，可这些产品不能天天调价，人家利润全没了。谁敢用这种价格不稳定的原料。”

全世界都在想用生物发酵做木糖醇，几十年没人做出来——因为需要结构从六碳变五碳。

刘波的团队做到了。而且做出来的方式，几乎像个故事——他们原本在做另一个产品，在设计实验时，发现这个实验过程会产生一种“杂酶”，是应该被拿掉的。结果发现，这个“废物”拐个弯，就能把底物转化成木糖醇。

“我让同事尝试，一下做通了。”

无心插柳，柳成荫。

听上去像是老天眷顾，运气爆棚。可刘波说，撞上这样的运气，你得先有足够多的项目在跑，有足够的积累，还得有足够负责任的人始终想着这件事，才能把一个项目上的“杂活”，识别成另一个项目的“金矿”。

换一种“算法”管公司

创业之后，刘波发现自己每天面对的事情变了。

以前在实验室，跟客观规律打交道——研究机理、做实验、分析数据。创业之后，每天都要跟人打交道。公司员工、投资人、客户，来来往往，应接不暇。

很多科学家创业，折就折在“管不了人”上。但刘波没有陷进去——他清晰切割了“科学家”和“企业家”两个角色。

他说话直接，不太修饰。“你想当科学家，就留在科学院和大学。又想挣钱，又想当科学家，两头都占，很难。对支持你的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

刘波的管理哲学里有一条硬原则——不设学历门槛。他说，“如果一个人的能力足够，项目又需要他来完成，为什么不给他这个机会？如果非要博士或硕士才能做什么事，理由是什么？回答不上来，这个原则就不成立。”

于是，公司里本科生或硕士生挑头带团队，组织研博士和博士后做研发，成了一件很正常的事。

组织分工也要重新设计，管人比管实验难得多。如何维持公平竞争的环境？如何保持简单高效的沟通？“我们有一个底线——不允许毫无意义的内耗。为了达成目标可以做事情，但不允许搞小圈子、搞人。”

这套管理思路——务实、扁平、去官僚化——吸引来的第一个人，就是陶勇。

2023年10月，陶勇教授全职加入微元合成，担任首席科学家。他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生理与代谢工程重点实验室原主任，也是刘波在中科院时的导师。

导师成了下属——戏剧性变化的背后逻辑很简单：陶勇认可刘波正在做的那件事，也认可他做这件事的方式。

让陶勇选择微元合成的，是师徒之间一种共同的理解：原来那套模式做不好，不是人的问题，是衔接问题。科研成果出了，企业接不住，沟通不了，再先进的技术也只是论文里的几张图。陶勇在美国杜邦干过，知道企业该怎么运转技术。刘波在国内一线干过，知道生产端到底卡在哪。两个人凑在一起，恰好把拼图补全了。

投资人看重陶勇的加入——“陶老师来了之后，踩坑的几率小很多。”但对刘波来说，陶勇的到来意味着一件事：他的管理方式和他要走的方向，被最了解他的人认可了。

北京卫视拍纪录片的时候，导演“使坏”，让陶勇给刘波写了一段话。刘波在镜头前哭了。

并购的全球第二大木糖醇企业豫鑫糖醇

“蛇吞象”的并购

做合成生物的人，最常挂在嘴边的是“颠覆”。但刘波心里清楚，再好的技术，如果没有产能把它从论文里拽出来，变成大罐子里的真实产量，就是空转。而中国最不缺的，恰恰是产能——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各地建起了一大批生物发酵工厂，设备还在，工人还在，但技术几十年没有更新，利润薄得像纸。微元合成自己做工厂，一个中试基地加一个生产基地，已经铺开了摊子，但要从头再建一个能接住糖醇类大宗产品的生产线，周期太长，投入太大。

他需要一个现成的、能直接嫁接技术的产能平台。而他挑合作方的标准，和他挑同事、挑投资人的标准是一样的。

“我们尽调了很多家公司。”刘波说，“最后选豫鑫，是因为它最简单。”

豫鑫糖醇1996年创立，是全球第二大木糖醇生产企业，年营收十亿元，产能数十万吨。这家企业后来被外企控股，治理结构清晰。

“最关键的是，豫鑫的两个股东对新技术非常开放，了解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希望为工厂找到更好的归宿。”

谈判桌上没有互相拍桌子，没有“惊险48小时”。刘波说，“我们谈收购很简单。简单到不像一个初创公司吃掉一个体量数倍于自己的行业老二该有的剧本。”

2026年5月，微元合成宣布完成15亿元融资，并购全球第二大木糖醇企业豫鑫糖醇。

并购后，豫鑫的两个股东没走，变成上层股东。工厂运营还是原来的人主导，他们懂生产。微元合成往里面投入技术、投入新产品。微元合成其他的高附加值产品还在秦皇岛的中试基地生产，各有分工。

微元合成想做的事，是用合成生物技术去盘活一个时代的闲置产能。不只是做一家公司，而是改变一个行业的生产方式。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的老所长说过一句话——“如果我们的工作能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哪怕是一点点，也是了不起的成就。”这句话刘波记了很多年。

阿洛酮糖获批那天，刘波发了一条朋友圈。有了阿洛酮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吃糖了。想控体重的人可以放心吃甜的了。木糖醇有了生物发酵技术，成本不再随玉米芯价格忽上忽下，口香糖、巧克力企业敢放心用了。

这就是“一点点改变”。

微元合成更大的愿景，是用技术做“中国的创新原料解决方案供应商”——那些食品配料跨国企业也许你从没听说过，但撑起了国内外一众食品、饮料企业背后原料供应链的隐形巨头。中国有庞大的产能、有大量的前沿科研人员，但没有一家能从前端研发一路打通到终端交付的本土企业。

“以前我们科技实力不允许。现在有庞大的产能和大批的前沿科研人员，能有机会做这件事，才最让人兴奋。”

今天回头看，他走进的是一场关于中国生物制造能不能长出自己脊梁的长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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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岁失独老人，和她余生的8份协议一场MUET考试，至少10名替考者潜入考场

在麦田里出没的华北豹

记者/计巍

编辑/宋建华

陈培鑫在村民杂房里捕蛇

作为福建漳州黎明救援捕蛇队的队长和教员，横州洪灾后，陈培鑫前后两次来到云表镇的村子里抓蛇。

7月初，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莎克”影响，广西遭遇连续强降雨，横州市六蓝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洪水集中向横州市云表镇及周边地区下泄，不仅造成大量房屋、农田被淹，还有养蛇场被冲毁。

作为全球最大蛇原料基地的广西，2025年养殖蛇的存栏量突破3000万条，占全国蛇类养殖总量的八成，是当地农民增产增收、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之一。其中，横州（原横县）和灵山、扶绥一起，被称为广西三大养蛇县。在横州，眼镜蛇与水律蛇是养殖规模最大的品种。

7月7日，横州市云表镇邓圩村村委负责人曾向媒体表示，当地有一家养蛇场被洪水冲垮，导致约800至900条蛇出逃。另外，云表镇武寨自然村的一名村干部也提到，该村6户养蛇场在此次洪水中损失惨重，他们对于跑出来的蛇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提醒村民洪水退去后回家要小心检查有没有蛇。

7月8日，据报道，云表镇一名被蛇咬伤的女子，因道路不通，辗转多次才被送至医院治疗，不幸离世。另有村医和志愿者提到，有接诊和救助过一些被蛇咬伤的人，伤者很难分辨是被哪种蛇咬的。同时，横州也紧急扩充市人民医院蛇毒血清库存，以满足救治需求。

洪水退去后，蛇患并没有消失。

在寻找新的栖息地时，蛇的活动区域有时会与人的居住地重合。7月23日，广西林业局发布的《洪涝灾害后防蛇避险科普与应急处置指引》提到，受台风“美莎克”影响，我区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导致部分蛇类养殖场遭冲毁，有部分毒蛇逃逸到野外，加上受洪涝影响，也有部分野生蛇类被洪水冲到当地居民活动区，从而产生蛇类咬伤居民的风险。

也因此，在这场洪灾发生的二十多天后，陈培鑫还在云表镇的村子里抓蛇。随着灾后生活重建，村民开始清理打扫房屋，很多人发现蛇躲藏在自家的房屋、杂物堆里，这其中不乏有毒的眼镜蛇。

在云表镇的十几天里，陈培鑫一边处理村民的求助，一边在洪水过后的泥巴里排查蛇出没的“S形”踪迹。在他看来，多抓几条蛇，或许村民的担心就会少一点。

以下是陈培鑫的讲述。

陈培鑫在被洪水冲毁的蛇场前

眼镜蛇占六七成

横州洪灾后，我看到新闻报道里说，这里的蛇养殖场被水冲了，有蛇跑出来。我刚好有捕蛇这个技能，就想过来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因此两次从福建漳州来到云表镇的村子里抓蛇。

第一次来大概是7月11日，一开始先去走访排查，跟村民打听附近有没有蛇养殖场，然后去养殖场附近的村子里找蛇的踪迹。我们主要处理的是村庄附近的蛇患，这也是当地人在重建生活时一直比较担心的问题。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尽最大力能抓多少抓多少，当地的人也一直在抓。

第一次去的两三天里抓了30多条蛇，当时装蛇的袋子带少了，需要几条装在一起，不好塞，处理起来比较费时间，但当地蛇患的情况其实还是比较严重的。这些蛇大部分是养殖场里跑出来的，有眼镜蛇，大约占百分之六七十，有些还是国外的那种眼镜蛇，比较毒，剩下的基本上是无毒的水律蛇。

这些养殖的蛇，以及野外的蛇，被大水冲出来后，有些爬到附近那些高处的、没有被水淹到的地方，聚集在一起，有的还会挂在树上，不会全部被冲走。等洪水退了，它们就开始下地，到处找干燥、阴凉的地方躲藏，经常出现在村民的杂房里，或者房子里的高处。

很多时候，我要先在房子边、田边去排查蛇的踪迹。洪水过后，那些泥巴上能看到蛇和其他动物走过的印记，蛇滑过后差不多是那种“S形”，看到这种踪迹，就会在附近的房屋和杂物里翻一下去找蛇。

虽然这两年一直在福建漳州黎明救援队里负责处理蛇患，但之前面对的情况没有这么复杂，大多是去各种不同的环境里抓蛇，比如车里、冰箱、房顶或者厕所等不同的地方，每次基本上也就是一两条。

这里洪灾过后，现场环境比较复杂，什么地方都可能有蛇，有时翻开一个杂物堆就有四五条。虽然从小就在农村里与蛇打交道，但没见过这么多蛇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其实抓蛇不难，主要是搬那些洪水冲来的杂物、翻那些石头比较消耗体力，而且蛇身上也经常沾着洪水冲过后的泥巴，很滑，不好抓，也不方便带着手套抓。

有一天我的左手不小心受伤了，不是蛇咬的，是因为抓蛇的环境比较复杂，手去扒杂草找蛇时被藤刺划到了。那时附近还有很多蛇，本来计划继续抓，但发现伤口变得红肿，已经开始感染了。因为一只手抓不了蛇，会比较危险，所以当时就决定先回漳州处理伤口。

7月17日，在福建漳州黎明救援队和我的粉丝众筹的支持下，解决了救援经费的问题，我第二次来到横州捕蛇，继续排查第一次没有去到的地方。

陈培鑫在洪灾后的现场抓蛇

毒液喷到我脸上

洪灾过后，现在当地都在陆陆续续重建生活了，各家都在清理房屋，冲泥巴。这个打扫过程中也容易碰上蛇，会有村民找到我说，打扫房子时看到条蛇，需要去处理。所以，这些天我处理屋内的蛇患比较多，附近一些本地会捕蛇的村民也会一起来弄。

洪水退后，蛇比较喜欢躲藏在村民堆杂物的杂房里，那里干燥、阴凉，还有房前屋后的竹堆、草堆，或者石头堆里，也要小心蛇。我在排查过程中，有时候也会遇见一下子碰到好几条毒蛇的情况。

前两天，在一个村民的小杂房门前，看到有蛇在泥巴上爬过的踪迹，我就判断它可能躲在这个杂房里。但没想到的是，一打开房门，里面有七八条眼镜蛇堆在高处砖墙边的铁丝网里，我这边一动，三四个头就立起来对我哈气。我也从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处理起来比较棘手。

这种情况要一条一条来，先拿棍子把蛇挑下来，再去抓它。我也要戴上眼镜来做防护，因为眼镜蛇不仅会对我哈气，还会朝我喷毒液，一瞬间就会从上面喷下来，如果喷到眼睛或者伤口上，还会中毒。前阵子我从树上晃下来一只越南眼镜蛇，抓它的时候，它就喷毒液到我脸上，那天我刚好刮完胡子，毛孔很快有红肿的反应，要及时清洗处理一下。

还有一次，也是在杂房里，我找到一条眼镜蛇，当我搬开木头要下手去抓时，突然发现旁边不到30厘米的地方还有两条眼镜蛇在盯着我。这种情况就比较危险，因为一开始没有注意到，它们身上比较黑，不容易被发现，如果突然发动攻击很可能来不及反应。所以抓蛇特别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你发现它们后，一条条拉起来抓就可以了。

我也会到学校里去处理蛇患，因为9月1号要开学了，学校也在清理中，但到目前为止，在学校里发现的都是无毒的水律蛇。

在我排查过的地方，最近没听说有村民被蛇咬伤的情况。但当地的村民仍然非常担心，毕竟这些蛇会在人居住的地方活动，比如说家门口、杂房、瓦房屋内的房梁上。这些阴凉干燥、太阳晒不到的位置，都是洪水过后蛇喜欢躲藏的地方，会让你有种防不胜防的感觉。

村民尤其会担心家里的小孩被咬，尤其现在是洪灾过后的清理重建时期，又正在放暑假，小孩子会出去玩，到处走来走去，怕他们会遇到蛇。

这几天当地高温，蛇喜欢傍晚出来，小孩子也会傍晚出来活动，如果不小心踩到蛇，它就可能咬你一口，这种情况就怕是毒蛇。所以，我就想着尽量去抓，多抓几条可能风险就会降低一点点下来。

陈培鑫在做关于蛇的科普（左），蛇走过的踪迹（右）

一天抓十几、二十条

最近，我还是在云表镇的村子里到处排查，现在一天大概能抓十几、二十条蛇，数量比之前相对减少了一些。

但有时候也会出现某一个位置的蛇突然多起来。蛇是这样子的特点，比如说，我前几天给一个杂物间清理出来了好几条蛇，可过几天，附近的蛇可能又会重新躲过来，因为这个地方很适合蛇来躲藏。

有些村民会说，让我教他们一些捕蛇的技术，但这个教不了，太危险了。我在自己录的科普视频里面，也会提醒大家，那些捕蛇手法普通人一定不要去学，我们是在有很多经验的基础上才去做这件事的。

我在福建漳州的农村长大，7、8岁时开始接触蛇，从小就对蛇感兴趣，也比较了解。那时候其实家里的大人都不让我们小孩子玩蛇的，不让碰的，我的家人甚至都不敢看蛇，很怕蛇的，看到会大叫，但我不怕。

老家什么样的蛇都有，小时候我们那边农村比较落后，没有电视，也没听过那些关于蛇的科普，没法分辨哪个蛇有毒、哪个无毒，也不知道它们的名字，只知道是大的还是小的。后来才知道，老家的很多蛇都在国内毒蛇排行榜里。

我一直生活在农村，在老家种种柚子。这两年开始在福建漳州黎明救援队里处理蛇患，那边比较需要这种特殊的救援人员。有人报警的话，我们就去处理。

我以前也被毒蛇咬过，我们有一套自己的处理方法，村里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懂蛇的人会分享经验给我们，处理伤口的过程很复杂，速度也要非常快。我这次过来抓蛇也会随身携带一些消毒的东西。抓蛇其实很危险，有时会威胁到生命，被咬到有时也容易烂手指或者残废。

所以现在大家在灾后清理房屋的杂物时，一定要注意方法。水退完之后，这些蛇主要是在找觅食和居住的地方，会比较频繁地活动。搬动杂物时，一定要先看，再用棍子敲一敲，等一会儿，因为蛇很可能就躲在那些木板、竹子下面。确认没看到蛇，再用手去拿东西，不要一上来直接用手去扒，里面有蛇的话可能一瞬间就会咬到你。

有时候，蛇会对你发出警告的声音，会哈气，会呼呼响，听到这种声音就不要动了，不要再动它，让它走就可以了。

很多人问我，来这里抓蛇，这么多蛇，怕不怕？我怕就不会来了。但抓蛇时需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每一天都是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在这里也经常能感受到当地人的热情，他们邀请我吃饭，给我送水和饮料。

我一般是早上九点多出门，去排查，傍晚回来。但是这几天高温，太热了，再加上洪水过后，地表有那种热气蒸上来，汗如雨下，人很难受，有时就会选择傍晚出去抓蛇，那时候，蛇也会出来活动，用手电筒照着去抓，晚上十一二点再回来。

现在这边的蛇开始减少了，有关部门也在派专业的捕蛇团队来这边陆陆续续地处理，我也准备返程了，回去继续处理蛇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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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借人”贷款，房子先抵再卖， 业主维权一审胜诉后被改判

88岁母亲被77万条未读信息“包围”

72岁失独老人，和她余生的8份协议

记者/石爱华

编辑/宋建华

李响买房后，一直在这里经营着维修店

在盘锦做汽修生意的李响一直都希望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店铺，2016年，她向亲戚借钱，凑够143万元，在盘锦市双台子区吉祥小区全款买下一套底商。10年过去，她非但没有拿到房本，还被告知，这间铺子早已经被开发商抵押给了银行。

在吉祥小区，有8位业主与李响遭遇相同，涉及房款达千万以上。这些商铺的所有权到底该属于谁，随着业主、银行、开发商三方对簿公堂，关于这笔“坏账”一步步形成的台前幕后，也逐渐清晰起来。

买房六年后店铺被查封

10年前，李响看到盘锦市双台子吉祥小区的底商正在出售，有了买房的打算。此前，她一直在吉祥小区附近租赁店铺做汽修生意，每年的房租就要5万元左右，“租房成本高，长远看还是买房合适”，考虑到长期效益，李响下定决心买下一间底商。

李响记得，当时售楼处只允许全款购房，不能抵押贷款。她当时看中了一间195平米的店铺，距离她原来租的门脸只有100多米，这样可以避免失去附近的老客户。这套房全款要143万元，对于李响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字。为了拿下这套房子，她不仅拿出全部积蓄，还向亲戚借了一部分。

2016年3月，李响满心期待地交了全款，并与开发商签订了合规的购房合同，拿到了收据、入户通知，购房发票是后来在2021年开具的。那天付完款，工作人员没有立刻办理过户手续，而是告诉她，最快会在2016年7月份给业主统一办理房本。

李响所购底商属于吉祥小区二期，2016年7月，到了约定的时间，开发商并未如约办理房本。她到售楼处打听，工作人员告诉她，吉祥小区的第三期工程正在建设，等三期房子建好，手续齐全后一起办理房本。李响当时并未怀疑这个说法，也没有再去房管部门进一步核实，“毕竟可以入住了”。

虽然房子的过户手续没办完，但开发商已经交付钥匙，李响没有多想，便开始装修、入住、开业。“一切都挺顺利的”。

令李响不安的是，吉祥小区三期久久没有完工的迹象，这也意味着办理房本遥遥无期。李响的修车店开业后，她经常到售楼处咨询房本的事情，得到的说法也和最初一样。直到2022年底，她才从邻居那里得知房产可能被抵押了。

此后，8位和她同期购房的业主也陆续发现，他们的房子均已经被开发商抵押给了盘锦农村商业银行有限公司（现辽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盘锦中心支行，下文统一简称盘锦农商银行）。他们拿着购房合同和发票去房管部门咨询办理房本的事情，对方也告诉他们，因为房屋被抵押，无法办理房本。此时李响才意识到，她所购买的房子开发商早已经进行产权登记，并已经有了房本，并非像他们说的一定要等待三期建设完成才能过户。

吉祥小区三期项目目前处于停工状态

开发商“借人”贷款，绕开规定

记者梳理在案资料发现，吉祥小区的开发商盘锦人合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盘锦农商银行之间其实并非直接借贷关系，那为什么吉祥小区的房子会被抵押出去呢？

记者联系到人合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高管王瑞明，对方坦言，早在2014年，吉祥小区三期建设之时，他们就因资金问题曾找到盘锦农商行咨询贷款的事情，但被告知“无法贷款给房地产开发商”，只能找个人去借款。

王瑞明坦言，得知银行不对开发商直接放贷后，他找了几位相熟的朋友，让他们向银行办理个人借款，而人合地产以“担保人”的身份为实际借款人进行担保，并将其名下的房屋抵押给银行，其中就包括李响那间195平米的商铺。王瑞明说，借款人拿到钱后，直接把钱给到公司，这些钱实际也都用于公司的地产项目，“钱根本没过借款人的手，实际还款人也是公司”。

一位银行机构的从业者向深一度记者解释，银行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放贷属于“房地产开发贷款”，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国家对此类开发性质的贷款有硬性约束和放贷总量的限制，此外，对贷款企业的资质也有严格的要求。以个人名义借款，开发商做担保人，这种方法就绕开了房地产开发贷款的管理规定，这让一切看起来变得合规、简单，但也存在隐性的风险。

王瑞明说，2014年贷款后，他认为只要完成吉祥小区三期的建设，等到商品房销售出去，房款肯定足够偿还银行贷款，也可以将抵押的房产解押，但后来因手续、资金等问题这个项目被叫停、罚款，成了“烂尾楼”，借款人欠银行的钱也一直未能还完。

记者了解到，2016年、2018年，借款人、银行和人合地产三方曾两次重新办理了借款、抵押手续，以便“借新还旧”。

李响说，对于银行和开发商之间的抵押关系，她一无所知。从2016年3月入住房子以来，她的生活和生意一直也没有受阻，也因此一直才被蒙蔽。

图中商铺均已经被抵押给银行，而购房者们此前并不知情

优先受偿权与第三人撤销之诉

“我们有购房合同，有发票，房子也是我们实际住着，这几年的水电费能证明我们才是房子的实际所有人。”据李响了解，开发商与银行最后的抵押关系发生在2018年，是在她们购房之后，她认为，业主们手上的证据，让他们有足够的底气保住房子。但李响不知道的是，早在他们发现房子被抵押之前，银行通过法院调解，已经获得了涉案房产的优先受偿权。

2021年5月，因为借款人一直未能偿还借款，盘锦农商银行在双台子区人民法院起诉借款人及盘锦人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要求他们偿还欠款并对其借款抵押房产确认享有优先受偿权。

经过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协议提到，如果借款人无法按时偿还借款，银行拥有被抵押房屋的优先受偿权。李响认为，作为全款购房者，以及房屋的实际使用者，银行和开发商在进行调解时他们并不知情，也没有参与其中。几位购房者认为，银行和开发商之间的“调解协议”侵犯了他们的权益。

这种情况下，2023年，李响将盘锦农商银行和开发商盘锦人合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起告到了法院，向法院提起了“第三人撤销之诉”。要求法院撤销银行与开发商的抵押合同，并在不动产登记部门撤销商铺的抵押。此外，他们还要求法院撤销银行与开发商2021年达成的调解协议，撤销银行对房子的优先受偿权。

该案一审开庭时，盘锦农商银行方认为李响不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主体资格，且李响提起诉讼时已经超过了6个月的除斥期间。另外，银行方认为，他们与借款人和开发商达成的民事调解书不存在错误，因此不应该被撤销。至于银行与借款人还有开发商签订的抵押合同，李响无权撤销。

银行方认为，李响等业主提供的购房收据、水电费收据，只能证明其对涉案房屋进行使用，但确认他们是否为房屋的所有权人，除了要看支付房款外，还要完成登记过户手续才行。

改判的案子与再次上诉

2024年4月10日，盘锦市双台子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李响与人合地产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且原告履行了全部的付款义务，并且已经占有涉案房屋，应该认定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虽然李响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变更，但并非其自身原因导致，没有过错。

法院一审认为，虽然人合地产与盘锦农商银行的抵押合同在先，但根据庭审查明，房屋抵押合同从2014年至2022年共分三次进行，每次借款和抵押合同具有独立性，最后一次抵押时间为2018年，发生在房屋出售之后。人合地产在明知涉案房屋已经出售的情况下，仍然与银行签订抵押合同，其主观恶意明显，存在过错。而盘锦农商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在每一次签订抵押合同及办理抵押登记时，均应该对抵押物是否能够实现抵押权进行充分调查及定期排查，盘锦农商行未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具有过错。法院认为，人合地产与银行签订的抵押合同存在单方欺诈及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应该认定为无效合同。

对于“除斥期间”问题，法院在判决书中提到，虽然盘锦农商银行抗辩原告的主张已经超过了除斥期间，但综合全案来看，基于原告的实体权利，仍然可以通过再审、执行异议等途径再进行主张，为了防止程序空转，浪费诉讼资源，故对盘锦农商银行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一审判决银行与开发商之间的抵押合同无效，并撤销了银行对抵押房产的优先受偿权。

一审判决后，盘锦农商银行上诉到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

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行使撤销权应当受到除斥期间约束，撤销权存续期届满，权利随之消灭。而一审判决未对是否超过除斥期间进行认定而直接作出判决，并不妥当。

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提到，一审法院认定开发商与银行之间的抵押合同无效，是因为开发商单方面欺诈了银行，并损害了李响等第三人利益。但反观开发商与李响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并未告知购房人房屋已经抵押，这是否也存在单方欺诈了购房者的行为，那么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判决未对这个问题予全面评价，有失公允，最终撤销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

2026年4月3日，盘锦市双台子区人民法院作出重审判决，认为李响提起诉讼时，已经过了6个月的除斥期间，最终驳回了李响的诉讼请求。

李响说，现在房产归属问题依旧“悬着”，被抵押的房子尚未被查封，修车生意暂时可以继续做。

盘锦人合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高管王瑞明承认，在处理贷款和销售房屋中，公司确存在过错，他们现在正在与主管部门积极沟通，希望能恢复吉祥小区三期的建设，这样可以尽快还清钱，减少各方的损失。

目前，李响已提起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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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岁失独老人，和她余生的8份协议

一场MUET考试，至少10名替考者潜入考场

在麦田里出没的华北豹

记者/温婧 实习生黄依璇

编辑/余美英

原创视频: 为AI技术发展筑起一道防线 摄像/胡莎 剪辑/黄安琪

不久前，某地警方接到报警电话。报警人称，其收到一段女儿被绑架的视频，对方向其索要钱财，疑似AI诈骗。

接警后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发现该视频清晰度较低，确有AI合成的可能。

在这个AI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黑产可以通过高清显示屏播放合成视频骗过人脸识别系统。一段用AI合成的地震或海啸视频，能够获得广大的同情心，收割巨大的传播量。一段画面并不清晰的勒索视频，无法让人确定被绑的女孩究竟是真人还是算法生成的假人。

在真伪存疑的情况下，警方向瑞莱智慧团队寻求技术支持，使用瑞莱智慧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检测平台DeepReal对视频进行了检测，DeepReal当即给出视频为真的结果。

最终，警方顺利解救出被绑架儿童，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大家对这件事的印象都很深。”瑞莱智慧CEO田天说，“这让我们直观地看到自己研发的产品，在关键时刻所发挥的具体价值。”

在AI技术被越来越广泛地用于诈骗、伪造、网络攻击的今天，这家脱胎于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的创业公司用8年时间，为AI技术的发展建起了一道有力的防线。

做“50年以后”的事

2012年，田天还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本科生。那时，人工智能热潮还远未到来，业内普遍预测，人工智能落地还需要50到60年。

但田天还是凭着兴趣选择了这个方向。第一堂人工智能课曾让他多少有些落差，“上之前想的都是科幻电影里的机器人、有自我意识的AI，真正上课时发现做的却是让AI下象棋、玩小游戏这些具体的小任务。”不过，再前沿的技术，也得从基础问题一步步做起。抱着这样的想法，他开始了自己的学习和研究。

本科毕业后，田天在清华计算机系直博，研究方向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当时绝大多数人都在做判别式技术，生成式技术还远非主流，但他所在实验室的共识是：要做就做引领行业的事。

博士期间，田天逐渐把目光投向AI安全领域。2018年博士毕业时，田天没有步入学术道路，而是决定走向实践。

“我们在清华做研究时，张钹院士就提出了第三代人工智能的概念，强调要发展更安全、可靠、可信、可扩展的人工智能。”田天回忆，“当时看到人工智能所存在的问题，尤其是不够安全可控，导致没法广泛应用到更多行业场景中，就决定将学术研究转化为实际应用。”

他在博士阶段发表的多篇论文都聚焦于模型的鲁棒性问题，这为他日后进入AI安全赛道埋下了伏笔。

2017年、2018年，行业对AI落地充满期待，但田天和团队判断，如果安全问题不解决，这些期待都实现不了。“我们一直在做这个领域，知道它的瓶颈和短板在哪里。”

安全是前面那个“1”

2018年，瑞莱智慧成立。初始团队五六个人，都是清华实验室的同学。公司依托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发起设立，由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名誉院长张钹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朱军教授共同担任首席科学家。

“安全是AI使用的前提条件。”田天说，“安全是‘1'，其他的才是后面的‘0'。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AI根本无法发挥作用。”

那时候AI公司都在拼算法、拼应用场景，安全被认为是很遥远的事。“我们去推广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不接受，会觉得我们做这件事有点早。”田天说。

除了外部的不理解，还有公司方向的问题。公司的愿景是做安全、可靠、可信、可扩展的第三代人工智能，但具体从哪个产品切入、哪个行业先落地，没人能给出现成的答案。“刚起步的时候，更多的是迷茫，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好在转折来得很快。

公司成立不久，田天通过校友渠道联系到了一家金融机构。这家金融机构当时的风控系统采用传统技术方案，在关键指标上有明显的提升空间。瑞莱智慧的团队和客户一起，从业务需求出发，一点点磨合，几乎是用"联合共创"的方式，做出了第一版面向金融场景的AI风控产品。通过算法升级，性能指标得到了显著提升。

田天说，第一年就有项目顺利交付，还拿到了收入，对初创团队而言是极大的信心提振。

八年过去，市场终于证实了他们当年判断的正确性。随着大模型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了人工智能安全的重要性，这一领域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从业者。回想那段"超前"的日子，田天说：“我们是看准了它长期的价值和重要性，坚持去做，最终还是得到了认可。”

公司CEO田天

给AI大模型装上护栏

田天和团队发现，AI系统在真实场景中面临的安全挑战，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

比如人脸识别系统，看似已经非常成熟，但在对抗样本攻击面前却十分脆弱。攻击者只需在图像上添加人眼几乎无法察觉的微小扰动，就能让系统将一张脸识别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

再比如深度伪造技术，生成一段以假乱真的视频所需的算力和数据门槛正在急速降低。几年前还需要高性能GPU集群才能完成的工作，如今一台普通电脑加开源工具就能搞定。“攻击的成本在下降，但防御的难度在上升，安全的问题只会越来越突出。”田天说。

与此同时，团队也注意到，市场上几乎没有专门做AI安全的公司。大部分AI企业都在追求算法精度和应用场景的拓展。田天说，正是基于对这一结构性缺口的判断，瑞莱智慧从一开始就将自己定位为一家AI安全公司。

