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或许已经在无数场合看过，或听说过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二本学生”这个群体也在近几年被广泛关注——关于他们并没有在高考教育中成为优胜者的失落，他们所背负这个标签在就业市场中所遭受的歧视。他们的成长困惑和生存压力，其实也映射到当下每一个曾在东亚教育中长大的孩子。

今天，我们想向你介绍一群来自烟台的二本学生，大学四年，在一位老师的带领下，他们通过阅读和写作，试图重新看见自己，面对内心的纠缠与迷茫，以对抗曾经受到的伤害。

他们记录的成果最终得以出版，是一本名叫《班史》的书，他们每个人都是1801班的司马迁和班固，但写成的，是自己的个人史。当毕业来临，一些东西已经永远地留在了他们身上，之后，他们走入社会，成为了一群闪闪发光的普通人。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面临着司马迁面对的时刻

每个在东亚教育中长大的孩子都曾受过伤，或者被忽视。和班上42名学生聊过天后，班主任黄修志得出了这个结论。

这是2018年的夏末，烟台的鲁东大学，孩子们告别家乡，成为大一新生。开学的头几周，在学院对面的南区招待餐厅里，黄修志分别请每个宿舍吃鲁菜。起初，孩子们以为跟老师聊天就是被“约谈”“训话”，有人紧张地低着头，不敢直视班主任的目光，“好像是在经历一次严肃的面试”。黄修志和他们从学业规划、理想抱负，聊到童年成长、家庭教育，慢慢的，初识的师生们互相敞开心扉。

成文从山东的一所县城中学考进来。她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头发乌黑着披散下来。她回忆，有次考试成绩退步，老师把她叫到讲台上，当着全班的面用扫帚打她的屁股。班主任常对他们训话，“你不上大学，就只能去做体力活儿，站在街边等别人雇你做小时工，跟牲口有什么区别？”

她不能理解，心里也很难受，“这种话不能激起我对学习的任何向往，我一直以为教育和知识是通向更平等社会的工具，而不是被用来贬低他人。”

“我现在想起来高中的记忆，每天都是怎么躲开老师的责骂，怎样做才能不让班主任抓到我？完全不记得我在学什么，也不知道怎样去用心弄懂一个知识点。”她整日被恐惧包裹，不知道学习的意义是什么。上大学后，成文在自习课上拿着手机读专业书，老师突然进来时，她下意识地，“差点把手机甩出去”。

椰子是班上仅有的三个男同学之一，生在青海，从小在牧区骑马放羊长大，上大学之前，他是个没出过省的“山里人”。他讲话很大声，皮肤黝黑，脸颊有点高原红。不笑的时候，嘴唇抿成一条直线，看起来很严肃。他曾形容自己像是刚长羽毛的的雏鸟，虚张声势只为应对它没见过的危险情况，而他是为了掩盖从大山来的自卑。

他形容自己，“从小就是透明人”，“我小学时家住在农村，班主任从来不看好我，有一年终于被提名五优学生，结果被班里学习比我差、但爹是行长的富二代给抢走了。”

李陶来自新疆，她讲起第一次来到鲁东大学的感受，“这里的树好高、好粗、好绿。喜鹊也好大，大得像一只鸡。”她的家乡在喀什，那里常年干燥，起风的时候，黄色的沙子打在脸上生疼。她想看看大海，于是报考了鲁东大学。开学那天，为了省钱，她独自从新疆乘坐绿皮火车到烟台，中转数次，需要三四天，坐得脚脖子都肿了。大学四年，她很少回家。

和学生们聊完，黄修志听到的是一些年轻人普遍的焦虑。有没考上更好大学的失落、对未来的担忧，和那些暗暗较劲的竞争对手。还有一些无法磨灭的规训和惩戒。有人提到贫穷带来的自卑，父亲的家暴，有人讲到感情问题，还有人讲自己减肥怎么也瘦不下来。渐渐地，有的学生还没轮到他们的“谈心时刻”，就忍不住来主动问黄修志，“老师，我什么时候能跟你聊聊？”

班会开始几分钟后，来自新疆的杨聿艳才匆匆赶来。她满脸通红，神色慌乱地坐在教室前排的角落里。黄修志见她身体僵硬地坐着，便走上前询问她是否吃过饭了。杨聿艳很惊讶，她以为班主任会因为迟到而批评她，就像高中时那样。

面对着这些孩子们，身为一名有抱负的二本老师，黄修志想做点什么。

作为一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授，历史系的博士，黄修志曾对古代文学和历史有过深入的研究。他深信鲁迅说过的，“人都是历史的中间物”，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从历史当中走过来的，连接着历史，同时又连接着未来。”

他想到了一剂也许可以治愈这些孩子们的“药方”。第二次班会上，黄修志决定发起一项更为“伟大”的行动。

这天，胶东半岛的海风吹散暑气，蝉鸣声直愣愣钻进耳朵。黄修志穿着一件浅色T恤衫，目光炯炯地看向台下说，他们即将共同“书写历史”，“现在我们全班面临着司马迁和班固面临的时刻，要为世界第一部为班级写的史书发凡起例”。

石榴花和密涅瓦的猫头鹰

怎么写，其实也很简单，全班所有人按照姓氏的音序排名，轮流每月撰写一篇不少于4500字的班志，每一个人都是1801班的“史官”。

黄修志给每人发了一张问卷，上面列着几个问题：你打算怎样度过自己的大学时光？你希望毕业后成为怎样的人？你希望咱班是一个怎样的班？你希望黄老师能为你做点什么？

有人一入学就决定考研考公，试图在下一场更为激烈的竞争中逆袭，有人则对未来迷茫，抱着一份得过且过的态度随波逐流。还有人写到，“希望黄老师成为我的朋友。”

后来，椰子还真的和黄修志处成了好朋友。班会上，这只刚长羽毛的“雏鸟”站在台上大声自我介绍，“我是从青海来的，是真正的在马背上长大的牧民。现在八月份，在我们家还得穿秋裤呢。”黄修志留意到了他，知道椰子是想借此获得关注。于是，黄修志选他做副班长和体育委员，椰子感到欣喜，他从来没有被老师看好过。

大学四年，黄修志还计划每个季度列出一张书单，每次有十本左右，供孩子们挑选阅读。他希望，孩子们可以通过培养阅读和写作的习惯，重新看见自己，面对内心的纠缠与迷茫，以对抗曾经受到的伤害。

2019年11月，创立石榴花读书堂的一部分骨干同学，包括赵婉婷、陈奉泽、路棣、杜志敏、闫晓涵、刘英琪 ©黄修志

撰写完成的东西需要有地方发表，黄修志开通了一个班级公众号。一天下午，他在家偶然瞥见窗外有几株硕果满枝的石榴树，想起一首古诗：“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青苔落绛英。”

这是韩愈的诗作《题榴花》，讲的是一个略显寂寥的故事：盛放在偏远院子里的石榴花，因为缺少来往车马行人的赏识，只能任凭花朵随风飘落在青苔上。但黄修志并没有引用这个解释，他认为，班上的40多名同学就如同殷红的石榴花，开在同一棵树上，花开即是成人，静静地开着，不需要有什么人驻足观望，只需专注自己的成长就好。

今年7月，黄修志与全班同学合写的《班史：一个大学班级的日常生活（2018-2022）》第二次印刷出版，记录了1801班每一位同学书写的班志、班级大小事记，还有黄修志推荐的书单，以及他在开学、毕业典礼和班会上的发言讲话。

班志里，从最开始的“流水账”式记录，到后来，“写班志已经成为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惯例了。”记录里也融入了更多的思考和表达。翻开这本书，就如同我们今天翻开《史记》与《汉书》，我们得以清晰地看到1801班曾经存在过，也因为有了文字，它的存在，将不会被遗忘。

2018年9月，军训，鲁大后山军训拉练。爬到山巅上，远眺绿树丛中隐隐起伏的海岸线，在明媚阳光的照耀下，蓝晃晃的。陪着我们爬山的班主任兴高采烈地说：没想到吧。我们不仅拥有山林，还拥有沧海。（常佳珍）

2019年3月，这个月让我们欣喜的是，一树榴花又增加了两朵，汉文本1801迎来两位新的家人——秘若琳、姜锦琳。开班会时，黄老师说从名字上看，两位同学是块美玉，希望大家互帮互助，让两位同学顺利适应过渡期。（高凌翥）

2020年8月，疫情好转，学生陆续返校。迈向宿舍的路上，感官被放大几倍，风吹树叶的声音，行李箱滚动的声音，稀稀疏疏的交谈声，阳光好像也因此变得更为强烈。（王璐璐）

2021年3月，我们终于要下去实习了。像电影中的画面，大巴开出了学校，积雪还未融化，覆盖在树枝上、草地上、马路上，窗外的风景慢慢淡出了我的视线。望着窗外，我开始了思考与回忆。我只知道实习的地方是威海乳山市，但是具体哪所学校还不清楚，会是哪所学校呢？会遇到怎样的老师和学生呢？（杨聿艳）

2022年1月，我曾对自己的随意和恣肆而愧疚过，但如果有时光倒流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依然会在计算机课上玩黄金矿工，在现代汉语课上写诗。我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高中时在家人的一再劝说下我违背本心选择了理科，在高考志愿上我一意孤行选择了来烟台读汉语言文学。这些都是我的选择，我从未后悔，无论是成为一名理科生，还是成为一名二本学生。（赵婉婷）

班史的最后一篇是由黄修志以第三人称撰写的，题目叫《密涅瓦的猫头鹰》。黑格尔曾经用“密涅瓦的猫头鹰总在黄昏时起飞”来隐喻哲学、思想和理性。相传，密涅瓦是古罗马的智慧女神，她身边的猫头鹰是智慧和理想的象征。之所以总要等到黄昏才起飞，是因为这时可以看见白天所发生的一切，追寻其他鸟儿在白天的足迹，同时对这一切进行反思。

结尾处，黄修志说，四年的互相陪伴已经结束，每个人都是流向远方的河流。他希望，自己和学生们都能以一种回顾的眼光去审视过去，就像他最初发起写班史时反复强调的那样，“你们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和缔造者。”

对于孩子们而言，班志倒是没那么多“大意义”，起初，椰子只把班志当作一项作业，是每人每个月都要完成的任务罢了。等到他开始创作时，他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会分别，都会离开这个大家庭，但班志将我们紧紧联结在一起。”

《班史》出版以后，他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时常翻看，总觉得大学时光仿佛昨日，同学的温情、黄老师的笑脸，历历在目。

我们在鲁东大学文学院重逢吧”

和所有过去几年的大学生一样，1801班的生活很简单。上课、社团活动、实习，以及突如其来的疫情。

2018年9月，第一节课是中国古代文学。班主任说教授这门课的孙贵福老师很像《名侦探柯南》里的阿笠博士。但这不是他最特别的地方，他酷爱碳酸饮料。班助说，他们称呼孙老师为“可乐爷爷”“雪碧爷爷”。（常佳珍）

9月23日，班主任黄修志发布大一秋季的阅读书目，日本教育家新渡户稻造的《修养》是第一本。

四年来，黄修志共列了16次书单，总计180本书。每一张书单，他都会花费两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选书。他不断在“药方”上勾勾画画，企图让这些书中的灵气都组合成更神奇的药剂。他当然知道不会有学生能全都读完，“大学四年能读20本以上已经非常可贵。”这些书单有着跨学科的视野，与外部世界的变化紧密结合，甚至有一些是与专业无关的“闲书”，16篇书单内含着一个叙事结构。

大一，他们读《修养》《布鲁克林有棵树》；疫情期间，他们读《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霍乱时期的爱情》《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有女学生推荐给他《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后来这本书与《我的天才女友》一起被列入公共阅读书单；他们读现实主义题材的非虚构作品《寂静的孩子》《我的二本学生》；大四夏天书单的最后一本，是由1801班自己写成的《班史：一个大学班级的日常生活（2018-2022）》，倒数第二本是同为编年体的史书《资治通鉴》，之所以将这两本放在一起，是因为“比起天下之史，个体之史同样重要。”黄修志说。

青海来的野男孩椰子起先并不喜欢读书。高中时，他本想学习理科，但是物理老师实在“太恐怖了”，“经常上课讲着讲着就破口大骂，踢板凳、砸黑板，骂起人来口无遮拦。我心想，这种人有什么资格教我？”就这样，他选了文科。

来了汉语言文学专业，黄修志经常念叨，不读书怎么行？最近几年，黄修志常去中小学做写作培训。他观察到一个现象，“现在不少中小学的语文老师，都不读书，也不写东西了。”这一点让他感到既奇怪又担忧。阅读和写作应当是语文老师的基本功，而1801班上的大部分学生毕业之后也会成为一名中小学老师，这更让他坚定把写班史这件事推广下去。“我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他们把日常生活当成记录的对象，同时把写作本身当成是日常生活的状态。读写所得就像火箭燃料，燃料越充足，飞得就越高。”

有一次，椰子读到黄修志推荐的《秦腔》，贾平凹写一个村子里的生老病死和悲欢离合，他一头钻了小说里的清风街，废寝忘食地看。看完的那天他觉得，“自己忽然被他们从那个村子里面踢出来了，就像我自己失去了一群朋友一样。”

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文学带来的奇妙体验。“黄老师改变了我的人生。”椰子反复说着这句话。“如果不是他，我现在可能真的还在放牛，他给我的自信和勇气成为我在生活中面对困难时的底气。”中学时，在椰子的价值体系里，社会上那种整天无所事事、成群结队、咋咋呼呼的“混的哥”“混的姐”，是他想要模仿和成为的对象。刚上大学，他经常横冲直撞地走在马路上，“眼睛里面没有别人，觉得自己很狂，一言不合就想跟别人干架。”

慢慢地，他被黄修志身上的“人文气”折服，“你知道吗？黄老师在石榴花大讲堂的一节课上，清楚地背出《西游记》里的几段诗词，而且他还会用历史故事来给我们讲道理。这太不可思议了。说真的，黄老师可能是我这辈子能接触到最有文化的人了，我现在工作中接触到的很多领导都达不到他的境界。”

受黄修志的影响，他也开始写作，“我逐渐从‘野蛮’变得‘文明’”。班志给了他一个表达的空间。他写自己印象里的童年，零几年的青海牧区还过着全村只有一台电视机的生活，小时候关于电视机的记忆是约上几个玩伴，去村里厂部的村长家看电视。“看的内容大都已经忘记，但我记得那时只能看半个小时，因为太阳能电池只能供半个小时的电给电视机。这种上世纪人们的经历在我的童年中也有过。”

椰子是上大学后才拥有充满蝉鸣声的夏天的，班志里，他也写海面上的夕阳和落日。

“烟台的夏天是属于海洋的，海水把人泡清凉了，把整个城市都泡软了，每一缕的机理纤维都充满了海水的咸涩味。金黄色的太阳停在海平线上，那一刻，仿佛时间也静止了。”

他还写自己热爱的足球、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还有关于地球村的美好愿望。他引用登月者尤金·塞尔南说过的话，“在月球上遥望地球，我看不到任何国界，我觉得地球就是一个整体。”

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刚出版，黄修志马上花钱给每个宿舍买了一本，让他们传阅，并举办了三个小时的读书会。他想知道，读到这些现实的冲击、真实的焦虑，同学们会如何回应？

黄修志得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反馈。学生们并没有强烈地认同黄灯笔下的观点，有人说，“老师，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大城市呢？人生有很多种可能呀。”“你可以说我不勇敢，但是不能说我不幸福。”他也感到欣慰，这些发言更多的是对二本标签化的质疑，而这些孩子已经开始具备了他所期望的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认知的能力。

2018年12月，“雪窝子”烟台开始下雪，一场大雪飘了整整一个月。有南方同学冲出教室，“不要说让我扫雪，让我吃雪我都愿意！”在初雪中，班主任与40位同学完成了谈话聊天，“就像读了四十本书一样”，我们迎来了双旦晚会。（陈然）

2019年5月，两个班级举行辩论赛决赛，辩题是“假如九九八十一难的最后一难是吃肉，唐僧该不该吃？”（韩鑫月）

2019年6月，考试周如常到来，“平时一时爽，期末火葬场。”（李龙飞）

成文觉得这个班上的同学让她惊讶，她刚转过来没多久，考试周学习委员路棣就把一整本纯手写的笔记借给她看。那时，她们还不熟识，甚至还没说过几句话。在此之前，她以为同学都是自己的竞争对手，“以前我们的口号都是——多考一分，干掉千人。”她反复地说，“这个年头居然真的有无私奉献的班委。”

2019年10月，《石榴花》杂志创刊，石榴花读书堂加入“百团大战”。（李玉）

2019年12月，为了四级，我们班级共组织了六次模拟考试。考试前的一个周，班主任黄老师在107教室为我们召开了考试动员会。（马鸿岩）

李陶很害怕英语，她的基础很差。“高中时我的英语才考30分，你能想象吗？”大学时，她又挂科过两次。舍友王海的英语成绩很好，她主动帮助李陶复习。考试周的时候，她们搬着小桌子挤在楼道里，天冷的时候裹着毯子，一页挨着一页，一个单词挨着一个单词地读下去。

药方不止阅读与写作，逐渐的，“石榴花”成了一个符号，衍生出了一系列活动，包括石榴花大讲堂、《石榴花》杂志、石榴花观书会、石榴花小讲坛……

2019年12月，人类学家罗红光教授与研究艾滋病学的夫人蒋岩成为第22讲石榴花大讲堂的嘉宾。满头白发的老两口坐在讲台上对谈，将社会学研究与艾滋病HIV病毒免疫学结合在一起，从如何快乐地做学问、培养跨学科意识聊到生活与读书。

讲座结束后，两个学生泪流满面地追了出来，说想要和两位老师“拥抱一下岁月”。听一场讲座的体验应该是怎样的？黄修志总结，“痛苦。通过‘他者’这面镜子来观照自我，认清自我。这是一个反思自我的过程。”

这是石榴花大讲堂的第22次讲座。一开始，黄修志给自己定下一个任务——为1801班举办两场讲座。这个讲堂不会讲很多理论性的知识，而是在“讲故事”，分享不同的学科视野和生命体验。到毕业时，石榴花大讲堂共开办了43期，听众也渐渐扩大到了整个学校。再后来，同事姜娜、周燊老师等同路人也加入进来。

有一次，人类学博士姜娜老师在讲堂上分享自己在日本酒作坊做调查的经历，为了顺利进入那个家庭作坊，她主动承担繁重的体力活。他们经常一起喝酒，很自由，也很开心。那是成文第一次听说什么是田野调查，第一次知道学术研究还可以这样做，她觉得“太帅了”，这直接影响她后来做出跨考社会学的决定。

2019年12月末，我们选出了“惊喜”“头秃”“迟到”“暖阳”“新生”“安宁”作为十二月的关键词。（马鸿岩）

2020年1月，新冠疫情爆发，口罩供不应求，春节电影撤档，商场和街道门可罗雀，教育部通知推迟开学时间。我们都响应号召，在家居家过年，取消了拜年、聚餐活动。（马云飞）

2020年2月，新学期开始。第一次上网课，学校指定的雨课堂因为无法承受如此之大的访问量而频频崩溃。二月的最后一天，班主任在QQ群里开了一次网络班会，主题是“近在咫尺的生存与毁灭”。（马子梁）

重返线下的第一次班会，成文生了一场病，她暴瘦了几十斤，全班同学都吓傻了，黄修志见到成文，哽咽着问她情况。成文觉得很惊讶，“那是我第一次从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长辈脸上看到如此关心我的表情。”

2021年3月，这学期，班级同学去烟台、威海各县区的中小学进行顶岗实习，班主任赠给每位同学一本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每人三本《石榴花》杂志，把石榴花的种子散播出去。（杨聿艳）

2021年12月22日，班主任黄老师举行考研前的动员班会。黄老师给每个座位上放了《石榴花》杂志，还有两个圆滚滚的橙子。黄老师说，这是赣南脐橙，意味着大家可以干掉困难、一起成功。班级微信群里，每个人收到一个“六六大顺”的红包。一脸震惊的我扭头和一脸震惊的小陈对上视线：“这总共得好多钱吧？”虽然不知道我们试图去算总计多少钱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但我们还是算得很认真。可能是想为自己的感动找一个具像化的数字来体现吧。（张佳怡）

黄修志为全班每位同学考研出征前

2021年12月25日，考研。那两天纷纷扬扬下了两天雪，这是烟台2021年最大的一场雪。黄老师给每个同学都私发了祝福。（赵婉婷）

这一年，1801班有37名同学参加了考研，是文学院2018级最多的。黄修志并不认为读研是每一个人都要做的选择，他对1801班说，“无论你们毕业后去向如何，今后过一种怎样的生活，但至少不要陷入庸俗和市侩，内心坚定而平淡，真诚而努力。”

2022年3月，学校再次改为线上教学。毕业季紧张又混乱。5月，班委组织在校同学吃散伙饭。合影照片中只有一半的人，没有一个完整的宿舍，也没有黄老师，让人感到狼狈又伤感。（秘若琳）

2022年6月，毕业典礼，因为疫情和其他原因，1801班很多同学没能到校参加。

毕业典礼发言的最后，黄修志的声音有些哽咽，他说，“根据宋代理学家邵雍的计算，世界上的事物在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会一一完全重现重演，所以现在我也拾人牙慧，与你们约定，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我们在鲁东大学文学院重逢吧。”

那段时间，椰子因为疫情和正准备的事业编面试，没能赶回学校参加毕业典礼，那成为他一生的遗憾。椰子的行李由老师和同学帮忙打包寄回老家，在一本书里面夹着一张黄修志手写的明信片，上面写着——永久的山海，永恒的少年。毕业快乐，前程似锦。

从“修志同学”到重返二本

黄修志今年37岁，头发又黑又亮，刺刺地生长出来。我们见面那天，他穿着一件白色短袖衬衫，运动鞋，像个大学生的样子。他开的车上有两个孩子玩耍后的痕迹，副驾驶一侧的车门隔板里卷放着一本书，是前阵子陕西科技大学杨素秋老师新出版的《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他几乎随时随地都在读书。

黄修志时常在1801班的学生身上看到自己，他也出身于一所二本院校，他的家乡在鲁西南东平县的一个农村，那里曾是黄河滩区上的贫困县。父亲退伍后常年在外务工，母亲在家务农。

他常对学生们称呼自己是“修志同学”，在求学生涯中，他曾在许多好老师的牵引下走到现在。

在老家，爬上一座河堤，再穿过一座大桥，王台村的边上就是黄修志曾就读的东平三中。学校的大门前是一段长长的泥巴路，被过往的拖拉机轧出深浅不一的沟坎。2001年8月底，入学那天，父亲陪黄修志报到，他兴奋极了，他还没有去过比这更远的地方。