事实证明这个定位是准确的。随着大模型时代的到来，AI的安全问题从“潜在风险”变成了“现实威胁”，而瑞莱智慧的产品体系，恰恰对应着其中三种重要的问题。

第一道防线是对抗AI的伪造。用AI合成图片、视频、声音的深度伪造技术正在被黑产用来诈骗、造谣。田天提到，人脸识别身份核验系统被大量应用于金融机构，初衷是帮助用户便捷办理业务，但黑产利用AI合成技术仿冒成受害者通过验证。“这种攻击手段已经给很多金融机构和个人造成了实际损失。”

瑞莱智慧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检测平台DeepReal，专门用于判断一段内容到底是真实的还是AI合成的。而在人脸识别场景，瑞莱智慧推出了人脸AI安全防火墙RealGuard，能在攻击发生时识别并拦截，“从而避免潜在损失的发生”。

第二道防线是修复AI自身的脆弱。大模型时代，幻觉、偏见、数据泄露、被注入恶意指令等问题开始浮现。瑞莱智慧采取了攻防两端的策略。一方面，团队研发了红队模型，主动对市面上的主流大模型进行对抗性测试。他们发现包括OpenAI的GPT-4o、Google的Gemini在内的头部模型，在自动攻击下都可以实现100%的攻击成功率。“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震撼，”田天说，“这说明行业内非常头部的企业和模型，也存在很大的安全缺陷。”

另一方面，瑞莱智慧提供安全加固方案——给大模型装上"护栏"，确保其在任务中输出可信、可控、符合规范的内容。2025年初，清华与瑞莱智慧联合团队推出RealSafe-R1系列大模型，在多个基准测试中有效增强了对各种越狱攻击的抵抗力。

第三道防线是预防实体世界的风险。2026年，随着智能体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兴起，AI正在从"回答问题"的对话框，进化为"执行任务"的行动者。风险也随之从虚拟世界延伸到物理世界。“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安全更直接，因为它是在物理世界里，如果没办法应对特殊情形，很有可能伤害人类，直接对人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田天说。瑞莱智慧也已布局这些前沿领域，“随着具身智能的发展，我们希望在前沿领域持续开展安全相关的研究和技术研发，适时推出新的AI安全产品。”

瑞莱智慧团队

八年服务数百家客户

田天团队不仅是AI安全的践行者，也是AI产业发展的见证者。

在瑞莱智慧的发展历程中，团队亲历了AI产业化的起起伏伏。公司刚成立时，AI技术仍以判别式模型为主，人脸识别、语音识别是主流应用，行业对AI落地充满信心。当时许多人预测自动驾驶系统一两年内就能大规模落地。但由于安全性、可控性和泛化性问题无法解决，重点行业的落地遇到了很大障碍，AI产业一度进入低潮期。

“很多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业务作了调整。”田天说。但2022年底之后，大模型技术被广泛看到，AI迎来了新一波快速发展。“同一套模型在许多不同的领域都能发挥作用，很多全新的应用场景被新技术开启。”瑞莱智慧也在这个过程中受益，快速推动产品迭代和市场拓展，站在了浪潮的前端。

从2018年到现在，瑞莱智慧已经走过了八年。公司围绕“为AI提供全方位安全基座”，推出了大模型安全评测平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检测平台DeepReal、人脸AI安全防火墙RealGuard等一系列产品。服务客户数百家，包括央国企、金融机构等。

团队多次在各类国际测评和竞赛中斩获冠军，并在ICML、NeurIPS、ICLR、CVPR等国际顶级会议上发表论文数百篇，参与了50余项国际、国家及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累计获得各项知识产权300余项，其中授权发明专利180余项。研究团队还参与承担了科技部、工信部等部委发起的多个国家级重大项目建设任务。

但挑战从未停止。“那些黑产攻击者的技术手段也在快速迭代，也在规避我们的检测技术，”田天说，“所以我们得不停地迭代，一两周就得有一个版本，不停的往前跑。”

田天今年35岁，团队平均年龄27、28岁。在他看来，这一代年轻人“更有追求，更愿意去做一些有长期价值的事情，而不愿意接受一份平庸的日常工作。”

八年过去，瑞莱智慧的产品切实应用在了政务、公安、金融、科研等很多重要的场景，但让田天真正觉得这件事值得做下去的原因，是希望“让我们的成果走出实验室，成为用户信任、使用人工智能的理由。”

对田天来说，这不是一个阶段性的任务，这正是他口中“有长期价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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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岁失独老人，和她余生的8份协议 一场MUET考试，至少10名替考者潜入考场

在麦田里出没的华北豹

记者/颜星悦 实习记者/林海欣

编辑/宋建华

王勋和女儿帮母亲清理手机里的信息| 央视截屏

王勋走进母亲所住的养老院房间，此起彼伏的手机提示音不间断地响起。出于好奇，他拿起母亲的手机，打开微信，屏幕跳出一列刺眼的红点：1200个企业微信账号，1900多个群聊，773994条未读消息，让他瞬间感觉掉进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王勋让女儿帮忙拉黑、退群、删除私信。40分钟后，女儿崩溃了——退群的速度远比不上被拉进群的速度，“删一个群，反过来给你加三个。”

被手机海量信息困住的人，正是自己今年88岁的母亲，退休前是南开大学的行政老师，副教授级别，为人和善，一辈子讲原则、重体面，如今却被各种数字骗局包围着。仅2025年12月到今年5月，母亲微信账单里能追溯到的诈骗金额就超过19000元，而她本人直到现在都没觉得自己被骗。

“说白了，这些群和账号全是奔着她的养老金来的。”王勋说。

以下是王勋的讲述。

半年被骗19000元

今年大年初一，我带着妻子和孩子去养老院看母亲。聊天的过程中，她手机里的微信一直在响——“叮咚、叮咚……”，整个上午就没停过。

我就问：“妈，你手机怎么总在响，这么多信息的吗？”

母亲很骄傲地说：“这都是我的朋友！过年了，都在问候我呢。”

听到这话，我心里一下子犯了嘀咕。一个养老院独居的老太太，哪来这么多朋友？我一边说“让我看看行吗？”一边把她手机拿过来——她其实不太愿意让我们看她的手机。这一看，把我惊到了，满屏都是微信群的红点，什么“好物分享群”，什么“爱你的弟弟”…….一共1200多个企业微信账号，1900多个群聊，773994条未读消息。

我和妻子先删了一阵，累了，又叫20岁的女儿过来帮忙。女儿删了40多分钟，最后跟我说，根本删不完——“删一个群，反过来给你加三个。”

后来我知道了这背后的原因，还是客服告诉我的：企业微信群聊人数超过40人，邀请入群需用户确认，但不超过40人的小群，好友可直接拉人，无需同意，平台目前也没有统一拦截设置。也就是说，只要每个群控制在40人以内，骗子就可以不经过任何确认，把老人反复拉进新群。

这些群有很强的针对性，群内成员大多是老年用户，搭配一两个企业微信营销号。这些营销号其实根本不是人，而是AI，批量拉群、批量发消息，你靠人工删，怎么可能删得赢？

母亲对智能手机一知半解，她只会点开看视频、点转账，连群消息免打扰都不会设置。2026年发布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16.46%的银发用户基本不会使用手机、需他人全程协助，52.41%仅会打电话、微信、看视频等简单功能，真正能独立操作常用功能的仅占24.44%。母亲就是那大多数——拿着高配置的手机，用着最基本的功能。

这些群和账号，说白了全是奔着她的养老金来的。我翻了2025年12月到今年5月这半年的账单，母亲总共被骗了超过19000元。细细捋下来，套路主要分三种。

第一种是保健品附带情感诈骗。骗子一般组建40人以内的小群，不需要老人同意就可以直接拉入，在群内推荐各类保健品。母亲买完之后，群主便天天在群里夸她，“阿姨您真有眼光”“您是聪明人”，再放个赞赏码出来求打赏。这种大多是商家企业号，在微信平台有店铺押金，还能追溯。发现母亲被骗后，我找微信团队调了一年的账单，目前也只追回了6176元。

第二种是时事观点类视频号的情感诈骗。他们要么把社会新闻截一段下来，弄个“切片”，然后歪曲解读：“你看现在的子女不关心老人，造成老人出事”，要么输出迎合老人心理的“毒鸡汤”，如“子女就是想管你的钱”“老人要对自己好一点”。视频底下挂着赞赏码，默认金额设成128元、138元、168元。老人看着觉得说得对，一点赞赏，钱就转出去了。

第三种是纯情感诈骗。啥也不提供，就是博同情。骗子把自己包装成孤儿，发一些唱歌卖惨的视频，可怜巴巴地说：“我很可怜，但我要自强不息，姐姐阿姨我很爱你们，希望你们能帮帮我。”这里面还有很多AI合成的虚拟人。这些骗子专挑夜里和老人聊天诱导转账，母亲微信账单里就有好几笔这样的账单，都是私人账号，钱转出去就根本无法追回来。

母亲手机里的赞赏码和支付账单

手机成了唯一“窗口”

母亲为什么住进养老院？说到底，我们母子之间的矛盾，从十几年前就埋下了。

2004年，我爱人怀孕，我把母亲从天津接到深圳同住。本想着一家人互相照应，可真住到一个屋檐下，才发现处处拧巴。首先作息就对不上。她一辈子早睡早起，晚上10点准上床休息，我们年轻人下班到家就9点多，还要准备第二天的许多事。更深的一层是观念鸿沟——她年轻时形成的处世经验，放到今天已和现实脱节，我们聊什么都聊不到一块儿，说不了三句话就得呛起来。

真正埋下矛盾根子的，是保健品。母亲刚退休那会儿在天津就接触了这类产品。到了深圳，小区周边的保健品、理疗体验店更是遍地都是。我劝过她好多次，说这些产品夸大宣传，不值这个价。她每次都一句话顶回来：“我花的是自己的养老金，买我喜欢的东西，还用得着你管？”

我们拌了多少嘴。我不认同她的想法，但也不想跟她吵。毕竟母亲要强了一辈子。大多时候我就听着，不接话，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才送她去养老院，她不爱和人同住，我给她安排了单人间。

养老院实行封闭式管理，老人不能随便外出。要带她出去吃顿饭，都得提前给院方写请假条，签字确认往返时间。她每个月交完养老院费用，剩的3200多块钱，月月都花得精光，全砸在这些保健品上，有时候不够了还要找我要。

院里不少老人用的是只能打电话的按键老人机。我弟弟之前提议，干脆给母亲也换个老人机，从根上断了被骗钱的可能。机子买好了送过去，母亲说什么都不肯要。

我懂她的心思——一辈子好体面，到老了也不想落于人后。实话说，她在养老院里能说上话的人不多。母亲性子傲，总爱对大大小小的事评头论足，院里护工也都顺着她哄，说什么都应“您说得对”。要是连智能机都收了，天天就自己在小屋里待着，那跟坐牢也没太大区别了。我之前看过一个数据，银发人群月人均上网时长达到129小时（日均超4小时），且深夜0点仍有超过30%的银发用户活跃在线。

智能手机成了她跟外界连接的唯一窗口，是母亲排遣寂寞的“玩具”，也是她维持体面的道具。她的微信名还是保健品业务员给起的，夸她“走在时代前沿，跟别的老太太不一样”，她特别喜欢，一直用到现在。

算下来，母亲前后用了五部智能手机。前三部是我和妻子换下来的旧手机，第四部和第五部是全新的，和我同款——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512G，5000多块钱。可就是这个配置，她还是总说手机卡、不好用。一开始我还纳闷，直到翻看她微信才明白，光微信占的内存就快把存储塞满了，能不卡吗?

母亲被拉进各种营销群中

“是好人还是坏人”

之前央视来采访，我跟养老院说是给老人拍短片，怕动静太大。结果采访那天，母亲特别高兴，逢人就说中央电视台来采访她了，很得意。

后来5分多钟的成片发布了，我拿给她看。看完她沉默了一会儿，抬头问我：“这个视频里，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当时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我跟她说：“您是受害者，您被骗了。”她立刻就反驳：“我没有被骗，那些都是我的朋友。”

到今天她都不觉得自己被骗。我把账单一笔一笔摆给她看，她也不承认。

之前为了帮她把钱管好，我曾把她的身份证和银行卡收了。她还说要去法院告我，后来又跑到街道党群办去投诉我，还打电话给上海老家的亲戚们告状，说我不孝顺。长辈们轮番打电话来问，我也没法挨个解释，只能先低头认错。

说起来我也很自责。我们这代人很含蓄，长这么大，几乎没有跟母亲说过一句“妈妈我爱你”，觉得肉麻。可骗子不一样，人家天天把好听的挂在嘴边，“阿姨你真好”“我爱你”……变着法儿地夸。现实里没人跟她说这些，网上有人天天说，她可不就信了吗？

这也不是我母亲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境况。据我所知，养老院其他老人也是这样，老人退休工资按月发，手里有钱，感情空虚，很容易就被骗子盯上了。以前还是真人冒充业务员，现在都是AI了，批量收割，防不胜防。

现在我给母亲的微信开了未成年人模式，平均半个月到20天去看她一次，一方面是照顾她，另一方面也帮她清清手机内存，看看账单有没有异常，毕竟在手机上新的群还在不断拉她进去。

拉扯了20年，其实我也慢慢想开了。她都88岁的人了，道理讲不通就不讲了，能快快乐乐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只是有时候想起她问我的那个问题——“我是好人还是坏人”——心里还是难受。她活在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里，一辈子觉得自己是好人、做的是好事。她不知道，那个她信赖的、充满“朋友”和“关爱”的数字世界里，藏着那么多骗子。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王勋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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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田里出没的华北豹

一个社会学博士在县级养老院当“护理员”

把放弃治疗的决定权，交给一个外人

记者/赵婷婷

编辑/李泽伟

原创视频：瞄准“颠覆性技术”的年轻人摄像/刘畅 吕安琪 剪辑/黄安琪 配音/傅辰林

在朝阳区大望京商务中心，一群年轻科研创业者正围绕单分子蛋白质测序、脑机接口、脑部给药等前沿方向，把论文、专利和实验数据一点点推向真实产业。这里的创业故事没有那么轻快：有人为筛出一种可用传感器，反复试验上千次；有人从类似车库的简易空间起步，做出对标国际产品的植入式微电极；也有人手握国际顶刊的科研成果，却要重新学习如何把科学语言翻译成产品语言、资本语言和市场语言。

对这些瞄准“颠覆性技术”的青年团队来说，技术突破只是第一关。场地、资金、实验室、注册检验、供应链、融资、临床资源，每一道关都可能让项目停在产业化之前。

朝阳区通过“朝阳青创15条”和朝阳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简称“朝阳中心”），把免费工位、租金补贴、金融支持、实验室资源、产业链对接和投融资服务串成一条链，试图让那些还藏在实验室、论文和专利里的硬科技项目，真正找到落地生根的土壤。

让年轻科研团队“轻装上阵”

1998年出生的陈慕天，已经习惯了在科学语言和创业语言之间切换。

他是明秩科技联合创始人。这家公司源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成果转化，团队深耕单分子蛋白质测序领域。对普通人来说，这听起来像一个距离日常生活很远的科研名词；但在生命科学和精准医疗领域，它意味着一种更底层、更前沿的检测能力：如果能够准确识别单个蛋白质分子的组成和变化，未来就可能为疾病诊断、药物研发和生命机制研究打开新的空间。

这样的技术并不容易从实验室里长出来。

过去7年里，明秩科技团队反复筛选过上千种传感器。从传感器设计、膜系统开发、生化体系优化，到芯片与仪器的研发设计，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彼此匹配，才能让实验结果稳定复现。最困难的时候，团队研发的所有传感器都无法精准识别氨基酸，不少成员开始动摇。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一款全新传感器诞生之后。

当设备终于能够有效检出20种氨基酸时，整个实验室都欢呼了起来。陈慕天后来形容，那一刻的喜悦，“就像发射火箭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但对科研创业者来说，火箭进入轨道，并不意味着商业化已经抵达终点。

技术取得突破后，新的问题迅速出现：怎么定义产品？怎么控制成本？怎么保证工程质量？怎么建立供应链？怎么把专业科研成果讲给投资人、临床医生和潜在客户听？科研更关注原始创新，创业却要求团队同时面对产品、市场、资本和管理。

陈慕天坦言，科学家创业最大的挑战之一，恰恰是思维模式的切换。

就在团队为产业化路径发愁时，朝阳中心向他们抛出了橄榄枝。2025年5月，明秩科技正式在朝阳区成立总部公司。随后，朝阳区人才工作局等部门将“朝阳青创15条”相关政策送到企业面前。

“此前总担心场地、资金成为创业阻碍，没想到这里提供免费工位和各类补贴。”陈慕天说。

这句话，几乎说出了很多青年科技创业者最现实的压力。硬科技创业不是租间办公室就能开始，背后往往需要实验场地、研发设备、人才住房、融资支持和长期投入。对于一家刚从实验室走出来的企业来说，早期每一笔成本都可能影响项目能不能继续往前走。

朝阳区推出的“企步+企飞”梯度空间体系，正是试图先帮这些团队卸下第一重包袱。初创企业可以免费获得注册地址、共享工位和会议空间；进入成长期后，还能享受逐年递减的租金补贴。配套的住房保障政策，则帮助团队稳定核心研发人员。首贷贴息、融资奖励等金融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外部资本对企业的信心。

在技术突破和政策托举的双重作用下，明秩科技在2025年底达成千万级融资意向。如今，企业已经从实验室研发阶段进入工程样机阶段。陈慕天把这个状态称为“从0到0.8”。

这个说法很准确。它没有把科研成果转化包装成一夜成功的故事，也没有回避从样机到全面商业化之间仍然漫长的距离。对许多颠覆性技术项目来说，创业并不是从0到1的一次跳跃，而是从0到0.1、0.3、0.8的持续攀爬。

析芒医疗的经历，也印证了这一点。

这支源于北京大学集成电路学院的团队，早在20余年前就开始进行神经电极研发。脑机接口兴起后，他们意识到，自己手中的技术正是这一领域的核心器件。创业初期，团队只有五六个人，办公地点像一个简易“车库”。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研发出国内唯一对标美国犹他电极的植入式微电极产品，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和产品垄断。

但随着技术成熟，原有空间已经无法支撑实验室建设和产品迭代。团队需要更稳定的办公场地、实验室条件、生产资源和产业链支持。

“朝阳青创15条”出台后，析芒医疗入驻朝阳区。场地租金减免、实验室配套、人才保障等支持逐一落地，缓解了团队最迫切的发展压力。如今，析芒医疗已拥有十余项脑机接口相关核心技术专利，第一代芯片性能满足植入式脑机接口要求，第二代“高通道采集+电刺激芯片”也在研发中。

明秩科技和析芒医疗的故事共同指向同一个问题：青年硬科技创业者真正需要的，不只是一次资金扶持，也不只是一个办公地址，而是一套能够陪伴他们跨过早期不确定性的系统。

从实验室成果到工程样机，从技术样品到注册检验，从几个人的小团队到能够承接产业化任务的公司，每一步都需要空间、资金、人才、政策和产业资源的支持。

朝阳区不是简单地等待成熟企业落地，而是主动去高校、医院、实验室和科研团队深处寻找项目，把那些还藏在论文里、专利里、脑海里的前沿技术“挖”出来，再通过中心培育、政策承接、资本对接和产业资源加速，让年轻科学家有机会把全球前沿基础研究，真正转化为有竞争力的硬科技企业。

朝阳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

从“单打独斗”到“全链条陪伴”

朝阳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陈冰介绍，随着青年创业群体不断壮大，创业需求也日益多元。结合前期问卷调研、实地走访的数据，场地缺乏、融资困难、人才保障、上下游产业链对接不畅等，是科创企业初期普遍面临的痛点。立足企业真实诉求，朝阳区跳出单一扶持的传统思路，以朝阳中心为核心载体，从单个项目试点起步，逐步拓展孵化范围，实现科创孵化从“单打独斗”到“全链条陪伴”。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医疗器械项目部副部长张旭介绍，2025年4月份，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跟朝阳园管委会共建了朝阳中心。朝阳中心的核心任务就是挖掘、筛选、培育具备颠覆性潜力的科创项目。“运营一年多来，朝阳中心面向全国遴选颠覆性技术项目600余项，聚焦医疗器械和光电两个领域，2025年推出了100多个项目入库，从中选择了19家优质项目落地朝阳，包括天爔科技、析芒医疗、明秩科技等。”

科创孵化要打造的是全链条陪伴式成长体系。朝阳中心建立起从项目挖掘、论证、立项，到培育、执行，再到落地、转化、资源对接的全流程服务链条，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项目定制个性化培育方案。对于还处于实验室阶段的技术，依托国家颠覆性项目专项给予科研支持，协助团队完成机理研究、可行性验证；对于已具雏形的创业公司，主动对接上下游厂商、投资机构、临床资源，补齐发展短板；对于步入稳定发展期的企业，则助力拓展市场、对接应用场景。如今，一批早期试点项目已经发展成熟，有的从临时孵化场地迁入独立办公场所，有的持续拓展产品线、扩大团队规模，还有的依托区域资源打开市场，企业发展势头强劲。这套全域、全链条孵化模式，串联起政府、园区、企业、资本等多方主体，实现了资源互通、优势互补。

天爔科技的成长历程，正是“全链条陪伴”模式的生动写照。黄山云带领的天爔科技团队，手握天坛医院一项原创脑部给药技术，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国际顶刊《Cell》。该技术能够绕过人体血脑屏障，将药物高效递送到大脑损伤部位，对于脑卒中患者意义重大。据了解，我国每年新增脑卒中患者超300万，其黄金抢救时间在4.5小时以内，传统给药方式难以穿透血脑屏障，而这项新技术能够实现快速、安全地将脑保护药物递送至病灶区，延长抢救时间窗口，拥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

早在2022年，朝阳中心便开始持续跟踪 该 项目，依托国家颠覆性 项目 专项 对其 提供前期科研支持，协助团队厘清技术原理，完成临床可行性预 演 。在技术验证成熟后， 朝阳 中心又主动整合产业资源，一方面对接技术合作方、生产厂商，完善产品研发体系；另一方面积极链接各类投资机构，为企业搭建融资渠道。在 朝阳中心的 全程协助下，团队顺利完成公司组建 ，并于2026年1月正式迁入朝阳区。落地之后， 全链条陪伴 体系持续发力：办公场地、实验室租金减免等政策 兑现 ，投融资对接服务常态化开展 。目前，天爔科技的产品已经进入医疗器械注册检验阶段，待完成 临床试验后，即可正式注册上市。

驻朝空间提供一站式创新服务

“组合拳”打造科创协同新生态

如果说朝阳中心是培育科创项目的核心阵地，那么“朝阳青创15条”就是贯穿全域的政策主线。朝阳区聚焦青年科创发展全周期，打出政策与平台协同的“组合拳”，构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的青年科创服务体系 。

陈冰介绍，“朝阳青创15条”锚定的是35周岁以下、首次在朝阳创业且不超过3年的青年科技人才，政策设计直达企业痛点，覆盖办公、住房、融资、研发、服务等各大领域，每一项举措都精准务实。办公方面推行“企步+企飞”梯度支持模式，初创企业可免费使用注册地址、共享工位与会议空间；企业步入成长期后，可享受逐年递减的租金补贴，有效缓解场地压力。资金方面构建多元化金融扶持体系，推出首贷全额贴息、单笔融资利息补贴、天使轮融资奖励等举措，真金白银为企业“输血”。研发领域针对性提供扶持，企业租用实验室、使用算力资源，均可按照规定申领补贴，最高可达50万元，全力助力硬核技术攻关。在服务上，建立白名单机制，开通专项通道，园区管家全程护航。“就是要解决青年创业最现实的难题，让每一个有梦想的青年都能在朝阳放手一搏。”陈冰说。

除核心创业扶持政策外，朝阳区还围绕青年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系统性发力。引才方面，通过朝阳国际人才创业大会（ITEC）、“凤凰计划”等政策，以及朝阳中心、山河湾谷等平台，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引才，构建多元化引才格局；在培育上，通过活动、培训等载体为青年人才持续赋能；在留用与发展上，为“凤凰人才”及各类人才提供服务保障，解决干事创业后顾之忧，开放应用场景、对接市场资源，让企业获得发展支撑。各类政策、平台、活动、服务协同发力，如同浇灌幼苗一般，在人才成长各环节持续赋能，助力青年人才在朝阳落地生根、发展壮大。

政策的生命力在于落地。为了让创业者“看得懂、用得上”，朝阳区定时联动园区、街乡开展宣讲会，把园区变成服务管家。同时，政策还在不断迭代。“科技企业发展变化很快，我们的政策修订也要跟上。”陈冰透露，下一步将推动OPC（One-Person Company，一人公司）创业人才纳入政策扶持范围，配套专项支持举措。“时代需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相结合。这些创新从哪里来？从项目来，从人才来，只要项目足够好，朝阳区会打通区域的政策资源渠道，提供全方位支持保障。”陈冰说。

从“外来客”到“扎根者”

在朝阳中心，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创业者汇聚于此，互通资源、携手共进，从初来乍到的“外来客”，逐步转变为深度融入朝阳、共建共享的“扎根者”，实现了企业发展与区域产业升级的同频共振。

析芒医疗扎根朝阳后，除了获得办公场地等支持外，还借助朝阳中心搭建的产业链平台，对接GMP生产车间等产业资源，补齐生产环节短板。团队成员也积极参与各类行业交流、青年社群活动，与周边研发团队交流技术经验，形成了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为项目投钱这件事情，全国各地可能都在开展，但这种资源式的点对点链接，帮我们解决上下游产业链的复杂问题，是很难得的。”赵博轩说。

天爔科技、明秩科技的青年团队也在朝阳中心的帮助下，积极融入本地生态。对于这群正在创业的青年人而言，朝阳区早已不只是一个办公的地点，而是共同奋斗、共同成长的家园。创业者不再是孤身打拼的“外来者”，而是区域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大家互帮互助、资源共享，形成了团结融洽、积极向上的氛围。

如今，朝阳的青年科创生态已然成型。一支支青年科创团队在这里扎根，一项项前沿技术在这里落地，一个个创新梦想在这里开花结果。纵观朝阳的青年科创培育模式，其核心逻辑已经逐渐清晰：由朝阳中心负责项目选拔、前期培育、成果转化，朝阳区人才局等部门做好落地保障、资源加速，两类主体协同发力，构建起“挖掘—培育—落地—加速”的完整闭环。

“只要有尊重长期研发的政策、有专业高效的服务、有资本和产业生态的协同，青年科学家完全可以在这里把全球前沿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有国际竞争力的硬科技企业。”陈慕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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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岁失独老人，和她余生的8份协议

一场MUET考试，至少10名替考者潜入考场

在麦田里出没的华北豹

记者/朴云

编辑/郝鸣

7月11日，“此心安处是潍坊——山海潍坊·相约北大”城市推介活动在北京大学举行

2026年7月11日，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此心安处是潍坊——山海潍坊·相约北大”城市推介活动在这里举行。潍坊市委书记刘运，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董志勇等出席。与此同时，“才聚潍坊——直通名校”北京专场招聘会同步举行，面向2027届应届毕业生开放岗位。

这不是潍坊市第一次组织庞大的政府与商业代表团来北大“抢人”。2023年，潍坊市政府就向在京学子们发出“到潍坊创业圆梦”的邀请。抢人还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向学子和企业家们，全方位展示潍坊宜业、宜居、宜养、宜游的城市底色。

沂山高，潍水长，北京两小时到潍坊，就可以拥抱这座具有两千多年建城史、12个千年古县的城市。104家A级旅游景区、116座博物馆共同书写着山海相依的历史，百里海岸线与万亩盐田则勾勒着这座工农业巨轮上的现代版图。为了更好地融入首都“2小时生活圈”，潍坊还特意推出活动，2026年7月1日—12月31日持周五G891次列车车票当周可享潍坊37家景区优惠。周五下班走起，周日傍晚返京，两天足以让人们流连青砖黛瓦、状元故里，领略这座矗立于渤海之滨的城市的魅力。

十五五期间，潍坊冲击“GDP万亿俱乐部”

静水深流，炼就腾飞奇迹

7月11日下午，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北京潍坊企业商会会长、姿美堂集团创始人徐熙明敏锐地在潍坊卫健委推介官的演讲中，捕捉到了一个点——

“北大在人工智能的研究方面成果显著，但他们需要找落地场景，比如人工智能+医疗健康方向，这是大家公认的有大机会并且社会效益良好的方向，但在北京不一定有落地的场景，而潍坊的医院和卫健体系或许恰好可以匹配他们的成果去落地。”

这是一个在商海打拼近二十年的企业家老辣的判断与前瞻，他一下子兴奋起来，在他眼前，家乡那熟悉又陌生的产业图景PPT还在依次闪过：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潍坊冲击万亿城的关键一年，一季度，潍坊GDP完成1940.5亿元、增长6.4%，实现五年来最好开局。

当人们惊异于这座人口九百万、一手工业一手农业的城市，居然要冲击“GDP万亿俱乐部”时，这座城市早已经历了太久的静水深流。20世纪90年代，潍坊大力发展‌轻工、纺织、机械、化工、电子、建材六大支柱产业，为整个城市重工业的腾飞奠定了基础。2000年之后的二十年间，潍坊进行了两次全产业的升级，一次淘汰了落后产能，实现了制造业向自动化、智能化初步转型；之后的十年，又实现了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全链条数字化改造。

和一座城市的腾飞类似，个人的发展往往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爆发之前需要经历长时间的积淀与积累。2008年，徐熙明也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多学科交叉的专业背景冥冥之中给他指了一条路。彼时，以淘宝为代表的电商崛起，生物技术应用热火朝天，徐熙明敏锐地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交叉点，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开淘宝店，卖胶原蛋白产品。

“那时候也没得选，只能背水一战。”徐熙明说，六千块，这是他的全部身家，命运之手把他推向互联网+健康的产业领域。之后的十七年中，他完整地走完一轮互联网创业周期。家乡一山一水一学堂在他身上种下“潍坊精神”的因，此时结出了果，老师、家长一句句的教诲，内化成为他的人生动力和面对波折的定力，支持着他一路走下来。

如今，以徐熙明为代表的一批潍坊籍企业家，凭借着力争上游、踏实坚韧的潍坊精神，在全国各个领域深耕打拼，做出成绩；而在他们身后，家乡潍坊站在制造业打造的基底上，却并未满足于制造业，在迈入“十五五”之后，潍坊全力打造一张“宜居颐养·健康潍坊”新名片：全市创建国家级重点专科10个、居全省第一；卫生技术人才达到8.97万名；聚焦全龄服务，打造“三级统筹联动，医防康养融合”的潍坊模式；完成备案托育机构511家，完善养老托育配套，兼顾青年安家育儿、长辈康养照料的需求。

2021年7月，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在潍坊峡山正式投入运营，为潍坊的高精尖技术发展版图再下一城。五年间，这里建成了7大公共科研服务平台、44个独立课题组，集聚920名高端创新人才。研究院在全球首次构建了西瓜属、葡萄属超级泛基因组图谱和六倍体小麦完整基因组图谱，23项成果实现就地转化，累计产生经济效益近8亿元。

活跃在各地的潍商们也为家乡和高校充当着双边交流的桥梁。在京潍坊商会也不例外，作为会长，徐熙明的路径十分清晰，围绕着潍坊的产业规划，辅助家乡政府来对接北京的高端技术资源和人才资源。

这个过程也给在京的潍商们提供了机会。徐熙明坦言，如今传统赛道已然杀成红海，大家都面临着转型需求。“老家政府带着大家，去敲开高等学府的门，门开后我们就跟着进去，赋能新的产业。”

推介官对潍坊的城市优势进行介绍

要“宜业”，更要“宜居”

如今，一说到潍坊的农业，就不得不提孕育出1400亿元总产值的现代农业，它不仅储备着优质原粮，更培养出高附加值的产业长链；而一说到潍坊的工业，就不得不提全国41个工业大类，潍坊就有37个，制造业的31个门类则实现了全覆盖，动力装备、智能农机两大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这意味着造车不用出市，就能配齐一辆商用车。”在北大城市推介会现场，一位推介官如是说。

潍坊深切地知道，这一连串闪耀的成绩，是产业背后一个个具体的人托起来的。如何体现城市招揽英才的诚意？真金白银和政策就是最有力的保障。2025年，潍坊市级安排了2.1亿元用于人才生活补助和购房补贴，2026年仅一季度，寿光就为1727名青年人才发放生活补助705万余元。

人才引进来，更要留得住。北京大学博士后迟程，就是被潍坊的真金白银和真情实意“留下来”的一员。毕业时，迟程本可以留京，但她选择到潍坊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做研究员、蛋白质结构与功能课题组组长，“没有高房价，没有长距离通勤，但有山水有美食，有扎实的企业和务实的政府。”迟程说，这就是她留在潍坊的理由。

此心安处是吾乡。然而让人停下脚步的，不仅仅是“宜业”，更是“宜居”。

为了让每个来潍青年都能踏踏实实地选择一方自己的心仪住所，潍坊市打造了49处总建设面积574万平方米的省市级“好房子”项目，并出台《住宅品质提升实施意见》，优化《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确认办法》，同时，践行住建部“6633”好房子标准，推行全周期质量监管、“先验房后收房”制度，保证购房者权益。

此次北京大学推介会上，潍坊市住建局还发布了对北京老乡的专属购房优惠政策——通过官方一对一陪购，可获得真金白银的购房补贴和交通补贴。“沂山高，潍水长，北京两小时到潍坊。”由潍坊市委领导担任的城市推介官如此说道。这不仅仅是一句宣传口号，更是潍坊接入首都“两小时生活圈”的一种真实的生活图景。便捷的交通不仅拉近了两地的时空距离感，更让迟程的生活不再是遥望——早起肉火烧，午间朝天锅，晚餐鸡鸭和乐，寿光的蔬菜潍县的萝卜，从此成为京潍共享的盛筵。

除此之外，连续十年，潍坊将超80%财政支出投向民生。由125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186家养老机构、495家日间照料中心、573家农村幸福院、737家助老食堂所构建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为老人安居提供了便利条件；市级智慧养老服务中枢平台、充足的护理型床位和常态化的医疗机构上门服务，则为在事业上打拼的儿女们多添一双“眼睛”，守护着他们最牵挂的父母；遍布城乡1075处城市公园、1149处口袋公园，让“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日常。

择一城安一家，年轻人最看重什么？在推介会现场，有学生来到潍柴动力、歌尔股份以及潍坊的高校、医院、科研机构的招聘摊位前咨询，他们告诉记者，在挑选心仪的城市时，除了自身所学专业和求职单位的匹配度之外，他们最看重的，就是整个城市的产业发展前景、生活环境、以及人才引进政策。“毕竟真金白银给到年轻人，大家起步的压力就会小很多，也更有底气。”在现场，一位学生说。

大到住房、小到交通，潍坊市为“新潍坊人”的安居提供了保姆式的服务，筹建人才公寓1.1万余套，发放的3126张“潍坊惠才卡”为引进人才提供配偶就业、医疗保障等专属服务。为了让引进的人才能迅速、安心落户，潍坊市政府还推出了人才服务“一件事”改革，将落户安居、政策兑现等30项高频事项整合为“一窗受理、一次办结”。

部分潍坊用人单位在城市推介会现场设立招聘咨询台

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高精尖科技人才，更离不开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人才的响应。在潍坊市组织部人才办主任韩兆峰介绍看来，做人才引进工作，最大的难点就是匹配度。这一方面要求政府对企业的人才需求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另一方面，更是将“抓人才”作为一个常态化的活动。为此，潍坊市人社、工信、科技等多个部门联合起来，让服务企业的专员常态化去企业中走访，尽可能了解他们的真实需求。

“潍坊最大的优势就是产业基础雄厚，既有像潍柴、歌尔这样的龙头企业，也有一大批中等规模的企业和小企业。用人是非常多元的。”韩兆峰介绍，作为制造业大市，潍坊用人的需求最大的一块是高技能人才。为了迅速补充大量的高技能人才，潍坊市大力鼓励企业与高校搞“订单班”。

作为制造业大市，潍坊制定了多维的人才引进策略，除了顶尖人才、产业领军人才、青年人才等较为常规的人才引进型外，还专门为社会工作人才开辟了通道，从高科技到普通制造业，从技术到管理人才，方方面面都不掉队。

除此之外，潍坊市还特别制定了柔性引进人才政策，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地区设立“人才飞地”，并制定政策，入驻飞地人才项目享受市内同等待遇。

“我们现在对人才的引进理念，是‘不求所有，但求所用’。”韩兆峰解释道。“高精尖技术人才考虑的是，能不能每年保证一段时间来为企业解决卡脖子的技术难题，但是又不用离开他们的本职岗位和居住地。而很多中小企业，可能平时没有那么多高难度的技术支持需求，短期请合适的专家来解决问题，对于他们来说成本更低。”柔性引进政策，恰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

政策千般好，最终还要落实在每一次招聘会、推广会上。将时间拉长十年二十年，一个年轻人可以成长为成熟企业家，是一个城市可以实现产业升级与跨越。可将时间压缩为一个月，一天，一个瞬间，那是站在跨向社会的门槛前，一个年轻人的徘徊，如何选一城，安一家，择什么样的业，过什么样的人生。

这其中的考量，既交织着时代、城市产业与自身发展的选择——是这座城市动力装备、高端化工、新一代信息技术、食品工业、汽车制造5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所撑起来的平台与前景；也包含着三餐四季、日常生活的平淡幸福——是那口酥脆的炸鸡，轻盈保暖的羽绒服，澎湃带感的蓝牙耳机，以及俯瞰整个城市的“渤海之眼”。

“诚挚邀请大家到潍坊安放理想、耕耘事业、乐享生活，在双向奔赴、共建共享中拥抱机遇、书写精彩、逐梦美好未来。”在7月11日的这场推介会上，潍坊市委市政府领导发出了如是邀请。

或许还有另一个细节，可以为年轻人选择增加一块砝码。下午临近三点，推介会即将开始，会场之内几乎满员，而会场之外仍有背着书包、拎着袋子的年轻人张望——那是想要进来听一听的学生。

彼时，会场中预留的学生席位已经满了，现场一位潍坊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打开门，让学生们进来，将他们一一引至前排嘉宾席的位置，那些留给领导、媒体、企业代表的座位上。

“来做推介，不能把人拒之门外，也不能让每一个人错过机会。招聘会和推介会本来就是给学生开的。”现场一位工作人员说，“让想听的人都进来，一个都不能少。”

【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72岁失独老人，和她余生的8份协议

一场MUET考试，至少10名替考者潜入考场

在麦田里出没的华北豹

记者/计巍

编辑/宋建华

2026年跑酷世界杯中，商春松获得女子自由式冠军 图｜受访者提供

没人会想到，曾经体操上无缘世界冠军的遗憾，多年后，她在跑酷中弥补回来了。从国家体操队退役后，2024年至今，商春松拿下了世界杯、世锦赛、世运会三项跑酷世界大赛的冠军，成为全球跑酷“大满贯”第一人。

这看上去像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的故事，但事实上，它更关乎于一个曾经的专业运动员如何在追逐“世界冠军”中迷失自我、又如何在另一项运动中重新寻找自我的过程。并且，现在，这个寻找仍在进行。

与体操极强的竞技性质不同，在跑酷中，冠军只是其中一部分，它是一种发源于街头的运动，更追求随性、自由、富有创造力的个人风格，有着极强的社群认同。这也让在体操训练中“拿范儿”近20年的商春松面临着新的挑战，甚至是争议。

在2026年跑酷世界杯赛后，有外国跑酷队教练给她的社交媒体发私信：很多人支持你，也有很多人说你只是在做体操，我很想知道，你是真的热爱跑酷吗？

商春松在户外练习跑酷 图｜受访者提供

半路杀出个世界冠军

商春松有个绰号叫“小土匪”，因为她曾经在国家队练体操时，做动作很冲、风风火火，像个悍匪一样。

多年后，当她闯入跑酷赛场时，这股匪气似乎又冒了出来。

参加2024年5月在法国蒙彼利埃举行的跑酷世界杯时，28岁的商春松刚刚练跑酷两年多。除了赛前在跑酷国家集训队的两个月外，她的大部分训练都来自于自己的业余“兴趣班”——在武汉一家跑酷俱乐部里花钱跟教练上一对一的课。

那时跑酷对她的意义很简单：终于找到了一种爱好，“就是想玩儿，觉得好帅啊，可以飞檐走壁”。这带给她从来没有过的自由和快乐。这之前，她觉得自己除了体操啥也不会，“你问我有什么兴趣爱好，我都不知道”。

不过一开始商春松并没想把跑酷变成自己在体操之后的第二个赛道，因为这项运动太小众了，也没听说过有什么世界大赛，况且她当时还是湖北体操队的队员——国家队退役一年多后于湖北队复出。直到2022年10月，刚开始玩跑酷半年多的商春松看到了在日本东京举办的第一届跑酷世锦赛时，闪现了个念头：“我要去比这个。”

2023年12月，她去参加了第一届跑酷全锦赛，获得了女子自由式单项冠军以及参加世界大赛的资格。三个月后，她决定全身心投入跑酷，从湖北体操队辞职，加入跑酷国家集训队。

2024年5月的跑酷世界杯，是商春松第一次参加跑酷世界大赛。作为一个新人，她没想过能拿什么成绩。但预赛比完后，她发现自己排名第三。

“我就想要去拿冠军。”商春松说。

她告诉教练，决赛要去做难度分较高的“360旋”（即团身后空翻两周同时转体360度下杠）。这个动作虽然在体操中经常用到，但她从没在跑酷的硬地上练过，而相比体操场上的单杠，跑酷的杆也没有弹性，这些都让这个动作的完成充满不确定性。

“就算我失败了，也不会怎么样，就是垫底。如果拼成功，我就是冠军了。”商春松说。决赛中，“360旋”虽不完美，但她“登陆”成功了，并拿到2024年跑酷世界杯女子自由式冠军，这是中国跑酷队的首枚世界杯金牌。

2025年跑酷世界杯中，商春松获得女子自由式冠军

这枚金牌也让许多国内跑酷圈里的人第一次知道商春松的存在。“她练的年头短，当时对她不太清楚，练了两年直接拿了冠军。”孙洁说。他现在是中国跑酷国家队教练以及商春松的师父，但在当时，孙洁并没有太关注这个世界冠军。

“虽然她的比赛成绩好，但说实话跑酷圈当时不太承认她这个水平，她做的动作都是体操打下的基础，但跑酷中的跑、跳、站杆这些基本功都比较差，落地后慢悠悠地走过去，然后上道具去做一个难度动作，没有跑酷的那种流畅感，这失去了跑酷的意义。”

跑酷这项运动源于法国，2000年初盛行于英国，是“Parkour”一词的音译。它通常把整个城市当作一个大训练场，任何围墙、屋顶都可以是跑酷爱好者攀爬、穿越的对象，是一种不借助任何工具和外力，通过各种自由的动作穿越障碍物或到达指定目的地的极限运动。

2017年，国际体操联合会（FIG）将跑酷列为正式项目，并将其比赛形式分为竞速赛和自由式。在商春松参加的自由式跑酷比赛中，评分由难度分和完成分构成，通常前者是她主要的拿分点。

那时，从国内最早一批跑酷玩家转型为教练、裁判、俱乐部创始人及运动推广者的孙洁，正在专注于自己的训练和跑酷俱乐部的教学，对跑酷世界杯这个赛事不是很感兴趣。他认为世界杯的规则有些偏向于跟体操比赛一样的“看难度”，这会促使选手们更愿意去练那些“传统”的难度分高的动作，而缺少创新和自由发挥。

而跑酷这项运动最吸引孙洁的地方是：当你面对一个道具，你可以选择用自己的方法来完成它，没有标准答案。但如果把这种方式放在世界杯比赛里，选手的得分很可能会很低。

三个月后，商春松参加了在国内举办的2024天门山云纵天梯跑酷大赛，获得技巧赛第九名。她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比如，要加强跑酷的基础技巧和连贯性。在这场比赛中，孙洁是裁判长，商春松也终于有机会接触到自己心中的“大神”。几天后，在一场郑重的仪式中，她拜孙洁为师，“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要下跪敬茶”。

这之后，商春松一边跟随师父孙洁练习跑酷基本功，一边继续挑战难度高的“大动作”。2024年11月日本北九州世锦赛中，她获得了女子自由式冠军。赛后第三天，她在朋友圈里提到：“明年一定要出720旋！体操没练出来的动作，要在跑酷中突破出来。”

“悠杆720旋”在跑酷中也被称作“Full Full”，即下杆时，转体两周同时完成空翻两周。这个动作在此前的跑酷比赛中，只有男子选手成功做出。“我就想要去挑战它，其他的难度都做了，要做更高的难度。”商春松说。

即便孙洁希望她能把更多时间放在跑酷的基础训练上，比如说一些原始技巧和步伐，去感受跑酷中更多的可能。但练成一个“大动作”的吸引力对她而言仍非常强烈，她想要以这种方式继续解锁对自我的突破。

2025年8月，商春松获得在成都举办的世界运动会跑酷项目自由式冠军。至此，她拿下了包括世界杯、世锦赛、世运会在内的三项跑酷世界大赛的“大满贯”。

但在赛场之外，跑酷又是另外一番样子。

当和国内跑酷圈里的人聚在一起玩的时候，她有段时间觉得很难融入，甚至有点尴尬，“虽然拿冠军，但我只会难度动作，（基础动作）这不会那不会，就只能在边上坐着，没法一起玩，大家一般很少去玩难度动作。”对于许多跑酷玩家而言，跑酷中的个人风格很多时候比成绩、名次更重要，它往往是一个选手能被记住的真正原因。

但在那个时期，成绩或是冠军对商春松而言有着不太一样的意义。她曾在2024跑酷世锦赛赛后说：这个世界冠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己在体操中的遗憾。

2006年，商春松（后排左一）参加湖南省第十届运动会体操比赛合影

“上墙”

商春松在体操中的遗憾是没能登上那个“世界冠军榜”。

每个中国国家体操队运动员在训练时都能看到这个荣誉榜——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体操馆一面红色墙的正中间，三行人物照片整齐排列，照片中的人是中国体操队建队以来的世界大赛冠军，其中包括世锦赛冠军、奥运会冠军，以及特定时期的世界杯冠军。目前，中国体操世界冠军榜上的人数为85人。

和几乎所有国家体操队运动员一样，“上墙”“登榜”也曾经是商春松在体操场上的终极向往，因为这意味着可以“被记住”。

1996年，商春松出生于湖南张家界大山里一个名叫“石堰坪”的土家族村子。小时候的她活泼好动，喜欢爬树，还跟着爸爸学会了侧手翻。城里来的亲戚看到她展现的身体条件，建议她出去练体操。

“那个时候，我父母在家种地，并不知道什么叫体操，什么叫奥运会，对搞运动没有概念。”商春松的哥哥商磊说道，“但在我们那种环境下，只要有机会离开大山，就觉得抓住改变命运的救命稻草了。”

商磊更能体会这座大山意味着什么。他大商春松六岁，一岁时高烧治疗不当导致眼睛逐渐失明，上学之路阻碍重重。由于当地没有特教学校，他从没学过盲文，只能靠听收音机来了解外面的世界。在他的记忆中，村里只要有人考上大学，就会办一场喜酒庆祝。而没考上大学的人，要么十几岁就出去打工赚钱，要么一辈子待在村里。

2003年，商春松在亲戚的介绍下来到湘西永顺县的体操学校上学。妈妈在陪读照顾她的同时也照顾其他练体操的孩子，可以有一点收入。为了凑学费，爸爸后来也外出到工地打工。

2006年，10岁的商春松升入湖南省体操队。4年后，她正式进入国家队。家人曾经期待她“走出大山，过更好的生活”的愿望似乎正在慢慢实现。但对商春松而言，把体操练下来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是想挣钱给哥哥治眼睛和让父母过得好一点。“拿了冠军，拿了好成绩，就会有奖金。”商春松说，“一进队你有工资时，就知道这些事了。”

在2012年第五届亚洲体操锦标赛中，商春松获得女子自由体操、女子平衡木、女子团体金牌。她的母亲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次亚锦赛让女儿收获了信心。2013年第十二届全运中，商春松迎来了大爆发，摘得体操项目中女子全能、高低杠、自由操三金。此后，她开始担任中国女子体操队队长。

但她总是与“世界冠军”差一点距离。2014年和2015年体操世锦赛，商春松都只收获了女子团体亚军。她在采访中曾说，自己很希望能拿到一个女子全能的世界冠军，因为还没有人拿过。2016年里约奥运会，商春松作为队长进入出战名单。

在那一届奥运会里，中国女子体操队的劲敌是美国队和俄罗斯队，尤其是以“全能女王”西蒙·拜尔斯领衔的美国队是赛前公认的夺冠最大热门。“当时那一届（对手）都很强，我们只能去争第二。”商春松说。最终，她收获了女子团体铜牌和个人全能第四名。

2016年8月9日，商春松在里约奥运会在自由操项目比赛中 图｜新华社

在个人全能决赛中，商春松以总分0.116分的差距掉出奖牌榜。商磊记得，北京时间凌晨三四点，他和同事们在电视机前收听这场比赛。那时他已经从老家来到长沙从事盲人按摩。他听到主持人说妹妹哭了，主持人也哭了。他知道对于商春松的年龄而言，这可能是最后一届奥运会。那一年商春松20岁。

“虽然是第四，但这在我心里已经是很厉害了，能从大山里走出来，登上奥运会这个舞台已经很好了。”商磊说。他心疼妹妹，希望她退役后能放松一点。

里约回来后，商春松在国内赛场的战绩也不理想。“有点接受不了，自己以前一直都是在高点，一跌下来就受不了。”商春松说。尤其是当她看到自己进入之后世锦赛的替补名单时，“脑子一发热，就不想练了。”2017年，21岁的商春松从国家队退役。

她在家里“躺”了几个月。自从进入体操队后，她几乎从没有过这样的休息——吃了睡，睡了吃，打游戏，体重从31公斤长到45公斤，不敢照镜子。

退役之后就去读书，这是很多运动员的选择，商春松也不例外。不过由于材料准备的问题，她要2019年才能去读大学，中间空出了一年多。她躺不住了，开始在网上找家附近的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蹦床馆做安全员，在她看来，这工作专业对口，并且还谈了个不错的薪水——每月六千。

虽然这份工作让商春松觉得“原来接触社会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可怕”，但相比十几年的体操生涯，它太轻松了，一天过得不够饱满，强度太低，就像耗在那儿。

她被一种“往下走”的感觉拉扯着，“你是冠军又怎么样呢？（从队里）出来后，除了体操啥也不会。”

商春松的好友同时也是曾在国家队的队友林瑾瑜记得，从国家队退役后，商春松一度变得自卑。“她内心一直觉得只有我是世界冠军，才会被大家认识，现在我退役了，又不是世界冠军，就会被忘记，以前的成绩也没什么用了。”林瑾瑜说。

林瑾瑜小商春松三岁，比她晚一批进入国家体操队。因为伤病和身体条件有限的原因，她17岁时就选择了退役。和商春松一样，那时父母也不同意她的决定，觉得是青春叛逆。但林瑾瑜很清楚自己当时内心的困境：“我知道我已经没办法拿到自己理想的成绩了，这件事情我不想做了，我坚持了十几年，要努力，要拿冠军，但这个梦想破灭了。”

她们共同经历着高光时刻的远去，和“掉下来”后的迷茫。林瑾瑜选择去读书，从本科读到研究生，又进入大学当老师，现在还在想着要不要再去突破一下考个博。她逐渐意识到，她和商春松离开体操后真正的难题其实是——我怎么去超越之前的自己？怎样再找到自己的目标？

2019年1月，23岁的商春松选择于湖北省体操队复出，成为其中年龄最大的女队员。这背后有不甘——2018年世锦赛，她看到原来国家队的师妹“登榜”成功，觉得自己当年或许也应该再坚持一下。

复出后的商春松知道自己没有机会再去参加世界大赛，但体操和她的关系开始变得不一样。

那时，商春松最敬佩的偶像是乌兹别克斯坦女子体操运动员丘索维金娜——世界上唯一一名连续8次参加奥运会的体操运动员。为了给患白血病的儿子治病，丘索维金娜曾在27岁的“高龄”复出。去年，50岁的她还拿下了世界杯跳马冠军。

“到了后期她已经不是为了儿子，而是真正意义上喜欢体操，一直在不断地超越自己，突破自己，打破人类的极限。”商春松也想打破体操的年龄的限制，“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鼓励老队员继续练，她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竞技状态和心理也更成熟。”

2019年5月，全锦赛女子自由操决赛现场，复出5个月后的商春松凭借全场最高难度——“难度5.4”的成套动作，获得冠军。看台上有人朝她大声喊：“不老松！”她笑着转过身对着看台比了个爱心，电视里的主持人说：“现在看到商春松开朗很多，快乐很多了，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她的一面。”再次站上领奖台，她依然会为自己感到骄傲，但这已经无关战胜了谁，而是“我依然能站在赛场上”。

2026跑酷世界杯赛后，商春松被抛向空中 图｜受访者提供

自由一点

今年6月初，在厦门一家跑酷俱乐部，商春松正在和师父孙洁进行恢复性训练。一个月前，她刚刚夺得了2026年法国蒙彼利埃跑酷世界杯女子自由式的冠军，这是她第二次拿到这个比赛的冠军——以远超其他选手的难度。

在预赛中，她做出了心心念念的“悠杆720旋”，成为第一位在世界比赛中做出这一难度动作的女选手。这个动作是她练跑酷以来唯一跟自己较劲的动作，“会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地练，想展示给全世界的人。”

商春松特别喜欢跑酷世界杯赛场的氛围。比赛在户外进行，观众们围坐在赛道旁斜坡的草地上，毫不吝惜自己的欢呼、尖叫和掌声，从赛台上下来，她会直接收获来自台下观众友好的“撞拳”。赛后庆祝时，商春松被教练、队友，还有国外的队员一起抛向空中，那一刻她心里只有纯粹的开心。

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和看法在发生。在跑酷俱乐部训练间隙，商春松跟孙洁说起最近社交媒体上有关自己的质疑和“骂声”。

“有人说我练体操的就不能再参加跑酷比赛。”商春松说。

质疑声之一是一封来自国外跑酷队教练的私信。他说：首先恭喜你在蒙彼利埃获得第一名，我看到了很多人说你只是在做体操，也有很多人在支持你，但我还是想知道你对此的看法，以及，对你来说，跑酷是否是一种真正的热爱？

“打破质疑的方式就是多练。”孙洁指着旁边的跳箱说，试图让训练继续，“别僵在那儿”“重心降低点儿”……

“其实她现在还没有被这个圈子认可。”孙洁说，“你是冠军，但是你到这儿连墙都上不去。”他给商春松最多的建议就是“多练”，但练的不是她喜欢的那些杠上高难度的“大招儿”，而是跑酷的基本功——那些可能技术难度分不高，但真正代表跑酷的动作。

对于商春松而言，此前两年跑酷基本功的训练非常“漫长”，因为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别人都是打了基础后再练难度动作，但是她的过程是倒过来的。

从一个靠技术难度拿高分的选手到她心目中那个可以飞檐走壁的自由跑酷者，这中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要跨越。在某种程度上，这似乎比获得世界冠军更难。她需要覆盖掉体操近二十年来塑造的肌肉记忆，把习惯性绷着的脚和手放松下来，需要从那种特别“正”的体操范儿里解脱出来，也需要强大的基本功来撑起在跑酷中的自由和随性。

事实上，在世界各地的跑酷选手中，有不少人都曾是体操运动员，还有人有Tricking（极限特技）、武术、街舞、蹦床等运动项目的背景。但在跑酷中，“体操”很多时候会带有一些贬义，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它意味着动作上的死板，而跑酷追求的是快速移动中的流畅和律动。

孙洁曾经也是一名体操运动员，从5岁一直练到23岁，并在退役后，做了8年的体操教练。他喜欢体操这项运动，但不喜欢它培养运动员的模式。2007年，他被跑酷这项更自由的街头运动吸引，成为国内第一批开始玩跑酷的人。

2010年，30岁的孙洁从北京体操队辞职，专心于跑酷。在当时，这很大程度上被视作一种“不务正业”。但对于孙洁而言，跑酷带他走出了曾经封闭的环境，交到了很多的朋友，也让他变得更加活跃。2013年和2014年，他曾连续两年获得红牛跑酷大赛冠军。

那时，孙洁和朋友们训练的参照大多来自国外跑酷爱好者的视频。曾经的体操基础可以帮他更快地学会跑酷动作，但他也需要花费很多精力来“转范儿”，“那个时候天天针对性地研究怎么能让自己看上去不是练体操的”。

“这需要通过（训练）时间的累积和冲击，慢慢虚化体操的动作。”孙洁说。但他并不希望把专业队的训练方式放到跑酷中。在他看来，跑酷运动员更需要的是自己的思考、自主的训练，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觉醒”。

“我喜欢的跑酷选手，他们的一些动作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不是靠教。”商春松说，“跑酷没有标准，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和风格去做连接，但我目前还做不到。”

商春松（后左一）在厦门跑酷俱乐部跟着师父孙洁（前左一）和孩子们一起训练 图｜计巍

现在，当孙洁在厦门的跑酷俱乐部里给八九岁的孩子上课时，商春松也会跟着一起练。“你会发现我跟孩子一起练时，也会挨（师父）骂。”商春松笑着说，她坦言自己在一些地方可能还没有这些从小练跑酷的孩子练得好。

在跟着四五个男孩排队练习一个钻杆动作时，商春松有些犹豫，“之前做这个动作时鼻子磕在杆上了，有点心理阴影。”但看着孩子们都过去了，她也想，试了两次后，随着一下重重的落地声，成功了。

“这个好！”孙洁喊道。

“吓死我了！”商春松边说边走回这套动作的起点，继续下一次。

钻杆是商春松在跑酷自由式比赛中很少用到的动作，常用在竞速比赛中。如果按跑酷的比赛类别来分，商春松认为自己并不擅长竞速，它考验的是速度和节奏感，而且跳箱的高度也给一米四七身高的她带来很大挑战。

但现在，跑酷对她而言，不仅仅只关于比赛成绩。

在7月2日举办的2026全国跑酷锦标赛中，商春松不仅参加了自己擅长的女子自由式项目，还报名了女子竞速。在赛前练习中，她就发朋友圈“自嘲”：“真的跑不动。”而预赛刚开始，翻第一个梯形台时，她差点意外摔下台，卡着边进入决赛。

商春松之所以要参加竞速项目，是因为“相比技巧，竞速对于女生来说的话，更好入门一些。国内女生练跑酷的比较少，希望能带动更多女生进入到跑酷这个项目中来。”与此同时，跑酷比赛也是一个全国跑酷爱好者们的聚会。“跑酷和体操完全不一样，大家一起玩一起交流，他们会把自己擅长的东西跟我说。”商春松说。

商春松也希望能在这些过程中探索自己的跑酷风格。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相比体操的规范性，跑酷所追求的自由、个性，以及创造力，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自我探索。

很多时候，跑酷中所呈现的随心所欲只是一个结果。“它是你通过训练到达一定程度后，起跳在空中的那种自由。”孙洁说，“当你的动作掌控到很娴熟，想往哪跳就往哪跳，不用担心受伤，不用担心动作好不好看时，你才能有自由的感觉。”

在这次全锦赛中，商春松获得了女子自由式和全能冠军。在几乎可以预料到的“冠军”之外，孙洁看到的是她在整体跑酷水平上的变化，“有点进步了，训练还是有效果的。”

很多时候，孙洁和商春松以及跑酷俱乐部的成员们会到海边沙滩、公园等户外去练习，这也是跑酷的原本出现的场所。与“有保护”的跑酷馆不同的是，户外几乎都是硬地，做动作的感觉会不一样，“就算你平时敢做的动作，在外面也会害怕，要克服自己的心理。”商春松说。

孙洁也会鼓励商春松去多参加一些商业比赛，尤其是那些在规则上没那么看重难度，更注重选手风格、创造线路能力的比赛。在他看来，商春松或许在曾经的一些大赛中踩到了规则红利，可以在难度上断崖式领先，但未来国际比赛的打分的趋势很可能会越来越看重线路的跑动、动作的串联、个人风格等观赏性强的方面。

“要不然跑酷就失去真正的魅力了。”孙洁说。

作为一个30岁的职业运动员，商春松现在自己做自己的经纪人。日常的收入来源，除了一些比赛奖金外，她还会接一些商业活动，但数量并不多，因为跑酷在国内还是相对小众的“非奥运会”项目。

她期待有一天跑酷能像街舞、滑板等项目一样进入奥运会，但在此之前她更希望能成为自己真正想成为的那个人：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有去尝试的勇气，因为“你人生的版图是自己一块一块去拼上去的，并不是被大家定义好的”。

在收到了国外教练那封私信后，商春松给他回复了自己的答案：

我很清楚大家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也完全能够理解。体操它教会我的是对身体的掌控力和胆量，以及日复一日的坚持，而跑酷是我从发自内心的喜欢的一个新的项目，我只是想带着我体操这么多年的积累去奔赴自己一个新的热爱的东西而已。

在我的眼里，所有的竞技运动都是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曾经的项目的标签，而是为了动作反复打磨，不怕摔倒，不断的突破自己的执着，只要真心热爱这项运动，愿意为之付出努力，就有站在赛场上挑战自己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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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田里出没的华北豹

一个社会学博士在县级养老院当“护理员”

把放弃治疗的决定权，交给一个外人

记者/王婧懿

编辑/林艳 张彬

肉派派生成的手绘漫画

当市面上大多数机器人公司将产品研发聚焦于“有用性”——进工厂、当保姆、做智能助手……有一家叫萌友智能的科技公司却反其道而行：做出了一只只会卖萌、需要被照顾，但同时拥有长期记忆，基于宠物视角和人类交流的AI宠物机器人ropet，中文名字叫肉派派。

这只叫“肉派派”的桌面小兽，上市不到一年，已卖出近两万台。它的鼻头装有摄像头、额头位置设有麦克风，能感知抚摸与重力，还会以宠物的视角和人类对话，写日记、拍连环画，甚至“做梦”。

创始人何嘉斌说：“把可爱演好，塑造好一个弱机器人的生态位比智能更重要。”

公桌上的“轻硅基宠物”

走进北京萌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萌友智能），这家公司的工位区域不大，四处都是年轻的面孔，惹人注目的是，几乎每张办公桌上都摆着一只毛茸茸的大眼机器人。