入学第一年，他住在学校多功能餐厅改造的集体宿舍，四百多个男生都在这里睡觉。每天早读结束，同学们呼啦啦站起来，提着缸子去食堂，把馒头和油饼撕成块泡在汤里就着咸菜吃。蔬菜摄入过少导致他们很长时间不大便。有次班上一位男同学问黄修志：“你现在最长可以坚持多长时间不拉屎？”他想了想，说：“大约9天吧。”那个同学得意地说：“我最长可以11天。”

在这样的苦日子里，阅读和写作曾经治愈过他。那时，学校的校长是一位很有教育激情的语文老师，总是鼓励大家广泛地课外阅读，并举办各种课余活动。黄修志喜欢阅读和写作，是班级的学习委员和语文课代表，作文常拿到最高分。他每次到语文老师那去，老师就会从抽屉里拿出几本课外书，有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文集，还有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的《尘埃落定》。

有一次，黄修志路过一家书店，看到一本装帧精美的《古文观止》，里面很多古文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一下子吸引住了他。“但是太贵了，22块钱，相当于我十天的生活费。”后来，他省吃俭用一个月，凑够了钱。在一个周六的下午，黄修志一口气跑了四五公里，穿过大桥，来到那家书店买下这本书。来不及吃晚饭，他又跑回学校赶晚自习，两眼发黑，差点晕倒在座位上。班主任知道了这件事，晚上来到寝室，黑暗中悄悄塞给他两根火腿肠。

从此语文早读课上，“背完课文后，我就狂读《古文观止》。”再后来，这本书一直跟在黄修志身边，从东平带到聊城，又带到武汉和上海，现在还在他书架的顶层放着。

高二，黄修志和班上几位同学一起创办了一份报纸，名叫《久一报》，他担任总编。在语文老师刘庆和的支持下，他们在学校会议室里举行了“成立仪式”，一位女同学演唱了《倚天屠龙记》的插曲《俩俩相忘》。之后，《久一报》面向全校每间教室和办公室发行，每周一期，总共发行了十余期。

于是，学校的老师们都开始关照这个爱读书的孩子。“听说我喜欢读书，我们班有70个同学，但我去阅览室领报刊时老师总会给我80本，说剩下的10本你自己看就行。”阅读让他在严酷的应试教育里寻找到了快乐的缝隙。

但要想在淘汰率极高的山东高考中突出重围，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为了保持好成绩，黄修志经常中午不吃饭，只带着两个馒头埋头做数学题。晚上熄灯后，他常跑到厕所门口——那是唯一还亮着灯的地方，再做几篇英语阅读理解。

“每天五点多起床，晚上十点多倒头就睡，过着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那时候，黄修志每天在日记中剖析自己，发现自己的不足，“当时我对这种状态异常亢奋，但是没有想到，这种不断妄图反省自己、超越自己、追求完美的学习生活直接导致了我在高三上学期失去了定力。”

一旦找不到不足之处，他就开始陷入焦虑，感觉自己在停滞不前。这种焦虑一直没有得到有效释放，越积越多，“在心中拧成了一个死疙瘩，最后我陷入了很长时间的抑郁，连续几个月都没有笑过。”

高考也在这样的情绪中到来，黄修志考砸了。高中三年，他只有两次没考全年级第一，第一次是高一，第二次是高考。尽管考上的是二本，但查到分数的那天，父亲从柜子里拿出一瓶白酒，满面红光。母亲拍了拍手上的面粉，“俺儿考上大学啦，咱村儿第一个本科生啊！”黄修志突然很感动，心里想着，“二本也挺好的，一切才刚刚开始。”他放下复读的执念，来到山东聊城大学。

因为是家族的第一代大学生，黄修志完全不懂得怎么报志愿，稀里糊涂来到了教育科学学院。但他仍喜欢古代文学，喜欢历史。他遇到教中国教育史的老师胡志坚，在一个大大的阶梯教室里，他听到老师讲“朱子读书法”——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黄修志被深深吸引，“胡老师不光课讲得好，他身上还有一种人文的‘古风’气质。”下课后，黄修志与同学们路过跟他打招呼，胡老师站起来，向他们每个人鞠躬回礼。

大二的时候，历史文化学院举办了一个“大学生百家讲坛”，组织同学们登台演讲。黄修志报名，讲中国古代的死亡意识，题目是《死神烛照下的历史与人生》。辅导员看到有点担心，找到他说，“你这个话题可千万不能有煽动性。”

讲座坐满了。那天，黄修志脱稿讲了一个多小时，从西方哲学的死亡文化讲到中国古代的生死观，灯光打在他身上，台下有人听得入了神，嘴巴微张，眼睛一眨也不眨。教育系的邵怀领老师听说后，又组织他在自己的演讲学课堂上给满教室的学长学姐演讲了一次。

还有一次，黄修志写的一篇散文被武汉大学主办的全国性比赛收录，获得了一等奖。他上网搜，发现武汉大学文学院国学与汉学专业研究生的参考书目有：《论语》《史记》《孟子》《老子》等。“我当时一看，妈呀太刺激了，这就是我平时最感兴趣的书。”他决定要考研，就报名武汉大学。那时学院学生会常让他给各种活动写稿，辅导员陈祖国说：“这段时间谁都不要打扰修志，让他专心考研。”

考试是黄修志擅长的事。当班上同学都在蒙头刷本专业真题的时候，他在看朱熹写的《四书章句集注》，竖排版的繁体字，一行行读下去。他去参加复试，那是他第一次坐火车去到山东以外的地方，也是第一次听说什么是985和211。考上之后，他专门去了一趟曲阜，拜了拜孔子。

在武汉大学读书两年后，黄修志觉得自己还没有读够，父母也支持他继续学业。他来到上海，见到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邹振环老师，“邹老师连续问了我好几个问题，我支支吾吾答得一塌糊涂，最后落荒而逃一样走出光华楼，在复旦围墙外面转了一圈，狠狠地给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回到武大后，黄修志开始了疯狂的读书和学习计划，在那披星戴月的四个月里，“考博比准备高考都要努力”。最后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为复旦历史系2009级博士生。

2013年博士毕业后，黄修志试图寻找高校教职，遇到了和今天的二本学生同样的困境，“上海地区的高校教职几乎饱和，我想都不敢想。”他是班上最年轻的博士，还是优秀毕业生，但曾因为本科学历被一所江南高校拒绝，对方直白地告诉他：“对不起，根据我们的要求，应聘者本科毕业学校必须是211或985，你应该不是吧？”

后来，黄修志一直记得那个夜晚，他在复旦宿舍里向鲁东大学文学院发送了一封求职邮件，不到十分钟就收到了回复：“你QQ号多少？”那是一所来自家乡的地方二本院校，他很快收到了面试通过的通知。毕业前夕，女友也在烟台找到了工作。就这样，黄修志回到了他的来处。

签订完工作合同的那天，黄修志和他未来的妻子从上海来到烟台开发区，金沙滩的沙子细腻，海风带着潮湿的水汽穿过他们，向前轻轻一走，蓝色的大海像星空一样映在眼前，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那一刻，黄修志感觉自己的心好像安顿下来。

当然，重回二本，黄修志必须要面对的是基础没那么好的学生，以及稀少的科研资源和经费。

作为班主任，他被分到的第一个班级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班上很多同学都是艺考生，他们不少人对读书没兴趣，认为“到了大学就是要享受的”。面对黄修志辛苦列出的六十本书单，他们更愿意把时间花在打游戏、刷视频上。

有一次，黄修志去宿舍走访，看到班上的几个男生在打扑克，一叠钱摆在桌面，空气里烟雾缭绕。一向好脾气的黄修志第一次拍桌子发了火，大骂他们不知道珍惜好时光。后来，他让打牌的学生上台做检查，如今再谈起来，他觉得自己做得有点过分，“但是我真的是恨铁不成钢。”

毕业后，成为一个普通人

似乎很难一下子讲清楚，黄修志带领1801班完成的这场集体书写的教育实践是否成功，对他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一旦走向现实社会，1801班的二本学生们所面临的学历歧视和困境是不可避免的。大学生活在疫情中仓促结束，42个学生，最终考研成功的有13人，一些同学考上编制或公务员，还有一大半去了中小学做语文老师。

成文没有选择去当一名中学老师，那让她联想到自己不愉快的高中时代，“我对那种生活PTSD了。”在黄修志的鼓励下，她跨专业考上了北方一所985高校的研究生，读社会学。前阵子，她在一家公益组织做社工，接触到东亚教育带来的一些共同伤痛。

一个读高中的孩子，不断用小刀划伤自己的胳膊。孩子的母亲面对前来帮助的社工说，“不用理会，他就是想要得到父母的同情。”成文和孩子聊天，发现伤害背后的意涵很复杂，“他不只是想要用自残的方式博得关注，还有对自己和父母的惩罚。”那个孩子跟她讲，从小父母对自己要求严格，他将这种要求内化成自己的认同标准，每每达不到，他就要惩罚自己。“他配得感很低，觉得自己不配，不配舒舒服服地坐在这里，一定要感受到这个痛才行。”他还觉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自己的身体是父母最珍视的东西，那就伤害他，就像哪吒自刎一样。

成文决定主动延毕一年，申请博士，继续在学术上深造，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问题，将来成为一名像黄修志那样的大学老师。她又找到曾经的班主任，“每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黄老师总是最能给我力量和指点的人。”她曾从农学院转到汉语言文学，又跨考到社会学专业。现在，成文终于想清楚了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她曾在班志里写：“忽略自己的心声，是自我折磨的开始。”

椰子考上了家乡县城的事业编，他又回到了自己口中的大山。今年，他又考上了公务员，成为体系里最忙碌的那个新人，经常要到加班到十一二点。身材也极速发胖了，“从大学里的一身腱子肉，到现在变成了一身肥肉。

备考的时候，他的偶像是在脱贫攻坚岗位上因公殉职的黄文秀，“当时我的愿望就是死了以后一百年还有人能记住我的名字。”但面对现实，他很快遭受了一些打击。此前在大学里受到的文学写作训练并没发挥到什么大用处，话语体系要重头开始学起，写材料得反复修改好几遍，“你读过乔治·奥威尔的那本小说吗？”他突然问。

我们聊天的过程中，椰子至少接了四五次电话。座机电话声铃铃铃地响起，他一秒钟接起来，“喂你好，这里xx县xx办。”听对方汇报完“一切正常”后，再回复一句“收到”。

以前，椰子所在的事业单位为联点村村集体捐赠了一批移动摆摊车，真正帮到了村里的经济增长，也让有需要的脱贫户拓宽了收入来源，这让他体会到一种踏实的成就感。“我时常想到黄老师说过的话——要保护自己的信念。”有机会的话，椰子还想要再争取去乡镇基层工作，他想要像黄修志那样，俯下身子做一些实在的事儿。

毕业后，李陶来到家乡的一所工厂做文员，日常的工作是填写基本材料，枯燥、乏味。“我在那个地方待了半年，相当痛苦。”她讲到，自己办理入职的员工大多数都来自农村，填写资料的时候，有些人甚至都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只知道自己叫什么。她才意识到“语文”有多重要。

即使这份工作简单轻松，李陶还是想回到教育行业，那是她觉得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起初，她想要在这些孩子心里也种下文学的种子，就像黄修志当初对他们做的那样。但真正当上老师，她才看到家乡教育的另一面。

辞职后，李陶来到新疆阿克苏的一所中学教语文，那里沙漠的占比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以上，土地和水源碱性大，只能种植一些耐旱的作物，畜牧业则以骆驼养殖为主。班上很多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从小跟着亲戚长大。李陶班上的语文课代表名叫阿泽古力，非常懂事，学习认真。但就是每次放假后，总不按时返校，“每次周五放假，他周二才回来学校。我就觉得这个娃娃他怎么这样？”有一次，李陶把他叫到办公室里，有些生气地说，“你再不按时返校上课，以后就都不要来上学了。”

阿泽古力听完直接哭了，他说，“老师，我从回家把书包放下的那一刻起，家里的家务和农活已经把我压得腰都直不起来了。”李陶这才知道，他的爸爸常年在外，妈妈身体残疾，两个姐姐嫁了人，哥哥又成天不干活，还总是问家里要钱。“我家里有二十亩地，从秋天一直到过年，玉米棒子只有我一个人来收。”阿泽古力的眼泪止不住，李陶心里也跟着难受。

孩子们家庭条件不好，基础也差。“高一之前，他们一节英语课也没有上过，物理化学也是没有。最基础的字词掌握的也不行，‘健康’的‘健’写成‘建’字。”李陶带两个班，新疆时间11:45下晚自习，她常常回到家之后连夜写教案，加班到一两点，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

她压力实在太大，再加上这所中学没有编制，待遇也不高，李陶跳槽到了另一所学校。“我也得为了生活，离开后我常常想到课代表，心里觉得愧疚。”走之前，她给阿泽古力联系了一位一对一帮扶老师。

现在，李陶还坚持着写作的习惯，平时没有时间，每到寒暑假，她就会把跟学生之间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希望有一天能像黄老师那样，也让大家看到她笔下的故事。

新学校的生活依旧忙碌，生源也没有特别好，“我们上个星期摸底考试，语文平均分是24.35，满分一百分。”学校对老师们的要求是，“争取每个班能达到百分之十的本科率，百分之百的专科率。”

李陶时常给孩子们讲自己的学生时代，讲1801班，讲烟台湛蓝色的大海，还带领他们做班级文化节活动，“就像黄老师创办的《石榴花》杂志那样，我也想让孩子们有一些表达的空间。”她觉得，自己的精神世界正在被一点一点填满。

1801班离开了，黄修志留在原地，但石榴花的故事还在继续。在黄修志的带领下，石榴花社团从最初的班志记录，发展出石榴花访修营、学术调研课题、书评影评随笔大赛、阅读推广服务基地等更多的可能。与此同时，黄修志的同事姜娜、杨帆也开始与同学们记录起自己的“班史”。姜娜还发起了“石榴花田野调查”的项目，鼓励学生们记录身边和附近，比如一家陶瓷厂的劳动，一个村子里的白红喜事，或者是一次乡村集市上的日常。

2020年，“文史哲融通创新基地班”在鲁东大学正式设立。今年，基地班的公费师范生徐堃凯来到栖霞市实验小学工作，受到黄修志的启发，他也开始让班里的孩子书写班志，“本来觉得，小学生写3000字就顶破天了。刚刚成稿一看，7500多字。”

这一场以书写班史为起点的教育实验，从1801班延伸出来，辐射到了每一位对写作阅读、自我追寻感兴趣的师生。

《班史》被一家影视机构看中，对方想要将1801班的故事拍成电影，还有另一家出版社跟黄修志联系，计划把《班史》翻译成日文和韩文出海。在组织同学们游历北京、上海、西安、武汉后，最近，石榴花访修营开办到了第11期，黄修志打算带学生们去大连海岸和中朝边境看一看，去看孩子们未曾见过的风景。

他们把《石榴花》杂志和《贝壳》杂志带在身边，跟辽宁师范大学和大连外国语大学的相关学院交流，分享社团发展和杂志建设的经验。他们又来到丹东，参观了边境鸭绿江断桥、虎山长城和抗美援朝纪念馆。

黄修志把访修营的照片发到朋友圈，昔日班里的一些同学表示羡慕。此前，他曾雄心勃勃地设想把2018级学生带往国内外城市研学，但长达三年的疫情完全打破了他们的计划，1801班毕业前的出行活动未能走出山东。他有些怅然，“其实这些本来是给你们准备的呢。” （来源：腾讯新闻）

◦ 文中成文、李陶、椰子为化名，其余人物为真实姓名。

* 版权声明：腾讯新闻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为了不错过每一个故事，大家记得将谷雨实验室设为星标🌟哦，期待每次第一时间与你相遇！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单独二胎政策放开后，蒋莱的丈夫提出想再要一个孩子，当时8岁的儿子也要求妈妈再生一个弟弟，身边出现了许多赞同的声音：“赶紧从了（夫、子）吧。”彼时至今，蒋莱一直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研究公共政策、社会性别和领导学。

“生，还是不生？”

这是一个难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与个人、家庭、社会都息息相关。难道仅仅因为获得允许，就应该生二孩吗？是哪些动因和力量，促使那些已经生过一次孩子的母亲再为人母？

带着这些问题，蒋莱开始了对“都市中产二孩妈妈”的研究，“走上了以学术探索化解自身纠结的道路。”

蒋莱的合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沈洋。研究方向包括性别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和公共政策。

这项研究历时五年，深度访谈了在上海、南昌等城市的四十多位中产妈妈，汇聚成一本生育图景与决策指南：《新生育时代》。

访谈对象大多是70后和80后，城市中产，拥有高学历、体面工作和房产。之所以聚焦中产，是因为过去30余年，受计划生育限制最大的就是这部分女性。在农村地区，二孩、多孩妈妈并不少见。90后、00后群体内部弥漫着恐婚恐育的思潮，这也让70后和80后女性成为了当前的生娃主力。

典型二孩妈妈有明显的共性——新时代职场母亲，“既能干、又肯干，一手抓工作，一手抓孩子们，即使疲于应付，也要努力趋近拥有一切。”

生娃犹如“黑社会”

“我们遇到过一些案例，二孩、一孩，都是意外怀孕的，性知识的偏差很严重。”蒋莱说。

怀孕是个意外。因为缺少教育和来自上一代的告诫，不少人的性知识缺乏，即使是最有避孕意识的年轻夫妇，奉行的也是最不靠谱的“安全期避孕法” ，最后迎来不期而至的小生命。

有一位叫文清的访谈对象，曾经是某传媒集团的导演、编导。结婚三年，就经历了三次意外怀孕。第一次怀孕，顺产引发了大出血。文清不想再要二胎，但她是严重的过敏体质，不能用安全套，也不想服用对身体有损害的避孕药。摄影师丈夫拒绝结扎，找了个“以后会腰酸膝软，再也没办法拎摄影机”的理由应付。但文清知道，丈夫偏见很深，在他那里，结扎和阉割就是一回事，无论她找多少科学文献摆在他面前，丈夫始终会被“一种传统力量拉回去”。

第二次怀孕，胎儿自动停胎，做完流产的文清第二天就回到片场熬夜赶工。等到第三次，文清分娩前，还在大着肚子跑业务，给客户发创意文本。让对方给她三天时间，生个孩子，就“满血复活”。但这一次，她经历了更凶猛的大出血，手术室里来了各科主任、副院长等十几号人，她在手术台上度过了整整一天，一半以上的血液差点流光，身体里置换了2/3的血液，才最终保住了性命。

鬼门关走了一遭，最后还是文清选择在自己体内安置了一枚不会引发过敏的节育环。

像文清一样，不少接受访谈的都是女公务员、医生、大学老师、企业高管等拥有体面工作的女性，但是，这些“意外”也揭示了她们在性关系中的不自主。

同样经历过意外怀孕的是研究者蒋莱本人。她在结婚之前，甚至有过不生小孩的想法。但意外怀孕后，丈夫对于新的小生命非常期待，尝试说服她，“第一个（孩子）不要不好。”

生下孩子，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照顾丈夫的感受。如果不生，可能对两人关系造成重大打击。蒋莱后来反思，这可能跟自己的“配得感低”有关。从小到大，在成长环境中她似乎并未获得充分的爱和包容。老一辈的女性也是如此，蒋莱的妈妈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因为是女孩，小时候还曾被送去亲戚家抚养。蒋莱的婆婆，甚至是被父母送走的女孩。对那个时代的女性而言，被爱本就不是理所应当的。

后来，蒋莱遇到了她的丈夫，体验到了被宠爱、包容的感觉。“别人一对你很好，你就觉得无以回报”，只能以满足对方期待的方式去回馈。

蒋莱分娩那天，因为顺产造成了阴道撕裂，需要缝针。那时，她痛得整个人都麻木了。医生安慰她：“我给你缝得好看一点。”这让蒋莱感到荒谬：给谁看？我自己也看不到。产妇还在痛苦当中，而丈夫的需求已经被提早考虑到。刚出生的儿子此时也穿上了新衣服，干干净净，格外好看。蒋莱有些失落，觉得没有人真正关心产妇的感受。

生下孩子，最不高兴的人，应该是蒋莱当时的顶头上司。那时，她刚进单位任职不久。在前辈看来，新人本就要多干活。原来，蒋莱一个人承担三个岗位的活，怀孕后，就要休产假、带孩子，难免迟到早退。职场妈妈的辛苦，都被视为“娇气，叫苦叫累”。她经常被单位里的前辈敲打，也没有获得该有的提拔。后来，蒋莱离职，接替上来的是一位男性，可能领导觉得“还是男人好用”。

除了母职惩罚，一个母亲还要遭受社会系统里的诸多评判。比如，一个母乳不足的母亲是不符合标准的。蒋莱感觉内疚，她羡慕比她生得更早的一位同学，那位同学母乳很多，营养价值也高，上面还漂着一层油脂，不像她的一样颜色很淡。

作为一位在事业上要强的女性，蒋莱一边努力工作，一边攻读在职博士，后又转职博士后。为了工作，她把孩子送进全托幼儿园，成了“狠心”的母亲。专家列出各种陪伴孩子的关键期、性格养成的黄金期，蒋莱上网查资料，越查越内疚，对孩子又充满了补偿心理。

“婚姻犹如黑社会。”作家亦舒的这个比喻，常常被蒋莱用来描述生育后的感受：“没有加入的人总不知其可怕，一旦加入又不敢道出它可怕之处，故此内幕永不为外人所知。”

2019年，一位女性在社交网络上发帖，说自己怀孕时得了荨麻疹。她建议应该在女性怀孕前把所有可能面对的问题都告诉育龄女性。并且怀疑，老一辈的女性为了获得后代，刻意隐瞒了生育的真相，“骗”下一代女性生育。

但在蒋莱看来，上一代人或许并非有意隐瞒。“她们是无意识的，不认为这是个问题，觉得不值得去说。”

直到2005年生育后，蒋莱加入上海一个网络论坛，才了解了很多不一样的婚育观点。甚至“离婚是一个选项，永远不要觉得离婚是无法接受的”这句话，她也是第一次听说。很难想象，这就是当时都市高知女性面临的婚育处境。这让蒋莱想到自己父母的婚姻，他们的关系并不和睦，50多岁还会为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互相攻击，伤心动怒。早该离婚，却离不了婚。“一直处于这种状态，是不是她们在这方面（婚姻）很不成熟？”