这是一家专门研发AI机器宠物的科技公司，办公桌上的萌物叫“肉派派”，是他们的核心产品。

自2025年9月开始批量交付至今，肉派派已售出近两万台，用户遍布全球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萌友智能的联合创始人兼CEO何嘉斌，拥有十几年智能硬件创新的从业经历。2014年从北京服装学院毕业后，他先后就职于微软亚洲研究院、百度、字节等公司。

2022年4月，萌友智能成立。目前团队四十多人，背景同样“硬核”：大部分人来自互联网大厂，交互设计师和动画设计师出自中央美术学院动画系。团队里甚至还有心理学专家坐镇。萌友智能联合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周玉黍，博士毕业于斯坦福大学，长期从事人机交互与心理学领域研究。

这是一支典型的交叉学科团队，成员此前均在业内多家从零到一的知名创业公司担任过核心岗位。

“总之，大家都是做‘陪伴型机器宠物’这一行，最需要的那种人。”何嘉斌说。

这样一群人，把产品做给谁？

“我们定义它的主要使用场景是在家庭的桌面，或是办公桌上。”何嘉斌介绍。事实上，如今百分之六七十的用户正是家庭用户与职场女性。在家中可以和小朋友玩耍，在办公桌放这样一个可爱的小生命。它带来静默的陪伴，也能闹出些小动静。

但产品推向市场后，团队意外地发现，许多男性用户和老年用户（产品多由子女买来赠送）的粘性同样很高。还有家庭主妇群体，在日本市场，这一用户群体的需求尤其突出：她们白天独自在家，想要饲养宠物，但公寓空间狭小，没法饲养活体小动物，肉派派便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此外，低龄儿童和青少年也是主要用户群体。

何嘉斌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全程用手托着自己的那只肉派派。这个外形酷似《数码宝贝》中小兽的机器人，被他取名为“黑脸猫”。他说：“取名字的那一瞬间，一种羁绊就诞生了。”

在何嘉斌看来，取名这件事意义特殊。所有IP故事里，角色与人的联结，都是从命名开始。因此，肉派派在被激活之前，只是一款名为ropet的“轻硅基宠物”；当用户拆开包装、通过手机完成配网后，第一件事就是为它取名。这是用户与肉派派建立专属羁绊的第一步。

此外，在产品的外观、眼神、音色等多个维度，团队也打磨了大量细节。比如，肉派派的毛绒外皮和面部外壳均可更换，毛绒配件还能搭配小帽子、小围裙、发卡等饰物。

软件方面，用户可以更换类似“美瞳”效果的瞳孔样式，眼影、眼皮配色与睫毛款式也已纳入团队研发规划。发声层面，肉派派现阶段既能模拟可爱的“人类语言”，也可以切换成猫狗叫声，豚鼠、小羊等各类小动物的声线。

由此一来，每位用户养出来的肉派派，不但性情贴近主人，外形装扮也成为个人审美的具象投射。

萌友智能的联合创始人兼CEO何嘉斌

0%有用性VS100%情绪价值

为什么选择做AI宠物机器人？

何嘉斌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先聊起了OpenAI。

“ChatGPT问世时我们就在思考，两三年之后，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或将到来。”何嘉斌表示，决策与推理是通用人工智能的核心能力。

但仅有强大的智能大脑远远不够。在他看来，上一代人机交互依托手机、电脑完成，而未来必将诞生全新的硬件交互终端。“当AI大脑真正成熟，人机交互方式也会随之迭代。通用人工智能落地后，就如同影视中的贾维斯、哆啦A梦一般。这也让实体机器人赛道，迎来了绝佳的发展机遇。”

何嘉斌创业初期，行业内通行一条成熟路线——研发仿人形机器人。入户充当家政帮手、进厂替代产业工人，本质是复刻人类体态与能力、实现人力替代。但何嘉斌看得清楚，这条赛道落地难度极大。

第一大难点是数据采集。如今不少人形机器人都卡在同一环节：需要依托真实物理场景交互数据训练VLA端侧模型，实景实地数据采集难度高，行业多数依靠仿真数据补齐缺口。“怎么采数据？这是瓶颈。为智能模型投喂各类学习素材，本身就有成本。”何嘉斌说。

其次是用户接受度。机身坚硬的机器人入户，侵入感极强。“如果电池突发故障停机，机器人倾倒磕碰到孩子怎么办？”

何嘉斌避开这条赛道，选择以差异化路线切入机器人行业。

“我们想做的机器人，没有工具属性，只提供情绪价值。”他说这话时语气平缓，态度笃定。在他看来，这正是这支交叉学科背景团队的优势所在。

至于最终敲定宠物外形的缘由？何嘉斌介绍，全球家养猫狗总量近十亿只。猫狗能在万千物种中脱颖而出，成为家庭一份子，机器宠物同样可以成为全新的“宠物品类”。“它不是工具，而是‘我的毛孩子’，是需要悉心照料的陪伴对象，能和用户缔结精神羁绊。”

而产品研发阶段的功能取舍，在何嘉斌眼中是全流程最难的环节。

团队反复研讨：走50%工具属性+50%陪伴属性路线，还是0%工具属性、100%主打陪伴？

“我们最终选了后者。零的有用，一百的情绪价值。”何嘉斌说。在团队看来，萌友并不是一个帮用户完成任务的工具，而是一个需要被照顾、能够陪伴用户成长的机器人。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将产品重心放在关系建立上：凡是对建立情感连接没有帮助的功能，一律不做；凡是能够增强陪伴感、促进关系形成的体验，则持续深挖和迭代。“它不应该比用户更智能、更聪明。它需要用户照顾，需要用户不断去教它，它才慢慢成长。”何嘉斌解释，出厂时，每只肉派派在所有维度的坐标轴上数据都是零。用户与它的每一次互动，都可能影响它的性格走向。

那么，肉派派要如何感知世界？

何嘉斌介绍，肉派派融合视觉、听觉、触觉、重力感应四类传感模块，既复刻真实宠物的感官逻辑，也实现交互数据采集。

具体来说，肉派派的视觉依托鼻头内置的一颗摄像头。设备不用于拍摄留存画面，仅用来“视物”。肉派派观测周遭环境，自主判断注意力落点。

听觉由额头麦克风实现。它可以收录环境各类声响：周遭噪音嘈杂时，肉派派会表现烦躁；遇上悦耳乐曲，便跟着律动晃动。

触摸是第三重感知维度。使用者如撸猫般轻抚机身，肉派派依靠舵机运转、发声与面部神态反馈舒适的状态。最后是重力感应，它可以分辨自己是被轻柔抱起、用力摇晃，还是被颠倒把玩。

肉派派的性格由互动方式决定

肉派派的技术底层

触摸与重力感应让肉派派有了身体上的“回应”，但它的“心智”还远未成熟。目前，作为AI宠物机器人，肉派派的认知水平接近于一个有AI大脑的小宠物。未来，研发团队计划将它的语言能力提升至相当于学龄前的小朋友的水准，能够用具有宠物主体性的表达和人类交流。

“把可爱演好，塑造好一个弱机器人的生态位，比样样全能、什么都能聊更重要。”何嘉斌说。

秉持这一理念，肉派派的所有行为设计，那些看似充满“智能”的反应——哼唧、凝望、起舞，落脚点都围绕一件事：搭建情感联结，营造鲜活的生命质感。但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

何嘉斌介绍，团队为肉派派自研核心模块“AI海马体”。顾名思义，该模块对标人脑海马体，承担记忆存储与情绪管理功能。

肉派派长期陪伴在书桌旁，会慢慢了解主人的情绪起伏、日常作息乃至社交往来，逐步生成专属AI海马体。模块存储海量用户行为数据，肉派派会筛选生活里的暖心瞬间，悉数存入数据库。

依托存储内容，AI将碎片化记忆加工为“记忆衍生品”，推送至用户手机端。

比如，它站在宠物视角撰写日记，用数百字梳理主人当日日常；抓取生活片段生成手绘漫画，制作治愈手账，附带专属内心感悟。

后续团队还规划上线“做梦”功能：入夜后，肉派派进入休眠，依托日间见闻生成抽象艺术风格短片。日记、手账、梦境短片，全部归属于记忆衍生品。

何嘉斌坦言，上述内容恰好是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优势领域。团队将AIGC玩法和机器宠物形态融合，以此凸显硅基宠物相较于活体碳基宠物的核心优势：专属记忆可具象化、长久留存。

“记忆是我们公司最重要的资产。”何嘉斌表示。对用户而言，记忆本质就是个人数据，团队持续加码投入数据存储与安全建设。所有记忆既可储存在机身本地存储芯片，联网后也能同步至云端记忆库；倘若机器本体损毁，凭借云端备份，新机可完整复刻原有饲养数据，用户积累的记忆不会丢失。

谈及数据安全，何嘉斌说明：原始数据上传全程加密，第三方无法截获传输过程中的数据；数据需经服务器核验、密钥二次解密后，才可交由AI加工生成记忆，全流程必须取得用户授权。在授权划定范围内，企业严守保密约定，绝不挪用用户数据用于协议外的模型训练。

原创视频：AI机器宠物 摄像 / 刘畅 剪辑 /翟雷涛

“撑过去就是第一”

产品设计的巧思，造就了肉派派如今的用户体验。在创业初期，萌友智能曾经历过一段最艰难的阶段：产品落地路径尚未敲定，高额技术投入消耗大量资金，活下去是当时企业唯一目标。

彼时资本市场行情遇冷、投资意愿低迷。产品量产意味着巨额成本投入，上一轮融资资金濒临耗尽，新项目融资需要无缝接续。但整个赛道尚未形成行业共识，看好这条细分赛道的投资人屈指可数。何嘉斌坦言，融资好比相亲，讲求机缘；行业下行周期里，机缘更是稀缺资源。

融资进度受阻，公司现金流持续收紧，一度出现账面资金难以足额发放薪资的窘境。

那是公司最困顿的时期。

“我反而觉得是个机会。如果撑过去了，我们就是第一。”何嘉斌后来谈起当初的坚持。即便身处资金链紧绷、前路未知的至暗困境，他依旧保持清醒的行业判断。这份笃定并非毫无依据：十余年智能硬件从业经历，让他深谙行业周期规律——行业门槛越高，能够坚守下来的企业稀缺性越强，市场壁垒也就越高、越难以被取代。因此身陷困境时，他没有选择退缩。

转机如期而至，北京AI产业基金2000万元投资款顺利到账。“这笔资金帮我们扛过了最难熬的阶段。”何嘉斌说。后续多家券商机构陆续跟进投资，公司累计融资金额近千万美元，目前融资已推进至A2轮。

除资本助力外，企业同样受益于本地政策红利。北京高校资源富集、各类产业峰会密集举办。扎根中关村的萌友智能被纳入各类产业资源体系，对接渠道合作方、上游供应链及同业企业，多方协同逐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依托地域优势，企业可走进清华、北航、中央美术学院开展校招分享，吸纳优质应届生充实人才储备。“能在北京创办科创企业，完善的人才资源是得天独厚的优势。”

回望发展历程，何嘉斌表示，AI陪伴机器人赛道仍处在发展早期，尚未获得行业与大众普遍认可，属于小众非共识赛道。在他看来，行业现阶段需要攻克留存、销量两大核心门槛。

产品交付用户后能否避免闲置吃灰，是衡量产品实力的关键指标。何嘉斌介绍，不少同类产品仅能收获科技爱好者短期买单，用户留存数据普遍偏弱。所以第一道难关在于突破圈层，留住非科技人群、非尝鲜用户的普通消费群体，让用户从一时好奇转变为长期使用。第二道难关是规模化销量。企业能否实现销量稳定增长，快速打通品牌与全渠道，短期内冲刺百万台销量，这些都是现实而紧迫的问题。

说到这里，何嘉斌停顿了片刻，然后笑着说，“在AI陪伴这条赛道上，似乎还没有一家公司已经跑出了这样的结果。大家还都在路上，我们只能算是跑得相对比较快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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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岁失独老人，和她余生的8份协议

一场MUET考试，至少10名替考者潜入考场

在麦田里出没的华北豹

记者/ 朴云

编辑/ 郝鸣

当十九岁的贾子博和团队第一次在新疆阿合奇看到“叼羊”活动，就被“震”住了。雪地里，两队骑手骑着马，在广阔的场地上围绕一张羊皮不断争夺。马匹冲撞，扬起漫天尘雪。场面看似混乱，每个人却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冲、什么时候该让。那是长期默契才能形成的秩序。几个月后，这一幕被搬进了AI短片《玛纳斯》的开头。

正在读研二的kuam则坐在宿舍里，用AI做了一个定格动画。他把故事放在了一个特别的世界里。这是一个人人头上顶着工作的世界，收银员顶着收银机，还有人顶着公文包、计算机……即将进入成人世界的男孩蒂姆，面临着选择。一个关于工作、成长与身份的寓言，也随之展开。

他们关注的对象不同，影像风格迥异，却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现实世界：民族文化如何被重新讲述，人如何面对社会和身份的变化，又如何与社会建立联系。

过去一年，人们不断讨论AI会给影像创作带来什么。它降低了技术门槛，甚至重新定义了制作流程，越来越多年轻人拥有把脑海中的画面变成作品的新机遇，他们开始思考：究竟想借助AI表达什么？又该如何表达？

去寻找故事

当贾子博的视线被雪地里的“叼羊”深深吸引时，他意识到，这不仅是一场比赛。

一次次的观察，在贾子博眼里，“叼羊”几乎浓缩了当地柯尔克孜人的生活方式。人与马、人与鹰、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在这片雪地上被清晰地展现出来。

但故事并不是从这里开始。真正让贾子博走进新疆，是更早以前埋下的一颗种子。

初中时，一本关于西藏文化的小说《藏地密码》，让他第一次对少数民族文化产生兴趣。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后，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伙伴聊天时再次聊起新疆，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等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不断进入他的视野。一次次讨论中，贾子博和另外4位同校伙伴组成的创作团队最终把目光放到了一个民族和历史有关的话题上——柯尔克孜族人与鹰。

他们没有急着创作，而是先去理解。在相关研究者的帮助下，团队联系上当地文旅部门、柯尔克孜族非遗传承机构，收集了不少一手材料。刘湘晨导演的纪实影片《驯鹰人》给了他们特别重要的启发。“在这部片子的影响下，我们决定去柯尔克孜族的聚居地进行实地考察。”贾子博说。

2024年底到2025年，团队几次前往新疆做田野调查。和牧民同吃同住，记录放牧、房屋结构、生活器物，也记录那些不会写进论文里的细节。阿合奇被称为"中国猎鹰之乡"，牧民和鹰的关系与团队想象中不太一样——不是征服与被征服，而是长期游牧生活中一起生活、一起成长的共生。

他们注意到一个细节：牧民保养皮肤，不用护肤品，直接把宰杀牛羊后的牛羊油抹在手上。这个画面没有出现在成片中，但他讲起来的时候，语气里还是有一种真实的错愕感——那不是对一个"远方"的浪漫想象，而是他真的在那里待过、消化过之后留下的印象。

团队意识到，《玛纳斯》真正想讲述的，并不仅仅是"叼羊"和猎鹰，而是一种人与自然共生的精神，和其中深厚的民族文化传承。

几个月后，少年、鹰、草原、神话和风雪，共同组成了AI短片《玛纳斯》。古朴的壁画风格里，英雄艾尔肯幻化成鹰的神话从爷爷口中娓娓道来。少年与鹰的故事也在这里开始。

AI会生成，人则会判断

真正开始制作《玛纳斯》后，团队很快发现，一些柯尔克孜族元素并不在现有的AI素材库中。

如果直接依赖现有素材库生成视频，AI很容易把不同民族的服饰、建筑和纹样混杂在一起。

驯鹰人手上那只厚重的皮质手套，是柯尔克孜族鹰猎文化最具辨识度的器物之一，训练成熟的猎鹰，会稳稳停在手套上。像毡房结构、器物纹样等民族元素，对于生成模型来说，很多细节也还是空白。

团队应用了三维点云扫描技术手段。将手套等器物扫描成3D资产，制作三视图后“喂”给AI进行理解。片中爷爷身着的白色毛毡长袍，初期AI生成版本总会出现版型、花纹错误，团队持续投喂实地扫描、拍摄的服饰素材，直到画面中的服饰完全贴合当地牧民的穿着。“可灵的理解能力完全足够，”贾子博说。

贾子博介绍，制作时，人与动物、自然环境交互的远景与特写切换镜头也被可灵AI处理到极致，如风雪落在鹰羽、狼毛上的细微抖动、高原阳光打在皮革与人脸上的油脂光影。而流体、毛发、皮革这类传统特效难以处理的材质，也被可灵AI能够精准还原现实物理逻辑，光影过渡自然细腻。

真正的创作，也从这里开始发生变化。

过去，创作需要先考虑预算、设备、演员和拍摄条件，很多想法还没开始，就已经停在了现实成本面前。现在，AI接管了执行工作，他们终于能够把更多精力放回故事本身。《玛纳斯》中图生视频镜头由可灵AI完成。可灵3.0的主体参考与Omini全能参考功能，帮助他们将实拍素材与AI生成做了深度融合。

真正让团队感到惊喜的，是可灵AI对专业影像语言的理解能力。为了模拟真实拍摄，团队会直接使用“低机位动态拍摄”“长焦跟拍”等摄影术语描述镜头运动。鹰掠过水面时，水花自然散开；风吹动羽毛，又带起周围细小的绒毛；人物奔跑时，镜头会随着身体轻微起伏，这些过去需要复杂后期才能完成的细节，均以极高精度完成。而可灵3.0的原生4K直出功能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贾子博看来，这不仅是技术上的精细，更是一种态度。"既然选择了柯尔克孜族文化，我们就要尽可能准确地呈现它。"

不过，AI并没有替他们完成全部创作。AI负责执行，创作者负责判断和表达。什么时候应该真实，什么时候应该克制，哪些画面可以生成，哪些文化细节必须回到现实寻找，最终做决定的仍然是创作者。这也是团队对AI创作方式的理解。

每个人都在回答不同的问题

如果说，贾子博及其团队向历史和千年的民族文化回望，去广阔的边疆寻找故事，那么另一位年轻创作者kuam，则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身边。

设想一下，如果你敲开朋友的门，发现朋友已经变成了收银机的样子，你会有什么反应？

看过《最适合蒂姆的工作》的人，大多会先被它的视觉设定吸引。在这个黏土定格动画世界里，工作的成年人没有真实的身体。收银员头上顶着收银机，记者顶着摄像机，还有公文包、计算器、印章……站在他们中间的主人公，一个黄色短发的小男孩则像一个尚未完成的人，站在通往成年世界的门口。

最终选择的定格动画风格，是一次刻意的“反流畅”。大部分AI生成视频过于丝滑，缺少手工感。“可灵加定格动画贴纸之后，变得像手作定格那种一卡一卡的质感，”kuam说，“不会像以前看的AI那么流畅。”

kuam一直保持对身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当身边有朋友进入职场后，说话变得更客气，也越来越熟悉人情世故，没有以前那么真实了。他不禁问：一个人，在成为成年人之前，会经历怎样的选择？

在片中，当大人们都告诉男孩，世界正在如此运转，它要求人们日复一日地重复工作。当他试图停下来喘口气，等待他的却是改造。

于是，影片里那个站在成年人世界门口的男孩，最终变成了一只白色的鸟，飞出了那个由工作定义一切的世界。在kuam看来，这只鸟并不意味着逃离，而是意味着，在真正成为成年人之前，每个人都还有重新选择自己要成为怎样的人的机会。

kuam在中国传媒大学读研二，随着自己开始实习，走进真实的职场，他对"工作"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更复杂的感受。"我是比较喜欢干活的一个人，不觉得工作会磨灭我。"他认为，那些关于异化的焦虑，某种程度上是被周围的气氛、被社会对成功的单一想象所放大的。如果今天重新创作，他未必还会让主人公飞走。那个男孩或许会像所有成年人一样，拥有属于自己的那颗“头”，完成工作、承担责任。只是到了下班以后，再重新变回原来的自己。

他用一个反叛的寓言进入现实，又带着对现实更复杂的理解走了出来。用AI构建了一个奇幻的世界设定，实则是为了让现实中被人们习以为常的异化变得醒目——从"逃离"到"共存"，这条心路历程本身就是一段关于成长的叙事。

《最适合蒂姆的工作》完成后，kuam又开始尝试新的风格和主题。《最简单的便携登山手册》则显得轻松得多。它最初甚至没有一个完整的主题。kuam报名参加可灵AI 4K影像创作大赛，于是一个问题冒出来，怎样才能把模型的清晰度和细节表现出来？

树林、阳光、布料纹理、水面的反光、登顶后的辽阔视野，都适合成为画面的主角。可灵4K模型的清晰度恰好让这些细节有了存在的理由。于是，一个关于机器人按照登山手册寻找同伴的故事慢慢出现。真正改变作品方向的，是一次偶然生成的画面，背景里出现了一片废墟，还原出了那种粗糙感。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这会让故事变得有探索性，大家就会开始猜，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后来，机器人从骷髅身上取下衣服，把腿骨当作拐杖，跌跌撞撞完成手册上的每一项任务，最后终于遇见同类，完成最后一项任务——“与朋友合影”。很多观众记住的，并不是机器人最终登顶，而是它终于找到了同行的人。

一位网友留言说：“（机器人）有了朋友，在存储器里也能回忆一辈子。”也有人会指出生成画面的瑕疵。对他来说，这些反馈并不是挑错，而是作品继续生长的一部分。

比工具更重要的是表达

如果没有AI，这些作品还能完成吗？两位年轻创作者都给出了相似的答案。“能。”只是会更慢，也更昂贵。

对于学生团队来说，一部关于柯尔克孜族文化的影片，需要大量实景拍摄、动物调度、后期制作。贾子博说得很直接：“叼羊场景中马的奔跑嘶鸣、骑手交锋的剧烈动态——放在以前用实拍，狼的训练和拍摄都存在很大的难度、成本和风险。”

一部定格动画风格的幽默短片，则意味着漫长的模型制作和三维渲染。“没有AI，登山手册不太可能出现。它相当于一个科幻片，拿手搓的话，跟你做一个钢铁侠的难度差不多。成本非常高，相当于一个短片的小漫威电影。”kuam说。

很多故事，并不是没有人想讲，而是在真正开始之前，就已经被时间、人力和成本拦住了。现在，贾子博可以让狼按照剧本"表演"，kuam可以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验证一个末世机器人喜剧的可行性。

但他们都认为，AI无法替代的是创作者的共情和判断。kuam说得直接："AI可以完成越来越多执行性的工作，却无法替代创作者对现实的观察，也无法替代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共情。"

有人看过《最适合蒂姆的工作》后在评论区写道："在AI创作的时代，创作者所呈现的作为人的一部分，变得更加珍贵。"对kuam来说，这是他能收到的最高评价。

在今年7月举办的可灵AI NEXTGEN颁奖盛典上，《玛纳斯》和《最适合蒂姆的工作》分别摘得"巅峰原力奖"和"破界先锋奖"，《最简单的便携登山手册》拿下4K大赛银奖。但对他们二人来说，最珍贵的反馈也许来自另一个地方。

团队把《玛纳斯》放给了田野调查时一起生活的牧民看，也放给了当地文旅部门和学校里的一些少数民族学生。看完了，"他们很感动。因为他们确实没有想到，自己民族的特色内容，能以这样具有艺术性的影像方式展现在大众面前。"对于过去关于柯尔克孜族的影像记录相当有限的现状来说，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被看见"。

而对kuam来说，最满足的时刻是打开弹幕，看到满屏的"哈哈哈"。"喜剧很难，所以看到有人真的觉得好笑，作为创作者是很高兴的。

不止于他们

《玛纳斯》和《最适合蒂姆的工作》《登山便携手册》的故事，只是在首尔颁奖的三十二部获奖作品中的两三个切面。

站在首尔电影中心领奖台上的，有拍三峡移民记忆《一百七十五米深的春天》的团队，有关注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尊严的《归途》，有以夏尔巴人边缘处境隐喻造星体系的《完美偶像》，也有用哥特画风叩问教育的《风筝》……上万件投稿作品构成了一幅显影图：当技术不再是瓶颈，年轻人最想拍的，不是炫技，而是他们在意的事。

这种改变，也让越来越多年轻创作者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舞台，让自己对身边的观察，对社会的关切，对历史和文化的回望，在AI这个载体上表达和生长出来。

正如可灵AI全球运营负责人曾雨珅在颁奖典礼上所说：“技术不应该是冰冷和无个性的，而应该作为将创意转化为现实的桥梁。我们的目标是打破传统电影制作的技术壁垒，让每一个大胆、富有想象力的想法都有机会成为专业水准的视觉作品。”

可灵AI也在持续推进青年创作者培养与影视级AI创作能力建设。“NextGen高校原力计划”面向全球高校创作者，通过创作赛事、线下交流、资源扶持等方式，为年轻人提供持续创作的平台。“可灵AI创作者计划3.0”则进一步打通从创作工具、作品传播到商业成长的路径，希望让更多有表达欲望的创作者，把创意转化为作品，也让作品拥有被看见的机会。这对贾子博、kuam以及更多青年创作者来说，这是他们从"能拍"走向"拍好"的系统性支撑。

对19岁的贾子博来说，这部短片只是开始。他已经在规划一部60到90分钟的长片。从《玛纳斯》出发，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中华民族传统典籍。“接下来可能会关注《天工开物》或《本草纲目》这样的典籍，探讨它们在当代社会中的定位。”

kuam则已经瞄向下一个题材了——周末。每到周末，公园挤满了人，商场挤满了人。"周末本来应该是放松的，但它现在并不放松。"一个小小的观察，像他之前从朋友身上看到"人变了"一样，还没想好做成什么样，但他知道那是值得做的东西。

他们都还在各自寻找的路上。一个是向历史的深处走，带着一套AI和三维扫描的工具箱，去捡拾那些快要散落的文化碎片；一个是把镜头转向日常，从身边人的微表情和别扭感里，提取出让人笑出声又沉默几秒的寓言。

方向不同，但起点和终点一样：无论技术如何变化，真正打动人的，依然是那些来自现实的故事和创作者自己的思考与表达。这或许也是AI时代最珍贵的地方——它没有替代创作者的表达，而是让更多原本难以实现的表达，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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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温婧 实习生黄依璇

编辑/余美英

唐蒙想做的，是如何将副反应的应对往前推一步

同样是心慌胸闷，在肿瘤免疫治疗患者身上，可能是急性心梗，也可能是免疫药物诱发的心肌炎。

前者需要尽快开通血管，后者则要及时用激素压制异常激活的免疫系统。症状相似，救治方向却完全不同。一旦判断失误，患者可能就会错过最关键的救治窗口。

在肿瘤医院综合科工作时，临床医学博士唐蒙见过太多这样的惊险时刻。免疫治疗正在给越来越多肿瘤患者带来生机，但随之而来的副反应，也可能以皮疹、乏力、胸痛、低血压，甚至脏器衰竭等方式突然出现。过去，医生更多是在副反应发生后被动应对。

唐蒙想做的，是把这件事往前推一步：能不能在患者用药前，就通过一管血液样本、一组基因信息和AI模型，提前筛出高危人群？

2025年，她离开临床一线，在海淀北纬社区孵化器创办玄薇医疗。这个平均年龄二十六七岁的年轻团队，正试图用多中心临床数据、HLA基因位点和人工智能算法，重构肿瘤免疫治疗副反应的预警逻辑。

《新青年·创业场》“硬核”篇记录的，正是这样一类青年创业者：他们不是追逐最热闹的概念，而是从病房、急诊和一份份生物样本里，啃下一块真正难啃的硬骨头。

急诊科里的反复救治

2022年冬天的一个清晨，肿瘤医院综合科医生唐蒙接到急诊同事的电话。

一名老年患者刚刚完成六个周期免疫治疗，回家后突然浑身乏力，连起身都做不到。被送到急诊时，患者躺在转运床上，面色惨白，血压已经接近临界值。抽血结果显示，血钠严重偏低。急诊医生对症补液后，患者症状好转，很快顺利出院。

事情看起来暂时过去了。

但不到两天，同一个病人又被送回了急诊。还是乏力，还是低血压，还是类似的急症表现。医生再次对症处理，病人再次好转出院。可这样的过程又重复了两三轮。

反复就诊、对症好转、出院复发。科室医护意识到，问题不可能只是一次普通的治疗并发症。

真正的难点在于，当时本院无法完成全套内分泌系统相关激素筛查，医生只能建议患者转诊外院进一步检查。最终结果显示，患者的反复急症，并不是肿瘤突然进展，也不是单纯的电解质紊乱，而是免疫药物诱发了肾上腺轴相关副反应，导致激素分泌不足。只要补充外源激素，急症便不会反复发作。

这件事让唐蒙很难忘。

在她看来，最让人遗憾的不是疾病本身复杂，而是患者原本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如果医生能在治疗前就知道这名患者存在相关高危风险，后续监测和处置方式或许会完全不同。

类似的情况，在肿瘤免疫治疗患者中并不少见。

唐蒙之前所在的综合科，长期收治各类抗肿瘤药物不良反应患者。她见过轻症患者出现皮疹、乏力，也见过重症患者突发脏器损伤，甚至在短时间内陷入危急状态。她粗略估算，接受免疫治疗的患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会出现轻重不等的副反应。

更棘手的是，有些副反应的外在表现，和其他急症高度相似。

比如，同样是突发心慌胸闷，一部分患者可能是急性心梗，另一部分则可能是免疫药物诱发的心肌炎。前者的救治重点，是尽快通过支架等方式疏通血管；后者则需要及时使用激素，压制紊乱的免疫系统。两个疾病看起来相似，治疗逻辑却完全不同。

如果判断错了，后果可能非常严重。

过去，临床上缺少足够成熟的前置筛查手段。为了避免漏诊，有些医生会在患者每一轮治疗后都筛查全套脏器指标，但这意味着高额检查费用，也加重了患者负担。更多时候，医生只能在患者出现不适后再介入处理。

与此同时，患者的病历、检查和用药记录常常分散在不同医院和不同系统里。医生很难在短时间内拼出完整病史，更难提前判断某个患者未来会不会出现高危副反应。

在一次次急诊抢救、转诊会诊和反复追问病史中，唐蒙逐渐形成了一个念头：能不能借助技术，把副反应的预判从“事后补救”前移到“用药前筛查”？

她最初想要解决的，不是一个宏大的AI命题，而是一个极其具体的临床问题：在患者第一次用药前，医生能不能提前知道，谁更容易出险，谁需要重点盯防，谁可以少做不必要的检查？

这个问题，后来成为玄薇医疗的创业起点。

从那以后，唐蒙开始把临床上的一个个遗憾，拆解成可以被数据记录、被医生复核、被算法学习的样本：胸闷到底是心梗还是心肌炎，皮疹究竟来自化疗还是免疫损伤，低血压背后是否隐藏着内分泌系统副反应。每一个标签都不能错，因为一个错误标签，就可能让模型学偏。