最隐蔽的权力斗争场所

沈洋是一位80后女性主义者，她比蒋莱小六岁，结婚得更晚，对待婚育也更加谨慎。在怀孕前，沈洋就曾和丈夫建议，关于冠姓权的问题，可以掷骰子，掷到哪一面，孩子就跟谁姓。丈夫思前想后，觉得这个反传统的行为不好跟自己父母交代，于是和沈洋商量，希望第一个孩子跟随父姓。

考虑到随父姓更符合社会规范，沈洋没有再提出异议。那时的她还没有下定决心生二胎，一想到家里唯一的孩子不能随自己姓，再加上有一段时间，沈洋带孩子更多，因此会有种不公平的感觉。

即使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随母姓也并不常见。在沈洋和蒋莱访谈的近50个家庭中，随母姓的仅有八例（七例是二孩随母姓）。

宋钰涵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上海独生女，父亲是985高校教授，丈夫的父母都是出租车司机。宋钰涵的父亲性格强势，看不起女婿家。

宋钰涵生下的第一个儿子随父姓。等到怀上二胎，老丈人叫来女婿谈话，想让二孩随母姓，如果不同意，就是“一点儿也没有良心”。

因为双方家庭经济实力差距大，婚后几年，小夫妻一直住在女方家里。宋钰涵还会每个月给男方家三千元家用补贴。丈夫创业后的第一个项目，也是宋父帮忙介绍的。宋家父母还承诺，在二孩出生后，以小夫妻的名义买一套房。

在这种情况下，丈夫家才不情不愿地接受了。二孩生下来后，婆家觉得孩子没有随他们姓，干脆不帮忙带孩子。

在这个看似成功的案例里，两位学者却发现，这并不能算作一次女性实力崛起的胜利。因为宋钰涵的行为，是出于对强势父亲的顺从，这依然是父权制观念的体现，只不过把一位父亲换成了另一位父亲。

平时，中产妈妈看似“大权在握”。大到家里的买房决策，小到衣食住行，孩子入学、作业、兴趣班，和老师打交道，几乎都是妈妈们一手操办，学历高、能力强，有追求的妈妈是“里里外外一把手”。

80后的二孩妈妈菁蓉是上海某市级机关资深主任科员，丈夫经营着两家公司。平时的生活、育儿，几乎都靠菁蓉。她每天要开车30公里进城上班，还要负责送孩子们上学。她的两个儿子也都经历了全托幼儿园，二宝当时特别抗拒，每周一送进园时，都要撕心裂肺地哭闹，菁蓉放下孩子，回到车里，哭一场才能去上班。

生活紧张得像打仗。除了午休，一天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就连家里买学区房，从看房到签合同，都是她一个人。那天中午，中介打电话来催，她正带着孩子在外面玩，丈夫说自己没有时间。她只能拖着两个孩子，买几个面包垫肚子，赶过去签合同。

丈夫在家微信、电话不断，为了忙业务，几乎不怎么带娃。哪怕是有时间，他也更愿意去外面钓一天鱼。这些妈妈们看似更有主导权，实际上只是因为她们掌管的事丈夫并不关心，真正碰到他们在意的事，比如孩子随谁的姓，男性又想再度拿回主导权。

蒋莱和沈洋发现，生于70、80年代，在2010年之前结婚的女性会更能忍受不平等的婚姻和“男主外，女既主内又主外”的模式。

原因之一，是在2010年之前，“剩女”一词甚嚣尘上，成为一种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当年的主流舆论视剩女为一种新出现、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一度给中国女性造成严重的婚嫁舆论压力。一位受访者就曾说：“我当时也不是说真的很想结婚，我只是不想做‘剩女’。”

年轻时，蒋莱也曾感受到焦虑的婚恋氛围。2001年，22岁的她刚本科毕业，获得保研资格，年纪尚小，但母亲就急着张罗相亲，既期待女儿学业、事业有成，又怕她会吓退追求者，时时告诫蒋莱：“你现在择偶的机会是最好的，在婚嫁市场上是价值最高的。”通过母亲的社交关系，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在24岁结婚。

很多接受访谈的精英女性在婚姻中显示出传统的一面。对于生于1975的辽宁人仇臻娅来说，一家之主一定是爸爸，哪怕两个人事业差距很大，仇臻娅是大学教师兼律师，她的一个案子，就能抵在外企上班的丈夫一年的收入。因为生了二胎，丈夫回归家庭成为全职爸爸。为了照顾丈夫的尊严，她给丈夫买了一套法拍房，只写他一个人的名字，每月由他收房租。仇臻娅把收入都转给丈夫，还会有意当着孩子们的面跟丈夫“讨要”零花钱。

来自山东的李佳莉，是上海一个科研机构的副处长。她的学历更高，事业也比后来成为全职爸爸的丈夫更成功，但在家庭关系里，却处于弱势地位。她形容掌控欲强的婆婆是关起门来的“小慈禧太后”，丈夫却叮嘱她，不许和老人顶嘴。

当一个女性主义者进入异性恋婚姻

2010年之后，女性主义思潮开始在微博上兴起，不少女性主义学者是微博的活跃用户。那时，蒋莱身边几乎没有科班出身的性别研究学者，她在微博上关注到了沈洋，发现这是个和自己很不一样的女性。

在很多女性开始为婚恋感到焦虑的二十七八岁，沈洋正在各个国家旅游，潜水、玩滑翔伞、学剧本写作。30岁那年，她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拿下博士学位。她写过很多关于家庭与性别研究的论文，也让蒋莱感到新奇。

2017年，蒋莱邀请沈洋一起参与自己的研究。同一年，沈洋结了婚。作为一个进入异性恋婚姻的女性主义者，她试图打破传统家庭模式的尝试，也提供了另一种婚育的样本。

原本，沈洋不觉得结婚生子是个必选项，而遇到了同样是女性主义者的丈夫杨帆之后，沈洋有了结婚的想法。头几次见面，丈夫就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说，对于弱势群体的同情都是共通的，如果你对女性的处境感到同情，很可能也会同情穷人，以及少数族裔。

婚前，两个人约定好，要“构建一个平等的两人共产主义小社会”。现实和理念之间常有罅隙，为此也需要付出不少努力。

沈洋和丈夫学历差不多，在同一年入职，处于职业发展的同一阶段，面对着“非升即走”的压力。在沈洋看来，事业发展会关系到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一想到他一旦比我先评上教授，可能会对我颐指气使的场景，我就提醒自己不能躺平。”沈洋在书里写道。她和丈夫暗暗较劲，结果就是，在生完孩子的那年，她和丈夫同时评上副教授，同时担任博士生导师，连学术产量也保持着差不多的高位。夫妻俩常都互相嘲笑对方太卷，劝对方要多顾家一些。

家务和育儿的劳动分配是另一个角力场。平时，丈夫负责买菜、安排菜式和水电煤账单，沈洋负责孩子的日用品采购、规划孩子的教育和家庭娱乐活动。其余主要的家务和育儿劳动外包给住家阿姨，阿姨的工资由两人平摊。

有一次，沈洋正和朋友喝下午茶，就接到丈夫打来的好几个电话，问她：“你在干嘛？我在带孩子上网球课，你最近带孩子带得少了，我心理不平衡，你别忘记母职。”

每年三月都是国家课题申请的截止时间，需要在过年期间写申请书申请基金。每到这个时候，沈洋也会跟爱人再三坚持，自己每天至少需要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除夕和大年初一也不例外。并且威胁他，如果申请不成功，责任主要在他。“很多时候你在事业上保持不退后，或者想要晋升，肯定是要自己给自己争取空间的。如果自己都不争取，谁会把时间让渡给你？”沈洋说。

夫妻之间如果事业差距过大，就会渐行渐远，而女性极容易落入更艰难的处境。沈洋聊起美国一位社会学家提出的“可转移投资”的观点。男性更倾向于把结婚后的时间用在可转移的投资上，比如投入工作，拿到一些工作的职称，但女性更多投入在家庭的无偿劳动当中，一旦离婚，男性的职业相关投资是可以随身带走的，而女性的家务付出无法转移。这让沈洋更深切地意识到，再三的协商和抗争都是必要的，如果顺从于社会对一位女性的期待，就会遭受明显的母职惩罚。

在这个家庭里，随处可见夫妻为打破传统家庭模式所做的努力的痕迹。沈洋经常用“妈妈爸爸”取代常见的“爸爸妈妈”，给女儿买女飞行员、女科学家的绘本，希望女儿们能不受束缚地追梦。而丈夫也会把“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歌词改成“爸爸”。

受美国经济学家艾米丽·奥斯特的书《家庭公司》的启发，沈洋还制定了一个家庭目标：每位家庭成员的茁壮成长，不应该以其他成员的枯萎为代价。这就要求大人们共同分担育儿压力，且不以孩子为中心。

最近，沈洋的大女儿被区级网球队选中，每周训练三次，大人要在中午十一点半到幼儿园接孩子，下午送去训练场。没过多久，女儿又被区级佩剑队选中，她自己也想体验佩剑。但佩剑队离家太远，接送折腾父母，沈洋和丈夫最后决定放弃佩剑。当然，也要避免“觉得自己的孩子是个天才，不报班就是耽误了一个奥运冠军”的父母心态。

这让她在一些兴趣班教练眼里成为异类。本着“不考虑步行二十分钟以上的兴趣班”的原则，沈洋曾经咨询一位教练，训练场地有多远。教练回答她：“问这个问题你就不要来了，我们有些家长，每天都会花三四个小时来回接送。”沈洋不解：“三四个小时的时间，我为什么不去看场电影，一定要投入在孩子身上呢？”在她看来，父母的身心健康、休闲娱乐，也和孩子的爱好一样重要。

但作为一个不鸡娃的中产妈妈，沈洋也会有不自洽的时候。她在自己身边，以及访谈对象身上，感受到不少育儿焦虑。为了让孩子进一个好的幼儿园，有朋友愿意在幼儿园附近租房生活。也有人在孩子三岁多就报了思维课、英语课等兴趣班。有家庭年收入超过百万的朋友给孩子选择了双语学校，每年在孩子身上的投入占家庭收入的一半。沈洋也会反思，自己是不是太自私，对孩子的投入不够？她看过一个基于美国数据的最新研究，了解到，在小学阶段过度育儿（对子女高期待、高课外活动参与等）与子女更低的学业成就以及焦虑、抑郁等内化问题有关联，这也坚定了她不鸡娃的决心。

目前，家庭得以正常运转，家庭成员之间在工作、家务、育儿事务之中和睦相处，离不开住家阿姨兼育儿嫂。“我和丈夫感到脚步更轻盈，呼吸更自由，相视经常面带微笑，还有时间结伴去练瑜伽和看电影。”沈洋在书里写道。但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沈洋会想一个问题，女性主义者可以雇佣育儿嫂吗？这是不是一个中产女性对于一个相对阶层较低的女性的剥削呢？

她只能尽力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比如，“我们的工作压力也很大”“我们的雇佣行为是符合《劳动法》的”“育儿嫂也需要收入”，可道德焦虑感依然存在。

谁在生二胎？

在做完这项历时5年，深度访谈四十多个家庭的研究后，蒋莱坚定了不生二胎的想法。访谈对象们的经历，让她回想起过去育儿时，“一路上的奶粉、就医、玩耍、入托、上学种种，是无穷无尽的思虑操心，再来一遍光想想就不寒而栗。”

她当年遇到的问题，在今天依旧存在，甚至加剧了：在前不久的一次分享会上，一位上海40岁左右的全职妈妈告诉蒋莱，自己是研究生毕业，生完孩子后找不到工作，她到附近的街道办事处、物业公司全问了个遍，也没找到能做的工作。

沈洋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她不仅生下大女儿，2024年上旬，书稿进入尾声的时候，她怀二胎也已有九个月了。蒋莱得知时，开玩笑地说：“做了很多研究，访谈了许多母亲，收集了许多生育故事，还是做出了生育二孩的决定，很正能量呀。”

决定生二胎前，丈夫答应沈洋，如果再要个孩子，无论男女，都随她姓。这是她生二孩的重要原因。

但更主要的，是“让孩子有个伴”。这也是大部分要二孩的受访者都提到过的原因。也有受访者表示，因为害怕“失独”，才希望生二胎，以此抵御日常风险和不确定性。

沈洋会留心家庭聚会，发现80后、90后同辈中，没有一个有生孩子的打算。家族的第三代只有大女儿一个孩子，人丁寥落。她想到再过几十年，小辈们既使不主动断亲，也没亲戚可走了。沈洋希望，哪怕她和丈夫百年之后，两个孩子还能互相扶持，互相陪伴。

是否生二胎，既关乎经济条件，也关乎一种行动力——这方面，女性甚至可能比男性更具行动的决心。访谈对象中，丁淑云是一个规划意识很强的女性。喜欢孩子的她一直想再生二胎，那时，她是集团的中层干部，赶在上海房市大涨之前买了学区房。

很多受访的二孩妈妈们都是如此，她们以1970年末和1980年初的职业女性为主，在2010年之前买房结婚，踩住节点置换新房，完成了90后、00后难以企及的财富积累。“在房价飞涨以及消费主义盛行的中国大城市，生二孩逐渐变成了只有中产及以上家庭才负担得起的生活方式。”沈洋和蒋莱在书里总结道。

对于二孩，丁淑云的丈夫并没有她那么期盼，他是一所大学的副教授，怕二孩对家庭负担很大，而且当时丁淑云也已经39岁了。

生于多子女家庭的丁淑云还是觉得，孩子有个兄弟姐妹是很幸福的事情。丁淑云的经济收入远高于丈夫，有能力雇佣育儿嫂，她在家里也有话语权，后来成功说服了丈夫，生下二宝。

这次生育对她职业打击不小，当年，她的考核跌到后10%，收入和职级地位大受影响。于是，丁淑云主动竞聘，到集团子公司任职，工作压力很大，出差也比以前多了不少。育儿的任务都交给了育儿嫂和丈夫。2021年，为了给孩子们创造良好的学习成长环境，她跟公婆商量，卖掉家里的四套拆迁房，凑了一千多万，又贷款，买了一套200平的大平层，给两个孩子配备了房间和专门的书房。她目标清晰，要求丈夫和自己一起挣钱、还房贷，还计划在50岁和60岁两个节点，给两个孩子买房。

这些职场精英妈妈们的故事，也是蒋莱打消要二胎念头的潜在原因：“她们很厉害，这让我也有一种能力的不自信，不能够hold得住（二孩）。”

不是所有二胎妈妈都能如此顺利。有一位在外企医药部工作的妈妈，因为生了二孩，为了照顾两个孩子，只能换到了社区医院工作，收入减少了2/3。原本跟她位于同个职业起点的丈夫，却升为主任医师、博士生、博士研究生导师、学科专家，事业“一路开挂”。两个人的差距越拉越大。在丈夫的“鸡娃大计”面前，她即使不愿意接送孩子上兴趣班，也不得不遵从丈夫的要求。

某种程度上，生育像是一个程序，每个个体输入不同内容，最终会出现不同的答案。许多问题是无解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生育带来的感受。

沈洋记得，以前抱着大女儿喂母乳的时候，孩子吃饱了，依偎在她怀里，冲她一笑，像个小天使一样，那个瞬间，沈洋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大多数时候，“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的画面也只是生活的片刻，鸡飞狗跳才是常态。”生育带来的甜可能只有一两分，其他全是酸、苦的滋味。“但你就是愿意用八九分的酸和苦，去换这一两分的甜。”沈洋说。 （来源：腾讯新闻）

* 版权声明：腾讯新闻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为了不错过每一个故事，大家记得将谷雨实验室设为星标🌟哦，期待每次第一时间与你相遇！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也不是史铁生的啊？”

余帆是在史铁生的文字里找到流量密码的。

他是电子商务专业的大二学生，兼职短视频平台的博主。账号起源于电商实战比赛，他原本做大学生生活，但视频拍摄策划难度太高，数据一般。

转型读书博主是最效率的选择。一句深刻的话，一个有设计感的背景，配上一段恰当的配乐，一个五秒的视频诞生。在无数名人名言中，余帆发现史铁生格外受用户青睐，视频封面打上“史铁生老师也太会写了！！！”保准小火一下，“流量会说话。”

他第一次尝到甜头便是网上刷到的史铁生语录，原文是“史铁生说：不要急，死亡一直在等着你。好像死亡是一个你非常讨厌的结婚对象。那么好的，既然必须和这个无聊的家伙结婚，我一定要把我的忠贞，我的热情，我的好奇心，我的爱浪费在这个世界上，把一副空壳留给死亡。”余帆只看见和搬运最后一句，发布后，当晚流量蹿上百万+，涨粉千余，余帆登上后台时，几乎控制不住微微发颤的指尖， “火了！”

这是一场互动狂欢。余帆整晚都沉浸在迅猛增长的评论区欣赏，发言分为三类，一类感叹史铁生好会写，如“病隙碎笔超级好看，每读一篇都会被史铁生的思考震撼”；一类抒发感想“死气沉沉的我突然想热烈地活着了”；第三类最多，搬运史铁生的其他金句，譬如“爱是自卑弃暗投明的时刻”，或单纯把视频原句复述一遍，这些评论点赞都能轻松过万。

一条读书博主的康庄大道似乎铺在眼前。直到第二天，有人指出，这不是史铁生的原句。

余帆心如擂鼓，他去网页考证，“真错了”，原文出自余秀华的《无端欢喜》，只是对史铁生的评论，一整段只有第一句是原话，“史铁生说：不要急，死亡一直在等着你。”

也有神奇的事。在搜索界面，余帆仍然看见众多官方媒体、大V甚至外网threads在引用这句史铁生语录，文章标题各显神通，“全网嘴替史铁生，把00后的集体痛苦说透了”“永远被史铁生的文字所震撼”“14年后才读懂史铁生的顶级文笔”。

“可这文笔，也不是史铁生的啊？”

当天余帆迅速在评论区发布道歉和勘误，但视频不断涌来新的用户，这小段文字迅速被新评论淹没，他只能截图这段道歉，重新置顶。即便如此，据余帆观察，用户们重复着以上三类评论，勘误的点赞只停留在一千余，至于质疑的人，不过几十赞，他有些失落，“不是每个人都会注意或者在意，对吧？”

乌龙过后，余帆买回《我与地坛》（下文简称《地坛》）和《病隙碎笔》， “我会认真读原著，再继续分享史铁生的。”

余帆买回《我与地坛》©余帆

史铁生不会想到，在他去世十四年后，他会被新一代的年轻人推至王座，成为“一句话治好精神内耗”的文学导师。读史铁生已经成为一种新潮流，无论互联网哪个平台，你都能发现海量“史铁生顶级文笔”“《地坛》来北京一定要做的事”等内容。根据视频平台所发布的《2024抖音读书生态数据报告》，史铁生相关的视频累积达18.6万个，视频总时长增长415%，《地坛》也成为最受欢迎的名著。

“秋天带本铁生的书去地坛走走”已经成为火热的打卡项目。昭玉在秋天来到地坛，正是银杏叶落的季节，大道铺满金黄落叶，在无数手拿相机的游客，悠闲遛弯的大妈大爷中，昭玉能精准地辨识出许多“同类”，年轻人，不时看看手机，拿着一本史铁生的《地坛》，若视线相对，便相视一笑，然后各自低头拿书拍照，互不打扰。不用猜，定然是为史铁生而来的。

©昭玉

专栏作家潘采夫是“史铁生分享会”的受邀嘉宾之一。今年夏天他也去过地坛，一个工作日早晨，意外地遇到四五张年轻面孔，在晨练的老年人中格外显眼，即便手中没拿书，潘采夫的直觉告诉他，这些孩子是来寻踪的。后来一问一个准，她们都尚未成年，最小的刚上初中，刚读过《秋天的怀念》，想来地坛走走。

对于2000年后出生的Z世代而言，中学课本里《秋天的怀念》是他们对史铁生最早的记忆，文中母亲的爱意和离去的遗憾十分动人。在潘采夫看来，教材对相关作品的纳入，为史铁生在年轻人中的影响提供了第一推动力。

昭玉也记得这篇课文，当时的语文老师讲到“母亲去世”那段时叹了气，“等你们长大后再来读读他的文章。”这一过便是十多年。

去年6月，她辞职在家，想要做点什么逃避上班。昭玉在不同的平台搜索好书推荐，“哪本书能带给人力量”，无论哪个博主推荐多少本，榜上有名的一定是《地坛》。

为什么是《地坛》？

杨柳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她曾负责出版史铁生的数十本著作。据她观察，这两年史铁生更加火爆，销量几乎翻数倍，《地坛》和《务虚笔记》尤其突出，前者与史铁生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很好读；后者也许是第一部长篇，知名度高，“也许史铁生个人的励志，能让青年人的紧绷稍稍放松吧。”

潘采夫也很理解这个选择，“好读啊！”史铁生公认文学成就最高的书，也是他晚年最后一本《我的丁一之旅》，由于行文晦涩抽象，潘采夫常常一天只能读一页，“铁生晚年身体有限，想得很多写得很慢，一天最多200多字，所以他要用最少的字数表达最深奥的思考，定是难读的。但《地坛》在铁生二十多岁时诞生，多是散文随笔小说，雅俗共赏。”

程遇吃到了地坛这口红利，她写了篇图文，以“铁生，我想起你的文字”等对话体排比抒情，标题含有关键词，“地坛”“北京读大学”，这篇文字迅速过万赞，“其实我是有意识的，肯定有，否则也不会这么写了。” 程遇已经察觉到，“地坛和史铁生就好像自带一堆流量。”

很多人给她留言，“下次也要带《地坛》去地坛看看。”

吃了就管用”

解玺璋是民间史铁生研究会会长，也是史铁生的多年好友，但直到被邀请参与“史铁生分享会”之前，他对“年轻人爱读史铁生”这件事都没有实感。我问他，“您会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解玺璋也很疑惑，“我特别奇怪啊！他们怎么就爱看呢！”

史铁生有着传奇而坎坷的个人经历。他1951年出生于北京，活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坛，21岁双腿突然瘫痪，28岁开始文学创作，没两年罹患肾病，后来恶化成尿毒症，59岁逝世，他就在方寸轮椅之间完成了数百万字的创作。

解玺璋推测，“现在的年轻人在情感、精神等方面都遇到很多困境，铁生作为一个残疾人，在《地坛》里集中他对前20年生活的思考，包括如何走出生命的困境，年轻人能找到一种共鸣吧。”

关于为什么要读史铁生，每个人的答案更是五花八门，但细究又实在相似。余帆也给我念了一串史铁生的生平，经历如何坎坷，身体如何饱受折磨，但文字又如何深刻，能说出那些他表达不出的想法，简单来说就是嘴替， “史铁生理解生命。”