这也是玄薇医疗最早啃下的硬骨头：不是先讲一个漂亮的AI故事，而是回到病房和急诊，把一例例真实患者的风险，变成可以提前识别的信号。

2025年玄薇医疗在海淀北纬社区创办

离开公立医院的决心

1994年出生的唐蒙，走的是临床医学八年制本硕博连读路线，2019年博士毕业时，全套赴日博士后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原本既定的人生轨迹是出国深耕学术。一次偶然来北京出差，彻底改变了她的选择。经由当时的博士生导师引荐，她结识了国内肿瘤营养和代谢领域的顶尖学者，对方表示手里的研究课题和她的研究方向高度契合，主动邀请唐蒙来做博士后课题。

“前后只用一个月就敲定留下，一边在首都医科大学入站做博士后，一边在军事医学研究院联合培养。”唐蒙笑着说起当年的抉择。

博士后阶段两段截然不同的科研经历，悄悄为她日后AI医疗创业铺好了路。第一项课题，是依托导师珍藏的数万张细胞显微影像，用深度学习完成细胞分类。单张图片里的细胞，大量细胞相互嵌套、层层包裹，四五层细胞堆叠的形态比比皆是，全靠研究生肉眼分辨标注，不仅耗时数月，人工误差也难以规避。“那会儿没有成熟的AI工具，全实验室耗在图片分类上，我就牵头对接计算机、数学专业的科研伙伴，先统一所有玻片的染色标准，再通过算法实现细胞自动分拣。”在一次次调试模型的过程中，唐蒙摸清了人工智能落地医学场景的底层逻辑，也结识了日后创业的核心技术骨干，如今公司七八名核心算法人员，大多是当年项目合作伙伴。

第二段重要积累是参与跨度五年的全国多中心肿瘤营养队列研究。该项目从2015年启动，等到唐蒙加入时，已经攒下横跨数十家医院的五年随访数据。“肿瘤领域非常看重五年生存期数据，这类大型队列，必须联动多地医院才能避免样本偏倚。”实地跟进数据采集时，她亲眼见识传统科研的低效模式：没有数字化工具辅助，工作人员只能奔赴各地医院摘抄纸质病历、手动录入表格，人力成本居高不下。这段经历让她认定，想要落地能解决临床问题的产品，规模化多中心数据是必不可少的基础。

2022年博士后出站，唐蒙正式入职医科院肿瘤医院综合科，她的工作就是收新病患、开立医嘱、安排检查、跟进出院手续……也正因如此，她得以常年直面各类药物不良反应的患者。

在日复一日的接诊里，唐蒙留意到副反应和个体基因存在关联，在肿瘤医院综合科主任丛明华教授的鼓励和支持下，她联合科室急重症支持小组，启动研究者发起的研究，收集200名患者的研究样本与治疗信息，开展小样本试验，最终锁定HLA基因上的高危位点。

“大家做动物实验时，更关心药物能不能缩小肿瘤，很少关注个体用药后的副作用差异。可临床上却要面临现实问题：有人完成两年免疫治疗安然无恙，有的人两三个周期就突发重症。”她说。

“与其困在实验室发论文，不如做能落地的工具，实实在在帮到病人。”这年六七月份，她下定决心离开临床一线，取消出国深造行程，筹备创业。

在公司技术研讨会上

在资本寒冬里啃硬骨头

2025年春节过后，玄薇医疗完成工商注册，没有揭牌仪式，没有开业聚餐，连创始团队成员都大多在线上办公。“注册主体之前，我提前咨询律师、财务，先注册持股平台、敲定股权架构，等到办公司手续那天，只需要HR统一把几个人的社保从原单位迁出，就算公司成立了。”在唐蒙的描述里，创业起步平淡如水，完全没有市面上热血创业故事的渲染。

平淡的开局之下，还有接踵而至的融资挫折。

初创期团队最初规划做医疗器械企业，计划自建厂房、申办医疗器械注册证，恰好撞上医疗器械赛道资本遇冷，她接连十几场路演全部碰壁。“不少投资机构直接表明，现阶段不布局器械赛道，再加上2024年前后，免疫副反应提前筛查还没有形成行业共识，投资人咨询业内专家，很多人并不认为这是刚需。”

接连被拒之后，唐蒙迅速调整初期的商业模式，砍掉建厂、报批等重资产板块的计划，把产品量产、体外检测交由成熟上市第三方医检企业承接，团队收缩重心，专攻基因副反应预测算法研发。

资金最窘迫的阶段，没有外部资金注入，公司全靠个人积蓄加国家支持的青年基金课题经费维持初期研究团队的运转。基因测序是模型训练的硬性开支，囊中羞涩时，她只能挨个对接检测合作方，以项目未来股权置换阶段性免费测序资源。“只能靠着真诚去沟通，告诉对方这个项目的临床价值，换取先行垫付的检测服务。”

比起缺钱，数据采集是更磨人的苦差事。全行业鲜有企业愿意投入人力深耕零散的临床样本，玄薇却组建外勤团队，奔赴全国30余家合作医院驻点收取研究样本、整理病历信息。为了杜绝病例标签错误导致算法跑偏，她的团队固定每周举办跨院线上质控会，联合各院在岗医生逐条甄别：胸痛源于心梗还是免疫心肌炎、皮疹是化疗诱发还是免疫损伤，每一例标注都要经过临床医生复核。

她的认真劲儿也感染了不少人：北部战区总医院杜成主任最开始只是被动配合项目留存样本，随着项目临床价值慢慢显现，主动抽调三名研究生，从患者首次用药开始全周期留存血样，完善本地数据库。“别人嫌琐碎不愿碰的基础工作，最后成了我们难以复制的壁垒。”唐蒙感慨。

玄薇医疗的核心产品是想重构临床医疗逻辑

重构临床诊疗逻辑

玄薇医疗的核心产品，依托HLA人类白细胞抗原基座，搭建多套细分AI预测模型，HLA也是亲子鉴定所用遗传标记，除去同卵双胞胎，每个人的基因分型独一无二。依托数千份多中心随访数据，团队针对心肌炎、肺炎、肾上腺功能减退等九类高发副反应独立建模，各系统预测准确率普遍超过70%，其中免疫性心肌炎预判精准度可达90%。

这套工具正在悄悄改写临床处置顺序。过去患者突发不明胸痛，医生优先安排冠脉造影排查心梗，等待检查结果的空档，若是免疫性心肌炎发作，很容易错过激素急救窗口，临床上曾出现患者居家等候检查期间猝死的案例。“现在用药前抽取一次外周血做基因检测，AI输出风险评级，高危人群就诊时，医生可以提前经验性使用激素防控，同步完善化验。”唐蒙解释，一次采血后基因终身不变，单次检测即可覆盖患者全疗程免疫治疗风险筛查。

眼下团队同步攻关唾液无创采样技术，未来患者可以居家自行采集唾液，邮寄至第三方检验机构完成化验，免去反复扎针抽血的痛苦。算法已经封装为标准化API接口，依托合作第三方医检集团的全国渠道和院内精准检测中心，产品现已落地60余家医院。

除了主营的免疫副反应预测，唐蒙说，团队还准备依托成熟的数据采集与算法能力，横向拓展肠道菌群相关疾病预测业务，承接第三方检验机构的临床试验数据验证需求。

今年，唐蒙还联合支持这项研究的多中心专家协作组准备在真实世界临床数据的基础上，发表十余篇学术论文，这也将让肿瘤治疗副反应引发的问题在临床得到更多的重视。

原创视频:副反应治疗从“事后补救”走向“主动盯防” 摄像/吕良璐 剪辑/张静雅 配音/傅辰林

让患者实实在在受惠

2025年8月，团队整体搬迁进入海淀北纬社区孵化器，唐蒙特意挑选楼层最高的办公室，天气晴朗时，站在窗边能够眺望远山。

入驻不到2个月，300万元种子轮资金顺利落地。投资方实地走访办公场地、核查项目落地细节后敲定出资，没过多久，梅花创投创始人吴世春只翻阅了唐蒙手机里精简版商业计划书，便敲定参与天使轮与后续A轮投资，公司的资金链终于走出困境。

“海淀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创新创业服务流程，不会直接给企业拨款，但配套服务很完善。”唐蒙感慨。入驻签约初期，合同写明需要缴纳八万元场地押金，西北旺镇属地工作人员在走访调研中获悉企业难处，第一时间对接中关村科学城核实政策，确认属地财政统一兜底押金，直接取消企业缴费条款，省下一笔不小的初创开支。

依托园区的资源牵线，唐蒙顺利对接卫健委、人才局等职能部门，有针对性询问了解与自己相关的政策资源，还高效办结外籍技术人员北京落户难题。“创业之后，我变成被各项政策配套服务的创业者，这种身份转变带来的体验格外直观。”

整个北纬社区聚集大批科创企业。周中，唐蒙的日程被融资洽谈、政企对接、团队管理填满，她就坚持把每个周日划为专属学术工作日。当天她放下所有行政琐事，独自梳理全平台数据库，连线全国三十余家合作医院的专家召开线上研讨会，逐一核对病例标注、敲定论文撰写进度。窗外成片孵化器楼宇林立，无数年轻创业者扎根细分赛道，很少空谈颠覆行业的宏大口号，大多埋头攻克临床细碎难题。

目前，玄薇医疗团队平均年龄二十六七岁，95后、00后是主力成员。“现在年轻人衣食无忧，不再单纯为薪水奔波，大家更想挣脱固化的条条框框，拥有自主规划事业的自由，在擅长的领域收获自我价值。”唐蒙说。

在唐蒙的评判体系中，衡量项目成功的第一标准从来不是融资数额、营收规模，而是产品落地后能不能实实在在惠及患者。已有多名原本属于心肌炎高危分型的患者，经过用药前基因筛查，全程针对性监测，平稳走完免疫治疗周期，避开突发危重副反应；不少合作科室主任依托这套预测体系，补齐科室副反应诊疗短板，在国内细分领域逐步打响名气。

在她看来，AI永远无法取代临床医生，但能够化解医学知识快速迭代的痛点。肿瘤诊疗指南每年依托全球临床试验更新内容，人脑很难同步海量新规，AI可以把顶尖专家的诊疗经验固化成标准化系统，缩短青年医师的培养周期。

长远规划里，唐蒙希望团队研发的副反应预判工具能够被写入国内肿瘤临床指南，成为肿瘤患者免疫治疗前的常规筛查项目。如今团队在深耕市场拓展环节，如何让更多医院、药械企业了解并接入自研API，是她现阶段想要解决的难题。

从肿瘤医院的病房诊室，到海淀孵化器的办公室，驱动唐蒙一路走下来的，始终是当年急诊科那名反复发病的患者。这群年轻的医学与算法从业者，靠着一份份研究样本、上万份标注病例，持续填补免疫治疗长久遗留的副反应预警空白。

【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72岁失独老人，和她余生的8份协议

一场MUET考试，至少10名替考者潜入考场

在麦田里出没的华北豹

记者/石爱华 实习记者/罗荣蓉

编辑/宋建华

赵淑芬老人站在自家窗前

家住天津的赵淑芬今年72岁，是一位失独老人，“像我这样的人，最忌讳的就是倒在屋里没人知道”。

为了防止“老无所依”的情况发生，4年前，赵淑芬把“生、老、病、死、葬、传”所有余生可能面临的阶段性事务通过授权、意定监护、遗嘱等方式，全部委托给了天津一家社会监护服务中心。

因为当时没有可参考的案例，监护中心也是一边摸索一边办理，最终历时11个月，赵淑芬成为这家机构第一位意定监护的委托人。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5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24年一人户家庭占比约为19.5%。据预测，2030年中国独居人口数量或将达1.5亿至2亿人。未来，像赵淑芬这样，委托“社会监护中心”作为意定监护人的选择，可能是更多独居人群的出路。

2026年6月，全国首个涉老年人权益保障专业化人民法庭（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亚运村法庭）庭长发文称，在司法实践中，意定监护目前仍处在立法先行、实践滞后、规范不足、行业待兴的阶段，整体案件数量不多，但争议隐蔽、风险突出，直接关系老年人的人身保障和财产安全。

赵淑芬说，最早她只是带着“看病有人签字”、“有人料理身后事”的需求去寻求帮助，并不知道其中的法律问题是一环扣一环的。她希望自己的经历，可以让和她一样的人，搞清楚那些曾困住她的具体问题：我该找谁？要花多少钱？该怎么管理自己的财产？社会监护中心可信吗？

我找谁

赵淑芬对晚年的担忧从一次手术开始。

2020年，67岁的赵淑芬要进行胆囊摘除手术，需要有人在她的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20多年前，唯一的儿子去世后，她与丈夫离婚，前夫现已过世。独身一人，赵淑芬只能请弟弟帮忙，“我以为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他只要当天到医院签个字就行”。

没想到，弟弟的观念和她不一样，认为这个年纪没必要再折腾身体，因此不是很情愿去签字。到了手术那天，弟弟不仅来晚了，还和医生吵了起来。赵淑芬事后得知，她进入手术室后，医生要求弟弟手术结束后再走，以防手术途中有需要和家属商量的地方，虽然只需一个多小时，但弟弟还是执意离开了。

那天的手术很成功，但赵淑芬哭了很久，“感觉到了紧要关头，连最亲近的家人也无法依靠，越琢磨越伤心”。从那天开始，“找一个可以给自己签字的人”成了她的心病。

“一旦你觉得这件事儿不得不做了，就会时时刻刻地想着”，赵淑芬有时候还会因此失眠。一次，她看了一档调解家庭纠纷的电视节目，便向电视台打去了求助电话。她把自己的经历告诉节目组后，对方请她“上电视”，帮她调解与弟弟的关系。“但我的目的是找一个签字的人，能管我身后事的人，不是调解家庭关系”。

后来，电视台的记者为她推荐了一位律师，律师可以帮她办理委托的文件，但没办找一个具体的人去给她签字。咨询中，因为赵淑芬的问题涉及到身后财产安排，律师又建议她找中华遗嘱库试试，赵淑芬在天津绕了一圈，打车费花了100元才找到地方，但对方也解决不了她“看病签字”的需求。最后，中华遗嘱库的工作人员让她留下电话，说帮她问问做老年服务的朋友。

赵淑芬也咨询过社区，因居委会当时缺少类似的经验，加上人力和精力有限，没办法随时抽身帮她。

就在赵淑芬四处寻求帮助期间，2021年1月，民法典正式实施，其中第三十三条规定，‌意定监护允许成年人在意识清醒时，自主选择并书面指定信任的个人或组织作为其未来失能时的监护人‌。具体可涵盖生活照料、医疗救治决定、财产管理、权益维护乃至身后事务处理等。监护人可以是‌近亲属、其他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个人，或有关组织（如专业监护服务机构）‌。

但当时，在赵淑芬身边找不到可以依赖的近亲和朋友，天津也没有这样的专业组织。快要走头无路时，她接到了天津市阳光老年服务中心负责人袁筱鹏的电话。

“赵姨找到我们的时候，其实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袁筱鹏说，民法典刚刚实施时，就有老人来咨询过意定监护相关问题，但没有人真的去办理，还有一些老人会选择亲戚担任意定监护人，像赵淑芬这样，想要委托社会组织成为其意定监护人的，他们以前也没遇到过。

周立莹和袁筱鹏与老人交流

8份协议

袁筱鹏从事老年服务工作已近20年，接触过不少独居老人。他曾志愿看望孤寡老人，也曾给予一些老人物质上的帮扶，但“献爱心”式的帮助无法解决老人看病就医和失能失智后面临的问题，也无法持续地给老人提供支持。

2015年袁筱鹏成立天津市阳光老年服务中心，开始通过法律帮老人解决养老问题。赵淑芬的事，是一位业内朋友找来，请他想想办法。

他与赵淑芬通话后约了面谈。他管这位与母亲年龄相仿的老人叫赵姨，赵姨一开口就说出一个令他诧异的诉求——“不要把遗产留给亲戚”。

胆囊摘除手术后，赵淑芬意识到无法依赖亲戚照顾自己，也决意不把遗产留给亲戚。“那将来您想怎么安排呢？”袁筱鹏反问。

当时赵淑芬并不清楚自己要什么，“但我开始有头绪了”，在那次碰面中，她第一次了解了意定监护这个法律概念。袁筱鹏告诉她，像她这样的失独老人，如果亲属无法担任她的监护人，她也可以选择信任的朋友或者相关社会组织去做她的意定监护人，社区也可以“兜底”，意定监护人有责任在她需要的时候，为她签字、替她管理财产、安排她的身后事。

你想委托谁担任你的意定监护人？你想如何处置财产？假如失能失智，您想获得怎样的医疗救治？袁筱鹏告诉赵姨，一切的前提，是她要想清楚这些问题。

一个多月后再见面时，赵淑芬提出干脆让袁筱鹏个人担任她的监护人。袁筱鹏直接拒绝了她，“一方面我们当时还没有成熟的业务体系和服务经验，另一方面，监护责任重大，仅仅依靠我个人根本无法承担。而且在大额财产面前，人性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我也不敢轻易做出承诺。”

赵淑芬拿出了一种“赖上他们”的架势，“我让他们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也得解决”。这股拧劲儿“逼”着袁筱鹏团队去思考，到底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是否有能力办一家做监护服务的专业机构。

赵姨走后，袁筱鹏组织团队成员专门开会去讨论她的养老问题。

这支团队一共有7个人，此前多从事与法律、社会服务相关工作。周立莹是团队核心成员之一，参加了这场全员“头脑风暴”。当时，大家围坐在一起，“闭上眼睛把赵姨的后半生都过了一遍”。还专门上门走访，到社区居委会去了解阿姨的实际情况，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也反馈说，很想解决赵淑芬的问题，但基层居委会事务繁杂，没有承接个人监护的能力，“寻找社会监护组织好像是赵姨当时唯一的出路了”，周立莹说。

走访之后，大家又开始延伸思考更多问题：阿姨目前坚持居家养老，未来年事更高之后，是入住养老机构还是聘请居家保姆？袁筱鹏说，他们在前期要考虑到各种潜在场景，提前规划。

“首当其冲的就是医疗问题，随着年龄增长，赵阿姨患病、接受治疗的概率会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引入了医疗预嘱的规划，不能只靠口头转述老人的意愿，必须形成正规文书”，袁筱鹏提到，医疗预嘱公证在当时也算是全新业务，没有现成案例可以参考。他需要查阅行业指导意见，咨询有相关经验的从业者，再结合阿姨的想法反复沟通确认，然后再和公证处沟通，“大家都没有做过这件事，这个反反复复的过程很耗费时间”。

赵姨明确表态，说如果未来病重、失去自主能力，不希望接受过度医疗。“那我们就懂了，阿姨是希望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袁筱鹏说，赵阿姨还提出了遗体捐赠的想法，他们也跟阿姨约定了对接红十字会的事情。

“顺着这个方向往前推导，就落到了医疗签字、医疗费用支付等实际问题上，这些问题的核心，最终都指向了监护权。”袁筱鹏说，一系列问题梳理下来，他们与赵姨的整套方案包含日常事务委托、意定监护、医疗预嘱、财产管理、身后事务处置等多个板块。“每一个板块适用的法律都不一样，意定监护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关系到她的医疗和财产管理”。

最终，赵淑芬与监护服务中心签订了8份协议，从生前照料到身后遗产的处理，每一步都考虑在内，全部法律服务费用约3万元，光是做公证就用了整整一天。“签完那天，我特轻松”，赵淑芬说。

赵淑芬的委托用了11个月才全部跑通，签约时已经是2022年。

有了赵姨的案例，袁筱鹏认为成立专业的社会监护中心非常有必要。2024年，袁筱鹏团队正式成立天津市和平区安心社会监护服务中心，此后，他们接触到了更多前来求助的人，目前，已经与31人签约，为他们提供咨询和意定监护服务，“其中有5位像赵姨一样，全生命周期都委托我们作他的意定监护人”。

赵淑芬床头安装的检测仪

钱跟事分开

袁筱鹏将意定监护比作一个入口，“具体方案落地时，需要一个完整的系统去支持，包括公正处、信托服务机构、养老院、医院、社区、法院等很多部门之间的配合，尤其是第三方资金管理机构”。

具体到赵淑芬的案例中，她的全部委托分为几个阶段：在她身体尚可，生活能够自理期间，监护中心只需要定期沟通、上门探望、监控其健康即可，这个阶段也被成为“代理期”。

代理协议生效后，社会监护中心在赵淑芬家里安装了一台毫米波雷达生命监测设备，这个白色的小方盒就挂在赵淑芬床头，无需接触，它就可以捕捉人体的‌呼吸频率‌和‌心跳速率‌，能发现呼吸暂停或心率异常 。

有一次半夜，赵淑芬去完洗手间就坐在客厅沙发上想事情，很久之后才回到床上睡觉。第二天，周立莹在监护设备上发现赵姨半夜离床很久，就打来电话询问她发生了什么。得知赵姨有心事，周立莹宽慰很久，“我们也希望在情绪和心理上给老人一些支持”。

作为赵姨的代理人，周立莹每天都会查看监测设备的数据，因为知道赵姨血压和肝脏不好，她坚持让赵淑芬每天记录血压，如果发现异常，及时进行干预。

成为赵淑芬的意定监护人后，社会监护中心会与赵淑芬所在的社区居委会对接，互相留存紧急联系电话，假如赵姨遇到突发情况，他们也可以联系居委会的人就近上门帮忙，居委会发现情况也可以联系他们。

除了前端的法律服务和咨询费用外，在代理期，社会监护中心一般每月会收取最低600元的服务费。如果委托人出现生活不能自理、失能失智的情况，会进入“监护期”，在这个期间，委托人需要向社会监护中心支付每月最低2000元的服务费。记者了解到，这两个阶段的服务费因每个人的办理条件、服务需求和难易程度不同。

如果委托人失去民事行为能力，她的财产要怎么管理呢？谁来支付服务费呢？有很多咨询者会担心，假如自己失能失智，监护中心会不会私吞或乱用我的财产？

在给赵淑芬涉及服务方案时，袁筱鹏也想到了关于钱的事情，这的确是一个敏感、容易引起纠纷和舆情的问题，须谨慎处理。

袁筱鹏记得，赵姨最早曾提出把钱财交给他们保管，“但这个方案行不通”。袁筱鹏解释，从合规层面来说，钱财交由个人保管会产生权属问题，如果交由机构入账，有可能被认定为机构收入，涉及税务问题，这些都是明确的红线，“我们的原则是钱不过手”。

最后，赵淑芬选择将一笔30万元的存款放在公证处作为养老和医疗的储备金，再通过协议授权给意定监护人，赋予他们将来按需提取的权利。

如果将来公证处的钱不够怎么办呢？赵淑芬说，如果将来钱不够，她已经授权给社会监护中心，到时候可以处理自己的房产用于养老和治疗。“但这笔钱也不会过监护中心的手，会直接打到公证处”，袁筱鹏解释。

周立莹说，在接受委托时，他们一般会要求委托人有一笔“备用金”用于保障其失能失智后的治疗和生活，“其实我们也很怕钱不够”，如果将来发生这种情况，他们也考虑是不是能发起社会援助这条路，但目前还没实践过。

如果钱没花完怎么办？周立莹说，他们会按照老人遗嘱去处理其身后财产。赵姨的意思是，如果钱没用完，就捐给国家或是有需要的同类人群。作为意定监护人，他们未来也会按照赵姨的想法去落实，但这个过程中，赵姨如果想法改变，可以随时调整委托内容。

广州市荔湾区和谐社会监护服务中心便是一家较早成立的专业机构，2021年底就已经挂牌。其创办人蔡盛曾是一名律师，他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也提到了对于委托方财产管理的重要性。

“在意定监护中，权力滥用的根源就是钱”，蔡盛告诉深一度记者，他们搭建服务框架的基本原则是“不碰钱”。“我们收取服务费，但是我们不管他的钱”，在前端做方案的时候，蔡盛会跟委托人明确“事情跟钱要分开”。他们会建议委托人去办理信托，或是到公证处做提存，也可以找信任的朋友去管理财产。未来，委托人看病、住院、请护工等需要付款给相关服务机构的时候，意定监护人可以凭发票向管钱的机构去进行支付，这样子就可以在机制方面有效遏制监护权利的滥用。

蔡盛在给老人们做“守护余生”的普及讲座

监护生效前的“空窗期”

“监护协议生效的条件非常明确，当委托人丧失或者丧失部分民事行为能力时，才能“触发”意定监护人的权利”，周立莹说，他们签约的客户目前都处于代理期。监护生效，需要以法院判决为依据，认定委托人为限民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但这个周期可能会长，行业内也在讨论如何更高效走完这个法律程序”。

广州市荔湾区和谐社会监护服务中心蔡盛介绍，他们众多委托人当中，目前也只有一位走到了“监护期”。

对方是一位精神障碍患者，五十多岁，已经失能失智，长期住在精神病院。他的父母已经过世，先前一直是表妹在帮忙处理他住院期间的事务，比如精神病院费用清单审核、用药等等。但表妹忙于照顾自己家庭，担心日后影响对表哥的看护，于是找到了居委会帮忙，居委会又找到了蔡盛主理的社会监护中心。

蔡盛介绍，这位当事人的父母已经去世了，在法律上面，他的表妹无权通过法律文件将监护权委托到社会监护中心，只能走法院程序，通过民事行为能力宣告和指定监护，来委托他们来做其意定监护人。

2024年10月，当事人的表妹作为程序申请人，找律师开始办理此事。当时，广州只有3家鉴定机构可以做民事行为能力鉴定，光排队就等了近半年。之后，鉴定机构到精神病院去现场鉴定，一个月后才出了鉴定结果。报告送到法院后，法院开庭、判决，又需要一个多月时间。

据蔡盛了解，鉴定报告将精神障碍者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之后，法官还要依据鉴定报告和庭审内容，向居委发一个确认函。因为按照民法典规定，社会监护中心属于社会组织，如果成为监护人，需要经过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委会同意，所以法院要发函给居委会，居委会回复同意，监护中心才能够在程序上面成为他的监护人。

一直到2025年中旬，这位精神障碍患者才走完整个意定监护的流程。蔡盛认为，这个案例中的当事人情况特殊，并非急重症病人，这个时间还可以等。但如果是一个普通老人突然患病，失智失能需要签字的时候，一定要把他推进这样的法律程序里吗？“我们做监护这件事情是帮他解决实际的决策、签字的问题。我认为只要法律关系明确，配套相应的监督机制，实践中是否必然要进入行为能力宣告程序，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处理”。

关于这个程序的问题，基层法院也有自己的看法。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亚运村法庭是全国首个涉老年人权益保障专业化人民法庭，除了审理辖区内的普通民事案件之外，还集中审理老年人民事行为能力认定、监护权及各类涉老纠纷案件。

2026年6月，亚运村法庭庭长陈蕾在中国社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推动意定监护司法实践的四项建议”的文章。

她提到，在司法实践中，意定监护生效需经法院特别程序认定行为能力，鉴定、审理存在法定周期。但老年人失能失智后，急救、手术、费用支取均为刚性紧急需求，极易出现“协议有效、手续未毕、无法履职”的空档期，导致监护人在医院、银行履职受阻，影响老人紧急救治。

对于这种情况，亚运村法庭也在开展审判优化的探索：对于病情典型、病历完整、社区核实清晰、亲属无争议的高龄失能老人，在依法审慎前提下，综合病历、走访情况开展实质性审查，不只依赖周期较长的司法鉴定，尽可能精简流程、降低成本、压缩周期。

她还提到，法院也希望能联动鉴定、医疗、金融等多部门，建立行为能力认定绿色通道，针对急救、手术等极端紧急场景，探索临时监护备案机制，实现特殊情况下监护履职快速落地。

陈蕾在分享中提到，严格把控协议签署关口，才是从源头避免纠纷的关键。在他们经手的案件中，就有一些意定监护协议不严谨的情况。她举例说，曾有一位独居老人王某，在拆迁期间结识张某，对方频繁代其办理拆迁手续，与拆迁部门谈判。在老人认知能力明显衰退、入住养老院期间，张某与老人签署了一份内容简单、要素缺失的监护协议，意图获取监护权益。在审理过程中，亚运村法庭结合调取的病历材料、基层走访进行核实，确认老人签约时已不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依法驳回其申请，守住了老人的财产与人身权益。

在处理赵淑芬的委托时，袁筱鹏和团队就特别注意证据留痕，“这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袁筱鹏说，赵阿姨还有亲属，一旦对方对赵姨处理财产的方式产生质疑，他们需要自证清白。所以在给赵淑芬做合同的时候，他们特意向公证处提出了证据保全的需求，赵姨表达自己的意愿和遗嘱时，他们也都现场录像，第一时间递交公证处。

袁筱鹏与社区人员一起给失独老人规划养老方案

边界

如今，赵淑芬与社会服务中心签约已五年。这期间，她与监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已经磨合出一套双方都舒服、信任的相处模式，毕竟，意定监护协议除了法律约定的权责边界外，还有日常相处中的情感边界。

周立莹说，在与老人签署代理协议时，双方会商量出一套适合彼此的相处方案。有些老人不愿意被打扰，没有紧急情况时，就可以按照委托人要求把电话回访、入户回访的频率降低。像赵姨这类喜欢热闹的老人，每逢刮风下雨他们也会主动提示老人注意防护。这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弥补她缺少陪伴的心理。

“原则上，我们不允许员工拿取委托人的任何物品”，但周立莹说，有时候到赵姨家回访时，她难免会塞个苹果或是递一瓶水，“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不收下这个苹果反而会伤了老人的心”。这种相处中的分寸感因人而异，“意定监护如果只是一个冷冰冰的协议，那也不是我们服务老人的初衷”。

“其实，双方的信任非常重要”，袁筱鹏说，虽然意定监护有法律兜底，但委托人与监护中心之间在沟通时，双方都会去考量“人性”的因素。如果缺乏信任，委托很难达成。

在意定监护协议实践中，还有一个误区。“有一些委托者会误把意定监护人当‘护工’来用”，周立莹说，在签署协议里，他们会与当事人明确监护人的服务范围和边界，“当事人生活无法自理时，我们会去帮她做决策，去请护工，监管护工，但监护人不是护工”。

在紧急情况发生时，意定监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会尽量照护老人，但当对方的要求超越服务边界时，周立莹也鼓励同事们说出自己的诉求，强调权责范围。“这是需要双方互相理解的”，周立莹说，在与赵姨的相处中，他们能明显感受到被信任的感觉。

6月中旬，记者采访赵淑芬那天，她特意到楼下等待，楼门口有一把户外长椅。在闲暇时，她经常下楼，坐在椅子上招呼邻居们一起聊天。

在没有签订意定监护协议之前，“下楼聊天”是赵淑芬最脆弱也最真诚的“自保”方式。赵姨曾跟周立莹说起，如果哪天她没有到椅子处聊天，那邻居们多半会去敲一敲她的门。有一次她血压高，头晕难受，就是邻居送她到医院的，自那以后，她每天记录血压，已经写了两大本的笔记。

现在，她把自己往后的每一步都已安排好，并有了可执行的人，“每天都可以睡个好觉了”，赵淑芬说。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赵淑芬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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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田里出没的华北豹

一个社会学博士在县级养老院当“护理员”

把放弃治疗的决定权，交给一个外人

记者/解丽

编辑/李泽伟

胡斐雄给顾客讲解他的古建文创 摄影/刘畅

在北京西城，年轻人创业的第一站，可能不是写字楼、产业园，也不是商场柜台，而是一条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老胡同。