事实上，当你开始思考生命和死亡，不论严肃沉重的还是调侃诙谐的，你一定会遇到史铁生。也许是受困于身体，或有感于时代，史铁生总在谈论死亡，解剖死亡，余帆记得那句“死是一个必然降临的节日”，几乎塑造了他的生死观。

余帆曾有过真实的自杀念头。他在河南读高中，高一高二在家中上网课，高三恰好在疫情的末尾，寒冬封校四十多天，和外界完全隔绝，余帆每天只能盯着早五晚十的作息表，上课和作业都没有尽头，手要缩一半在衣袖里，既没那么冻又还能写字。有一天窗外下大雪，余帆控制不住幻想，要是死了多好，“也是苦中作乐了。”这些回忆断断续续，他还有些恍惚，“这居然只是去年的事。”

也是在这段时间，余帆第一次在互联网看见史铁生的文字火起来，读到那句“太阳落下又是升起”。

几乎每个人和我聊到《地坛》时都会提到这句话。原文是“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

余帆说这是一种“生生不息”，人不必再对死亡抱有恐惧，它并非终点。

还有一句话，“一个拿死说来说去的人，以我的经验来看，并不是真的想死，而是在渴望爱。”余帆读到这句时恍然大悟，“原来我想死也不是精神不正常，可能是缺爱。”

做账号后，他经常会看见评论“每次想死，看完史铁生老师的话觉得还能再活一下”，他顿了顿，说出一个新名词，“死人微活”。意思很简单，指生活就在一种淡淡的死感中偶尔回光返照，配套名词是“活人微死”和“命缩力”，指人没那么想死，但也没那么想活。

年轻人似乎又后退了一步。去年流行的发疯文学，生活还有掀翻桌子向外发疯的出路，至少人仍然是活的；今年默认主语已死，网络随处可见 “人都是要死的，我们都是预制尸体。” 偶尔振奋一下，也只停留在“我的尸体暖暖的”。

尽管只是让“尸体”暖了一点，但年轻人很需要这种能量。

杨悦特别理解“去史铁生那里寻找安慰”这件事。当觉得自己倒霉、日子没进展的时候，她就读史铁生，“他生平多坎坷，一直生病，母亲很早去世也没见到他的振作和成功，人生主观体验真的非常差。而且莫名其妙的天降苦难，一种突然好倒霉的感觉。”

书中的铁生不断反刍这些痛苦，同时又隐含豁达精神，不论价值观正确与否，她看完心里都会好受很多，“特别像那种999感冒灵，吃了就管用”。

杨悦曾是优绩主义的胜利者，从小到大成绩顶尖，一路都是优秀毕业生，能做科创，也能写新概念，又考入北京的顶尖大学。在选专业的时候，她放弃了经济学类，最终选择了哲学，原因是读了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在那本书里，作者精彩地阐释了尼采晦涩难懂的学说，她也想做到这种传播，“18岁，更应该追求自己的理想吧？”

不过四年足够哲学“梦碎”，为了未来能有口“更好的饭”吃，她辅修转行经济学，顶着不对口的专业，一年内从金融小黑工干到投研实习生，毕业后出国实习，“说实话我已经足够幸运，甚至可以算一个什么成功案例，但为什么还是这么痛苦？”

她去参加学校的秋招双选会，抱着二十多份刚编好的简历——那些绞尽脑汁罗列上去的实习和项目，试图夺取hr对“哲学系”的注视。双选会在小广场，她绕着企业的小摊转了一整圈，国企央企私企大厂，即便相关金融机构，也挂着小牌，“欢迎理工科同学咨询”，终于看见“文科可投”的出版社，一看海报，“只招4人，最低学历硕士”。回头一看，数十人在排队咨询。

同班同学也在，他是男生，进入会场就收到一堆传单，hr们热情洋溢，“清本啊！好”，“男生啊！好”，一问专业“哲学”，三两个负责人露出只可意会的微笑，“那可惜了”，她听见。最后，杨悦没投出去几份，给了的多半也“泡池子”。

神话只存在于学长学姐的传说之中，“19年前的形势多好，工作多容易拿offer，实习无需卷生卷死，绩点没有这么高，他们能在周末自由地跨省旅行…… 等一切都结束，大学也要结束了。”

她感觉自己的痛苦甚至没有靶子——到底该射向哪里？红利退去的时代、找不到的工作、日益高中化的大学、没有退路的人生还是不甘心嵌入齿轮的自己呢？

张升绝对算不上史铁生迷，他只是一个碰巧遇见史铁生的人。

有一天失眠，脑子里乱糟糟，回放去年失败的生意，他碰巧刷到一段音频，那浑厚又安定的声音立刻击中他，是史铁生曾经在央视的原声，念《我与地坛》，“我常觉得这中间有宿命的味道……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背影。”读到最后两句，张升很激动，“封神了。”这种言语的力量很强，“你就感觉人生总有困境，你也要知道和面对。”

张升的账号 ©张升

张升今年22岁，已有6年工作经验，从职高退学到现在，他戏称自己“360行都干过”。

退学是主动的，他对上课没什么兴趣，反而更投入于课外书，“青春期内心有情感变化，你无法表达出那个东西，也不能跟大人说，只能看书”。那时他喜欢太宰治的《人间失格》和余华的《活着》，描写的太惨又太真，但也有困惑的地方，“你说太宰治一个有那么好文凭的人，为什么三次跳河自杀？”

退学后，他曾想去佛山做房地产销售，因为常在短视频刷到，看起来很赚钱，父亲制止了他，“未成年人跑过去不怕被骗？”于是他在本地县城找了个餐馆当服务员。满18后，父亲希望他去浙江，至少有亲戚的照应，第一份介绍的工作就是进汽车厂，做装配工。

他最不喜欢的也是进厂，24小时关在流水线车间，他有一种不知往何处逃的烦闷。没多久他就离开了，他当了骑手，送快递也送外卖，他告诉我，“很自由”。他喜欢骑着小车在城市街道里来回穿梭的感觉，至少在路上，还能享受免费的微风，和没有天花板的敞亮感。

但张升仍然时常感到苦闷，又找不到情绪的出口，“节奏太快了，人太浮躁，我有些跟不上。”

送快递的两年，大领导要结果，领导要数据，最后压在他一个基层普通快递员的身上。从零开始学做ppt，不是那种大厂的汇报文档，这是他们业内的黑话，指做假数据。上面给的标准如派件数量达不到，张升就要编，还有的公司下发推销产品的指标，他无法完成，最后自掏腰包补上指标。他很迷惑，还透露出少许的忿然，“这太不真实了，形式也太假了。”

即使肩负这么多任务，张升的工资只有四千，直到后来干了两人份的活，早五晚十，负责几个区域配送，他能拿一个月一万多，至今仍津津乐道，只是也没干几个月，“身体累不住了。”

他痛苦于努力和回报完全不成正比，我问他，“你觉得这什么原因？”他想了想，“现代社会的缩影。对于劳动工作者是很普遍的现象。”他又补充，“我们同事很多年轻人，经常会聊这些的。”

苦闷的另一侧是孤独。他在重庆农村长大，父母都是农民，父亲酒后诉苦是家常便饭，“这一生值不值得呢？”家人没有耐心也没有精力听他诉苦，现在外出打工，他偶尔接到家里电话，“累是无法开口的，他们只会觉得你现在这么好，有什么过不去的。”

我很好奇，“你后悔过退学吗？”

“班主任跟我说过，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

他刚出来做服务员时，有一桌是大学生，路过时他听见对大学的讨论，一种失落夹杂着懊悔的感觉裹住他，“如果我能好好读书，是不是也能上大学？”但是这缕模糊的懊悔迅速消散在顾客呼喊他的声音中，后来他也很少再想起，“是接受了。”

出来后，张升确实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一个人上班下班有工资，回家就躺着打游戏，但一年多过去，独自回家面对小小的出租屋，一种强烈的孤独感袭来，张升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他买了七八本书，李银河梁永生都有，但那些人无法帮助他，“读了一点也没意思。”

他也交过女朋友，但“一个人的世界突然出现另一个人，你就会紧紧抓住，然后她又走了。”这么多年来来去去，张升意识到只有父母会真正在乎你，他需要这种在乎，“你想逃离一个地方，但最后你发现根本逃不掉。”

张升把这些情绪都命名为“现代人的浮躁”，抑郁、焦虑和没有方向感，需要一些正能量来缓冲，他很肯定，“史铁生就是正能量。” 

张升并不喜欢这种生活，“只是接受了。” 他曾经有个深埋的作家和自媒体梦，但比起其他更“脚踏实地”的工作，那个梦太不现实了。

他也投过小说。刚工作后的一年，他无法压抑表达的欲望，两三千字的短篇，模仿太宰治写现实札记，主人公有着他的影子，“羞怯胆小的性格”，后来没有回音，他早忘记情节内容，“平平淡淡吧，原稿应该都删了。” 他还仔细研究过《收获》的投稿和稿费标准，结论是，养不活自己，再后来， “踏入社会后，杂七杂八的事太多，思绪太多，就再也写不出什么东西了。”

“为什么要比较痛苦”

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潮流，其实解玺璋很警惕，“话说的不好听，但他们有点把史铁生当做心灵鸡汤，大概是我们这些人不愿看到的。”

“我们这些人”都是曾经的年轻人，热情昂扬地历经动荡年代，于大学后读书沉稳，立志要做到更文学性的阅读。解玺璋读史铁生的起点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那是史铁生的早期作品，记录他下乡插队的故事。解玺璋很喜欢这篇，“没有通常写作的两个毛病，一个是诉苦，觉得自己不幸经历苦难；另一个是怀抱改造农村的理想，以失败告终。归根结底都是过于自恋。”

在他看来，心灵鸡汤同样有自恋的毛病，它就像营养品，是对心灵浅层的抚慰。现在解玺璋已经很少接触年轻人，但他有一种泛泛的感觉，“他们貌似独立自主，实则内心脆弱，缺乏一个主心骨——那种真正独立的主体性和自我认知，独立思考和判断。”

但年轻人们也会很快发现，心灵鸡汤在很多时刻也是无力的。

杨悦不再相信“xx阶段很重要”、“过了xx就好了”这些空头许诺，她不要过社会时钟里“关键的一生”，爱咋咋地随便活着吧，“反正又不会死，再说，真死了又怎样？这都不是我能决定的。”

她记得第一次读《好运设计》时，兴冲冲地去找母亲，硬挑一段念给她听，“他（史铁生）在文中说没有完美人生，我就想我的人生已经很幸福，不该抱怨生活和命运。”她不记得后续，但母亲应当是没什么兴趣的。

今年再读，她无法按照书中的想法感谢命运。相反，她在《好运设计》和《活着》中感受到一种相似的价值观，即无论你遭遇什么苦难，都要活，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本身。杨悦不相信这是唯一的答案，“为什么活着是最高价值观？为什么要设计苦难才能体会到有成就感的幸福人生？这里总教我们忍耐痛苦，去发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但很多人在发现之前就已经痛苦死了对吧？”

她想起自己的金融小黑工生活，凌晨一点被带教喊起来做数据和画ppt，大脑里的神经在“翻皮筋”，她的手理智地开始画，条件反射地劝慰自己，“你看大家都这样过来的”，麻痹半晌，杨悦突地爆发，“仔细想想还是太他妈难受了”。

再向前一步，她更加困惑，“通过比惨去理解史铁生是不是本就不对？以他人残疾的境遇激励自己是否本身就是一种暴力？为什么要比较痛苦？你并不是看到别人比我惨自己就能好受的。”

杨悦接触文学很早，初中时语文老师就向她们推荐大批著作，史铁生、毕淑敏、龙应台构建了她最初的世界。但初高中读史铁生很功利，无非是背些名句为高考作文增光添彩，随手引用如“且视他人之疑目如盏盏鬼火，大胆地去走你的夜路”，议论文升华的亮点有了。

大学再读，她发现原句来自《病隙碎笔》，史铁生讲爱情，还有前半句，“你要爱就要像一个痴情的恋人那样去爱，像一个忘死的梦者那样去爱……”被摘出的后半句现在仍然风靡互联网，被应用到任何场景，就像一支强心剂，读一下就能“重振热情的生活”。

但杨悦现在发现做不到了，她无数次试图用话语激励自己，这支强心剂却太过短暂，甚至像一种精神麻醉。她不想再通过文学去认识世界，回到现实，去感受切实的生活，即便残酷，如仍然找不到的工作，但至少真实。她想了想，“我也未必懂史铁生，只是在用他解释我自己。”

但不论如何解释，生活都要继续。余帆仍然在搬运史铁生的其他语录，他的目标是商业化。这种金句爆款视频的粉丝转化率较低，大多人看过一乐就过了，去商品橱窗里买书的更少，目前《我与地坛》和《务虚笔记》卖得算比较好，一共卖出了10本。余帆计划后面两年继续参加电商赛，比拼数据，因此会继续做这个账号，“慢慢来，能做大的。”

张升也想继续经营读书博主的账号，但互联网看到什么就做什么，至于商业化，太久的事情他不考虑。他也不会一直做骑手，最多到明年，父母希望他考公，有稳定的工作，他还是想“创造”点什么，至于做什么，那不是现在考虑的事情。他告诉我，“这叫活在当下。”

今天扮演精神支柱的是史铁生，明天又会是什么呢？年轻人是主动又被动地加入这场被塑造的时尚吗？时代症结又在哪里？解玺璋沉默半晌，告诉我：“这个问题不是我能回答的，历史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如何造成的呢？我也不知道。”

但不论如何，解玺璋理解这种困境，“大家总要吸收一些力量支撑自己的人生向前走，不能停滞对吧？” （来源：腾讯新闻）

◦ 应对方要求，余帆、昭玉、程遇、杨悦、张升均为化名。

* 版权声明：腾讯新闻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为了不错过每一个故事，大家记得将谷雨实验室设为星标🌟哦，期待每次第一时间与你相遇！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014年，歌手魏雪漫从舞动治疗专业毕业了。所谓“舞动治疗”，是指用舞蹈或即兴动作的方式来进行心理治疗。她想用学到的技能去帮助别人，恰好一位同学是单亲妈妈，同时也是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她要工作，要照顾3个孩子的成长，同时还要为别人提供心理支持，魏雪漫非常佩服这位同学。“我观察到她充满了女性的光辉”，受到感召，她决定成立公益项目“一个母亲”。

随着离婚数据攀升，据粗略估计，单亲妈妈在我国有近2000万。这是一个在中国社会十分庞大但隐形的群体。

现在回头看，魏雪漫坦言，那时她还没有深刻理解成为独自抚养孩子的母亲意味着什么。她的初心是想把舞动治疗的知识运用回人群。她说，自己当时很无知，用学到的理论知识分析妈妈们的身体动作、肌肉张力，而无法去关注她们的心理需求。“现在回头想就是又傲慢又自私，但不管怎样，还是要为那个带着爱心自私傲慢的自己感到高兴，毕竟那成就了‘一个母亲’的开始。”

直到2016年，发起“一个母亲”两年后，魏雪漫也成为了一名单身母亲。2018年，生完孩子的第二年，她感到心力枯竭，没办法帮助别人，曾想叫停组织。但同事们说，愿意半薪，甚至不要薪水，也要坚持做下去。

那时，组织正在尝试一个叫做“树洞计划”的产品。这是一个虚拟的在线倾诉角落，会有专业的咨询师收到内容并回复。某天晚上，因为生育带来的荷尔蒙剧烈波动，魏雪漫身心虚弱，情绪低落，“我当时就想，如果那个树洞点开，一个声音对我说，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这样一句话，似乎就蕴藏着化解我全部艰难的能量。”

虽然树洞计划因为资金、人力和技术不足的原因而流产，但就在那个最脆弱无助的瞬间，她前所未有地确定了“一个母亲”存在的价值。

她还发现，“单亲”这个词在崇尚“圆满”的中国社会里强调的是一种“缺失”，但独自抚养孩子只是一种现实中会发生的具体处境，这个词也更彰显了一个女性的力量。魏雪漫觉得，许多母亲都有可能产生独自抚养孩子的体验——无论是离异、未婚生育、还是丧偶，甚至婚姻状态下的长期异地都是有可能的。她希望，她的公益组织能去陪伴这样的母亲，从心理关爱层面出发，给她们支持和帮助。

于是，在接下来的传播中，她们用“独抚母亲”取代了“单亲妈妈”。魏雪漫时常想起，小时候的一位女邻居，伴侣去参军了常年不在家，她会给这位邻居搭把手，帮忙照看下孩子，或买瓶酱油。在她看来，“一个母亲”想要做的，就是“陪伴”、“搭把手”这样简单的事。“我们不是要去帮助一个群体，我们只是陪伴一个群体。我们陪伴她们，她们独自抚养她们的孩子。”

巧合的是，同样是在2014年，与这样的公益目标相似，简里里创立心理咨询机构“简单心理”。她的初衷，就是希望心理咨询师这样一种基于同理心之上的职业，能够用专业知识辅助治愈人群。“一个母亲”关注特定人群，简单心理则是包容万象，任何有困惑的当代人都可以在那里被看见和被理解。

简单心理曾在北京三里屯有过一个大场地，在那里，曾多年规律地运营一个叫“故事客栈”的活动，用户在那里可以尽情地分享自己的故事，“我每次都能听到我们的用户分享说，自己的负面情绪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地方可以表达的。”简里里觉得这个场地就形成了一个容器，来来往往的人，在这里倾诉。

简里里 ©lululemon

深层次的共情与看见

起初，由于独抚母亲这个群体的隐秘性，以及社会刻板印象，魏雪漫发现找到服务对象很难。她们发放了一批问卷，吸引过来的妈妈大部分都是受到过比较好的高等教育，有很强的工作能力，但是心理需求很急迫的人群。这些妈妈们需要的是了解自己的心，以及孩子的成长需要什么。后来，通过自媒体传播，“一个母亲”可以触达到更大范围的妈妈，尤其是直播能够找到县域妈妈。相比之下，除了心理，县域妈妈们更需要的是经济和个人发展上的帮助，以及应对社会舆论的挑战。找到她们，是服务的第一步。

当然，无论是哪种独抚母亲，她们都要面临对女性不利的就业环境、欠缺的社会保障体系、较为普遍的抚养费欠付、系统保障对孕产哺乳期妈妈的忽视等等，更不要提“克夫”“不吉利”“造孽”等舆论压力。

同时，大家还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困境，也是心理学中非常核心的困境：适应性问题。也就是说，刚开始成为独抚母亲时，如何从失去了爱人和伴侣的巨大伤痛中解脱出来，接受一个人养育孩子，同时关照好孩子。有人曾在离异后上网搜索“一个人带孩子的指导手册”，一无所获。

对此，“一个母亲”做了很多分享和咨询，针对离异、丧偶的母亲，也展开了心理重建小组和复原力小组，并撰写了白皮书来沉淀经验。

魏雪漫曾接触过一个丧偶的母亲，在加入丧偶“复原力”小组之前的三年里，她都没办法去办理丈夫离世的户口注销程序，也没有办法真正去面对伴侣的离开。另外一位丧偶的女性，丈夫突然离世后，她只能压抑住自己内心巨大的悲痛，被迫卷入生存的漩涡，要还房贷、照顾孩子的学业。即便此前她受过良好的法学教育，但突发情况下，她只能靠打零工来换取低微收入。她的生活需要一点点重建。还有一位未婚的母亲，和男朋友分手后才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没有任何怨言地把孩子生下来，带着孩子去面试工作。

对于不同的独抚妈妈，“一个母亲”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去陪伴她们。轻量的支持，比如说官方账号会定期推送常见困惑解答，喜马拉雅的音频课程，短视频软件的直播答疑，公众号的“独自养育问答”、“独抚绘本”、“法律指南”等。

需要倾听的独抚妈妈，也可以选择进入社群 ，获得理解和陪伴，找到归属感。如果需要深度心理支持，现在已经有针对离异、丧偶、独自养育三个主题的小组。不同于单纯的知识类学习，在经验性和创伤性的问题上，集体陪伴的小组往往能给到长时间的彼此陪伴与解惑、深层次的共情与看见。那位迟迟无法面对丈夫离去的母亲，在参加小组活动三次之后，她突然分享，今天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她去办理了丈夫的户口注销手续。

同为心理咨询师的简里里特别能理解这些独抚妈妈们面临的困境。在多年前的舞动治疗项目中，简里里和魏雪漫是同学，也因此成了多年好友，简里里见证了“一个母亲”从无到有，两家机构也曾互相帮助。最近两年，简里里的身份也转变为一个母亲。生育给了她难以言说的幸福感，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切身的挑战——作为妈妈，永远要面临睡眠的减少，身体里的激素使得她在孩子小月龄时发出任何响声都会醒来，而睡眠缺乏使人疲惫和抑郁。

去年，她成为了运动生活方式品牌lululemon心理健康全球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在有机会以委员会成员的名义向公益组织进行捐赠时，她选择了捐赠给“一个母亲”。

Moms Help Moms

曾有一位独抚母亲向七岁的孩子回避了父亲离世的问题，后来，孩子半年内在短视频软件上发了几百条“找爸爸”的视频。这也是独抚母亲们面临的一个很普遍的问题，爸爸去哪儿了？如何去解释不一样的家庭结构？事实上，在被公开谈论之前，最常见的做法往往是回避。

“一个母亲”会有轻度的疗愈活动，比如漂流画册，空白画册在不同城市之间漂流，妈妈们写上我是谁、我想说什么，然后和孩子们一起去做创作。通过交流，很多孩子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很多相似的家庭。

漂流画册 ©一个母亲

画册漂到了济南，在一个快递驿站里面，一个妈妈和孩子在这里工作。这位妈妈在画册上写，我好累，好想睡觉。接下来，画册又漂到了湖南的一个游乐场里，那里，孩子在游乐场玩，妈妈在旁边摆摊。她写道，这一下午赚了35块钱，可是孩子一玩就花了一百多。

渐渐地，组织内部还自发形成了很多社群。同城的妈妈们组局办线下活动，互相聊天倾诉，也会帮对方紧急带孩子，也有很多妈妈后来成为了“一个母亲”的义工。魏雪漫说，她们之前打趣，别人是“Girls Help Girls ”，我们是“Moms Help Moms”。

米兰加入“一个母亲”是因为一段脆弱的日子。她和孩子们同时染上流感，生病的她带着两个孩子在医院跑前跑后。她听说，国外有妈妈互助群，就去搜索，找到“一个母亲”时，她偷偷哭了，“我们是一群能够共同感知彼此的人。群里面一位妈妈提到带孩子有点辛苦，我也突然间想到这6年几乎都是全年无休。”现在，她是“一个母亲”河北地区群的发起人。