法源寺街区的烂缦胡同里，青砖灰瓦还在，鸽子在树下咕咕觅食，红色爱心球卡在枝杈间，挂着“青春小店”牌匾的店铺沿街排开。走进119号院，“西引力”青年创新创业试验场里，有23岁的建筑学研究生把太和殿、祈年殿做成分层冰箱贴，有插画博主在调试着直播灯光，有北京理工大学的学生在为排球机器人收集市场化数据……

这里不是简单的文艺打卡地，而是西城给青年创业者搭起的一个“低成本试错场”。2至4周短期驻留，只需支付水电杂费，年轻团队就能在真实街区里见顾客、测产品、跑模式。对很多年轻创业者来说，原本“不敢想”的老城空间，突然变成了一张可以上场的入场券。

《新青年·创业场》“厚土”篇关注的，正是这样的城市托举：当一座老城愿意把空间、资源和社区场景打开，年轻人的创业火苗，也就有了落地生根的地方。

老胡同里的“创业新手村”

走进烂缦胡同，很容易被这里的反差感吸引。

一边是青砖灰瓦、老树院落和法源寺街区沉淀下来的历史气息；另一边，是潮流涂鸦、咖啡香气、直播设备和年轻主理人的日常忙碌。胡同不再只是被观看、被怀旧的城市风景，也开始成为年轻人试产品、做内容、找市场的创业现场。

119号院，就是这条胡同里最有代表性的变化之一。院外，“西引力”青年创新创业试验场的灯箱十分醒目；院内，展柜里摆着一组组古建文创产品，北房里灯光和直播设备已经架好，年轻创业者在这里迎接顾客，也迎接真实市场的第一轮反馈。

23岁的胡斐雄，是最早来到这里试水的青年创业者之一。他是北京建筑大学在读研究生，也是“北建零创”的创始人。4月底入驻“西引力”后，他第一次把团队的古建文创产品放进老城真实街区，开始和顾客面对面打交道。

“这不是一个普通摊位，这是我们的首发阵地。”胡斐雄表示。他指着一组分层冰箱贴介绍说，这是所有文创里卖得最火的一款，精准还原了包括太和殿、祈年殿、佛香阁等北京古建筑结构，龙椅的位置、梁柱上的彩绘、建筑的层次关系，都被做成立体细节，既可以一层层打开，也可以磁吸在一起。老城文化被压缩进一个小小的文创产品里，又以年轻人熟悉的方式重新被带走。

对胡斐雄来说，最重要的变化不是多了一个摆摊空间，而是创业从“想象中的市场”进入了“真实的街区”。顾客会拿起产品询问价格，会现场拆开看结构，会告诉他们哪些设计更好懂，哪些细节更打动人。五一期间，团队日均营业额达到千元以上；更意外的是，还有外地文旅部门工作人员在考察北京市场时走进烂缦胡同，看到产品后主动提出合作意向。

“以前觉得入驻西城要很多钱、很多程序，现在西城主动给了我们一张入场券。”胡斐雄说。在“西引力”试验场，他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免费使用场地，只需支付水电杂费。对一个还在学校里的创业团队来说，这意味着试错成本被大大降低。

同一个院子里，秦楠也在经历另一种“从线上到线下”的变化。他是BIBF菠萝圈儿国际插画展的发起人，在小红书拥有6.3万粉丝。入驻119号院后，这里成为他的线下粉丝见面会和课程研发中心。很多学员过去只在网上看课，如今可以走进胡同，看到真实的教学环境、作品和团队。

“信任感完全不一样。”秦楠说。

这正是“西引力”试验场想要提供的东西：它不是简单给青年创业者一间铺子、一个摊位，而是把他们放进真实街区，让产品接受顾客检验，让内容遇见线下人群，让创业者在低成本条件下完成一次市场演练。

在这条老胡同里，年轻人不需要一开始就承担高额租金，也不必只停留在PPT和计划书里。他们可以先上场，先被看见，先和真实世界碰一下。

而对西城来说，这个小小的院落也不只是一个青年项目展示空间。它更像一次老城更新的新实验：当闲置院落、青年创意、街区流量和社区生活被重新连接起来，一条老胡同就不再只是历史的容器，也成为年轻创业者的“新手村”。随着“北建零创”的期满，北理工大学的排球机器人项目正式入驻，“新手村”里的“新手们”正在滚动着进入。

原创视频：创业火苗有了生根之地 摄像 / 刘畅 剪辑 /郭茂勇

从“城市试点”到“街区深耕”

“西引力”试验场的开辟缘于西城区今年启动的青年发展型街区建设，采用“短期驻留、低门槛启动、高频次轮换”的运营模式，即2至4周免费使用临街空间，仅支付水电杂费。这种“快闪”式的经营，既满足了青年创业者验证商业模式的需求，可以低成本试错，又保持了街区业态的新鲜感和活力。

说起青年发展型街区建设，团西城区委权益部部长任少岚介绍，这是一个着眼微观的突破口，“我们将视角从宏大的城市建设细化至街区建设，致力于打通服务青年的‘最后一公里’，建立起‘政府搭台、企业赋能、高校助力、青年主角’的协同机制。”

实际上，从2020年底申报、入选全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起，西城便确立了“西城让青年大有可为”和“青年在西城大有作为”的两大核心目标，开始从顶层设计层面，创新建立区、街两级青年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同时在该区十四五规划纲要中设立了“青少年成长与发展专栏”，制定青年专项规划即《西城区“十四五”时期青少年事业发展规划》，加强青年发展规划与其他专项规划的衔接协同。

试点中，西城区将青年优先发展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打造以“西有青年”为核心的青春活力城市名片。推动青年发展项目纳入政府民生实事项目，推动青年发展规划工作纳入党委政府考核。“今年，团中央等15个部门联合印发了相关意见，围绕推动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提出18项举措，其中要求系统优化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环境。在这个宏观背景下，我们开始思考如何把工作做得更细、更实。于是，打通‘最后一公里’被我们锁定。”任少岚说。

如何打通服务青年的“最后一公里”，西城区决定先让数据说话。服务青年先要读懂青年的“流量密码”，就这样，《西城青年“画像”研究报告》出炉。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4月，西城区户籍青年人口（14-35周岁）25.36万，是全市青年常住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其中，广外街道、牛街街道、展览路街道的青年占比最高；西城青年的职业选择呈现出金融、科创、公共服务“三元聚集”的特征，三者合计占全区就业青年总量的73.56%；青年创业的痛点集中于“缺资金、少场地、怕风险”……这样的一组数据，让西城区直接锁定了西城青年工作的“主战场”——必须深入街区，深入胡同，同时，更多地关注向数字经济、文化创意、金融科技等高精尖领域延伸。

正是基于这一决策进阶，西城区首先在牛街街道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创新打造了“西引力”青年创新创业试验场，“青创场不仅是一间铺子、一个摊位，更是一套赋能闭环。”任少岚说，团区委联合区属国企和属地街道，盘活法源寺街区腾退空间，将其改造为青年创业试验田。入驻团队可享受场地支持，拥有2-4 周真实经营场景，用来验证商业模式。还能获得导师与资源陪跑，每周参与一次创业辅导，对接投融资、法律、财税等专业支持。对于优秀项目可从“试验场”转入“加速器”，获得更长周期、更大空间的全链条扶持。

那么在寸土寸金的北京西城，将四合院以“仅收取水电杂费”甚至“免费”的形式提供给青年，仅仅是一场单纯的公益行动吗？对于法源寺街区更新的运营主体——西城区属国企大德公司来说，在对片区进行更新之后，新的使命就在于对其中的闲置院落进行盘活。“将119号的闲置空间免费拿出，与团区委共建青创场，看似‘无偿让利’，实则是一场双向赋能、多方共赢的战略投资。”大德公司副总经理李平花表示，此次合作经过公司多部门审慎研判与层层上会，最终顺利落地，“一方面这是国企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我们看中的是青年创业者所能带来的独特文化IP和持续流量，它是激活街区活力的‘关键变量’，打出法源寺街区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同时也省去了不少宣传成本。”

实际上，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大德已经看到了多方共赢的信号。“北建零创”在经过这一段的试水后，信心与底气变得十足，已经决定在法源寺街区租下小一些的临街铺面，“目前正在选址当中。‘菠萝圈儿’也准备将119号整院租下，后续运营中，将保留青创场原有孵化功能，同时自主打造书店、咖啡、简餐等特色业态，实现公益孵化与市场化运营有机融合，让老四合院焕发出新生机。”李平花介绍说，下一步还将链接团区委丰富的高校联盟资源，在闲置空间挂牌建立高校实践基地，对接各大高校创意人才与优质实践项目，为街区发展注入年轻化、创意化活力，持续优化街区业态。

“组合拳”构建协同新业态

西城区青年发展型街区建设，不止于“试验场”这一拳，“我们推出的是一套组合拳，同步打造‘西友・理想家’青年人才公寓、‘青春小店’赋能计划以及‘西友・灵感场’主题沙龙等品牌，构建起‘政府搭台、企业赋能、高校助力、青年主角’的协同生态。”

据任少岚介绍，西城青春小店赋能计划聚焦青年主理人小微创业业态，从宣传推广、金融帮扶、能力提升、平台共建、长效服务五大维度赋能，系统性扶持青年小店成长、培育“青春经济”。截至目前，全区近40家小店报名参与，经筛选，第一批西城青春小店共15家，分布在法源寺街区、白塔寺街区、大栅栏片区等地。

西城区发布的“青春小店”招募广告这样写道：我们正在寻找这样的“青春小店”：在西城区依法注册登记，诚信经营，无不良记录；小店业态聚焦青年高频消费场景，比如潮玩文创类、兴趣圈层类、体验社交类、健康生活类、知识赋能类、数字娱乐类等；小店主理人或实际经营者年龄不超过40周岁，或店内35周岁以下员工占比达50%及以上；经营时间超过半年，拥有线下实体店铺。

在烂缦胡同，就有8家小店挂上了“青春小店”牌匾。推开OONAGH（乌娜）咖啡餐吧那扇木质的院门，仿佛进入了一个静谧的世外桃源。院子里绿植环绕，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木质桌椅上，三三两两的年轻人正在低声交谈。主理人杨文倩在胡同还在改造的时候就决定入驻，“看过改造方案后，我就觉得与自己的经营理念十分契合，那就是在有历史文化的老街区注入年轻人的活力，这种契合吸引了我。”如今，杨文倩除了经营自己的店铺外，还撑起了周围的3家小店。

解决了“起步难”，更要考虑“留得住”，西城区又为青年人才打造了“西友·理想家”青年人才公寓。“我们还是找到了大德公司，想办法从共生院中改造出面向青年人的精装房源，实行‘低租金、高粘性’政策。通过租金补贴和社群权益兑换，让青年能够以市场价6至7折的优惠‘拎包入住’。”记者在东莞会馆原址院内，看到两套已经装修完毕的青年人才公寓，木质屋顶下，中间的橱柜将房间隔离成起居室和客厅两部分，床铺、沙发、空调、洗衣机、冰箱等一应俱全，“目前我们正在筛选合适的高校联盟毕业生入住。”任少岚表示。

秦楠已经开始融入烂缦胡同 摄影/刘畅

从“外来客”到“青春邻居”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在西城青年创业已不仅仅是商业行为，更是一场与城市、与社区的深度对话。“让青年留得住，同时也要让他们反哺城市的发展，是一种双向奔赴。因此，我们在帮扶的同时，也希望这些青年人能够多服务于社区。”任少岚强调。

“北建零创”与街道的合作就是很好的例证。除了在试验场销售产品，他们还为西城区的天桥街道、新街口街道设计文创产品，将专业的知识服务直接贡献给城市更新。

而杨文倩，则是另一种融合的样本。她的店不仅是网红打卡地，更成为了社区的“会客厅”。几个月前，一家小店的空调外机滴水导致邻居养的葡萄不结果。邻居找到街道，希望街道出面解决问题。法源寺社区联合胡同商户成立的社会组织“法源伙伴焕新联盟”帮了忙。杨文倩参加了联盟牵头组织的讨论会，大家充分讨论后决定，在不破坏老房结构的前提下，把空调外机迁到新处，化解了和邻居间的矛盾。

杨文倩说，在烂缦胡同待久了之后，和周边的邻居都熟络起来了，“以前是外来客，现在是老邻居。有时候出了新品，邻居就成了首批提建议的顾客，后来还为街道保洁员、快递小哥提供歇脚的地方。”

法源寺街区的实践并非孤例。西城区正以“一盘棋”的思维，将青年创业的厚土播植到全区各个角落。

接下来，德胜片区、金融街片区将是西城的发力重点。在北部德胜片区，依托普天德胜科技园区，聚焦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布局数字经济青创场，为青年科技人才提供孵化载体和资源生态，激活青年创新动能；在中部金科新区，以新动力金融科技中心与JK FUN商场为双支点，融合金融科技产业集聚、潮流消费业态丰富等特点，打造“职住平衡”的青年活力枢纽。“我们会让不同专业、不同梦想的青年在西城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上场’机会。”任少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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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田里出没的华北豹

一个社会学博士在县级养老院当“护理员”

把放弃治疗的决定权，交给一个外人

记者/佟晓宇

编辑/宋建华

在毕业展上的李姝荣

一个卫生间，被搬进了毕业展。

展厅里，有人戴上眼罩，拄着盲杖，沿着脚下的盲道慢慢向前。语音提示会告诉他们，垃圾桶在哪里，置物架在哪里，盲文地图放在什么位置。有人走得很顺利，也有人站在原地，不停低头确认脚下盲道的纹路。

卫生间里最特别的，是一个垃圾桶。

把擦拭后的卫生纸投入桶内，内置的AI模型会识别纸巾上是否有血迹，并通过语音播报结果，帮助视障女性判断自己是否来月经。这是今年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展上，城市设计学院本科毕业生李姝荣的毕业设计。

为了完成这个作品，她用了将近一年时间。她采访过妇科医生，查阅过医学文献，最终找到五位视障女性作为志愿者，参与调研和设计。童年接受弱视治疗的经历，让她比很多人更早意识到，失去视觉意味着什么。

这个设计，源于一个几乎没人认真讨论过的问题：一个视障女性，如何知道自己来月经了？过去，这个问题更多依赖身体感觉、家人帮助，或者一次次试错。李姝荣想，如果判断血迹这一步能够由一个垃圾桶完成，是不是就能让她们多一种选择。

展厅里的垃圾桶被喷成了醒目的蓝黄色。除了照顾色盲群体的辨识需求，她也希望，它足够显眼。"只有被更多人看到，它才更有可能真正走进公共空间。"

毕业展结束后，有人质疑这样的设计是否真的有必要，也有人主动联系她，希望把产品带进商场试点。对李姝荣来说，毕业设计只是开始。她更期待的是，有一天，人们会在商场、公园的卫生间里，自然地遇见它，而不再觉得它是一件特别的东西。

以下是李姝荣的讲述。

一个没人问过的问题

5月21号，我们本科毕业展开展了。为了让观众可以体验这个卫生间，我准备了眼罩，也配备了语音说明书，体验者戴上眼罩后，可以跟着语音提示，找到场景里每样东西的位置和功能：垃圾桶怎么使用，置物架在哪里，挂钩可以挂什么，都有对应的引导。

通往男女卫生间的盲道采用了不同的造型，希望视障者通过触感辨别不同的卫生间。展出时，有时我会在作品旁给观众讲解每一个装置的功能，以及我的设计思路。不过，人机交互产品对精密度要求很高，也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资金投入，很多带有人机交互功能的作品可能会在展览上出现一些问题，我的产品也不例外，后来为了保证整体体验，我只能暂时关闭了交互功能。

来看展的人很多，不少人会戴上眼罩体验一下。有人第一次踩上盲道，发现盲道的纹路不够明显，有人甚至感受不到两种盲道的区别。这些反馈对我来说很重要，也会成为我后续迭代产品的参考依据，比如之后我会把两个盲道的造型区别做得更明显一点。

其实整个设计并不复杂。垃圾桶里内置了可以识别血迹的AI模型，其他适盲化设施则参考了现实中已经有的一些设计。比如盲文地图，在日本和香港都有应用；区分男、女卫生间的盲道，一些适盲化卫生间也有过类似尝试。我在这些已有设计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和创新，但整个项目最核心的部分，还是那个垃圾桶。

决定做这个产品，和我小时候的一段经历有关。

我是先天性弱视，六七岁开始接受治疗。治疗期间，我一直使用一种叫阿托品的眼药水，它的副作用会让瞳孔扩散，看不清东西，畏光。

每到寒暑假，我都要经历这样一段时间：每天滴眼药水，看不了书，也写不了字，看不清电视……那段时间我生活特别不方便，陷在近乎失明的状态中，对小时候的我来说，那段日子很痛苦。

后来再回头看，我才意识到，正是那段经历让我开始理解，视障者的生活会遇到多少不便。后来我越来越关注无障碍设施，也越来越觉得，我们现在做的其实还远远不够。

2024年，我在社交平台上看到很多关于视障女性经期的讨论。有人分享，自己在外面时不知道该怎么判断月经是不是来了；也有人讨论，视障女性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来月经，又如何通过经血颜色判断自己的身体情况。讨论很多，却一直没有一个能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当时就在想，既然我是学设计的，能不能试着做一点什么。

真正开始之后，事情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顺利。

最开始，我想设计一款产品，帮助视障女性通过经血颜色判断自己的健康状况，因为很多人都认为，经血颜色和状态会反映身体情况。在调研的过程中，我采访了一些妇科医生，也查阅了不少医学文献，最终发现这可能是一个误区。至少从现代临床医学来看，经血颜色本身并不能作为判断身体健康状况的代表性指标，它受到很多因素影响，不能简单对应某一种健康状态。

做到这里，相当于整个项目被推翻了。我只能重新回到最初的问题：到底什么才是真正能帮助视障女性的？重新梳理整个流程时，我发现，大多数女性意识到自己来月经，都是在卫生间里，通过卫生纸确认是否有血迹。既然这样，那是不是可以把垃圾桶变成判断过程的一部分？如果它能够检测卫生纸上有血迹，再通过语音进行提示，是不是就能够帮助视障女性更方便地确认自己是否来月经？

李姝荣的毕业设计作品

不想让她们被特殊对待

后来，我一共找到五位视障女性作为志愿者。访谈时，我们聊了很多内容，包括她们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来月经、会不会关注经血颜色，以及她们对这个产品的想法。我会跟她们介绍我的设计构想，和市面上一些已有的适盲化产品，听她们的反馈。

有人告诉我，她一般会根据月经来临前一两天身体的变化判断，比如小腹疼，腰酸，感觉快来了，就提前垫上卫生巾。

但这种方式完全依赖身体感受，并不是每一次都准确。尤其对于月经不规律的人来说，有时候月经会突然到来，身体也没有明显征兆。也有人告诉我，她和家人一起生活时，会请家人帮忙确认有没有来月经；还有人会提前好几天就垫上卫生巾。

在家里，可以依靠家人，实在不行也可以给朋友打视频，但一旦出门，在商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这件事就会变成一个很现实的困扰。

社交平台上，还有人提出能不能通过气味判断。但不管是哪一种方式，都很难做到既自主又准确。

找到这些志愿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开始，我在很多社交平台私信视障女性，希望能够访谈她们，但大多数人没有回复，也有人直接把我拉黑了。后来我只能不停翻看关于适盲化设计的帖子。有些帖子下面会有视障女性留言，我再一个个去联系，愿意回复的人依然很少。

后来我慢慢理解了她们的顾虑。月经本身是很私密的话题，作为残障人士，她们可能接受过很多采访，也回应过很多外界的关注。有时候，这种关注反而不断提醒她们，自己和别人是不一样的。一次次讲述自己的不便，也是一种消耗。没有人愿意反复把生活里的困难摊开，讲给陌生人听。

所以后来做设计的时候，我一直在提醒自己，不要让产品把她们变成一个需要被特别区分的人。我的想法一直都是做一件符合通用设计原则的产品。它应该和原本的卫生间兼容，而不是重新建造一套只属于视障女性的设施。真正需要被替换的，其实只有垃圾桶。

在原有的卫生间里，把普通垃圾桶换成带检测功能的智能垃圾桶，再增加盲道引导，语音提示和盲文地图，就能够完成整个系统。我不希望为了使用这个产品，视障女性必须进入一个专门的卫生间，如果必须这样做，不仅意味着更高的建设和维护成本，也会给她们带来一种被特殊对待的感受。

从最初的设计概念，到最后展出的成品，我用了大概一年的时间。

第一代垃圾桶非常粗糙。我用瓦楞纸搭模型，反复尝试挡板的开启方式，比如旋转、上翻、下翻，再不断调整比例和结构。确定大致造型后，我在网上买了一个上下开盖的智能垃圾桶，在原来的基础上安装摄像头、开孔、连接电脑，实现最基础的检测功能。那个时候，它还是一个粗糙的实验模型。

后来，我有不断迭代造型和功能，重新建模，找厂家3D打印外壳，自己喷漆上色，请专业人员帮我组配，再一点点训练识别血迹的AI模型。最后做出来的垃圾桶分为上下两层。检测血迹的投入口在上面朝前，日常丢垃圾的投入口在下面朝上。完成检测后，不需要复杂的机械操作，只要顺手把卫生纸扔到下面朝上的投入口，就完成了整个流程。

我一直觉得，好的设计应该是克制的。它不应该让使用者重新学习一套新的操作方式，而是在原有习惯的基础上，尽可能少地增加负担。不管是普通使用，还是需要检测血迹，这个垃圾桶都可以被任何人正常使用。我一直相信，一个产品覆盖的人越多，它真正落地的可能性就越大，社会需要承担的帮扶成本也会越低。只有当它成为所有人都能自然使用的东西，它进入公共空间的可能性才会变大。

AI模型会识别纸巾上是否有血迹，并通过语音播报结果

重要的是给她们选择的权利

在创作和展出过程中，也有人质疑过这个产品有没有必要。

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这样的产品放在公共空间里根本不合理，不如做成家用产品，因为“视障者本来就不会出门”。

我当时就反问他，到底是视障者不会出门，还是因为无障碍设施还不够完善、适盲化产品太少，出门的成本太高，所以他们才越来越少出门？我觉得很多人把因果关系弄反了。

视障者只是看不见，并不是不能走路。如果公共空间能够提供更完善的无障碍设施，如果市面上有更多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产品，我相信他们会更愿意走出家门。

重要的是给他们选择的权利。

做这个项目以后，我越来越觉得，设计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会把我和别人的生活连接起来。

最开始学美术时，其实只是因为喜欢，并没有想那么多。那时候家里并不支持，他们和一些老师一样，都觉得成绩不好的学生才去学美术，我爸妈觉得我学美术是想偷懒，也怕我坚持不下来。后来我跟家里僵持了整整一个学期，我一直想证明，学美术不是为了逃避学习，而是因为我真的喜欢。

到了大学，我选择了家居产品设计方向，我觉得这个专业离人的生活很近，不停留在图纸或者展厅里，而是能做一些实际的东西，进入人们的真实生活，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我知道画画和学习都是一辈子的事，但我也希望，自己的创作能与更多人的生活建立起连结。

毕业展之后，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关于这个作品的讨论。我知道大家会关注这样的设计，但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参与讨论。几乎每一条评论，我都认真看了。很多网友觉得，这样的产品确实有存在的必要。也有一位长期从事无障碍设计的网友提醒我，我作品上的一处盲文有错误，读起来并不通顺。后来我才发现，那部分盲文是在设计过程中通过AI翻译生成的。因为无障碍相关的数据积累还不够充分，AI在这方面也存在不少漏洞。

也有很多网友针对这个作品，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有人说，自己的家人是视障者，他们需要的适盲化设计远远不止这一件产品。

有一个女生讲，自己的爸爸是视障者，平时一直由妈妈照顾，有一次妈妈外出，回家后发现，爸爸已经便血了好几天了，但爸爸自己并不知道。还有人说，自己的妈妈也是视障者，即使在家里，来月经时也常常需要她帮忙确认。

也有人留言，如果妈妈年轻的时候就能遇到这样的产品，生活里很多细小却反复出现的麻烦，也许早就解决了。

我设计的或许只是一个垃圾桶，但大家讨论的，从来都不是垃圾桶本身。他们真正关心的是，那些一直没有被看见、也很少有人认真回应的需求，终于开始有人愿意去关注了。

希望有一天，它出现在展厅之外

受限于时间和经费，目前展出的产品还没有经过大规模的人机工程测试，也没办法邀请更多视障女性参与体验。

第一版模型做出来的时候，我和同学先蒙上眼睛试用了一遍。从功能上来说，它已经能够完成整个流程，使用起来也比较顺畅。但我知道，这和真实的使用场景还有很大的距离。

我知道这还只是一个很初级的设计，有很多问题等待解决和优化。但我还是希望，有一天它能真正落地。

展览上我把垃圾桶的颜色喷成了蓝色和黄色的渐变色，颜色很鲜艳，也很显眼，除了考虑色盲群体的辨识需求，我也希望更多人能够注意到它，愿意停下来看看，关注到这样的适盲化设施。如果被更多人看到，或许它落地的可能性就大一些。

我知道从毕业设计走向现实，会遇到很多问题，样品的制作很仓促，后续还要面临成本、量产、维护等问题。

毕业展后，南京有一家女性友好商场看到我的设计后联系我，希望跟我合作，在商场里尝试增加残障友好设施。我很开心，但是我的产品目前还不能正式投入使用。现在的产品最核心的识别模块训练样本还远远不够。面对不同颜色、不同形态的血迹，模型还有可能无法准确识别；产品的造型、人机工程和交互细节，也还有不少需要调整的地方。

我希望再给自己一点时间，把它继续完善。等它真正成熟之后，我也希望能有更多像商场、公园这样的公共场合愿意尝试使用，因为这些地方都是视障者会去的地方，这些地方应该属于每一个人。它应该让更多人能够像其他人一样，自然地生活，自然地出门，自然地使用公共空间。

【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在麦田里出没的华北豹

一个社会学博士在县级养老院当“护理员”

把放弃治疗的决定权，交给一个外人

记者/颜星悦 杨宝璐 实习记者/罗荣蓉

编辑/宋建华

6月26日设在南宁的MUET考点，考场内共有58名考生

每到留学申请季，想要出国留学的学生少不得为了语言成绩而走上考场，许多人甚至不得不多次支付考试费去刷分。但深一度记者发现，近期在社交媒体上，有许多MUET考试的中介一边“小心翼翼”地使用黑话发帖，频繁招募替考人；一边又对咨询的考生承诺，只要缴纳1.2万元，他们可以“按要求达到所需分数，否则退钱”。

MUET考试，全称马来西亚大学英语水平鉴定考试，是由马来西亚国家考试委员会管理的标准化英语能力测试，来评估考生在高等教育中的英语能力。据了解，该项考试成绩可用于申请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多地的高校。国内一家留学机构的顾问表示，MUET成绩在申报马来西亚大学时，尤其具有优势。“如果目标院校在马来西亚，又实在考不过雅思，可以尝试考MUET。”这位留学顾问告诉深一度。

2026年6月26日，深一度记者以“考手”的身份进入MUET考场，暗访了“替考”的全过程，并进行了完整的证据保存。据记者调查，在本场考试中，至少有一位中介，向考场输送了10位考手，并都顺利地通过了身份核验。

6月26日考试开始前，组织替考的一名中介(右一)出现在考点大楼门口

进入考场

在和招募替考人中介保持了两个月的“沟通”之后，6月26日上午，深一度记者以考生身份进入了位于南宁市西乡塘区心圩街道的一栋大楼，这是MUET考试在南宁设的考点。记者的身份此时已被替换为一位23岁的考生，该考生的身份证照片已经被换成记者的照片，并进行了相应的AI调整，但姓名、出生日期及身份证号均为真实信息。

这并非国内MUET考试第一次爆出替考消息。今年4月，深一度接到举报，称马来西亚大学英语水平鉴定考试存在一定规模的替考现象，替考行为半公开化，中介在社交媒体上直接寻找替考的“考手”，而对申请考试的考生则称“考不到所需分数退订金”。

6月25日下午，深一度记者在南宁市一所酒店大堂拿到了用于考试的假身份证和准考证。接着，中介要求记者当场打开支付宝，指导记者操作认证流程。记者的支付宝主页显示记者本人的身份证信息。中介让记者删除本人信息，“不然考官看到你同时有两张身份证，肯定不行。”记者按照指示删除，之后再点击“添加证件”，将考生假身份证的正反面拍照上传。

该过程没有经过人脸验证或者其他验证方式，上传成功后，中介强调，明日入场时考官会要求考生打开该页面进行核验，“截图没有用，必须现场打开支付宝给他看。”同时，记者被告知需背下考生身份证的后四位及出生日期，以应对考官抽查提问。

中介称，自己也是“考手”之一，在与深一度记者联系的中介手下，至少有10名替考者同时参加6月26日南宁场考试，并都已拿到了伪造的身份证。

“这个操作不是上传云端的东西，对你们没影响，考完删掉就行。”6月25日晚上，中介在会议软件上向她手下的替考人解释流程，明日入场先找中国考官签到，届时需打开支付宝展示该页面，随后再由马来西亚考官进行肉眼比对，并叮嘱大家提前到考场，预留排队时间，并称流程顺延是常事。

6月26日上午，深一度记者如期进入考场，并顺利用支付宝认证、假身份证和准考证完成了身份核验。该考场共有58名考生，其中“考手”至少有10名，包括给深一度记者送假身份证的中介本身也是考手之一。考场内设立3名马来西亚考官，1名中国考官，中介告诉记者，由于她的客户需要加急成绩，因此考官会到座位边对身份进行二次核实。

在考场门口，记者看到，马来西亚籍考官对部分考生进行了重点查验，询问了一位考生身份证号，考生没有回答上来，考官问他：“你不记得你自己的号码吗？”该考生想了一会儿终于想起来，回答了后面四位数，于是考官让他进入考场。考官还对另一名考生的身份证照片提出异议，认为“照片跟你不像”，该考生称“是四年前的照片”，考官犹豫之后也放行了。

考场没有安检装置，第一门考试是阅读科，正式开考前，考官要求所有考生全体起立，自觉将考试无关物品拿出考场。开考40分钟后，深一度记者在马来西亚考官进行巡场时，在答题卡上写下“记者，该考场内有多名替考人员”字样，展示给马来西亚考官看，之后从考场后门离开，结束了暗访。中国考官随即追出来询问情况，记者告以实情，并表示将报警。之后，考试并未马上中断。约10分钟后，记者被中介踢出了替考群。

记者从中介手中拿到的假身份证

多种替考方式

深一度在4月份接到关于MUET考试组织作弊的举报，于是寻找线索展开调查。在跟中介取得联系之后，4月30日，深一度记者以替考者身份接受了中介的电话面试。在电话中，中介向深一度介绍了MUET的考试内容，并让记者用英文回答了她的提问。

“这个考试比雅思要简单一些。整体上也会松很多，没有人脸识别，不刷身份证，也没有安检。”该中介说。

据中介介绍，目前代考主要有三种渠道，第一种是客户找个人替考，“比如说你跟我长得比较像，你拿着我的身份证、准考证去帮我考试，赌的是监考老师不会认出来。”中介称，这是最原始的一种方式，风险比较大。

第二种渠道是留学机构帮客户去找考手，机构用考手的脸和客户的信息做一张假身份证，用假身份证去报名，通过后考手就用这张假身份证和准考证去考试，“看留学机构的能力，有一些留学机构跟考场有联系，风险会很低。”而第三种渠道就是考场方去对接有替考需求的客户，这条渠道被查出来的风险比留学机构的渠道要更低。