还有一个新疆小镇的妈妈，她最早是在无意中刷到“一个母亲”的直播间，连听了几天。有一天她主动连线说自己的孩子现在很优秀，可以分享很多心得。但第二天打电话过来，说着说着就哭了。她承认自己其实很孤单，有很多心酸的时刻。当晚就写了一篇4000字的长信，把说不出口的话题宣泄了出来。

简单心理也强调社区的联结，成为lululemon的大使后，简里里也常去门店和社区一起运动，在那里，她总能够得到很多来自陌生人的拥抱。不同于她常出席的其他文化工作场合的礼貌和拘谨，运动社区总是给她非常直接的情感表达。这种社区的联结感，与“一个母亲”所想要建立的，也是类似的。

因此她也能共情独抚妈妈们聚在一起，共同建立更好的状态，“无论是情绪问题，非常小众的爱好，还是与主流不同的经验与身份，当你进入一个社区，能够有被接纳的感受，都是对一个人的身心联动有很大帮助的。”简里里说。

身体是对抗环境的武器

魏雪漫自组织发起时，就会用自己的老本行“舞动治疗”来帮助妈妈们。“一个母亲”疫情期间也上线了很多视频课程，妈妈们可以在家通过指导进行简单的身体动作和咏唱来调节情绪。疫情结束后，线下城市的发起人们也会组织亲子户外活动，增加社交与联结。

魏雪漫觉得，运动是维持好状态、增加幸福感的一个有效方法。她说，舞动治疗师的眼睛可以看到一个人的肩颈，就像普拉提的教练也会通过一个人的斜方肌去诊断对方的身体压力。在音乐引导下的身体运动和冥想，能够帮助紧张的独抚妈妈们放松下来。

从2023年至今, lululemon支持“一个母亲”的运营工作，包含机构的发展和服务平台的搭建，以便更好地服务独抚妈妈们获得自己的好状态。今年10月，来自机构的十余位妈妈们也将受邀参加北京“好状态心展花园”的瑜伽课程，在大使的带领下，妈妈们一起享受身心的宁静和社区的联结。

lululemon社区课程在徐汇滨江举办 ©lululemon

“我感觉运动有时候是可以救命的”，魏雪漫说。成为母亲之前，她也曾是一位运动员，多项运动和舞台表演的工作强度都需要她保持极好的体能。成为妈妈后，“我真的觉得自己只剩下活着的力气了，长达七八年没有运动。半死不活的时候真的可以去运动一下，会让状态好起来。”

作为lululemon的大使，简里里也在生育两年后开始恢复运动。CrossFit是能点燃她的运动，而普拉提能帮助减少生育后的身体不适。

运动也让简里里思考了更多女性与身体的关系。正在养育女儿的她，非常有意识帮助女儿避免掉一些社会文化的规训和期待。“我不想孩子被所谓‘小女孩应该有和做’的框住，比如文静可爱或者总是被分配粉色的玩具；又比如她很结实壮壮的，总是不穿鞋到处跑，穿肥裤子，就容易被大人评价为‘小汉子’”。

她由衷觉得女儿的肤色相貌不重要，她觉得女儿怎样都很好看。但家里长辈见到小朋友时常会对小朋友的肤色有评价：黑了白了最近好像白了一些等等。这件事把她气个半死。她想到，那是因为长辈们除了“白瘦幼”之外，没有见过一个小麦色皮肤又有线条的女性的美。她记得lululemon有一个门店的设计师，黑皮肤的她，身上全是流畅精致的肌肉线条，核心力量能够支撑一次跳两节课。那份力量令她印象深刻。

“身体也是一个人唯一可控的对环境对抗的武器”，简里里说。

自2021年起，运动生活方式品牌lululemon每年发布《全球幸福感报告》，针对人们提升心理和社交维度的幸福感发布洞察。在今年针对中国大陆的专项报告中，77%的受访者表示，今年对自身幸福感的重视程度有所提升。

报告还指出，运动和社区联结是幸福感指数高的重要因素。除了通过运动带来好状态，报告还为公众提供了4个找到好状态的思路。例如：把握当下，关注内心的愉悦和个人的成长；小步开练，拉伸，瑜伽或散步，即便只花15-30分钟，也能提升一天的好状态；拥抱自然，去户外接地气， 舒缓焦虑情绪；投身社区，联结带来好状态，回馈社区更可增强使命感。

10月8日起至10月13日，lululemon也在好状态心展花园里，举办由lululemon大使、社区伙伴、合作公益机构等带来的全天候活动，邀请人们通过运动和对话，一起好状态。更邀请了两位分享了社区中的“好状态”公益联结。

简里里提到，“前几年社会上机会比较多，可见的，大家认为外在物质追求可以带来幸福感，成功学大热，人们感到疼痛时，更多外在诱惑使向内探索的需求被转移了。但说之前不关注幸福感和自身是不公允的，人类一直都没有停止追求幸福。但就一个社会整体，在集体主义文化下，我们对于个人、自我的关怀是其实远远不足的。”

2021年，lululemon成立“社会影响力中心”，旨在通过慈善公益、调查研究和宣传活动，支持全球各地的社区，进一步推动身体、心理和社交维度的幸福感。目前，中心已捐赠了逾22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55亿元）给全球各地的非营利组织，支持在心理健康领域的相关工作。在国内，lululemon携手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助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此外，通过“境随心转”年度资助计划，公司每年支持多家草根非营利组织，帮助更多人获取身心健康的好状态。

作为lululemon“境随心转”的公益合作伙伴，简里里和魏雪漫都希望在人们愈发重视幸福感的今天，为人们提供心理上的支持，帮助人们找到“好状态”。魏雪漫觉得，好的状态不是说永远保持积极和向上，而是在一个区间，你可以迎接挑战的压力，同时从心底觉得自己有力量能克服。这也是她希望，“一个母亲”可以帮独抚妈妈们建立的。 （来源：腾讯新闻）

寒露已至，「一个母亲」准备了100份袋鼠妈妈温暖包，内容包含疗愈日记本、向日葵花种、给妈妈的书和给孩子的绘本、为独抚母亲设计的帆布袋。

如果你是独抚母亲（因离异、丧偶、未婚等原因独自抚养未成年孩子的妈妈），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领取温暖包；如果你身边有朋友是独抚母亲，请把申请链接转发给她填写。

希望可以在这个深秋带给妈妈们一份特别的温暖和支持。

◦ 头图、封面图来自视觉中国。

* 版权声明：腾讯新闻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为了不错过每一个故事，大家记得将谷雨实验室设为星标🌟哦，期待每次第一时间与你相遇！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MATCH!

我和约会对象说好在他定的咖啡厅里见面，听他说，那家店做的热巧是北京最好的。坐下后，他评价起我的样子，“有没有人说你像一个名人？”我假装惊讶，“是吗？没有吧？可能只是发型像。”我意识到咖啡厅完全不适合约会，两个陌生人在封闭空间被迫拉近只会产生源源不断的尴尬，而下午时段，除了两个店员和三两位顾客，谁说话都听得一清二楚。那是我第一次和约会软件上的人见面，我焦躁地想了个理由回家，发誓再也不去咖啡厅见人。

今年春天，我开始认真地使用约会软件，试着谈一段恋爱。注册时，我填写了长长的用户信息，不限于真实照片、职业、年龄、学历、兴趣爱好等。

所有信息中，照片最重要，占据了屏幕90%的面积。有约会软件推出了付费的AI助手，辅助用户筛选照片，社交媒体上也有教不会拍照的人如何选择照片可以得到更多喜欢的帖子，以男性的照片为例，最好选择室外的场景，和动物合影会增加亲和力，尽量不要用自拍。于是，我看了大量在徒步登山或抱着猫狗的男用户，不得不承认氛围会让一个样貌普通的人看起来好多了。

女性选择照片的原则完全不同，女性更会拍照，也更娴熟地使用修图软件，她们所需的是确认照片传达出的信息是否恰当，比如一张展示身材的照片大概率会招来性暗示，无论你的意图如何。

我用大部分的空闲时间左滑右滑，仔细看他们的主页。起初，这是一件相当有趣的娱乐活动，可以在短时间内看到大量与自己生活无关的人。有人在简介里写“可以一起骑车，20公里起”表示不是随便写一个爱好；有人会详细地罗列户籍（通常是“北京孩子”）、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背景、去过的国家、一段有感而发的打油诗等等超出官方要求的个人介绍；有人写曾受到过的冒犯，竖起边界，比如“对同性没有任何想法”“关于现代女性权益想多学习了解探讨”“没有礼貌的生物勿扰”。

人们对关系的需求，约会软件给出的选项有三类，一种是有明确目的的关系：恋爱、婚姻，一种是单纯的身体关系，还有一类可以总结为“没想好”。我在第一类，想要谈一段简单的恋爱，不想让人误以为我急于结婚。但现实中，我只是说想要恋爱，就会吓跑一部分男的。

我问一个男大学生，为什么不谈恋爱？他说，他现在什么都没有，无法给出承诺。我想起那句“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不知道他是受到流行文化的影响，还是美化自己找性伴侣的说辞。一个26岁的男生说：“30岁一定不能这样。”好像责任感会在30岁自动派发，而他说的“这样”是指，两人的关系比朋友更亲密，却不到恋人的程度，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概括“situationship”，被牛津大学出版社收录在2023年度热词中。

新的关系模式貌似可以描述当下复杂的感情和生活现状，约会软件成了最合适的语境。我收到过一些奇怪的暗示，有人给我发一张放满水的浴缸照，也有人告诉我他的DOM（支配者）倾向，像在描述一件平常的事情。还有人问我有没有打HPV，并告知我他已经完成了免疫（算“高素质”人群）。我一面认为不被社会规则绑定，远离婚姻和生育，可以生活得更轻松，一面又陷入迷思，复杂的关系类型中，解释权在谁？

我使用的是一款女性主导的约会软件，它意味着只有女生主动发起对话，两人才能开启聊天，此外，它和传统左右滑动的约会软件没有不同。

页面对话列表上有不断增加的用户等着我去打招呼。为了快速确定对方对关系的需求，我设计了几个固定的问题进行筛选，比如，是否在关系中、是否是严肃关系，出于个人偏好，我滑掉了标注“积极性态度”的用户。

然后是对话，我分别和几个男的讨论了一下咖啡喝美式还是拿铁，周末要去哪里露营，读了什么书，不止一次，收到的答案是《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畅销书中的小众作品，安全的选择。

但使用软件的时间久了，我发现人人都说谎。一位男士和我聊起健身的话题，主动告诉我，他现在比照片上胖了一点，当我问他，胖了多少时，他犹豫地回答，30斤。一位波拉尼奥的忠实粉丝只看过《地球上最后的夜晚》。身高是最可疑的参数，一位男士和我散步的时候说，他的真实身高是178cm（依然值得怀疑），穿上鞋就超过180cm，所以他会填181cm。我当然也说谎，我把年龄调低了两岁。

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好好说话。有人看到我的页面里标注了“女性主义”就要出题考我，“亲密关系中，你是平权主义还是女尊一点？”当我客气地夸奖一位男士在“动物流”（一种健身方法）上的努力，他就用油腻的语气暗示我，还有更多东西可以教给我。

我用普鲁斯特问卷和一个拍广告的男生聊了三天，这项问卷会涉及个人生活方式、价值观、人生经验等问题，是我在工作中常用的工具。我很快了解了他的感情经历、对待关系的态度，还收到他旅行的照片。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对话框里，绞尽脑汁想话题，不敢冷场。和陌生人的联系如此脆弱，在我忙于工作没有及时回复消息的两天后，我们甚至都没有去约好的地方散步就已经不再联络。

先让AI识别爱人

有技术团队开发出专门用于约会场景的AI聊天机器人，用户截图输入自己过往的聊天记录供AI学习语言习惯，再根据具体的聊天内容给出个性化的回复建议。《金融时报》报道，头部约会软件Tinder、Hinge、Bumble和Grindr，都在加速开发提供虚拟约会体验的AI聊天机器人。

我使用了一款累计有350万次下载的聊天机器人，将我不知如何回答的对话传给它。一个男生发送了一串emoji（闪电、猴子、牙齿，意思是你好呀）向我打招呼，我让AI回答，它给了三条建议：

“hey！喜欢这些emoji，它们是什么意思？”

“好酷！你是闪电迷，还是喜欢雷雨？”

“这些emoji很有意思！它们背后有什么故事？”

我不敢想将它们发出去会被当作哪种傻瓜，但我发现AI给出的建议显得积极和捧场，它也注重回答策略，用提问延续对话，虽然说的都是蠢话。不过就算AI给出的准确又恰当的回复，截图仍是一种低效的方式，在即时对话的场景中，1分钟不回复就会让人浮想联翩。

除了聊天，约会软件们也试图用AI解决约会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比如，如何挑选一张合适的照片。

我让Tinder的AI从相册的14917张照片中读取了27张照片，它确实能在繁杂的照片中找到我。我试了两次，它给出了一样的选择，推荐的理由是参考照片的构图、光线和面部清晰度等等。这些照片有我和动物互动的、浓妆和素颜、自然场景和室内白墙，十分多元，但大部分照片绝不是我认为的最佳照片，甚至是我想要删掉的，AI根本不知道我哪边脸更好看。

我找到一位试图用AI解决约会软件中“聊天痛点”的创业者陈一，他告诉我，他在做一款聊天机器人，它会模拟用户的声音，学习用户的说话习惯，让AI取代真人在约会软件上彼此对话。不是所有人都有推进对话的能力，AI能够保证“你”时刻都在最好的状态。

“但要求AI仿真人的思考是很难的，”一是要求算力，二是针对性的算法有限。闲聊是最难的，熟人社交的场景不像相对标准化的工作场景，没有太多理性决策而是回应情绪，不过约会场景有一定规律可循。陈一在调研用户习惯时发现，和女性专注于单人的聊天不同，男性会一次性和十几个人同时聊天，“他通常是带着很强的目的去的，或者说很随意地开场。”陈一想要实现的就是让100个对话框同时运作，从中选出评分最高的对象。

陈一的想法已经被一位俄罗斯的开发者Aleksandr实现。Aleksandr用ChatGPT 等AI工具开发了一套系统，在约会软件上和5239位女性沟通过，他的AI系统先和照片识别软件配合，再直接与匹配上的用户聊天，AI系统也会结合日程表，替Aleksandr安排约会时间。当AI遇到难以回答的问题时，会提醒Aleksandr亲自回复。最终他找到了一位他和AI都喜欢的未婚妻。

有人认为，过度使用AI将削弱约会软件的真实性，另一位约会软件创业者Roxanne就反其道而行之，干脆在她的产品上弱化了聊天的功能。Roxanne用了5年约会软件，她了解自己相比于线上对话，更擅长见面聊天。在和同样使用约会软件的朋友交流后，她发现类似的状况很普遍。她在2023年推出了DayOne（目前只在香港上线），用户互相“喜欢”后，系统会自动弹出敲定约会地点的页面，并给出一些场所的建议。DayOne缩短了约会软件的流程，不鼓励用户在线上聊天，Roxanne认为，恋爱是实际接触下来的个人体验，关键不在线上。

DayOne的用户页面和一般约会软件没有太多不同，年龄、职业、教育背景等基本信息和兴趣标签，但Roxanne说，标签不会参与到系统的匹配机制中。“我不相信算法会告诉你喜欢什么样的人，标签只是方便你更快了解一个人。很多人会预设一个标准清单，但实际交往中不可能条条框框完全匹配。”DayOne的算法和设计更多是在优化见面数量和体验，比如，一个常常爽约的人在软件上的曝光度会降低。

有的约会软件会称自己开发中的AI工具为“私人红娘”和“僚机”，在破冰话题、辅助聊天搭讪、完善个人资料等环节为用户提供协助，AI也将使匹配机制更聪明，从用户的行为、偏好和滑动记录建议潜在的匹配对象。但看着主页上人们描述的自己，星座、沟通风格、家庭计划、饮食偏好、睡眠习惯等等事无巨细的清单，我常在想约会软件展示的面貌更多，匹配机制更有效，我就更能找到合拍的伴侣吗？

不知不觉，我滑完所在地区的所有男用户。在我的经验中，约会软件也不是真的知道我喜欢什么。我滑走了所有显露出颓废气质的文艺青年，软件还是会让这些男士在我的页面反复出现，好像在试探我的真心。

出于物伤其类的心情，我像做数学题一样试想了许多种组合，比如，我是INFP，那么与之相反的INTJ人格、理工科男性、还有阳光开朗的ENFP是我更愿意“喜欢”的。但我也时常怀疑自己的做法是否合理，我真的能接受一个与我兴趣完全不同的人吗？如果他一点书也不读，我们要说什么？有次，软件上一个喜欢的男生给我讲他爱读的书，我看了发现一点也不喜欢。所以，有同样的爱好有什么大不了。还有一个参考MBTI的男生见了跟他性格色彩刚好相反的女生，最后他说，还是不能找跟自己太不同的人。

北京爱情

有段时间，我走在街上总有种“这人我好像（在软件上）滑过”的错觉。看着地铁里的上班族，我会想象他在约会软件上是什么样，而当地铁的冷光均匀地洒下，照片上滤镜营造的氛围感消失后，每个人都是如此疲惫。

最新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有1.34亿单身青年（20-49岁），关于年轻人不恋爱的调研中，主要原因是没有时间和精力。《中国人时间利用调查报告（2019年）》显示，某一线城市的年轻人每天工作10小时，通勤时间接近2小时。可是，另一份研报预计，2024年中国约会类APP行业用户数量为1.67亿人。这两组数据看上去像是年轻人一边保持单身，一边积极交友，既矛盾又难搞，可在我失败的约会经验中，这样的结果却很合理。

有个男生在主页里写“一点也接受不了异地恋”，我问他：“海淀和朝阳算异地吗？”他回答不算。但实际上，住在东五环的我和一个在海淀工作的人线下见面总是不能成行。上班族可以支配的时间是工作日下班后和周末，可没人会愿意结束工作后多搭至少1小时地铁去见人，何况我还有过等到晚上8点对方还没下班的经历。如果其中一人周末不巧有事没有见面，那么这段网络姻缘算是黄了。

男生A建议我们在见面前先进行一次视频“面试”，我猜他是想知道我的照片是不是本人。我见过为数不多的人中，有人和软件上的样子完全不同，他们要么用了修图软件，要么用了多年前的照片。一个朋友告诉我，她遇到有人用同事的照片约会。那种时候，我惋惜自己花在化妆、地铁上的时间，为什么不用在朋友身上，或者干脆躺着。

A坦率地告诉我，他在工作之余大量见人，委婉地解释了为什么要先在线上见我。他去年研究生毕业回国，定居在北京，他认为自己的生活稳定下来了，因此需要一位稳定的伴侣、正式的关系。他同时和几位女生保持联络，也出于惯性继续使用软件。“肯定有更喜欢的，如果见面之后感觉不错就会定下来。”A是我在软件上遇到目标最明确的男生，我们约好了一周之内见面，之前他还要见那位“更喜欢”的女生。等到我们要见面的前一天，我才发现他取消了我们之间的匹配。

男生B问我，如果和一个人只能在一起半年，还要不要在一起？他说，自己的关系总是很短暂，前一段关系结束于女生离开北京，他们仍然很喜欢对方。我问他，为什么不能为了对方留在一个城市。他罗列了一些原因，各自的生活规划不同、不想显得自私。最后，他说：“在北京就是这样，关系随时会结束。”

我在北京没有参加过一场婚礼，身边的人隔一段时间就聊起离开的话题，搬一次家就是一次灾后重建，我坐在行李堆里问自己，到底想要怎样的生活。北漂的生活总和稳定没有什么关系，但前方的时钟仍不停走动，结婚、生育，把我拉回常规的路。为了对抗母亲喋喋不休的婚育话题，我拒绝相亲，连恋爱也沾染上怨气。我们经常吵得不可开交，我在电话里大喊：“我没有时间谈恋爱，更没时间替人做家务养小孩。”直到今年，我受够了孤独地生活，在工作里打转，我意识到完全没有必要为了避免婚育就放弃恋爱。

然而，使用约会软件的过程如此反复。对话框上的数字告诉我，我已经和超过一百人讲过话，我喜欢甲笑起来的样子，乙好看的下颌线，丙说话时的分寸感，但喜欢甚至不是促成一段关系最重要的部分。

那阵子，我一连见了五个人，C是唯一一个和我看相同电影和书的人。其他男士好心地分享了他们的研究领域和工作，学习电影产业的男士讲了萨特的存在主义，金融业的男士问我挤牙膏是从头开始挤还是尾巴，以此来陈述一套强迫症的生活习惯。我听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末了，连名字都没有交换，我就逃回家。后来，我意识到一位男性只要表现出应有的礼貌和尊重，擅长倾听就能获得喜欢和爱。

我时常后悔，怪自己忘了原则，随便约会，可现实就是不断地妥协，我根本找不到一个完全符合条件的人。最初，我的理想画像具体到身高180cm以上、长相阳光好看、时常运动、工作最好是程序员、关心女性权益。后来，我发现按这套标准甚至会将许光汉筛掉（身高178cm），而朋友信誓旦旦地告诉我，“就算滑遍北京也找不出一个许光汉。”

当时是春天，北京的天气总是很好，我和C会把见面的地点定在公园或者某条胡同。漫无目的地闲逛时，我提到正在读《革命之路》，C说他很喜欢耶茨。我们都对亲密关系有许多困惑，我在关系里吵过许多架，他结束了一段长时间的恋爱，最后的阶段，他们都觉得对方很陌生。我曾认为，争吵是一种打破边界的方式，可以让彼此更亲密。可是，数不清多少个凌晨，我和过去的伴侣为该不该在社交媒体抱怨太多之类的琐事不让对方睡觉时，我再也无法忍受。

很长时间，我在关系里糟糕的部分连我都感到害怕。每次重看《革命之路》，就让我回到那些夜晚，我想知道为什么争执不可避免，为什么语言会脱离控制。我的结论很平庸，当被问到关系为什么结束时，我会说，观念不同。C告诉我，伴侣之间的差异上升不到三观，“本质上，你们都不是坏人。”他的回答不能完全说服我，他或许只是想安慰我，事情没有那么糟糕。

完美的假象

约会软件给我一种关系可以轻易开始的错觉，我可以只谈简单的恋爱，但总有一天要面对具体的问题。

和C约会不久后，他就要离开北京一阵子。那段时间，他的工作发生变动，下一份工作在北京和其他城市中摇摆。我装作毫不关心，告诉自己，我们才见了三面，没有约定，默认对方即便约会其他人也不能感到生气。

在多元关系并存的约会软件上，我劝自己保持开放的心态，但还是会受伤。我不明白遇不到合适的人究竟是我的原因，还是约会软件的问题。有男性朋友直接说，没可能在约会软件上找一段严肃关系，他建议我使用相亲软件。

我没法判断他的建议是基于对男性的了解，还是个人的使用心得，他都弄错了，严肃关系不只有婚育。

相亲软件会向用户保证使用者经过了诸如学历、职业、视频的认证，也会提供专业的红娘服务，替用户进行信息筛选和匹配。应对庄严的婚姻契约，人们的筛选条件更多注重教育背景、经济条件、家庭状况，盘算未来生活和养育的基础。当然，在约会软件的主页上，教育和职业同样被放在显眼的位置，但人们不会只是因为一个人是PHD或者Co-Founder就和他约会。

C不在北京的时候，我们维持着线上的联络。他很擅长陪伴，好的风景会拍下来发给我，看到有趣的段子会分享。我们一起看连续剧，然后打电话闲聊。他电脑里的视频和语音通话不能同时出声，他就看着画面，听我讲话。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我们都相信他不会回北京工作，我问他，怎么看待我们的关系。他的回答很长，暗示我，我们可以一直聊天，但保持开放的关系。

我经常观察街上的情侣，有的人看起来很像，有的人是对方的反面，还有一些走在一起的人看起来毫不相干。我想到失败的恋爱，如果好感、理解、平等，或是相同的喜好都不是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那段时间，我频繁地翻伊娃·易洛思的书，她写到：“尽管承诺恐惧症看似同时适用于男性和女性，但不管从时间维度看还是从文化维度看，承诺恐惧都是男性特有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框架同样让男性惧怕承诺或承诺缺失成为可能。在两性都具有充裕的性选择的时代，屈从于生育的女性仍会倾向于较早采取专一策略。然而，男性的性活动成为行使男性地位（权威、自主性、男性的团结）的主要场所，因此，男性会延迟做出承诺。

我没有考虑生育，和约会软件上的男性拥有同等的优势，不依靠伴侣提供经济支持、有自己的工作和社交圈，但我同样需要一段确定的关系。当然，我的选择包括保持单身，我完全可以一个人生活。

伊娃·易洛思的研究认为，技术改变了浪漫爱情选择的架构，“如果在一个市场中存在很多好选择，人们就很难找到某一个能够完胜任何其他方案的解决方案。”我想到C的提议，一种不做出承诺的约会状态，是不是更符合我（北漂）的生活，以及寻找最佳对象的策略。

实际上，事情就如此发展。当我认为C是合拍对象时，仍在与约会软件上的其他男性见面，我始终认为自己还有更多选择，但一切都搞砸了。我既无法投入到新的约会，也不能忘记C的虚伪。

在北京再见到C时，我故作冷淡和大度，听他说新的约会对象。回家梦到相似的对话，醒来哭了。后来，我发觉，我们之间的合拍也是一种假象。C说：“我们对一个人的喜欢多少是自恋的体现。”于是，他会告诉我，不喜欢我的发色，觉得我意志消沉的时间过长。我无意间看到有人对《花束般的恋爱》的解析，它不是一个完全契合的人无法在一起的叙事，人们只是通过消费同样的东西形成了有限的认同感。显然，它同样照见了我和C。

我不得不承认，性别无法完全解释我和C在约会选择上的不同。当朋友问为什么不跟C一起离开北京时，我发觉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选项。在回溯的过程中，我想起C在刚离开北京时问我，如果他留下，我们是否会在一起。我当时回答他的是，不知道。

我已经很久没有打开约会软件，每次尝试打开的时候，总有点恶心的感觉，有人总结是约会软件的戒断反应。我看到屠格涅夫写“没有爱，怎么能活呢？可是，就没有一个人可以爱！”我觉得畅快，假装自己只是没有遇上合适的对象——约会软件上分明还有如此多的选择，我没理由消沉。当然，没有结果也随便，总有一点好的部分会留下来。 （来源：腾讯新闻）

* 版权声明：腾讯新闻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为了不错过每一个故事，大家记得将谷雨实验室设为星标🌟哦，期待每次第一时间与你相遇！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你是养老中介吗？”

电话那头的中年男人对硕伟说，恨不得自己的父亲快点死掉。

多年前，男人的父亲因为一次脑梗而瘫痪，此后的绝大多数时光只能耗在床上。男人是家中长子，弟妹都在外地，母亲又去世得早，父亲的照护责任几乎全落在他一人身上。每天下班，他先奔父亲家，把喂饭、清洁身体、协助如厕等一众待办事项忙活完，再回到自己家。时间久了，妻子渐渐有了意见，夫妻之间争吵频发。

联系硕伟前，他刚刚丢掉了工作。日复一日的、不被家人理解的照护，严重挤压着他的精力和情绪，他在工作中屡屡出现疏漏，被领导批评了好几次，最后，公司以“家中事情太多”为由辞退了他。

男人将失业一事迁怒于父亲。硕伟隔着电话就能感受到他的满腔怒气：“他说，父亲多活一天，对他而言都是痛苦。”

男人是硕伟以养老中介的身份对接的第一位客户。此前，他不是没考虑过送父亲去养老机构。他实地考察过周边的一家社区养老院，那里环境昏暗，护理员也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实在不是良选。还线上联系过几家，都不合适。

硕伟没花多少工夫，就从自己的资料库里为他挑出了三家备选。但他的弟妹忌惮亲友的评价，反对送父亲去养老机构，老人自己的意愿也比较摇摆。家庭内部的沟通持续了三四个月，直到大家都松了口，男人才把父亲安排进三家备选中离自己最近的那家。

我是通过硕伟的自媒体账号联系到他的，将我引向这个账号的是它的置顶视频，封面写着醒目的黄字：“你是养老中介吗？”视频里，硕伟解释了自己的工作模式：客户留下联系方式，他一对一服务，为其匹配合适的养老机构。他声称与武汉的一百多家养老机构有合作，有庞大的信息库，“比您自己找要快捷得多”。而且是完全免费的：“我图money，但是我不图大家的money，我是通过流量变现的。”

硕伟的账号发布了上百条介绍养老院的视频，从单人间月费仅2500元的，到自理老人也是万元起步的，各种档次都有。评论区不时有人提问：在哪里？有门槛费吗？年龄有什么要求？癌症病人收不收？

如今，类似的账号在全网有成百上千个，多数都是近一两年开始更新的。除了“养老中介”，账号的主人们也会用“养老顾问”“养老经理人”等称呼来介绍自己。

这个职业兴起的背后，映射着养老市场买卖双方的困境：养老机构获客不易，而老人想要挑到合适自己的机构，成本也不低。

北京的养老中介刘士杰向我分享过一组数据：截至今年3月，北京共有578家养老机构、10.9万张床位，入住老人近4.5万，剔除尚未收住老人的机构，全市养老机构的平均入住率约为45%。我检索了全国的入住率数据，几乎是同一水平。这意味着，多数机构都是缺客户的。

“机构原来的获客途径主要是老带新，一个老人住进来了，觉得不错，介绍朋友亲属也住进来。或者做一些地推，比如发一发传单、在公园里搞一搞宣传活动。”这些方式在互联网时代显然不够高效。

近几年，养老机构们都想跟上短视频的风口，但真正能飞起来的少之又少。石家庄的养老中介阿达曾在自媒体公司为两家养老机构做过三年的代运营，他告诉我，很少有机构拉一个专业团队运营账号，“机构自己做的账号基本上都起不来，连几百粉丝都涨不上去。”

硕伟最早进入养老行业时，曾在超一线城市的医养结合机构担任营销，接待过许多前来参观的老人和家属，在他看来，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盲目的，“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样的养老院适合自己”。哪怕思路清晰，也会因为公开信息的缺乏而进度缓慢：“一家一家地看，得花多少时间？”

他还听说过一个现象，客户在线上联系了某家机构后，电话号码被胡乱推给其他机构，“比如老人要的是汉口的，它会把人家的信息给汉阳的”，客户反复接到完全不符合需求的机构来电，不堪其扰。

白名单，黑名单

每个养老中介都有自己筛选合作机构的方式。

硕伟有一些判断机构质量的小窍门：去晾晒区看看挂着的被褥、枕套有没有陈旧污渍；去失智老人的房间看看有没有尖锐物体；了解老人们日常服用的药物是如何被监管的；有时，还会留意是否每层设置了一个分餐间，能根据老人们的牙口、忌口提供差异化的餐食。采访入住老人也是必备环节之一，有时机构会提前安排好受访者，硕伟把他们采访完，总会再私下找其他人聊聊。

下一步就看收费是否合理。养老机构的费用由床位费、餐费和护理费三部分构成。床位费主要取决于地段、面积、装修等，水平相当的机构，在核心地段的，床位费自然会高一些。餐费也很好对比：“普惠养老院看多了以后，就会发现它们也有专门的食堂，也是明厨亮灶，每顿三荤两素一汤，有的高端机构，餐费比普惠养老院高很多，餐食水准却差不多，这就是虚高啊。”他还遇到过一家机构，强调自己请了营养师专门为老人调配餐食，“把这个写在宣传单页上”，结果有机构内部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根本没有这个职位存在。

他有一份黑名单，里面有十几家机构。有的发生过殴打老人的事件，圈内人尽皆知；有的“朋友往他们那边推荐过客户，半自理的客户，进去后，因为照护不当变得完全不能自理了”；有的此前并没听到差评，但在探访过程中，护理员当着他们的面咒骂老人，还是脏话连篇的那种。

阿达所在的团队会根据民政部门评定的星级、机构官网和自媒体账号的介绍、甚至街景地图呈现的周边环境等进行线上初筛。通过的一小半，再接受实地考察。

他向我回忆了一家“见光死”的机构。在它自己的镜头下，房间内部和公共活动区域明亮整洁，做操、游戏等互动场景也颇为温馨。《护理员的一天》这种热门题材它也没有错过，为老人拍背、擦洗身体、更换尿袋、清理呼吸机里的分泌物等操作，都得到了正面的展示。

实地一看，却发现问题重重。首先，护理员的严重不足，按照国家规定，护理员与失能老人的配比应为1:3～1:5，阿达估计，这家机构可能只有1:10；其次，房间又脏又乱，让人不禁怀疑每次拍摄是专门挑了提前打扫好的部分；还有一些视频里不曾涉及的细节，比如呼叫系统很简陋，“不是那种按钮式的，是个拉绳，上边的塑料都老化了，有的完全不好使，也没人修，老人有什么情况就得喊人”。

我在刘士杰重点推荐的一家机构和他见面，他说，自己对这家机构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平均每周造访两次，有时机构方并不知情，也就没有“只展示好的一面”的可能。

中介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无论老人本人还是家属，参观养老机构时大多关注设施、环境和价格，至于服务好坏，很难在短时间内准确评价。这恰是中介最能替用户补足的一个方面。他们同时提及了一些基础的考察点：房间的味道、入住老人的精气神和工作人员的脾气。

刘士杰（中）在和参观机构的老人交流 ©刘士杰

“探院视频”几乎是所有养老中介吸引客户的主要途径。不少中介为了让受众尽快产生粘性，会早早为自己贴上“探访X地100家养老机构”的标签，哪怕他们已预估到，当地根本没有那么多看得过去的机构。

每次更新视频前，阿达会先发给机构方审核。每家机构在意的点不尽相同，有的不允许出现入住老人的正脸，有的认为全景镜头里“边边角角的地方”不够规整，这些都可以调整。还有机构想直接把电话号码打上去，“这个肯定不行，会影响平台给你推流”。

机构的缺点是不会在视频里呈现的。阿达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有家机构周边景色上乘，智能化设备一应俱全，娱乐项目也很丰富，唯独没有地暖，冬天只能依靠中央空调吹吹热风。这显然会劝退不少老人，视频里是肯定不能提的，但也不能不向客户传递。他的处理方式是，一旦有客户来咨询这家机构，就第一时间告知，询问对方能否接受。

少数中介会在视频的基础上增加直播。刘士杰就是以视频号的直播间为“主战场”的，在那里，大家都称呼他为“老刘”。近两个月，他每周至少直播四场，每场两三个小时，观看人次常常破万。和我见面的那周，他周一在西城，周二上午在昌平，下午又赶回南二环，周三在怀柔，周四更是去到天津连播两场，周六又连线了厦门和桂林的旅居中心。他略带骄傲地告诉我，自己开始在某家机构直播后，第一个月的带看量“顶它去年一年”。

“任何特殊需求，我都能找到匹配的”

面对被视频和直播吸引来的客户，第一步是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预算和偏好。

中介们见过形形色色的患者，瘫痪的，透析的、重度烧伤的、有认知障碍的、长期戴呼吸机的……在一些二三线城市，一条不那么常见的医疗照护需求就可能把全市的机构筛得只剩一两家。

老人的身体状况都是本人或家属传达给中介的，因此，也会有误判老人护理等级的情况发生。硕伟就遇到过这么一次。前来咨询的是老人的女儿，说老人有糖尿病，不能自理，情况比较糟糕。他问，具体怎么糟糕？对方只说，是长期卧床的状态。等老人被送到推荐的机构，才发现他的糖尿病严重到“脚上会生很大的瘤子，活人身上长蛆”。硕伟是看到机构方发来的图片才得知实情的，那样一双脚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也说不准家属是刻意隐瞒，还是对父亲太不了解了：“她好像平时照顾得很少，她不怎么在武汉，老人入住的前三个月，她只在第二个月去（探望）了一次。”

对自理老人而言，可讨论的维度就多了。除了价格、地段等方面的要求，硕伟还喜欢了解老人们的爱好，有人爱打麻将、有人爱下棋、有人爱玩音乐，他会尽量为他们推荐同好者多的机构。他声称，只要是合理要求，不论多么罕见，都能帮客户满足：“有信佛的，我都能帮Ta找到里面带佛堂的（机构）。”

©视觉中国

硕伟对接过“三姐妹”，她们是住在同一小区的老朋友，想搭伴去养老机构。其中一位孩子不在武汉，家里有点冷清，一位和儿媳关系不好，不想再和下一辈同住，剩下一位则纯粹是想陪两个朋友。她们的退休金在武汉不算高，想找月费3000元以内的、带阳台的单人间，环境也得稍微看得过去。

在武汉，要同时满足她们的三点要求，实在太难。她们自己找了两三年都没找到合适的，实地考察过一家，确实价格很低，也是单间，但环境太差，走廊堆着没收拾好的垃圾，味道很臭，而且自理和非自理的老人混在一起。“你别说，我还真给她们找到了。筛选来筛选去，也就只有一家符合。虽然位置不是在她们附近，坐车过去40分钟左右。但她们参观后也非常满意，今年过完年已经住进去了。有次我去那家养老院，她们还跟我打招呼，有个阿姨激动地跟我拥抱呢。”

入住不代表万事大吉，有时，回访会揭露一些过往没有机会发觉的问题。

有次硕伟听家属说，机构的餐食出了问题，不少老人吃坏肚子，包括他推荐过去的这位。他立刻联系机构方，对方解释，当天有两位老人突发疾病，需要立即送医，救护车不知为何没有很快赶到，他们只有一台采购食材用的车，就让采购把老人送去医院了，耽误了原本的工作，临近饭点，厨师就用了前一天的食材。

硕伟相信这是极特殊的情况：“如果它总这样，开不了多久就关门了，民政部门一定会把它查封的。”但他认为这暴露了机构方应对突发情况不够周全，“就是一个工作交接的事”，为什么没及时派其他人去采购呢？他提出让老人换到其他的机构体验一下，老人觉得不需要。尽管客户没有计较，他还是机构方多次沟通，如果不能防范好，再有这类事件发生，“就不会再帮你推荐任何客户了”。

窥见无数生命的苦辣酸甜

9月中旬的一个工作日，我和五位老人坐上一辆小巴，逆着早高峰的车流前往怀柔。这是老刘组织的一个小型参观团，参观团的规模通常是10人左右，那天只有两组，一组是老姐妹，六十多岁的妹妹陪着七十多岁的姐姐，另一组是老夫妻，带着女方85岁的母亲。老刘不在车上，他要提前去准备直播，随行的是他今年春天招聘的两位年轻员工。

一路上，阿姨们和中介聊起各自逛过、听过的数不清的养老机构：有的必须一次性交60～80万才能入住，尽管如此，入住率依然很高；有的院内就有医院，医院还有牙科，对不少老人有极大的吸引力，不知要排多久的队；有的大力宣传自己的医疗能力，实际上“就一个医生一个护士，护士前些日子还辞职了”；有的远在张家口，“地儿是真大，空气是真好”，别生病，生病就麻烦了，可能还得回北京看……一位阿姨感慨：“挑养老院跟挑大学志愿似的。”

唯一的男士比较沉默，独自坐在后排看风景。我坐过去和他搭话，他说自己没看过老刘的视频和直播，给丈母娘选养老机构，主要是妻子在操心。“我老伴照顾老太太五六年了，照顾得挺好，没想送养老院，是老太太自己想去。”他们原本在市中心的老房子住，老太太腿脚不好，那里没电梯，就搬到了西山附近的一居室。可能丈母娘想彼此多点独立空间吧，他这样推测。他们从前年就开始断断续续地考察，看了二三十家，都是自己联系的，这是他们第一次使用中介服务。（当天晚些时候，我听说老太太在这家机构订了房。）

到达机构后，两组人被分给不同的工作人员。这家机构的档次算中等偏高，我跟着那对老姐妹一起参观，一路经过图书馆、医疗中心、康复训练室、心理咨询室、康体公园、温泉水疗馆、超市、理发室和一系列休闲场所。打算住进来的是姐姐，多数时候，她只听不问，唯独在医疗中心，她详细了解了急救室的功能，确认了有随时就位的救护车，以及最近的三甲医院在三公里外。日常休闲相关的，她只对麻将室有兴趣。

她只看了最小的开间。她的预算够不上其他房型，就连开间也有点勉强——一个人住，每月九千多，她肯定负担不起，两个人住，平均每人每月六千多，倒可以考虑。她问工作人员：“你们能帮着拼人吗？”对方表示爱莫能助。“我自己去哪里找人呢？”她估计自己和这里没缘分了。

等待用餐时，我和她坐在大厅的沙发上聊了聊。她是从去年开始考虑机构养老的，她的丈夫去年去世了，她又没有孩子，“一是怕寂寞，二是如果突然有病，起码有人管”。有次她夜里咳血，自己打了120，好一番折腾，第二天还是叫了妹妹过来帮忙。

她退休前是普通工人，夫妻两人都是每月四千多的退休金，丈夫去世前住了一年多的院，每月各项费用加起来至少一万二，他们入不敷出，只能卖房。房子卖了一百多万，丈夫的病花掉一部分，剩下的留给她养老。如今，她住在商住两用的公寓，妹妹也没了老伴，常常过来陪她，但妹妹还有儿子，去养老机构的意愿不强。

此前，另一家中介带她看过三四家机构，丈夫曾经的护工就是他们介绍的。她原本打算入住其中一家，交了五万元定金，结果家里突然有事，短期内过不去，只好把房退了，钱只拿回四万五。

机构养老对自己而言是不是好选择？她也没有十足的把握。饭桌上，她又和我们讨论起抱团养老的优劣。刚刚结束直播的老刘过来问大家吃得怎么样，她问老刘：“你那有抱团养老的项目吗？”

无论短暂谋面还是全程线上交流，中介和客户的话题总会超出“生意”本身，他们承接了老人和家属的复杂情绪，窥见了许多人生命中那些苦辣酸甜的片段。

©视觉中国

阿达印象最深的客户是一位42岁的女士，在她三十出头时，母亲突然瘫痪。她是独生女，父亲离世多年，当时她和男友已订了婚，男友是上海人，家庭条件比她好很多，表示婚后会帮忙给丈母娘找护工，但母亲不接受外人照护，必须得女儿来，她不愿耽误男友，取消了婚约。她已独自照护母亲近十年，至今未婚，未来也不打算结婚了。

十年间，因为母亲离不开人，她无法再去工作，没有收入，“就家里有两套房，后半辈子只能卖房去不断支撑”。阿达和她通话时，能明显感觉到她的经济压力：“我有几期视频是讲当地的政策，长护险、重度失能老人的补贴什么的，这一块她问了我很多，每个月多那么几十块钱，她就很开心。”

她设想过，自己找一家养老机构打工，同时把母亲送进去，这样既能有点收入，也能照护母亲，但没有机构同意她的提议。她告诉阿达，目前的想法是找那种能买断房间产权的适老化社区，自己和母亲一起入住。

老刘在开设账号之初就想了一句slogan：“遇到养老烦心事，需要帮忙找老刘。”渐渐地，天南海北的老人找过来：有人询问怎么申领养老补贴的，有人高龄独居，哀叹自己很久没下过楼、每天只吃一顿饭；甚至有人被骗了几十万养老钱，想让他帮忙追回……

他有过一位在美国生活的客户，她的母亲当时在上海，和她哥哥同住，但她哥哥并不孝顺。她一直想把母亲接到自己身边，为母亲申请了好几次签证，面试总是不通过，只好退而求其次，把母亲送到一家好的养老机构。

她在美国看到老刘的视频，联系好老刘后，赶回国，把母亲从上海接到北京，老刘带着她们参观了几家机构，最后敲定了一家。入住前，客户有一个不情之请，想让老刘陪她母亲去尝试一次面签。老刘没有经验，稀里糊涂地陪着去了，没想到竟成功了，客户在使馆前抱着他哭。尽管这一单没有成交，但老刘很替她们开心。

月入十万？更像传说

这个夏天，“养老中介月入十万”的话题曾引发热议。实际上，能达到此等收入水平的养老中介凤毛麟角，几乎只有依托于“保险+养老”模式的，在签下大额保单时可能拿到这么多。

与我们熟知的房产中介不同，多数养老中介不是“两头赚”，他们为客户免费提供推荐服务，老人入住后，他们从养老机构获取佣金。不同机构的佣金水平和返佣方式各有不同。硕伟与机构的合作方式是按比例返佣，“差不多是月费的20～30%”，在老人入住满一个月时一次性结算。阿达则是和机构商议一笔固定的佣金，有的机构入住率很高，佣金就很低，只有几百元，新开业的高端机构会给得多些，最多的有四五千元。“大部分机构分三个月给，也有分两个月给的”。