与深一度联系的中介称，自己的渠道跟以上三种都不一样，MUET考试的总部在马来西亚，但由于马来西亚方没法独立在中国租考场、组织考试和收报名费，于是他们就在内地设立了代理机构。中介称，自己就是代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全国的考场都是我们来负责设立的。”她说，自己平时在上海，负责合肥、杭州和上海的考场组织，只是南宁考点最近比较缺人，所以她来南宁考场帮忙。从该中介用于联络“考手”的企业微信号来看，她隶属于一个简称“ETG”的公司。

而深一度从另一家四川代理机构了解到，目前，MUET尚未在中国建立统一官方网站，也没有所谓的“总代理”。深一度记者以考生身份进行询问，发现该机构只有报名和语言培训班，并无保过班。“如果是作弊意义上的保过，我们是严厉打击作弊的。”该机构工作人员说。

在网上检索“MUET 官网”，可查到多个考点的网站，其中，山东某考点和河北某考点可以在网站上进行注册报名，考试费用为1700元。如果选择上述四川代理机构报名，则只能通过人工报名的方式。另有一个名为MUET China的官网显示，马来西亚考试理事会和智擎未来有限公司签署授权协议，在中国举办马来西亚大学英语考试 (MUET)，收费为1800元，联系人则是一个私人微信号。深一度记者试图联系对方了解为何收费不同，但对方一直未通过。

与深一度记者联系替考的中介称，考场内有正常的考生，也会有考手，笔试为线下考试，考完约7个工作日后是口语考试，口语考试在线上进行，大约半小时，考手通过线上会议软件回答两个问题，考完后14个工作日出分，如果考试成绩达到客户要求，则可以收到1500元报酬。

除此之外，中介还向记者询问是否有其他可以替考的朋友，并声称，每介绍一位可以替考的朋友，就可以额外拿到200元介绍费。

在考场入口，马来西亚考官核验考生身份

考生认证系统刚刚升级

MUET的考试内容包含听力、口语、阅读、写作四个部分，总分360分，四个模块各占90分，成绩分为1级到5+ 级共9个等级 ，其中5+ 级是最高等级。由于MUET比雅思便宜、有效期更长且出分更容易，因此被称作“平替”版雅思。

在国内中介网站的介绍中，认可MUET成绩的院校很多，包括马来西亚所有公立大学及多数私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以及中国香港的若干所大学，还有英国、日本的部分高校。

但国内一家头部留学机构的顾问告诉深一度，由于MUET 难度相对雅思较低，这份成绩其实最适合马来西亚的学校，别的地区的认可度不高。如新加坡等地的高校，录取模式为“择优录取”，即申请人的语言达到最低标准要求后，学校选取综合成绩和语言成绩更好的学生录取；而马来西亚的高校则是“有条件录取”，“语言关过了就行，并不要求申请人必须得超过多少分。”

近年来，马来西亚逐渐成为中国留学的新兴目的地之一。据马来西亚教育全球服务中心（EMGS）的官方数据，在2020年至2024年的五年间，中国赴马来西亚的留学申请量增长了274%。而在2025年第三季度国际来源地调查结果中，中国学生位列第一，申请人数达到26725人。

但留学人数迅速增长，并不意味着马来西亚的学校会降低对学生的基本能力要求。实际上，MUET在中国的考试刚刚进行过一次考生身份认证的升级。2026年4月，马来西亚考试委员会发布新规定，要求所有在中国参加MUET考试的考生，必须通过支付宝或微信上的中国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平台进行身份验证。之后，中国考区2026年5月的四场考试全部延期。

中介告诉深一度，“跟我们关系不是很紧密的机构，就过不了支付宝核验。”考场的现场核验只能靠考官肉眼识别，每场考试都有马来西亚考官和中国考官，“中国考官就是我们公司的，马来西亚考官不会太管。”

5月20日，中介以“匹配客户”为由，要求深一度记者提供近期的正面生活照和一张证件照，并提出证件照“可以让AI 生成一下”。6月13日，深一度记者询问中介，自己的客户匹配到了没有，中介回答“当然，你的报名费和材料都做好了”，6月25日，记者拿到了准考证和假身份证。

中介手机里保存着大量假身份证和准考证

材料造假将被清退

在社交媒体上，中介会以各种暗语进行广告。6月24日，深一度记者以考生身份与国内MUET考试的另一位中介进行沟通，要求考出4分到4.5分的成绩，中介报价1.2万元，要求记者预付1000元订金，考不到客户的目标成绩会退订金。该中介称，会让考生提前拍摄自己的照片，并将身份证寄给中介，然后由中介寻找跟考生长得像的考手，拿着考生的身份证进入考场替考。至于成绩单，上面没有照片。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考试，不然不会这么便宜。马来西亚的学校也不会去查你。”中介告诉深一度记者。

一位在马来西亚的留学中介告诉深一度，实际上，马来西亚的大学对国外学生材料审核是很严格的，“老师发现有学生在课堂上听不懂，就会怀疑你材料有问题，就会叫你再参加一次考试，看你语言怎么样。”

另一位在马来西亚做雅思培训的黄老师也向深一度记者确认了校方这种做法。黄老师称，留学生在申请马来西亚的大学时，需要提供许多材料，几所比较好的私立大学对于学生材料的审核非常严格，“学校会对照学生提供的材料，致电出具材料的机构进行核实，如果学校无法找到这些机构，还会要求学生告知这些机构的联系方式。”黄老师说。如果学生在入学后，被老师发现听不懂课程或跟不上授课节奏，会被校方要求重新进行语言测试。

马来亚大学官网上发布通告称，自2025年10月23日起，持有中国国家高中毕业证书并申请马来亚大学学士学位课程的申请人必须满足修订后的学术标准。 除了满足官方网站上列出的一般和具体入学要求外，申请人现在还需提交全国高等教育入学考试（高考）成绩的官方文件。 要符合资格，高考总分必须达到平均分80%以上。申请处理过程中，只接受由中国教育部学生服务与发展中心（CSSD）出具的官方核实报告。需要注意的是，此项规定仅适用于中国公民。未能遵守此规定或提供虚假文件将导致申请立即被拒。

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李显峰律师表示，诸如托福、雅思、MUET等出国留学语言类考试，不属于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规定的“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在这类考试中的组织作弊行为，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但相关行为有可能涉嫌其他刑事犯罪，比如，远程控制电脑作弊，可能涉嫌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伪造证件，可能涉嫌伪造身份证件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中介费或成绩，可能涉嫌诈骗罪。同时，作弊者可能承担民事后果，考试主办方有权取消成绩、禁考；如果用作弊成绩申请海外学校或签证，不仅可能导致录取取消和签证吊销，在一些国家还可能面临邮件欺诈、签证欺诈等罪名指控。

6月26日离开考场后，深一度记者随即向当地警方报案，并于当天向马来西亚教育部官方邮箱提交了有关作弊的证据，截至发稿前，尚未得到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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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蔺丽爽

编辑/余美英

微电子专家王文思与眼科疑难病领域的凝视

“医生叔叔，能不能让我的眼球‘睡一觉’，不要再颤动了？”二十多年前，一名8岁女孩在盲校里的轻声发问，后来成为一场硬核医工攻关的起点。先天性眼球震颤患者的世界，常年处在晃动、模糊和扭曲之中。全球约有700万、国内约140万患者，长期面临“无对症药、无根治术、无专用器械”的困境。

2018年，北京工业大学教授王文思跳出微电子科研的舒适区，跨界进入冷门眼科疑难病赛道。他和临床团队一起，把停留在医学实验中的神经电刺激构想，做成可植入、可量产、可上市的中国原创高端医疗器械。

2026年3月13日，超目科技正式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全球首创“i-NYS植入式眼部肌肉神经刺激器”在中国获批上市，也让那句“让眼球睡一觉”的童年愿望，第一次有了现实答案。

“让我的眼球‘睡一觉’”

“医生叔叔，能不能让我的眼球‘睡一觉’，不要再颤动了？”

二十多年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专家王乐今教授在盲校里遇到一名8岁女孩，她的提问，说出了先天性眼球震颤患者的共同困境。作为一种先天性、终身性眼病，患者眼球不受控制地持续震颤，导致视野模糊扭曲，部分患者只能靠偏头、斜视勉强看东西，学习、走路、生活处处受限。全球约700万、国内约140万患者，长期面临“无对症药、无根治术、无专用器械”的困境。

2018年，当时35岁的海归博士王文思，已在北京工业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是一名年轻的高校教师。他本科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自动化专业，后赴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攻读微电子学硕士、博士，曾任职于爱尔兰国家微电子研究院，并以访问学者身份到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深造，具备海内外顶尖微电子科研视野与工程落地能力。

一个偶然机会，王文思得知王乐今教授在寻找芯片、电极领域的专家联合创业。当时，王乐今已通过实验找到了神经调控临床解决方案的起点，即用电刺激和眼部肌肉牵连的眼球震颤来调控异动。临床实验证明这个思路可行，如何完成工程落地成为面临的难题，复杂的眼部结构、严苛的植入安全要求、空白的行业标准、未知的人体适配性，让这项技术长期止步于临床试验。

王文思回忆说，“接到王乐今教授创业团队的邀请，我一口就答应了。这是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技向善’最好的方式。”

破解“医工脱节”

一边是临床医学专家，一边是工科微电子科研专家，两人的相遇，补齐了医工融合的短板。

对王文思来说，对医学不了解产生的认知壁垒是个挑战。创业初期，他萌生了去进修医学的想法。他说：“我当时最大的困惑，是围绕着临床的需求去分析问题，医生提出的需求非常清晰，但在工程落地阶段，我需要探明疾病具体的发病机理，从诊疗层面厘清最优治疗方案。”

他进一步补充：“研发这款植入式医疗器械，人体环境跟电子器件所处的日常环境肯定不一样，那么怎么去满足植入身体时的限制，避免炎症反应和排异反应，以及包含神经电刺激相关的神经递质研究、神经调控基础理论等诸多内容都是我要去学习的。”

王文思说：“我觉得很有必要抓紧时间去学习医学相关知识，不能依赖医生去钻研工科知识。临床医师日常诊疗任务繁重，思维逻辑也和工科从业者存在差异。由工科工程师、科研人员主动补齐医学知识，才是更为务实的选择。”

王文思参加了北京市卫健委和清华大学共同组织的领航计划、探索计划等项目班。两年时间里，他挤出50多个周末，全程参与医工结合专项培训，系统修完内科学、外科学、神经科学、神经调控学、眼部解剖学等全套专业医学课程，完整搭建起成熟的临床医学知识体系。

业余时间在家里，王文思会和在中国政法大学心理学专业任教的妻子探讨临床医学的知识和数据分析等内容。有一天，他惊奇地发现，由于耳濡目染，6岁的儿子已经能够理解“斜视”“青光眼”等眼科专业词汇的基本含义。

除个人学习之外，他还带动整个研发团队转变思维。他定期邀请三甲医院临床眼科专家进驻企业授课。每一次结构优化、每一轮电路迭代、每一项参数微调，都以临床手术便捷性、设备长期安全性、患者佩戴舒适度、术后恢复效果为第一标准，彻底打破了医工脱节的行业问题。

原创视频：i-NYS正式在中国上市摄像/刘畅 剪辑/黄安琪

找到技术的“最优解”

眼球周边神经、肌肉、血管高度精密，可操作空间极小、损伤容忍度极低，再加上全球无任何同类产品先例、无行业标准、无成熟参数，全程只能从零摸索。为了少走弯路，王文思带领团队借鉴人工耳蜗、心脏起搏器等成熟植入设备，拆解其工程逻辑、安全体系、植入术式，再结合眼部生理结构，一点点重构适配方案。

“没有对标、没有参考，我们只能靠重复实验、反复测试、一点点磨出来解决方案。”王文思坦言。

在核心结构设计上，团队放弃复杂多通道冗余结构，经过多轮志愿者体感测试、临床模拟测试，最终敲定四通道片状电极，贴合眼肌表面、刺激均匀温和，是疗效与舒适度平衡最优的方案。

在植入位置上，摒弃高风险软组织植入方式，参照成熟临床术式，选择耳后粗隆骨面，仅磨除1毫米浅骨槽放置设备，最大程度固定装置、降低移位风险、减少手术创伤。

为彻底规避体内电池老化、渗漏、破损的安全隐患，王文思团队敲定“体内无电池、体外无线供能”的独创架构。为适配孩子、成人不同生活场景，团队先后研发眼镜款、颈挂款等多套体外机样机，反复测试发热控制、电磁兼容、电能传输效率、佩戴适配度，最终定型轻量化蓝牙耳机式体外吸附设备，视物时佩戴体外机、日常可摘除，兼顾安全、美观与便捷。

i-NYS零号诞生

2020年9月，团队成功研发出第一台i-NYS零号样机，实现了从理论构想、试验数据到实体设备的关键突破。

小指指甲大小的电极植入眼外肌旁的筋膜下，银针粗细的皮下通道沿颞侧深入，耳后植入的刺激器向电极发送微弱的刺激电流；刺激器形如蚕豆，隔着薄薄一层皮肤，一只小巧如运动蓝牙耳机的体外机吸附在它上面供电，这就是全球首款i-NYS。

2023年的首例临床试验，是王文思和整个团队最刻骨铭心的一次攻坚，也是整套技术从“实验室成熟”走向“人体临床成熟”的关键转折点。

所有此前的动物实验、模拟测试，都是可控的理想场景，而真实的人体、真实的病痛、真实的生活场景，才是对产品真正的考验。

此次临床试验由北京朝阳医院陶勇教授团队主导，刚满22岁的患者小肖，成为全球首位i-NYS植入技术的临床试验受试者。谈及参与试验的初衷，小肖坦言，多年的病痛早已让他饱受煎熬。自小罹患先天性眼球震颤，他的世界永远是晃动、模糊、扭曲的，看书时字迹不停跳动，走路时无法看清前路，常年小心翼翼、步履蹒跚。因为视力缺陷，他不敢独自出门、不敢与人对视、更不敢想象像驾车、远行这些普通人的日常事。

“从小到大，我一直盼着有一天，眼球震颤能停下来，能清清楚楚看一次这个世界。”这是小肖最朴素的期盼。

手术当天，在陶勇教授团队的精准操作下，植入体顺利就位。术后进行系统适配和功能测试时，团队发现，由于真实人体在坐姿、站姿及头部转动等不同状态下，局部组织形态和体外组件贴合角度会发生变化，原有的小型磁吸配件在部分姿态下的贴合稳定性仍有进一步优化空间。

紧急复盘排查后，团队找到症结：此前所有实验测试均为平躺、静止的标准化场景，而真实人体的坐姿、站姿、头部转动角度，以及术后的短期水肿会产生细微的场景偏差，导致原有适配的小型磁吸配件无法贴合人体动态需求，能量传输失效。

针对这一情况，王文思带领研发团队迅速开展评估，对不同体位下的贴合角度和能量传输状态进行分析，并对体外磁吸组件的尺寸和结构进行了适配调整。调整完成后，系统顺利开机并完成各项功能测试。

那一刻，小肖常年不停颤动的眼球瞬间平稳，扭曲模糊的视野第一次变得清晰稳定。所有的焦虑、疲惫与压力，都在少年重获光亮的眼神中烟消云散。

三年后，随访时，小肖真诚致谢，说出了最治愈的一句话：“我已经忘记自己的眼睛生过病了。”

此次技术细节攻坚，不仅补齐了产品关键的人体动态适配短板，更为后续临床推广筑牢基础。随后项目顺利开展多中心临床试验，在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完成71例植入手术，六个月随访数据显示：患者黄斑中心凹注视时间提升587%，眼球震颤幅度下降84.1%，震颤频率下降79.4%，临床疗效显著、安全稳定。

2023年首例i-NYS植入手术获得成功

产品在国内上市

从零号样机诞生，到完成全部电路调试、成功提交国家级型式检验申请，王文思带领团队完成了18次全维度产品迭代，将粗糙的试验样机，迭代为合规、成熟、安全、可落地的标准化临床医疗器械。

2026年4月21日，超目科技正式获得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京药监械生产许20260020号）。这是继今年3月取得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之后，公司在医疗器械产业化进程中跨越的“最后一公里”，正式在中国上市。

眼科业界的专家们表示，i-NYS的成功获批不仅是企业的成功，更是中国眼科从“跟跑”迈向“领跑”的生动缩影。它完成了从“0”到“1”的跨越，也令人期待它早日实现从“1”到“N”的飞跃。

立足国内惠民落地的同时，王文思团队持续深耕国际化布局，全力推动中国医工技术出海，向全球输出中国科创方案。i-NYS设备已同步推进美国FDA国际化申报工作，稳步冲刺全球高端医疗市场权威准入，全力实现中美双重顶级药监体系认可。目前，已取得美国FDA的人道主义使用器械（HUD）认证。

2026年3月19日，超目科技在美国波士顿成功举办“先天性眼球震颤专家研讨会”，多位在眼球震颤、斜视、儿童眼科等领域享有盛誉的国际权威专家出席，共同探讨i-NYS在美国的临床试验规划。未来，超目科技将继续推动i-NYS的海外临床与注册进程，让更多先天性眼球震颤患者受益于这项创新技术。

全盲视觉脑机接口

一张注册证、一项国际认证，从来不是王文思团队的终极目标。在单一产品实现突破后，团队立足成熟的神经电刺激技术体系，向更深、更难的视觉修复领域拓界，持续布局前沿科创赛道。

王文思的日程表永远排得满满的。目前，团队重点攻坚植入式视觉皮层刺激系统，冲刺视觉脑机接口前沿技术，探索为全盲患者重建视觉的全新路径。通过精准的神经电刺激，激活视觉皮层，帮助全盲患者产生虚拟视觉、重建视觉感知，攻克全盲不可逆的世界性难题。

该项目目前已入选工信部、国家药监局人工智能医疗创新“揭榜挂帅”重点攻关项目，超目科技也成为北京唯一承接视觉脑机接口研发任务的企业。

作为高校教授与创业公司的首席科学家，王文思身兼育人与科创双重使命。在深耕技术攻坚、产品落地的同时，他始终把青年人才培养、团队梯队建设放在核心位置，坚持“高校育人、企业练兵、实战成才”的双向培养模式，为硬核医疗科创赛道持续输送青年力量。

在王文思看来，新时代青年从不缺能力与想法，缺的是能够踏实成长、自由发挥、被尊重、被认可的优质平台。他坦言，外界对当下年轻人“躺平、浮躁”的标签化认知并不客观，团队里的00后、青年工程师，极具创造力、共情力和执行力，他们不喜欢同质化内卷、不盲从传统路径，渴望做真正有价值、能落地、能改变社会的硬核事业。

王文思说：“我们鼓励自主负责模块工作的推进，我们的团队以目标为导向，不搞‘内卷’，尽量鼓励。”在医工融合这一交叉学科赛道，他主动打破学科壁垒，让工科青年接触临床知识、让技术人员直面患者需求，让年轻人跳出单一技术视角，建立“技术服务临床、科创普惠民生”的全局认知。在团队管理与人才培养上，他始终坚持去固化、重赋能、给机会、容试错的育人理念。不搞层级束缚、不设刻板规矩，尊重年轻人的创新思维与个性化特点，鼓励团队大胆提出技术质疑、主动创新方案。

如今，由眼科专家王乐今教授、工科专家王文思教授与医疗器械投资领域的资深人士王天放共同创办的超目科技，公司估值已超10亿元，已有超70余名员工，青年员工占比超八成，形成了老中青结合、梯队完善、传承有序的人才格局。一批又一批青年从业者，在这里扎根高端医疗器械、医用芯片、脑机接口前沿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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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田里出没的华北豹

一个社会学博士在县级养老院当“护理员”

把放弃治疗的决定权，交给一个外人

记者/朱健勇

编辑/林艳张彬

六月将尽，2026届高校毕业生陆续走出校园，人生新的坐标正在展开。找工作、进单位、考研考公、继续深造，是很多年轻人的选择；也有一批年轻人，选择把自己的专业、兴趣和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变成一次创业尝试。

在稳就业、促创业的大背景下，创业从来不是就业的对立面，而是就业空间的重要延展。一个青年团队的成长，可能带来新的职业形态、新的产业岗位，也可能让一项技术、一种服务、一个小生意，成为更多人参与城市发展的入口。

北京青年报推出《新青年·创业场》系列报道，正是想在这个毕业季之后，继续观察年轻人如何“上场”。这组报道将分为三个篇章展开：在“野火”篇中，我们关注从生活缝隙里发现机会的草根创业者，看见小团队、超级个体如何生长；在“硬核”篇中，我们走进攀登产业高峰的青年科技团队，记录他们如何把前沿技术推向真实应用；在“厚土”篇中，我们观察城市、园区和政策体系如何为青年创业者提供空间、资金、人才和资源支持。

这不是一组创业成功学，也不只是融资、估值和商业故事。我们更关心：年轻人为什么选择这条路，他们如何在真实问题中找到机会，又如何在城市、产业和技术变化中重新理解工作、生活与自我价值。

从个体创业的微光，到硬核科创的攀登，再到城市生态的托举，《新青年·创业场》记录的，是北京青年就业创业的新现场，也是这座城市面向未来的活力来源。

毕业不是终点。对很多年轻人来说，真正的“上场”，才刚刚开始。

光锥交互创始人刘子康（右一）与其他三位联合创始人江羽婷（左一）、阙嘉华（左二）、杨状状（左三）

凌晨1点，国科大雁栖湖校区内几乎见不到人了。

24岁的刘子康拖着装满电脑和路演资料的包，从东南门一路走回宿舍。那天，他刚从外地见完投资人回北京，又赶去参加了一场原本被寄予厚望的饭局，结果融资并没有谈成。

经过中丹科教大楼前，他坐在台阶上，刷到手机里推送的创业短视频：上一代互联网大佬们讲着那些关于“创业很苦但一定要坚持”的故事。那一刻，他觉得有点讽刺，又很真实。

第二天一早，他还要继续去见新的投资人，重新讲一遍团队、技术和产品。这是一个属于机器人的热潮时刻。过去两年，具身智能、大模型几乎成了科技行业内最密集出现的词汇。资本在寻找入口，创业者在争夺场景，大厂则加速布局机器人与大模型的结合。相比那些更易被看见的“身体”和“大脑”，刘子康和团队关注的却是另一层更基础的能力：“交互”。

在这位00后博士看来，机器人真正进入现实世界，需要补上的或许不是某个单点技术，而是一套能够把理解、感知与动作连接起来的“神经系统”。

一个“能折腾”的博士生

单看履历，刘子康本该是一名深耕实验室的科研人。

2001年出生的他，在中科院体系深耕至博士，研究方向聚焦功能柔性传感器、电子皮肤及机器人相关技术。他兼具学术与产业视野：既是哈佛中国投资峰会专栏审稿人，也参与过国防军工项目氢原子钟智能控制研究，高中时便发表数学论文并获全国一等奖。在旁人看来，他本可以安稳走科研路，却选择了不一样的方向。

小时候，刘子康就喜欢拆四驱车，总爱拆下马达重新缠绕线圈，只为让小车跑得更快。步入大学后，钻研的习惯也保留了下来：他总会反复钻研，不断琢磨技术落地的更多可能性：遇见市面上成型的产品，他会深究产品定型的设计逻辑；途经河湖水域，他又会琢磨相关设备能否到水上使用。

相较于埋头在课本与实验室里，他始终更看重技术落地后的实际价值。“我算不上埋头啃书本的学生。”刘子康坦言，“我更愿意参与社会实践、科创赛事交流，探寻一项技术最终能落地转化成什么。”

这种习惯，让他很早就开始关心实验室之外的问题：用户需要什么，技术能不能进入场景，市场会不会为它买单。相比把技术停留在理论层面，他更在意它能不能真的被人用起来。

后来和刘子康一起创业的阙嘉华，与他相识于学校社团。阙嘉华对刘子康的第一印象是“靠谱、有礼貌”。当时阙嘉华安排刘子康做过一次演讲，效果不错，一度想让他负责自己的演讲团，但刘子康那时的心思已经扑在了做项目和创业上。

2023年前后，大模型浪潮刚刚兴起。刘子康和小伙伴注意到国内用户想稳定使用海外模型并不方便，做了一款桌面软件，最初名为Chat Desktop，后来改名为“极客大模型”。

在今天看来，这或许只是那一轮AI工具爆发的一个缩影，但放在当时，一个学生团队能把产品真正做出去，并获得稳定的付费用户，并不容易。据刘子康介绍，这款产品后来做到了45万用户、约200万元流水。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面对C端消费者的需求。” 刘子康说。用户会提出很具体的问题，比如能不能做一键论文降重，能不能把某些复杂流程直接封装起来。那种来自真实世界的反馈，让他第一次真实感受到，技术不是摆在展台上的，而是会被人拿来衡量“有没有用”。

也是在那一阶段，他第一次意识到：用户只关心输入了什么、最后得到了什么，而不会关心背后到底绕了多少层技术。

对刘子康而言，初次创业试水，是一次宝贵的实战预演。原本扎根实验室的他，借此机会真切触碰到了产品、用户与真实商业市场，也让他深刻认识到：一个技术要落地、面向大众时，用户最先感受到的，从来都是产品的交互体验。

刘子康早期参加比赛照片

盯上机器人“交互”

2025年8月，刘子康和3个伙伴在怀柔注册成立了北京光锥交互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取名“光锥”，带着一点理工科的想象力，而他们想做的事，则比名字更抽象——做机器人的交互基础设施。

正式创业前，他和联合创始人杨状状已经合作多年。杨状状曾在“得到”APP早期团队担任工程师。两人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合作探索一些机械臂、机械狗的研发。

接触得越多，他们越明显地感觉到，传统机器人正在遇到一个共同瓶颈：机器人可以越来越稳地运动，也可以越来越灵活地完成动作，但依然很难像真正的人一样自然地交流。

“过去的机器人，本质上还是预设程序。”刘子康举了一个例子：如果让一个人去书房，把“左上角那个红色瓶盖”拿过来，对方几乎不需要思考就能理解，但机器人不行。它很难理解“左上角”这样的空间关系，也难理解自然语言中的模糊、省略和上下文。为了完成同样的任务，过去往往需要把动作拆解成一系列精确指令：向前多少厘米、右转多少角度、机械臂抬起多少度。

而人类交流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恰恰就是模糊性。

过去两年，具身智能和大模型一起把机器人重新推上风口。资本追逐“机器人大脑”，创业团队比拼本体能力，刘子康看到的机会，则出现在两者之间。

“大模型负责理解人的语言和意图，机器人负责进入物理世界，但谁来把两者真正高效连接起来？”刘子康认为，现在市面上的机器人，最大的问题在于交互能力。

“一句话说完，机器人还要等待两三秒才能回应，人就会立刻感到不自然；对话过程中如果无法随时打断和插话，交流便失去了真实沟通应有的节奏；而一旦上下文频繁断裂，即便背后接入再强大的模型，也很难让用户真正把它当作一个能够持续互动的对象。”他进一步解释道。

在刘子康的理解里，过去几年，机器人行业最先解决的是“身体”的问题：怎么走路、怎么适应复杂地形、怎么让运动能力更接近人类。后来，随着大模型兴起，行业又开始集中讨论“机器人大脑”：世界模型、VLA系统（视觉—语言—动作大模型）、多模态决策能力。但他和团队没有继续往“大脑”那一层挤，而是把目光放在了另一层——让大模型的“理解”，真正变成终端设备上可实时、可连续、可感知的人机互动。

光锥交互联合创始人、来自北京大学的江羽婷记得，团队最初也曾把这件事理解成“大脑”，后来才逐渐意识到，他们真正要做的，并不是替某一类机器人“思考”，而是把不同硬件、模型和协议连接起来，让机器能够更自然地接住人的需求。

在刘子康的比喻里，这更像机器人的“神经系统”。“大脑再聪明，如果没有神经网络把信息传递到手脚，也不可能真正完成动作。”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相比机器人本体和大模型，交互层更隐蔽，也更难被快速估值；而大厂、模型公司和机器人本体厂商，也都在尝试补齐类似能力。对于一家年轻公司来说，真正的挑战不是把概念讲清楚，而是把能力做进真实场景。

一边读博，一边找钱

真正开始创业后，刘子康很快便发现，预判和现实之间，还隔着很长的一段距离。

光锥交互的创始人团队有四人：刘子康、阙嘉华在中科院读书，江羽婷在北京大学读硕士，杨状状则已有工作经历。几个人不是某一天临时凑起来的创业组合，而是长期在一起比赛、做项目，逐渐建立起默契之后，才决定一起开始创业的。

最早的时候，由于没有固定办公室，团队经常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国会咖啡馆”聊到深夜。后来，经朋友介绍，一位律师在怀柔法院附近腾出一间办公室，免费给他们使用。房间不大，一张长桌，几个人围坐在一起。晚上复盘时，他们常一边吃外卖，一边梳理当天见过的人、聊过的合作、修改过的方案。

江羽婷记得，有一次她一早6点多就从市区坐小火车赶到怀柔，和刘子康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中午随便吃了点东西，继续打磨商业计划书和路演PPT，直到晚上八九点才离开。 “可能年轻人就是这样，一开始不会有特别强的目的性，我们就是想一起把事情做好。”江羽婷说。

创业最现实的问题，还是如何筹到钱。

几名创始人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人还在学校，有人面临毕业和就业选择，有人已有家庭。在第一笔融资到账之前，团队差旅、住宿以及拜访投资人的费用，大多靠创始人们自己垫付。刘子康自己前后垫付了六七万元，其他合伙人也各自承担了一部分。有人甚至表示，如果实在撑不住，愿意回家再拿钱顶一段时间。

因为还在读博，学业和创业的冲突，也超出刘子康的预料。曾有一场课程考试和关键项目路演恰巧安排在同一天，为了腾出参会时间，他提前研究透了考核细则，尽力拉高平时成绩。考试当日，他提前一小时交卷离场，打车赶赴路演现场，最后这门课依然拿了接近满分。

奔波几乎成了那段时间的日常。江羽婷记得，2025年四五月份的一天，刘子康一早从怀柔赶到海淀，两人一天连着见了三位投资人，在海淀和朝阳之间来回跑，一整天只吃了两个面包。那时团队的商业计划书还很简陋，一天下来，得到的几乎都是“不看好”的反馈。

让刘子康印象最深的是雁栖湖那个深夜。那是去年暑假，他和江羽婷刚从上海见完资方回到北京，又赶去参加了一场原本很有希望的融资饭局，结果谈得并不顺利。等一切结束，他一个人回到校区，已经是凌晨1点多。校园里几乎没人，他拖着包和资料，从东南门一路走进来，在中丹学院前的台阶上坐下。而此时手机里推来的，是一条条创业鸡汤视频。

后来，巡逻保安走过来，问他：“同学，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他说没有：“宿舍就在八号公寓，待会儿就回去。”

那段时间，江羽婷几乎天天和刘子康一起出差、见投资人、跑路演。半夜，收到他发来的一条信息：“Time passes but things remain the same”（时间流逝，一切依旧），她的第一反应是心疼，但很快又会把注意力拉回到更现实的问题上：接下来到底该怎么解决。

融资虽受挫，刘子康仍然相信，自己和团队的方向没有错，也看到了行业机会，但现实总会不断把人拉回最具体的问题：钱从哪里来，团队如何稳住，公司如何继续往前走。第二天一早，他仍要从怀柔坐小火车进城，去中关村见投资人，再把同一套材料讲一遍。