现阶段，硕伟和阿达为机构拍视频是不收费的，握着千粉级别的账号，谈判优势不大。我了解到的一些体量较大的博主，一条视频或一场直播的报价是三五千元。

硕伟最早是养老中介作为副业，当时的月收入是两三千元。一年前他注册了公司，最近才勉强收支平衡，此前都是靠其他业务贴补（今年他自己开了一家医养结合的机构，一部分收入被用来“养活这边”）。阿达和同事从今年5月底开始更新视频，目前机构的返佣还不足以覆盖团队支出，好在有投资人支持。

老刘也认为，这个职业目前远非暴利。他尽管已算得上相对头部的那批，但收入和“之前在金融行业比，可以说差距很大”。不过，高度的价值感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收益：前段时间他用嗓过度，直播时频繁咳嗽，不少老人向员工打听他的住址，给他寄润喉的东西。曾经的客户看到他在附近的机构直播，专程赶来邀请他结束直播后去家中做客，感谢他为母亲推荐机构。“被你服务的群体认同，并不是所有的销售岗位都能获得的。”

中介们相信，这个职业长期的发展前景是很光明的。

一方面，老龄化正在不断加剧。去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人的数量和老龄化水平分别为2.97亿人和21.2%，进入了中度老龄社会。预计2030～2035年间，两者将分别超过4亿人和30%，进入重度老龄社会。

另一方面，人们的养老观念越来越多元。硕伟对此深有体会。读小学前，他的父母不在本地，他跟着担任职工疗养院院长的爷爷生活，几乎每天白天都泡在那里。那个年代，作为学龄前儿童，他就能非常直观地感受到大家对机构养老的排斥：“都觉得是家人不要Ta了，才做出这种选择。”老人们想不开，加上机构条件有限，监管没那么严格，就会发生自杀事件。

硕伟见证过几次这样的悲剧：“每次底下有救护车，我在那边玩，就会问爷爷怎么了。爷爷就编一些善意的谎言，说把哪个爷爷送去其他地方度假了，或者哪个奶奶被家里接回去了。”不过，后来他还是察觉了真相。

如今，境况已大不相同。许多人不再抱着养儿防老的念头，硕伟遇到过不少老人，“自己刚刚退休就奔养老院去了”，他的父母也说，到了晚年，“能动的时候就多出去旅游，不能动的时候就去养老院”。 （来源：腾讯新闻）

* 版权声明：腾讯新闻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为了不错过每一个故事，大家记得将谷雨实验室设为星标🌟哦，期待每次第一时间与你相遇！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在《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播出的前两天，菜菜做了个梦，她梦见自己当众拉屎，两次，正当她要去收拾，发现旁边站着一位阿姨，阿姨的头顶上方有一个摄像头。她很着急，害怕监控画面在全世界传播，却没有办法删掉。

醒来之后，她觉得自己的大脑粗俗又聪明。梦境把她的焦虑情绪具象化了，梦里的行为也许在暗示她在节目上讲了两套段子，想删除监控画面的心情则对应她的自我怀疑：我说的话值得这么多人听吗？

节目播出当晚，菜菜不敢直接看，等朋友先看，才鼓起勇气去看。她说，就像小时候看鬼片，特别想闭着眼睛只听声音，她无法想象自己在屏幕上的样子。屏幕里，她留着齐刘海，卷曲的长发分散在肩膀两侧，戴着一副大边框眼镜，讲话语调不紧不慢的，总在笑，看起来很像影视剧里的甜妹，但讲出来的段子却足够尖锐，很符合脱口秀讲究的预期违背。

第一轮，她讲了关于月经的种种：半夜来月经，替她买卫生巾的跑腿小哥在货架前陷入迷茫与绝望，他害怕被人看到，又害怕因为没有黑色塑料袋而暴露；菜菜在一篇报道里看到，女生这辈子花在卫生巾上的钱大约是5万，便下定决心写一套段子赚够5万；其他演员上节目追求梦想，她是来赚“经费”的；由于卫生巾卖得太贵，建议公司考虑给女生交五险二金。第二轮，她分享了奶奶找人帮她算姻缘，算出了寡妇命，在“不结婚没小孩，一结婚没男人”的两难前，无法抉择“保大还是保小”。

节目播出后，她的演出片段在社交媒体上大量传播，这给她带来的惶恐多过欣喜。她怕观众预期被抬得太高，再去看线下演出时会失望，因为月经羞耻的段子是她目前最好的段子。她也怕观众“上价值”，以为这个段子的创作初衷是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其实她只是觉得这个现象非常荒谬。

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是，在台上如此犀利的菜菜，在生活中其实是个很不自信的人。在线下演出时，她是个存在感很低的人，习惯坐在无人的角落，很少主动和人聊天。节目播出后，她得到了一些“赚经费”的新机会，有商演，也有商务。和对方沟通时，她总会担心说错话，以至于“有点不想赚钱了，咱们也可以就做公益”。刚打开视频通话的摄像头时，她对我说，“开视频聊，我可能会聊得很尬”。这场对话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期间她提了很多次“担心”“害怕”，时不时强调自己“普通”，她和我分享了这种自卑心理的根源，还有作为女性的生命体验。

她出生在贵州，跟着奶奶长大，成长于一个频繁教育“女孩要谦虚”的环境里，家里的姐妹们都争着做那个“最乖的孩子”。很大程度上，她是为了克服自己身上的胆怯才逼着自己走上了脱口秀的舞台。

在那之前，菜菜是一名营销文案，因为不配得感太强，在工作中总是吃亏：述职后，说好的涨薪落空了；跟了好几个月的案子，突然被领导移交给其他同事提案。遇到这些事，她总是忍下来，自己消化掉，但脱口秀不给她这样的机会，站到台上表演的前提，就是关注和表达自己的情绪。

她告诉我，做脱口秀之后，曾经回去上过一个月班，但发现自己已经无法适应那种环境了。在职场上，同事、领导、甲方总是挑一些体面的事大聊特聊、互相吹捧，在脱口秀的圈子里，没人这样，大家可能刚见面就开始倾诉自己的困惑，毫不掩饰，坦荡自然。

如今，菜菜32岁，远离家乡，没有结婚生子，也没有世俗意义上的稳定工作，有很多烦恼，也会因为存款不够而觉得“不太成功”。但她很喜欢眼前的生活，脱口秀帮她校准了自己的位置：拥有一种谋生技能以及一群朋友。相比过去，她害怕的事在变少，也不再在遇到任何机会时先想着退缩（我们的交谈也是这样才得以实现），站在台上，表达真实的自己，最终给一个普通女孩带来了一种自在自为的决心。

“我很怕被上价值，被想得太高尚”

今年过年的前一天，我收到了节目组的邀约，让我去参加编创营。那条消息有备注，说不是去了就能上节目，相当于先选拔一轮。我不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总是把预期放得很低，这样就感觉任何收获都是礼物。所以我的心态是参加了也不一定选得上，选上了也不一定能晋级，知道编剧是程璐、孟川，顾问是梁海源后，就想着能改出5分钟新段子也是很好的。

我猜节目组找我，是看到我参加了一个线下比赛。那个比赛我本来都不想报名，觉得肯定选不上，但朋友劝我，说选不上也没什么损失。我想哪怕有一个观众笑也行，朋友给我算塔罗牌的结果也是放低预期，我就在最后一天卡点报了名。最后没进前三，但表现还挺好的。

编创营持续了一周，过程有点搞心态，大家都知道来这里要被选择和评判、看能不能上节目的，每天都在自我怀疑中摇摆不定。可能当天写了稿子，编剧觉得好，自己也挺喜欢的，一去开放麦就冷得不行。我第二轮的段子，去开放麦讲了好几次，每次都很凉。

第一轮的月经羞耻是之前写的，本来以为讲不了。因为月经这个词没有在脱口秀舞台上出现过，影视剧里也都用例假或大姨妈代替，我还刷到过一个很离谱的cut，演员说的是卫生巾，字幕改成了化妆棉。

确定能讲之后，我去开放麦，一上来讲自己半夜来月经，观众很抗拒，就是那种“你谁呀？”的感觉。在线下，这段一般是15分钟的表演，前面有七八分钟讲别的，等观众接受我这个人了再引出月经的话题。但线上有时间限制，我一直很犹豫开头怎么进。后来另一个女演员梓晗给我加了一句，“突然吧，当时来得也很突然”。那其实是她自己段子里的，她给我用了，她怕我有负担，录完节目后才告诉我。

知道我要讲这个段子，有演员说“肯定能上热搜”“要接住泼天的流量”（笑），但我自己没有这种预期，当时担心这个话题有点老，我愿意讲它的想法很简单，这就是我最好的段子了。

写这个段子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很荒谬。其实很多人本来不存在月经羞耻的，但周围人的反应，就好像这很见不得人，让人有意识地想要隐藏它。

上学的时候，有些男生会拿这个开玩笑。每次来月经，我都把卫生巾放在课桌里，上厕所前，手伸进去，一直挪，把它挪到我的袖子里。我初中同桌是个男生，总会在我回来之后很神秘地说，“我知道你刚刚去干嘛了。”

我记得我们班男同学都很不喜欢一个女老师，他们羞辱她的方式就是在卫生巾上滴红墨水，放到讲台。老师来上课的时候也看到了，但她什么都没说，也是悄悄挪走。等到下课之后，那些男同学在讲台下面找到了这片卫生巾，像验收成果一样。

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我的这种耻感就消失了。可能就是某一天去买卫生巾，店家跟说“没有黑塑料袋了”，我想“没有就没有呗”，就拿在手上走了。

段子里写的那段经历发生在疫情期间。当时很多小区会给居民送菜，但想不到送卫生巾。我没有囤，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跑腿小哥去帮我买。后来又在网上搜集资料，看了一些报道，总结出五险二金和经费的梗。

录制第二天，就有一位在现场参与录制的主理人给我发消息，决定从下个月起，给俱乐部的女员工们发放五险二金，每个月会报销她们买卫生巾的钱。节目播出后，也有很多女性在社交媒体上给我发私信，分享她们的感受和故事。

有个女生说她小时候是不知道有月经羞耻这回事，直到有一天痛经痛得很厉害，去找体育老师请假，那是个女老师，她直接说来月经了，结果被说不要脸。但她没有因此产生羞耻，她现在也是老师，常年在办公室抽屉里放着卫生巾，告诉班上所有女孩子，有需要就去找她拿。我觉得她像个侠客，自己淋过雨就要为别人撑伞。

另一个女生的朋友在妇联工作，把我的演出视频转给了妇联的一位领导，想看看能不能在当地搞卫生巾补贴，虽说不一定能落实，但我觉得挺好的，看完之后还在想，我们女的还是得当官（笑）。

还有一个女生说她和她妈妈聊过月经羞耻的话题，当时她妈妈并不理解，她还挺难过的，后来她们一起看完我的段子又聊了一次，发现能心平气和的对话了。她给我留言，说很感谢我让她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她们的分享也让我感觉很美好，但我很怕被上价值，怕被想得太高尚，因为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希望大家觉得段子有点好笑，又能找到共鸣，我的初衷不是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这个段子里我自己最喜欢的梗是赚经费，因为前面说了那么多，大家会觉得我要呼吁些什么，结果我说要赚钱。

当然，观众有自己的解读也很好。就像我在小红书刷到一个帖子，说我第一期穿的裙子是一条女性主义的裙子，因为它的口袋很大，那个口袋大确实很方便，我在里面装了吸油纸、眼药水、解压小玩具……但其实裙子是节目组给我准备的（笑）。

你就是配

我现在常驻上海，上海是我从小就很想来的地方。我最早是在《小时代》《情深深雨濛濛》这些影视剧里看到这座城市的，当时觉得这个地方太遥远了，好像所有厉害的人都在这里。后来我在厦门工作时的两个同事来了上海，他们告诉我，这里的人也没有那么厉害，“都是草台班子”（笑），我就辞职过来了。

来了之后还没咋找工作就开始做脱口秀了，因为那段时间挺迷茫的，会把人生不太成功的部分都归结于性格。我很自卑，这导致我在工作中不配得感很强，很少肯定自己。如果别人不认可我，我会不开心，如果认可我，我又会想是不是这个人的审美有问题。很多时候也不是很会争取，容易吃亏。

比如述职后该涨薪了，领导不给涨，我就忍下来。我之前是做营销文案的，当时做过一个案子，前两三个月都是我在跟，等到要提案，两个男性上级让另一个刚来组里的女生去，因为她很漂亮。我明明很生气，很受伤，也没有为自己仗义直言，还是忍气吞声地接受了。其实他们既不尊重我，也不尊重那个女生，她的颜值被当做一种增加成功率的砝码，客户未必这么想，但他们觉得女性的外貌是应该利用的资源。

女生好像就是很容易从各方面感受到羞耻，不敢展示自己，不敢发表意见，即使表现得很自信的时候，内心也总能感到来自外界目光的凝视。

所以我当时觉得，舞台是能够迫使我改变的地方。其实除了脱口秀，我还报过一个即兴表演班，完全是破冰型的。有个环节是所有人围成一圈，互相抛球，一个人随意抛给另一个人，没有人抛给我。我就在那里看着，像在看我们家的猫玩逗猫棒。

我之前看过《脱口秀大会》前三季，对脱口秀有点好奇，后来在一个公众号上看到可以报名开放麦，就去试了试。很多演员都是这样开始脱口秀生涯的，先做志愿者，搬椅子、检票，然后得到一些上台机会。

做志愿者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还可以接商演，靠脱口秀赚钱。之前，脱口秀在我心目中有点像团建，可以破个冰，完善下人格，所以很想锻炼自己。我觉得自己能讲，是因为平时还算幽默，经常会把熟悉的朋友逗笑，工作的时候写公众号推文或者宣发文案，别人也都觉得挺有意思的。

但我第一次参加线下读稿会，就被别人说“段子写得像小学生作文一样”（笑）。后来第一次上台是在一个商场内部的客户答谢活动，当时演员不够，找我去凑数。观众都是一些商场的会员，只有一两次小小的笑声。但我挺开心，因为终于上台了，也不紧张。很奇怪，上班讲述职报告之类的都会紧张，一到这种场合反而不紧张了。

刚开始的一年半没什么起色，开放麦的效果很差，有了商演机会也总是演砸。开放麦是用来试段子的，票价也便宜，所以感觉还好，但商演演砸特别难受，因为你知道观众是抱着预期来的，而且花了更多钱。

我第一次商演就很砸，演完很难受，独自在街上游荡，想着要不不做了，结果走着走着走到一个商场门口，进去一看，是一个脱口秀的演出场地。我都不知道那里有剧场，就把它当成了命运的暗示，决定再坚持一段时间。

当时很困扰我的一点是，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标签、没有风格的演员。线下很多演员要么很酷，个性鲜明，一站到台上观众就愿意了解他，要么很会演，能带动观众。但我两种都不是，就在我纠结的那个阶段，看了海源专场的测试版。我发现海源也不酷，也没有很张扬的表演风格，他就站在那讲一些生活中很平常的事，但铺垫得很好，梗又一直翻，坐在我旁边的观众都笑到抽过去了。那之后我就觉得自己还是有机会成为好演员的，可以模仿他的路线，多打磨文本。

过去三年多，除了节目上讲的，我能在商演中保证效果的段子大概有半个小时。我写得很慢，今天写了一段觉得OK，明天又觉得不OK了，总是反反复复的磨。最近去演出，有观众会问我“什么时候有专场”，我也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笑）。素材很多，但还没处理好。

可能是因为想太多了，在写的过程中没有那么沉浸，会忍不住批评自己。我写东西经常觉得在脑袋里面构想好了，写出来发现不是我想要的，也没什么创作习惯，一直试图给自己建立，但都失败了。写不出来的时候也会焦虑，有时候做梦想了两个梗，醒来之后不记得，会非常懊悔。疏解的办法就是做家务、听播客、铲猫砂，只要写稿就变得很勤快（笑）。

之前我更喜欢自己憋着写，现在会尝试和朋友聊。有本脱口秀教材提到过，你需要一个喜剧的伙伴，让他来向你提问——如果你想写一件事，但又没有想清楚，就通过别人的提问把这些东西梳理开。

我最常讲的是自己的困惑或者童年趣事，也包括女性话题。我自己就是女性，当然无法脱离这个身份写东西。经常有人觉得女演员的创作素材太窄了，我那天刷到一个非常荒谬的帖子，问女演员为什么不能聊一些社会议题、人类议题。我想，我们女的占了人口一大半，女性议题还不算社会议题，人类议题吗？而且男演员聊的，也都是自己的生活啊。我的素材都源于自身处境，以及对身边女性朋友的观察。

我不是从小就有女性意识的人，当时的生活环境让我很难有这种意识。一直以来，我作为女孩受到的教育都是“你要谦虚”。我小时候跟奶奶生活在一起，做任何事都会被否定，希望我做得更好。比如我扫个地，她会嫌扫得不干净，洗个衣服，她会嫌洗得不好，切个菜，又觉得刀法不对。

大人会用一套话术来告诉你，女孩不应该过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我的老家在贵州，那里有一些迷信的说法，比如没出嫁的女孩不能吃猪蹄，因为猪蹄在方言里的发音有个字是“cha”，爱吃猪蹄就代表你爱插话，婆婆就不会喜欢你，你就嫁不到好人家。

还有一件事我印象也很深，以前一家人吃完饭，我表哥他们会在那坐着、躺着，翘着二郎腿，看我、我堂妹、我表姐，甚至是我嫂子，谁第一个主动收拾碗筷、洗碗，以此评判“谁是最听话的小女孩”。

我一度想成为他们口中最乖的那个小孩，因为大家都认为那是对的，就想要去迎合，否则会感到不自信。等到长大了，我会逐渐感觉不对劲：为什么女生要承担这些事情，还要接受他们的评价？为什么我一毕业就要结婚？为什么不结婚就不体面？

后来因为做脱口秀，会看很多国外女演员的专场，还有相关的书，受到了影响。之前只觉得我不喜欢，我不想接受这种安排，现在慢慢地知道那些不对劲是为什么了。

现在被人夸，我尽量会说谢谢，接受那些夸奖，而不是“没有，没有”。参加节目时，我会反复告诉自己，你就是配，你站在这里是因为你有这个能力，不是因为你运气好。

“你很漂亮”

在节目被淘汰那天，我走到家楼下，看到一只死掉的蝉。很巧，前一天家里也飞进来一只，我很害怕，但还是用筷子把它夹了出去，我就觉得自己还挺厉害的。其实今年自己做了挺多勇敢的事：参加了比赛、站在台上讲可能不被接受的话题。

在节目里，每个演员都会写一句话，节目组会把它做成答案之书，淘汰时可以随机翻开一页，就会看到其中某位演员留下的话。我当时翻到了周欣雨写的“你很漂亮”。我那天造型确实挺漂亮的，虽然淘汰了，但已经在这个舞台上赢过一次，也很漂亮。我还记得了第一轮比赛，她就排在我后面，等着车轮战，但她还是在下面为我鼓掌尖叫，两个画面重叠在一起非常可爱，比赛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其实我和她在线下没有很熟，心情就更奇妙了，很像偶然抬头一看，就看到了很美的风景。

以前有一件坏事发生了，就会觉得后面还是坏事，我的人生就完蛋了。遇到任何事，我都会先往后退一步。后来看了一部美国动画片，叫《鸟姐妹的反差生活》，里面有句台词，说“你不能通过拒绝好事，来防止坏事的发生”。我现在面对新事物的时候，就默念这句话，不会忙着拒绝。我也相信后面会有好事发生，不是因为物质方面有多好，而是我能够接受自己是普通的，有一些缺点，身边有一群能托住我的朋友。

现在的我，更容易感到快乐和幸福了，但都是建立在很生活、很微小的事情上。比如我某天骑自行车路过一堵墙，看到风吹动了墙上的蔷薇花，我会觉得心情特别好，甚至比比赛晋级还快乐。

其实我之前不怎么关注自己的情绪，有事情发生的当下就划过去了，但现在也是因为讲脱口秀的关系，就会多追问一下：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情绪？我要听听它在说什么。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有任何想法直接表达的人。“我想你”“我爱你”“我现在不开心了”“你这么做让我不舒服”这些都是我以前不会讲的话，但我在学习，一个是观察自己的感受，一个是表达自己的感受。

这方面，我在我室友粽子身上学到了很多，她也是脱口秀演员，我们是在读稿会上认识的，莫名其妙亲近起来。因为都在做脱口秀，一开始会互相鼓励和吹捧（笑），给彼此建立一些信心。熟了之后反而不怎么聊喜剧，更多是分享和照顾彼此的生活，处理彼此的精神危机，经常会有玄学一样的默契，也会在一起开幼稚的玩笑，很像小朋友。

知道自己被淘汰，我本来挺平静的，但录制结束回家的路上突然有几分钟有点难受，就收到了粽子的消息，她说她觉得我那个瞬间应该有点难受。那之后没多久的一天，我们分别演出完，约在一个餐厅吃饭，然后一起回家。走在路上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幸福。然后到了店里，刚坐下，她就跟我说她今天觉得自己很幸福。节目播出后很多人给我发消息，也会有一些接商务或者演出的机会，我很不擅长和对方沟通，害怕说错话，很容易内耗。她会直接帮我想好回复，打出来，让我复制给对方。

我们还一起做了一档播客，叫《我的普通女友》，粽子经常说我是她的天才女友，但我们都觉得天才这个词用在自己的播客上太自恋了，而且我们确实只是普通人，就用了普通女友，我们的英文名字甚至是stupid friend。

普通这个词来自《俗女养成记》的自序：《普通女人》，这本书是我在一次去编创营的路上看的，作者提到自己种酪梨树，按照网上的教程养却结不出果实。她觉得这就像台湾的很多女性，大家都期待随手种下一棵小树苗就能丰收，长成优秀又好命的女人，但最后只长成了既成材又不成材的普通女人。她后面还写了一段话：结果当然是每一个女孩最终都长成不够圆满的女人，没有一个一样。一样的只有我们经常觉得自己作为女人，总有哪里不够成材，对父母，对家庭，对子宫卵巢，对自己，人前或人后，自愿或受迫，总有我们抱歉的对象。

我当时正好有点焦虑，看到这里就突然很想流泪，也觉得，哇，太好了，果然只有女人能够理解女人。

在我老家，如果一个女孩有一份体制内的工作，最好是老师，还有一个体贴的老公，他也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再一起生个一儿一女，就是非常优秀的人生了。我现在已经32岁了，老家的婚恋市场没有能和我匹配的男人了，要找只能找在外面的。前几天我伯母还想给我介绍男朋友，对方在广州电子厂上班。