“你不能连自己都不信这件事能成，就去跟投资人聊。”他说。

此后，公司顺利拿到近300万元首轮融资，加之怀柔区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陆续到位，团队终于摆脱了全员自掏腰包垫资运营的窘境。这笔融资的落地，也和团队内部逐渐清晰的分工有关。

光锥交互联合创始人、中科院海洋所2022级硕士阙嘉华是非技术型创始人，做过校友生态，信奉“生命不息，折腾不止”。阙嘉华加入团队后，承担起了更多对接校友、师兄和外部资源的工作，为团队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此后，团队入驻怀柔科学城，初创的四人小队，也逐步扩充到二三十人的规模。

但更难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搬进新办公室就消失。见投资人、见行业前辈、见客户时，“太年轻了”是刘子康最常听到的评价之一。对客户而言，这意味着交付记录还不够长；对投资人而言，他们这些在读硕士、博士，学历光鲜，但“是否经历得了市场的风风雨雨”？

江羽婷告诉记者，年轻创业者最难的有两点，一是钱，二是面对那些四五十岁的成熟投资人时，如何回答他们的问题时，能显得不太“学生气”。

而和外部评价相比，刘子康现在更在意的是另外两件事：技术能不能沉淀下来，产品能不能被真实世界接受。

让机器人“适应”人的世界

如今，光锥交互把教育、文旅和工业作为主要落地场景，底层支撑是团队自研的实时交互平台GEEKROS。该平台旨在让机器人和智能设备真正“活起来”，能像人类伙伴一样自然、流畅地与用户互动，可应用于机器人、智能家居、教育、医疗等领域。

在刘子康看来，真正决定公司价值的，并不是终端机器人本身。机器人进入不同场景，真正被反复检验的，仍是底层交互能力：它能不能听懂人，能不能及时回应，能不能在持续对话中接住上下文。

这些问题并不抽象。很多机器人接入大模型以后，仍然会出现明显停顿：用户说完一句话，需要等待两三秒才回应；对话过程中无法被打断；对话上下文容易断裂。GEEKROS 试图解决的，正是这种链路断裂。

按照光锥交互提供的数据，目前该平台已支持200多款主流模型接入，并适配80多类硬件生态，实时交互延迟控制在100毫秒级。刘子康解释，延迟在百毫秒级时，用户几乎不会感到明显等待；如果反应慢到两三秒，对话感就会迅速被打断。

除了速度，刘子康还特别在意机器人交流时“像不像一个真实的交流对象”。在文旅方向，团队正在推进仿生情感机器人，其中一个技术难点，是“唇形同步”：嘴型、声音、表情、眼神、语音节奏，都需要协同参与情绪表达。

“人类面对面交流时，真正传递信息的，并不只有语义。”刘子康说。他认为，人形机器人之所以会越来越接近人类形态，并不是因为“像人”本身足够酷，而是因为人类生活空间、家具、通道、服务流程，本来就是按照人的行为习惯来设计的。机器想真正进入这些场景，最终也需要适应人的世界。

一次工厂调研，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具体。流水线上，上千名工人在封闭环境里重复劳动，工厂希望机器人替代部分流程。回来的路上，团队成员讨论：机器人到底是在推动社会进步，还是在加速一些岗位消失？

刘子康没有回避这种矛盾。他更倾向于把它理解为一种岗位重构：机器人可能会替代部分重复劳动，但也会催生新的职业，如机器人运维、机器人训练、机器人部署等岗位。

“技术不只是效率工具，它也会改变人与工作之间的关系。”他说。

接受采访时，刘子康语速不快，偶尔会停下来组织一下语言。和那些已经熟练掌握公开表达节奏的创业者相比，他身上还保留着明显的学生气：认真、克制，习惯把技术问题一层一层讲清楚。在江羽婷看来，刘子康这种“学生气”一直都在，只是创业以后，他不得不一遍遍练习，如何在客户、投资人和项目现场之间切换表达方式。

刘子康的办公室里，不仅有机器人，还有一些书籍。他说，自己有时喜欢一个人安静读书。只是创业以后，这样的时间越来越少。更多时候，他要在客户、投资人、项目现场和实验室之间来回切换，把同一件事反复讲清楚，让一个尚未完全被市场证明的判断，继续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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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田里出没的华北豹

一个社会学博士在县级养老院当“护理员”

把放弃治疗的决定权，交给一个外人

记者/ 屈畅

编辑/ 宋建华

编号HS2308M的华北豹穿过莜麦田

“我嫁到这里45年了，从来没亲眼见过豹子，但我知道，它们就在我身边。”今年65岁山西省和顺县乐毅村村民石凤英说。

红外相机拍到的影像显示，就在她家的后山，华北豹用锋利的爪子在一棵大梨树上留下了一道道抓痕，以此标记它的领地；在对面的山谷中，年幼的华北豹忽然从山坡上冲下来，咬住一只雉鸡的脖子，在大快朵颐中一步步成长为丛林中的顶级掠食者；还有那只编号HS2308M的雄性华北豹，在去年冬天慢悠悠地穿过了乐毅村村民管理的莜麦田。

这一带的田地，被叫作“豹乡田”。种植者们相信，他们可以在这块农田上，“种”出更多的华北豹。

视频：在乐毅村周围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野生动物

出没的豹子

多个视频清晰地记录了HS2308M的穿越路线。那是2025年12月7日下午3点57分，一身黄黑色斑纹的HS2308M穿过新修的公路，从南侧的山谷走出。它面前是一片收割过的低矮麦茬，以及地面上被收割机切碎的麦秆。

它走过莜麦田，中间还放慢了脚步。穿过冰封的池塘，之后是一片长满枯草的荒地，最后消失在北侧山谷的密林中。

大约600米的距离，它慢悠悠地走了15分钟。在长期从事华北豹保护工作的猫盟理事长宋大昭眼中，这说明HS2308M对这片田地处在完全信任的状态中。

另两只华北豹HS1902F、HS2502M是姐弟，就出生在乐毅村附近。长大后的HS2502M离开母亲，到更远的地方创建了属于自己的领地。HS1902F则留在了周边的山林，先后在2021年和2023年两次诞下三胞胎。2022年的一天，红外相机拍下了HS1902F的三个幼崽正在村民家牛圈后的防火道上玩耍。

华北豹作为原产于中国的豹亚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并于2012年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20世纪以来，由于栖息地大范围丧失、退化和人类活动的直接影响，华北豹现存种群数量减少，生存处在极度危险的状态。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李晟介绍，华北豹所处的栖息地高度破碎化，往往被农田、城镇、基础设施等隔开。“虽然近些年保护力度和栖息地恢复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其种群数量仍处于难以长期维系下去的水平。”

华北豹作为自然界中的大型猫科动物，主要食物有狍子、野猪等，处在食物链的顶端。“如果这样的顶级掠食者消失，意味着整个生态系统缺失了关键一环。”宋大昭说。

“和顺县马坊乡乐毅村周边的山林，是华北豹的‘生命之源’。” 猫盟的科学保护官赵莹指着通过多年统计形成的华北豹繁殖地图告诉深一度记者，遍布山西多地的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显示，乐毅村一带监测到华北豹的频率更高，监测到母豹以及幼崽的次数更多，这里还是首次记录到华北豹四世同堂的地方，因此这片山林对于华北豹的长期存续具有重要意义。

“豹乡田”

传说中，战国时代燕国名将乐毅遭遇谗言，与燕国君主产生矛盾，为了避免灾祸，来到今天的乐毅村隐居，后代也在村中繁衍生息。

乐毅村位于山谷之中，地处公路的尽头。村两侧的山不算高，但密布着层层叠叠的原始森林，是华北豹、狍子、赤狐、狗獾等数百种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村民称，这片土地土壤肥力差，土层也不厚，往下挖一点就能见到岩石。多年来，村民主要的生计来源是种植玉米和养牛，玉米充作自家食粮，养牛用来补贴收入。由于种庄稼不挣钱，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基本全到城里打工去了，全村40多户70多人基本都是老年人，平均年龄超过65岁。

为了调查研究华北豹，宋大昭从十多年前开始频繁到访乐毅村，与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这里土地贫瘠，最独特的资源就是当地完善的生态系统和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慢慢地我们有了一个想法：能否用好这些资源，让当地村民也富起来。”

在多年的调研中，宋大昭发现，农田也是很多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有时研究人员穿过农田，就会惊走几只狍子或狗獾。猛禽会盘旋在农田上空，随时准备俯冲下来，捕捉地里的田鼠。农民浇地用的山溪里，栖息着中华大蟾蜍和太行林蛙，它们是不少农业害虫的天敌。

“如果让农田变得对野生动物更友好，是不是就可能将原本破碎的栖息地连成一片，给华北豹完善食物链的同时，赋予它们更大的生存空间？”宋大昭说。

2023年，猫盟与当地村民合作，租下乐毅村和周边的饮马池村、小南沟村三个自然村的田地，开始采用有机种植方式，在获得农产品收益的同时，为野生动物提供食物链与庇护所，这个项目被命名为“豹乡田”。

和红外相机对视的华北豹

等着来“偷吃”

2026年，是“豹乡田”运营的第4个年头，也是四川人王君在这里工作的第3年。

退休前，王君当了30多年的护士，热爱户外运动和野生动物。来猫盟应聘，没想到一入职就被任命为“豹乡田”的社区主管。

就这样，一个来自大西南的城市居民，来到千里之外的北方山区，当起了“农民”。

“你看这块地，我们叫它‘蜜源花田’，里面种的是苜蓿、油菜、向日葵、荞麦。”王君说，苜蓿花是紫色的、油菜花是黄色的，向日葵、荞麦也都会开花，种植10种不同蜜源作物接力开花，可以将花期延长到将近5个月，相当于给蜜蜂、蝴蝶等提供了一个从春末开放到深秋的食堂，依赖这些昆虫传粉的作物，收成也会更加稳定。苜蓿是狍子最爱的美食，红外相机记录到不少狍子深夜潜入吃苜蓿的画面。向日葵、荞麦也都是小型哺乳动物的食粮，为了方便这些小动物“偷吃”，工作人员加大了防牛铁丝网的间隙。“尤其是苜蓿地这里，间隙更大，因为狍子会大一些，我们希望铁丝网只挡住牛，而不要成为狍子来进食的阻碍。”

在农田边，有一座将近3米高的玉米秸秆堆，王君说，这是专门为小动物们准备的“秸秆公寓”。

乐毅村海拔超过1000米，虽然已是夏天，夜晚最低气温仍不到10度。在冬天，当地气温可以降至零下20多度。对于小动物来说，这是非常严峻的挑战。

而秸秆堆具有保暖作用，加上秸秆上常常挂着没脱净的谷粒，成为了小动物们现成的干粮。

秸秆堆附近架设的红外相机，记录下了众多“访客”。

2025年11月21日，一只北领角鸮忽然俯冲下来，抓住了一只打算钻入秸秆堆的老鼠，老鼠不断翻滚，北领角鸮被数次掀翻，但脚爪始终抓着老鼠不放，僵持了4分钟之后，争斗以北领角鸮的胜利告终。

2026年1月17日晚7时，一只以老鼠为食的豹猫出现在秸秆堆旁，在红外相机的镜头前用极为夸张的姿势，弓起了腰背。随后，一只同样爱吃老鼠的赤狐出现在了镜头画面中，两只动物在镜头前互相对峙。吸引它们前来的，无疑是秸秆堆中藏着的美餐。

在“豹乡田”的玉米地、莜麦地中，分布着一段段杂草带。王君解释说：“我们之前的调查发现，小动物们出于安全考虑，在行走时喜欢有遮挡的环境，我们在农田间打造出高低起伏的土埂，故意留出一些地带不除草，就是为小动物们穿行农田留出一个通道。红外相机拍到的画面显示，这样的杂草带成为了狗獾、狍子、赤狐等野生动物穿越农田的“快速路”。

也正是在这样的农田之中，那只编号HS2308M的雄性华北豹，在去年冬天慢悠悠地穿过了莜麦田，奔向山谷另一侧的山林。

“植物是昆虫和小型哺乳动物的食物，昆虫又是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的食物，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又是华北豹的食物。”王君说，农田作为动物的栖息地，可以成为 完善食物链的基础，最终为华北豹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

夜间出外活动的华北豹

地里的变化

王杰是和顺县本地农民，如今是猫盟“豹乡田”的农业负责人。在他看来，“豹乡田”和当地传统农业最大的区别，就是不会单纯追求农作物的高产量。“我们这里土地肥力不足，以前老百姓都是用牛粪、人粪等来作肥料。后来开始用化肥，产量能提高两三倍。这边海拔比较高，用塑料地膜能防虫保温，大家又开始大面积铺地膜。再后来出现了除草剂，以前除草费时费力，有了除草剂就很轻松了。”

不过王杰和村民们也发现，化肥、地膜、除草剂虽然大幅增加了产量，但土壤却开始出现了板结化。“下雨之后，水根本不下渗，有时还需要在土地上打眼才行。小时候我们刨地经常能见到蚯蚓，现在蚯蚓也没有了，这进一步加剧了板结的问题。”

“豹乡田”的不同之处，在于弃用农药、化肥、除草剂，转而让土壤恢复自然的肥力。2023年，“猫盟”流转了乐毅村100亩农田用于“豹乡田”试点。王杰介绍，参与试点的村民，首先可以获得猫盟支付的土地租金；其次，村民可以以“豹乡田管家”的身份，参与播种、施肥、收割等工作，领取额外的工钱；最后，为了鼓励村民减少冬季烧柴，猫盟还给村民提供了相应的烧炭补贴。2025年，“豹乡田管家”们共获得收入20.4万元，比2024年多了4.8万元。

“以前我们夫妻俩一年收入也就11000块钱，成为‘豹乡田管家’后，我俩一年的收入涨到了18000多块钱。”村民石凤英说。

“地里不好好种东西，放在那里长草，这多浪费啊！我们想要除虫除草，结果猫盟的人说，就是要长草，就是想要让虫子来吃。”石凤英说，一开始他们夫妇也无法接受这样的理念，“庄稼都让动物吃了，这怎么得了？”

但猫盟方面并不这么看。2025年8月，有狗獾跑来玉米地偷吃，事后统计发现，两只狗獾最多只能消耗大约200根玉米，而一亩玉米地能产出2000根玉米。“这么算下来，其实损失很小，完全可以承受。”王君说。

慢慢接受了猫盟的理念后，石凤英夫妇发现身边的环境确实在无声无息中发生了变化。

“地里的蚯蚓变多了，挖开土之后，蚯蚓从地里往外冒。以前我们这里从来没见过鸳鸯，现在池塘里出现了鸳鸯，还有苍鹭、黑鹳等好多动物，都是这几年新出现的。”石凤英说，她的外孙子今年5岁，平时跟着妈妈在太原生活，逢年过节回乐毅村，就嚷嚷着想要进山里去看动物。

据猫盟统计，目前“豹乡田”已记录到203种野生动物，包括鸟类、兽类、两栖爬行类及昆虫等，其中不乏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

还让石凤英夫妇激动的是，被视为穷乡僻壤的村子，开始迎来各地的客人。“很多人来我们这里观光。之前我们这里几十年都没有大城市来的游客，如今深圳的、广州的、北京的、上海的都来了。”石凤英说，“去年还破天荒头一次来了个黑皮肤的非洲人。”

宋大昭在检查山里的红外相机

“种”出华北豹

2025年末，猫盟发现有村民带着盗猎工具上山了。

猫盟首席执行官黄巧雯在回忆这件事时写道，当证据确凿无误地摆在面前时，她感觉过去3年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为了了解情况，王君和同伴们找村民聊了很久。“那段时间正好是庄稼成熟的时候，有时野猪会来吃庄稼。村民常常半夜爬起来去赶野猪，天天睡不好。我们能理解，但这样的行为仍旧突破了底线，因为这里属于自然保护区。”

当着王君等人的面，村民毁掉了盗猎工具，并反复保证绝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事情虽然告一段落，但王君等人明白，要想彻底杜绝类似事情的发生，还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我们和村民们商量，通过补贴的方式帮助他们建设防野猪的电子围栏。”王君说，这是一种科学有效的防护方式，不但可以有效降低野猪造成的损失，还不会对人类和其他动物造成伤害。

另一方面，猫盟开始和村民们建立起明确的规则和底线。黄巧雯说，2026年猫盟和村民签订的每一份合同都明确了不能盗猎的底线。由于有新的社区加入，不同村庄之间也会出现比较，还有很多细节要在和村民合作的过程中完善。

据李晟介绍，即使现在，我们对于华北豹仍有太多的知识空白需要填补。2020年开始，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和猫盟联手，对整个和顺县展开了持续的科学监测，确认在和顺-榆次大约800平方公里的栖息地上，每年可监测到40只左右的成年豹个体和10至20只幼崽。

与此同时，山西省林草局也开展了对全省华北豹种群数量的监测工作。2026年3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山西有9个市发现了华北豹的活动轨迹，全省共有稳定种群48个，约680只，种群数量居全国之最。

2026年5月28日，在“豹乡田”一旁的山林中，深一度记者跟着宋大昭一边回收红外相机数据，一边寻找野生动物“粑粑”。“你看，这些小颗粒是狍子的粪便，还很新鲜。”“这是华北豹的粪便，通过分析粪便中的成分，我们就能知道它爱吃什么动物，健康状况如何。”宋大昭说，这些年他和同伴们都养成了边走边搜集动物粪便的习惯，新鲜的粪便是分子生物学分析的最好材料。

研究成果反过来也很快成了保护工作的指导理念。“比如我们发现，华北豹最爱吃的食物就是狍子。因此我们种植了很多苜蓿，这是狍子最喜欢的食物。”赵莹说。

李晟表示，北京山区也曾是华北豹的重要栖息地，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销声匿迹。近年来，北京、河北等地也都开展了“迎豹回家”的工作，通过种植栎树、修复生态廊道等方式为华北豹回归北京山区做准备。“很多人谈起华北豹，可能会感到害怕。其实华北豹本身是怕人的，伤人的情况少之又少。对华北豹的恐惧，更多的是因为不了解。在这个意义上，“豹乡田”建立了一个我们了解华北豹的宝贵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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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朴云

编辑/ 郝鸣

胡彪医生冬天去村民家里巡诊

1994年，20岁的胡彪坐着手扶拖拉机，带着药、医书、听诊器和铺盖，来到了宜昌五峰县仁和坪镇大檀树村，填补了这个山村已经8年没有村医的空白。当时，这个初来乍到的后生没少被村民盘问：打哪里来？师从何人？有无经验？

2025年，一款名为“蚂蚁阿福”的AI健康应用从胡彪的手机屏幕上“弹”了出来，他带着好奇和疑问，一如当年村民审视他，心想：AI真能看病吗？它够严谨吗？村里老人能用吗？

这些问题，还在胡彪的摸索中，但可以肯定的是，AI 已然改变了他的日常。他发现，看体检报告、用药剂量参考、挂号指导，这些问题“阿福”都能解答。

根据蚂蚁集团刚刚发布的2025年可持续发展报告，“蚂蚁阿福”自上线以来，服务的上亿用户中超过半数来自三线及以下地区，近千万咨询发生在深夜，而其中老年用户占比近三分之一。蚂蚁阿福作为医生的AI辅助工具，累计帮助15万医生更高效地开展工作；此外，还有近2000位各领域的医生在“蚂蚁阿福”开设了AI分身，提供24小时服务。

做村医的32年，胡彪的医务室搬了6次家，设备越来越齐全，但农村地区依然存在医疗资源匮乏，村医水平参差不齐、慢性病人群健康意识差等问题。如今AI的到来，似乎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现在，村医有了小助手，每一位大檀树村的村民也可以向千里之外的名医发问了。

胡彪在大檀树村做健康科普

村医与阿福的切磋

胡彪所在的大檀树村“山广人稀”，目前有1276位村民常住，民宅分散在方圆五公里的山上。胡彪维系的医务室，是全村人平时看病拿药最近的地方。

胡彪第一次知道蚂蚁阿福是在使用电子医保卡的时候，当时，这款AI健康应用的推广消息弹了出来，“这关乎身体的事情，用AI能靠谱？”胡彪出于好奇，决定下载试试。

他还记得，自己问阿福的第一个问题是“颈椎间盘突出的具体症状”，阿福一条一条把症状列出来，胡彪觉得“它好像有两下子”。

之后，胡彪尝试用阿福去辅助看诊，出门巡诊时，他会在蚂蚁阿福上给村民建档案，也尝试将村民拍的片子发给阿福，让它去分析，不断去试探这个AI的能力。

胡彪到村民家中给老人做体检

对“蚂蚁阿福”的“试探”，也发生在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普安县青山镇的兴隆村，那里的村医刘婷婷是个00后，今年23岁，是全县最年轻的村医。

刘婷婷是在一场培训会上了解了蚂蚁阿福这款AI，自此常常向阿福“发难”，“坦白讲，一开始，我对它是不信任的”。

刘婷婷喜欢带着一个预设的答案去考阿福。比如，她会假设自己得了阑尾炎，然后用贵州话跟阿福说大白话，“我肚子疼，咋办？”。这时候，阿福会追问“哪里疼”，刘婷婷会故意说“不知道，一片都疼”。阿福会继续询问“肚脐上面还是下面”。刘婷婷说，只要自己不撒谎，按照预设的症状一步步回答，阿福十有八九都能回答出她预设的答案。

有一次，刘婷婷吃完晚饭，觉得肚子胀胀的，她灵机一动，又把问题抛给阿福，“我肚子疼，怎么办？”经过一步步询问，阿福得出结论，“你可能只是吃多了”，有意思的是，阿福还安慰她，“别太担心”。

刘婷婷在村里坐诊的时候会发现，有些村民身体不舒服时，会在社交媒体去刷一刷有无“同病相怜”的人，庞杂的信息反而让人越看越担心，最后心理上的焦虑比身体上的问题还大，“这时候，一个严谨、客观的声音还挺重要的”，刘婷婷说，她在与“阿福”的切磋中，确实感受到了阿福的严谨。

与阿福建立信任之后，刘婷婷把“蚂蚁阿福”当成了搭子，有不懂的专业问题，就请阿福出来。刘婷婷学的是内科，但到村里当医生就得啥都懂点，村里人有个头疼脑热，磕磕碰碰全都会来医务室，最夸张的一回，村民家里的猪病了都来找她。以前，她遇到问题，会请教同学和有经验的学长，现在阿福分担了不少工作。

前不久，村里有位老人到医务室拿药，跟刘婷婷提起了做股骨头置换手术的事情，“老人一走，我马上就让阿福给我科普了一下这个手术的原理”，刘婷婷说，虽然自己没能力做这些手术，但她也非常好奇其中原理，搞懂之后，村民再跟她聊起，她也好接话。

刘婷婷使用蚂蚁阿福辅助诊疗

拦住那个吃错药的老人

刘婷婷跟胡彪“出道”的年纪相仿，都是20来岁就出来工作，但时代不同，村民对她的来意也会有自己的揣测，“一个年轻人考上大学，不去大医院为何来当村医？”

据刘婷婷所知，在她之前的村医，有一些因为待遇问题，相继离职了。婷婷也坦言，三年前，她辞掉一家私立医院“经常加夜班”的工作，决定回黔西南做村医，最初的想法确实很现实，一来兴隆村离家近，二来村里的老人多，有看病的需求，再者就是不用整夜值班。

刘婷婷发现，兴隆村有不少独居老人，其中还有些老人不识字，在家吃药都要靠药瓶颜色去区分药效。前不久，一位78岁的奶奶，在家里突然觉得头晕，老人判断是高血压犯了，便拿出一个降压的小蓝瓶，按照经验吃了5片。

半个多小时过去，老人还是感觉头昏昏的，这才拿着药瓶到医务室找到了刘婷婷，刘婷婷发现，那瓶药根本不是老人日常用的降压药，只是瓶子很像，而且剂量只要1片就行。“好在她吃的药过期了，没有太大副作用”。

这位吃错药的老人让刘婷婷意识到，很多慢性病患者，尤其是缺乏医疗健康常识、文化程度有限的老人，需要一个可以随时随地指导他们的人，但如果儿女不在身边怎么办？

那天，她给这位老人下载了蚂蚁阿福，她告诉奶奶，如果忘记药怎么吃，就拍照片给阿福，AI会告诉她药的用途、使用剂量，最重要的是，用语音交流就行，不识字也能操作。

因为村中出现了脑出血病例，刘婷婷组织村民筛查血压，一直到天黑还在继续

还有一位64岁的奶奶有糖尿病，儿女回家时总喜欢给她带各种美食，“她儿子儿媳一回家，血糖就飙升到二十多”，刘婷婷跟这位老人交代，如果不知道糖尿病该怎么控制饮食，就在食物下嘴之前先问问阿福，这位奶奶短视频玩得很熟练，用起AI也没什么门槛，奶奶也听劝，现在就连儿子和儿媳买东西前，也会先在蚂蚁阿福上搜一搜糖尿病人的禁忌。

当然，也有些老人不愿意接受AI。有一回，刘婷婷在医务室跟一位大爷普及AI健康助手的用法，老人毫不客气地反问：“如果大家都用AI，那还要你们这些乡村医生干嘛？”。

关于“什么事让AI帮忙，什么事儿医生做”的问题，刘婷婷也琢磨过，“AI只是一个辅助，一个帮手，医疗决策还是要医生来做”。刘婷婷跟这位大爷解释，对于急症、重症，自然没办法求助AI，但一些慢性病用药问题、挂号问题，医疗常识完全可以问一问AI，这可能会有利于判断病情，高效去就医。“毕竟哪个医生也不可能24小时都在身边”。

刘婷婷在诊室医务室给老人看病

分身有术的名医

最近刘婷婷就不在村里，她正在州里进行为期半年的培训，医务室临时交由另外一个医生代理。

这次学习，刘婷婷接触了不少没见过的新仪器和病例。因为临床经验有限，她很看重这样的机会，“我在村里可能永远用不上这些设备，但我有这样的认知后，村民遇到问题，我可以告诉他们到哪里去治，找谁去治”。

遇到不懂的，刘婷婷也会在蚂蚁阿福上找到最对口的老师去求教。这次在州里学习，她就遇到了一位牛皮癣患者，但她在皮肤科领域并不擅长。她打开蚂蚁阿福，在近2000位名医开设的AI分身中，搜索到了皮肤领域的权威专家，把问题投给了这位专家的AI分身，“AI最大的好处是，他可以不厌其烦地回答你，你也不用顾虑给他添麻烦”，刘婷婷说。

其实，这些名医本人，有时候也会向自己的AI分身提问。

段涛是上海市东方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也是一位拥有数百万粉丝的科普博主，2025年6月，随着蚂蚁阿福上线，他也成为了第一批开设AI分身的名医。

在线下出诊，段涛半天最多可以接诊40～50人，留给每位患者的时间只有3至5分钟，因此，候诊室常常能听到“排队半小时，看病3分钟”的调侃，甚至有很多人抢不到专家号。

其实，诊室内的段涛也很苦恼，“大家在怀孕之后会在网上看到各种各样的说法和禁忌，就会担心，因此常问一些吃喝拉撒睡的重复问题，你跟一个人回答了，还要回答第二个人”，像这种重复性问题，段涛会主动跟患者说，“下次你不如问问我的AI分身，他啥都能回答你，并且记忆力比我好”。

段涛打比方说，有人会在诊室里询问妊娠期的用药禁忌，“上万种药，一厚本书，我不可能全都记住”，想不起来时，段涛会让病人等一等，把自己的AI分身调出来问一问，然后再跟患者建议“有问题问分身”。2025年底，段涛的AI分身上线半年，就有约16万人向他提问，涉及妇产问题约72万个。

“一个医生，尤其是大专家，他在线上问诊是要消耗实实在在的时间的，他不可能24小时一直坐在那里去回答所有问题，但AI解决了一部分问题”，段涛认为，名医的AI智能体既解放了一部分医生的重复性工作，又能让专家的经验和知识下沉到有需求的患者和基层医生那里，“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只要手机可以联网，就可以问了”。

段涛看来，这是AI带来的一种“知识平权”，以前专业医生所掌握的信息和知识，现在普通人也能通过AI应用获取。有时，患者会问段涛，为什么他说的和AI不一样，这时他再去告诉患者到底哪里不一样，去给患者解决更多疑惑。但最终决策，还是要医生和患者沟通几轮后，由医生去做，“AI在这个过程中更像是一个合作伙伴，而非决策者”。

段涛医生向患者展示他的AI分身

接地气

段涛常常跟同事说“要拥抱AI”，因为无论上海的名医还是大檀树村的村医，大家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都已经被科技改变了。

32年过去，胡彪无需再揣着医书去问诊，他只要带着手机，就能随时用AI辅助去做诊疗。最近一次，他遇见一位肾结石患者，他结合阿福给出的症状，排除了患者胰腺炎的可能。

兴隆村的刘婷婷会时不时地考验阿福，拿“我头疼”、“我咳嗽”这类泛泛的描述去试探阿福的水平。刘婷婷说，之所以“百般刁难”，是因为村里老人来看病时就是这样问问题的，“我想试试，阿福能不能应付得了老人们最朴素的表达”，因为只有足够接地气，老人们才会去使用。

胡彪用手机拍摄检查报告，让AI辅助分析，并可以给患者建立电子健康档案

当AI霸屏，人们的视线常常会习惯性地看向大城市——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硅谷，还是中国的北京、上海与杭州。在那里，关于AI的讨论往往充满了科技的冷峻与前沿的激荡：不断突破的千亿模型参数、令人眼花缭乱的大模型榜单、以及动辄颠覆行业的创新与革命。

然而，在宏大叙事光晕之外，鲜有人意识到：那个闪耀着未来光芒的词汇“AI”，究竟和胡彪所在的大檀树村，和刘婷婷守护的兴隆村，以及那些生活在湖北、贵州大山深处的普通村民们，能产生什么样的联系？

AI时代给所有的科技公司留下了一道巨大的命题。面对这道题，各家公司给出的解法不尽相同，而蚂蚁给出的解法，其实就可以用这三个字来概括——“接地气”。

回头看，蚂蚁在成立的20多年中做的事情，似乎一直都在坚持用科技解决普通人最需要解决的生活难题：从线上交水电费、扫码支付、电子医保，到让普通人随时能理财的余额宝、一块钱也能做公益、一次次低碳行为也能在远方的荒漠种下一棵小树，这些日常其实已经悄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面对席卷而来的AI浪潮，蚂蚁依然没有改变初衷，选择了继续和最广大的普通人站在一起， 而这一次，他们选择了守护大家最关切的需求也是最朴素的期待：身体健康。正如蚂蚁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所期待的那样：“希望通过AI的科技能力，一方面帮助用户更方便地获取健康咨询和健康科普，另一方面协助医生更好地服务患者、提升效率”。

蚂蚁阿福上线时，不少人驻足了解阿福的功能和用途

在AI势必闯入每个人生活的时代，一个普通人更想看到的叙事，或许是胡彪手机里那个能随时随地辅助他排除病症的“阿福”；是不知疲倦地为几十万患者答疑解惑的段涛的“AI分身”；更是刘婷婷心中那个朴素的愿望——有了这款“接地气”的家庭健康助手，希望兴隆村里再也不会有吃错药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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