我后来发现，那些读书时很张扬、经常和父母顶嘴的同学、朋友，恰恰会过上按部就班的生活，像我这样闷不吭声的，却长了反骨一样，不回老家，也不按照社会时钟去生活。老家的朋友以前经常会问我，“你有没有谈恋爱呀”“是不是得找一个了”。

因为不想让家里人看到我上了节目，我到现在都没有开通抖音，我第二期还吐槽我奶奶，怕家里人觉得我倒反天罡。好在他们一直都没有看到。包括这篇稿子，我觉得他们也不会看到，信息壁垒还是很严重的（笑）。

我现在的生活是我的选择，唯一让我感到不太成功的地方可能是存款不够多（笑）。我现在就想不断调试，找到让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现在网上不是有个说法吗，叫重新养育自己。有时候也会想，30多岁才开始学这些，是不是有点晚了？就好像肌肉僵硬了很久，得通过一段时间的拉伸，才能把它一点点掰回来，变得柔软，也让它韧性更强。 （来源：腾讯新闻）

* 版权声明：腾讯新闻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为了不错过每一个故事，大家记得将谷雨实验室设为星标🌟哦，期待每次第一时间与你相遇！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入殓师

日本东京，这次去世的是一位90岁高龄、寿终正寝的老奶奶，瘦瘦的、小小的，躺在家中榻榻米上的被褥里。

入殓师培荣打开化妆箱，跪坐在逝者一侧，向家属鞠躬，恭敬而缓慢地说：“今天由我来协助你们为逝者做入殓仪式。”这是他每次的开场白。

培荣，32岁，甘肃人，住在东京，是一位入殓师。他头发烫了微卷遮住额头，说话语速很快，笑起来很明朗，一副度数不低的金边圆框眼镜、端正的黑色正装衬得娃娃脸有点学生气，一如东京大都市工作不久行色匆匆的工薪族。

培荣 ©培荣

上完香，他在床褥内侧跪坐，首先要为老奶奶按摩关节，缓解僵硬，让遗体变柔软好换衣服。虽然要用到大力气，但动作要显得温柔。

缓解完僵硬，下一步就是更衣。在被褥下，把逝者身上从医院穿回来的浴衣脱下，用脱脂棉蘸水擦拭身体，再换上佛衣。

从学习入殓的第一天起，培荣就在练习打蝴蝶结，他花了一个月学会了穿衣，花了五个月练习如何优雅地穿衣，这一套做下来讲究行云流水，像在做一套茶道仪式。

佛衣跟和服类似，衣袖宽大，里外三层，即便是自己给自己穿，也需要花费时间调整。穿衣服都是在浴衣覆盖下进行的，家属在侧，但是他们全程看不到逝者的身体皮肤，培荣也不会移动位置，他先在自己胳膊上把一层一层的佛衣两边袖子套好，将逝者向左侧身，将套好的佛衣覆盖在逝者右半身，再恢复平躺，把左侧的衣袖从身下抽出，一层一层整理好衣领、左右对襟，把逝者的手从袖中掏出，将适才遮挡身体的浴衣从佛衣下抽出来，叠好放置一侧，最后系好腰带，更衣完成。

“请您帮我一起为她擦一下脸可以吗？”培荣问对逝者女儿。

她从两米外起身走过来，跪坐在母亲身旁，接过白色毛巾，给母亲轻轻擦拭额头。

“她生前就很爱美，一会要好好化个妆，明天告别式很多人都会来看她呢。”女儿说。

“是啊，这个发型也是，刘海往右边梳吧，几十年，大家都建议她换个发型，她就是坚持自己的。”一旁的女婿也靠过来。

一开始一言不发的家属都围坐过来，为老人擦脸、擦脚、穿袜子，戴配饰。他们流着泪、回忆起老人生前的种种。最后，全家协力将焕然一新的母亲抬进准备好的白色棺木中。

这是整个入殓仪式的意义：不要惧怕死亡，不要惧怕亲人的遗体。在最后的时间，与逝去的亲人靠近一些，好好地在一起，好好地告别。对于活着的人，这也是感知死亡、缓解哀伤的重要部分。

“如果家属在入殓仪式上开始聊天说起逝者生前的故事，我会觉得今天的工作比较完满。告别需要时间、悲伤需要抒发，我在努力给他们营造这样的时间和空间。”培荣说。

善终和哀伤抚慰

在日本，几乎没有人会把人生最后最重要的入殓仪式交给一个外国人去做。但是培荣的工作还算顺利，因为他还是立命馆大学临床生死学在读博士，这一点让人很有信赖感。

好活好死，赖活好死，好死赖活，赖活赖死，人生途径有若干选择，关于如何“好活”的学问叫“幸福课”，提到死亡，人人避之不及，如何“好死”的研究却相当冷僻。

但“死亡”是每个人必经的课题。“临床生死学”的研究需要前赴各种“死亡现场”，为了不困于书斋更靠近研究“死亡现场”，成为入殓师前，培荣首先在甘肃的三甲医院急诊室进行了两个月的田野调查，这里有着最直观的生死纠缠。

深夜11点，120救护车从火车站拉来了一位40来岁的中年女性，刚过完年，她从河南坐火车去新疆打工，在火车上发急病，等到火车靠站，救护车送进急救中心，已停止呼吸多时。随行的是她18岁的小儿子和已出嫁的大女儿的公公，他们背着铺盖，提着行李包，跟着救护车来到医院。

“抢救”从11点进行到凌晨1点，在这个过程中，小儿子一言不发，蹲在墙角，像个孩子，直到医生走出抢救室，向他们做出“死亡宣告”。她的亲家，大女儿的公公不愿就此放弃，请求医生给他们一次机会，在他们的故乡遇到这种情况，要给将死的人“叫魂”。

医生同意了老人的请求。“快回来哦，快回来哦……”老人举着手机，视频还连线了远方的至亲，他们一遍遍唤她回家。一小时后，老人从抢救室走出来，抹着泪说“不中了”。

医生开出死亡证明。解剖告知书、各类缴费单都需要直系亲属签名。老人唤来一直蹲在地上的孩子。

18岁的儿子，站了起来，从懵懂无措中回过神来，在各种单据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联系殡葬服务公司，商量接下来如何把妈妈接回河南办后事。

培荣陪他在走廊等待殡葬车。

“因为车厢里很多人，我们坐的硬座，很挤，地上都坐满了人，行李都塞满了，上厕所都走不过去，冬天车厢里开了空调，窗户也打不开，空气太差了，妈妈憋坏了。”

他突然说，“嗯，空气太差了。”

这一幕给培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想，“面临至亲的突然离去，如果有一个能自洽的答案，好像更能缓解悲伤。”

如果无法好好地告别，哀伤就无以抚慰，带来的可能是另一场悲剧。培荣说，博士期间选择临床生死学研究还与一场家中的变故有关。

一直相亲相敬的姨父，在他的父亲因意外突然去世后一直无法走出悲伤，一年多不喝酒的他又喝起了酒，有一天深夜，姨父喝醉了被人送到家门口，他却朝相反的方向走去，行至离家不远的江边，失足溺水离世。

后来，培荣想，家庭合睦、学识渊博的姨父、常与他促膝长谈到深夜的姨父，无法走出悲伤，可能就与没能好好告别有关。现代社会的葬礼迅速、标准化、流程化。现代医学把死亡和生活隔绝开来，人们不假思索认为遗体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处理，葬礼原本的意义是告别，现在反而将经受丧亲之痛的人们与亲人的遗体分开。

失去亲人的人，在葬礼上，需应对的是一场大型社交现场，各种手续的推进办理，等回过神来，昔日亲人已经化为青灰入土，活着的人要若无其事的继续工作生活。人们忽略了，除了安葬这件“事”，还要哀悼这份“情”。

向死而生

作为一位新人入殓师，培荣至今送走了50位逝者。总有人问他，做入殓会不会害怕？当入殓师是不是挣钱很多？

他说，入殓师的收入跟日本普通工薪族一样。工作时候，没有害怕，只有紧张和专注。人生最后关头，家人把最重要的事情托付与他，责任重大不容许出任何差错。让一个逝去的人在最后的时刻得到尊重、重焕生机，帮助家属亲朋做一场好好的告别，他觉得这是一件善举。

去日本之前，培荣在湖南都市频道做民生新闻记者，开局就是报道灾难、车祸、事故的血腥场面。但是很快他便发现，民生民死、纠纷扯皮，受害者的人生灾难不过是新闻上一闪而过的文字，自己也帮不上什么忙。但成为入殓师给了他不一样的选择。

他清晰记得第一次作为殡葬工作者接触遗体，他深呼吸了几口气，那是一种从生理上感觉到的“死亡”气息，手指触摸原来如此冰凉。

这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要做动脉防腐——把颈静脉和股动脉开一个口，把遗体中的血液泵出去，然后把有颜色的防腐液体置换进来。动脉防腐由专门的防腐师完成，需要通过两年全日制的学习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防腐师。

肉眼可见，一具苍白凹陷的身体渐渐颜色回暖，肌肉皮肤重焕光泽，好像睡着了一样，他原本害怕不安的心情逐渐平复下来。

“从去世到火化的时间短暂，是否还有必要花20万日元（近1万rmb）做动脉防腐呢？”他问老师。

“遗体的状态非常影响家属的情绪和感情，遗体变化非常快，也是不可预知的，当亲人的遗体开始出现大的、不好的变化，往往是亲人接受不了的，会造成二次心灵伤害。即便只是短暂的时间，大概会有5%的人会为家人选择动脉防腐。逝者最后的面貌对生者非常重要。如果遗体状态非常差，还不如不要让家属见到。”日本“送行者学院”的院长木村老师说，他已经为3000多个灵魂送行。

木村老师一家是电影《入殓师》的技术指导。在《入殓师》这部电影大火之前，“入殓”仪式在日本也只是小众分支，绝大多数的殡仪公司从业者，所做的就是在家属面前给逝者洗个澡，洗的过程身体盖着毛巾、保持一点体面，这个过程叫“汤灌”仪式。再换上佛衣、放进棺木、等待火化。

《入殓师》电影强化、延长了“入殓”这个过程，并且把这一套动作程式化艺术化，在日本逐渐流行起来。

一位已故朋友

培荣永生难忘的一次葬礼，是一位在日留学生的葬礼。

2023年9月22日，这一天他刚完成半年的入殓师课程。晚上，收到一条微信，一位朋友找到他，有说有一位华人留学生突然去世，身边的同学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想请他帮忙。

第二天一早他驱车前往名古屋。女孩小逸26岁，从11楼高层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小逸从小由外公外婆抚养成人，八十多岁的外公外婆疾病缠身不能亲自来日本，只好委托她的同学好友们操办葬礼。

此时离她过世已有一周，小逸的遗体由警方保管。“当务之急是赶紧把她从警察局领出来，举办葬礼，送她最后那一程。”培荣对她的朋友们说。

联络大使馆、警察局、学校，定好殡仪服务公司，培荣给她的朋友们做好了各种心理建设，打预防针：“存留时间太长、她又是头部重创，遗体的状况可能不是很好。”

从警察局领出小逸，她被安置在浅色木质棺木中，外部包裹着塑料制的尸袋，棺木中还有一个透明塑料袋，装着她满是血迹的衣物。还好，遗体情况比预想中好很多，在医院抢救结束以后，护士有帮她做最后的清理——这是一位面容清秀的年轻女孩。

培荣和殡仪服务公司的另外一位入殓师一同对她进行了化妆修复，遗体状态已经不适合再做穿衣入殓仪式了，做了伤口缝合、受损修复、清理头发里的血迹，最后效果却还是不是太理想，培荣把仪式的重点放在了告别仪式上。

培荣决定在小逸的脸上盖上一张白色绣花手帕，但又考虑到来看她的人也还是想见最后一面，他把她的脸上的手帕往上拉了一截，露出小逸的下巴的部分——来告别她的人，还是可以看到她的手和下巴，也算见了最后那一“面”。

小逸的朋友们为她布置告别式。因为没有长辈家属，不在中国，也无需按日本习俗、她们完全按照年轻人的喜好去布置了一个温馨的告别式。

朋友们从她家中找来了她最爱的小物件：她逛街时在小店铺买的小象玩偶、她喜欢的发卡胸针、常常穿的黑色衣裙……现场放着她喜欢的音乐，他们还把她生前的视频和照片剪成了视频播放。一个爱笑爱搞怪的、留着齐刘海的女孩。

墙上贴着小逸喜欢的海报，是她喜欢的坂本龙一的自传海报，海报上用日语写着：我还能多少次看到满月升起？

那段时间培荣几乎每天都和小逸的朋友们在一起聊天，一点一点的，小逸生前的生活被拼凑出来。没有父母，年迈的外公外婆支撑着她和在破碎环境中长大的破碎的心，她常常说，“等我送走外公我就可以走了。”

“她是抑郁吧？”

“压垮她的最后那根稻草是什么？”

“她平时看着挺开心的啊，为什么会这样？”

“她是不是太孤独？在日本很多留学生就是这样，本来就是i人，来了以后一步一步走上孤岛”。

“太可惜了，我不能理解，她有那么那么多爱她的好朋友。”

很多人对小逸之死有叹息、有感慨。培荣不置可否，“生死那么复杂的事，为什么非要给她下个定义？一个我们所知范围内的定义呢？”他不想再探讨小逸的死因，尝试去理解生和理解死。

他们年龄不差几岁，都是从国内来日本留学，他们不曾见面，又见了面，相识时间只有几天，他在短时间内很深刻地浏览了她的一生：他走过她常常路过的路、看到她的照片视频、听到她的声音、偶然在她打过工的咖啡店买了一杯咖啡，听她喜欢的歌。小逸成为了他的一位很特殊的朋友，绝大多数人相遇在生前，他们相逢在生死之间，他的任务是来为她好好送行，画上最后的句号。

告别式来了小逸的老师和同学们，这是一场很少见的只有朋友、没有亲人参加的葬礼，殡葬服务公司了解到小逸的故事，写了一张卡片送给小逸，上面用中文写着：“小逸，我们看着同一个月亮。”卡片上方画着一轮弯月和一颗星星。

一直到火化结束，一个年轻的躯体化为青灰白骨摆在眼前，他们要完成“捡骨仪式”，每个人发了一双筷子，要把小逸未烧成灰烬的骨头捡到骨灰盒里，培荣的眼泪终于忍不住决堤，“一个人就这样在世界上彻底消失了。”

朋友们打电话问小逸的外公外婆如何安葬？

“把骨灰撒到大海里吧。”电话那头传来外婆带南方口音苍老的声音。

培荣帮他们预约了海葬。当日共有七位朋友随船从东京湾出发，把小逸的骨灰撒向大海。工作人员先把骨灰处理成粉末、按人数粉分装到水溶性纸包里，当船驶入太平洋后，朋友们将纸包轻轻地放进大海，纸遇水融化，骨灰在大海中散开消融，波浪一翻，再不见一点颜色，人死了，就像水消失在了水中。

朋友们说，小逸好孤独，想祭奠都不知道去哪里看她。

培荣向大家建议留下了一包骨灰，“我来给她找个安身之所吧。”他对朋友们说。

在日本，殡葬费用很高，小逸外公外婆、教授、朋友和好心的长辈拼拼凑凑，花得只剩5000。

培荣想到了此前考察过的东京西郊的“玫瑰园”，一个修建了30多年的庭园式陵园，这里不像墓地更像公园，树木繁茂玫瑰盛开，是一处安宁的长眠之所，玫瑰园除了买墓穴立碑，也有“生态葬”，将逝者的骨灰撒在一处，在上面立集体墓碑，就像住高层公寓一样，小逸的名字写在黑色石碑的第三层，总算这世间有了她的长眠之地。

葬礼结束了，她的人生或许破碎残缺，但是她的葬礼如她心意，没有匆忙仓促的流水线作业，虽然小但别致温暖，被朋友的爱和关怀包围，也算圆圆整整。培荣把小逸的告别仪式、海葬、玫瑰园落葬的过程都拍了视频剪辑成短片，送给她的家人和朋友们，背景音乐用的山口百惠的《再见的彼端》。

也是你

 （来源：腾讯新闻）

* 版权声明：腾讯新闻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为了不错过每一个故事，大家记得将谷雨实验室设为星标🌟哦，期待每次第一时间与你相遇！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去年年底，范美忠开车送女儿小鹭从崇州回成都市区，路上堵车，这位曾经的高考状元想起女儿艰难的数学学习，随口问了句：“究竟要不要参加高考呢？你怎么想的？”小鹭马上满17岁，这次她沒有沉默，或像之前一样岔开话题，她很郑重地对父亲说：“我还是不想参加高考。”

听到这句话时，范美忠想，不用高考，也就不用再给她补习数学，他感觉反而松了口气：他决定放手了，女儿有自己的人生和命运。

在决定放弃之前，补习数学是范美忠和小鹭之间的头等事项。范美忠是那种要求极致的父亲，女儿学习美术，如果参加高考，那就要读国内最好的美院——他精心计算过，数学至少要达到一百分：意味着做对所有基础题，攻下一些中档题。

相对学校里的高中生，早早离开学校接受家庭教育的小鹭的数学落后了四五年，她学得慢，也学得晚，父母将培养重心放在文学艺术上，因此她的数学至今仍然停留在初中水平。

作为90年代的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家乡的中学里第一个考上北大的县城状元，补习女儿数学的重任落在了范美忠身上。他对高中数学的记忆是：高一一年没学数学，他考60分，高二自学一年，他考回高分，最后高考发挥失常仍然考上北大。

时间过去了三十余年，范美忠决定重新捡回这些知识。他买回从初一到高三所有的数学教材，一页页重新自学，从一元二次方程到解析几何、线性代数……直到现在，这些花花绿绿的课本仍然整齐地摆放在书架上。

补习时间定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范美忠自认已经放低了很多要求，他讲公式“S=vt”（距离等于速度乘时间），举生活中的例子，成都回隆昌210公里，开车三小时，时速多少？小鹭反应不过来要算除法，范美忠耐着性子讲了三遍，转头一看，小鹭仍然一脸懵。

“脑子是傻瓜吗？”范美忠控制不住脾气，“你脑子转一下嘛。”

范美忠想起了自己学生时代的困惑，“班里很多同学中午做题晚上熬夜，怎么会考不好呢？”现在这个疑惑落到了自己女儿头上：他能够凭自学轻松地应付高考，但“她怎么就不行呢？怎么这么笨呢？”

在小鹭眼里，父亲拥有超于常人的头脑，这让他不容易理解“学渣”的辛苦，“他每次只给我讲题怎么解，也没告诉我怎么去学，或者这一整套理论怎样，他可能觉得都能套公式，但我真不会。”

她感兴趣的是文学和美术，家里书画遍布，14岁时的一幅画便被麓湖A4美术馆收藏，但数字、公式和逻辑推理很难在她脑中留下痕迹。没有经历过紧张的学校生活，没有体验过题海战术，让她拥有了一种特别的发散思维，松弛中弥漫向四面八方，“我大部分时间或许都没有在用脑，其实自己也觉得它转的好慢，因为每天除了短暂的课时之外我脑中剩下的莫过于：‘这片树叶真光滑’‘咦，怎么有蜘蛛？’‘我有点饿了’‘中午吃什么？’‘这束光真好看’。”

这段鸡飞狗跳的教学持续了大概半年，直到小鹭向母亲哭诉：“我可以继续学习数学，但是我不要爸爸再教我了，他太凶了。”

我在距离成都市区50多公里的崇州乡下见到了范美忠，他的头发微微花白，架着一副厚厚的黑框眼镜，皮肤带有阳光曝晒的斑痕。大概两年前，范美忠租下这栋两层的小房子，带一家人从城区搬了过来。

他很喜欢这里的静谧，房子周边是一望无际的绿，若天气晴朗，能够从二楼的阳台上看到白雪皑皑的幺妹峰，一座高达6250米的雪山。一楼是客厅，中心摆放着一张大木桌，靠墙有四排书架，桌上有一小摞书，最上面一本是《俄国文学史》。

阳台上能眺望的幺妹峰 ©范美忠

从北大毕业之后，范美忠雄心勃勃，他痛恨大学以前没有接触过真正的好书，也没有人引导他学会分数以外的东西，他立志要回到中学，改变基础教育的现状，“教育要培养心智健全、有创造力的公民，我要向学生介绍历史、哲学、艺术方面的好书，进行历史和哲学的思想启蒙，着重于艺术和体育的教育。”也有更简单的想法，“让他们上大学之后不会同他当年一样‘像个白痴’。”

成为老师的范美忠，他的“另类”几乎贯穿了学生们的记忆。他习惯于滔滔不绝地输出，完全沉浸在脑中的世界，几乎感受不到外界任何声音，只有穆旦、超现实主义、行为艺术、艾略特……一位后来的四川理科状元知秋在文学网站“榕树下”回忆，“他一开口就告诉我们，中学历史教材没什么好教的，接着便开始把我们知道的熟悉的一点点东西贬得抬不起头，又狂轰滥炸般把一大筐我们闻所未闻的东西捧得天花乱坠。”结果是，这位理科状元和他的同学们都迷恋上了文学。

女儿出生之后，他不自觉地按照鲁迅《我们该怎样做父亲》的思路学做父亲，在学校，他是“另类”的老师，在家里，他又成了“另类”的父亲。

不满于格式化的应试教育，范美忠在小鹭小学2年级时就带她脱离了学校（这时他自己也已经辞去了教职），小鹭从此没有参加过任何学校考试。

小鹭的母亲吴文冰全面接管了女儿的教育。她受“华德福教育理念”的影响很深，这是基于奥地利哲学家鲁道夫·斯坦纳的教育哲学所创立的一种人性化的教育方法，即注重培养青少年自由精神、道德责任、批判性思维和高级社交能力的综合素质，奉行“孩子要早日学会经济独立”的养活教育，以及找到自己热爱的方向。

几位志同道合的家长聚在一起，每周五天集中学习，家长们自发教学，上午固定讲授古诗古文，下午培养兴趣如绘画、书法、手工等，没有课后作业，定期放寒暑假，此后小鹭一直在小班学习中成长。

范美忠没有参加授课，他对低端的知识教学没兴趣，最在意的反而是女儿的体育。大概从十岁开始，小鹭陆续学过篮球、羽毛球、游泳、乒乓球、滑雪、花样滑冰。小鹭记得每次实在不想学一个运动时，范美忠总能替她找到下一个。

面对女儿，范美忠总会想起在农村长大的自己。十八岁以前，他从未进过城。乡下文化资源贫瘠，单双杠等体操反倒是中学时代最难忘的记忆，直到大二那年世界杯，他才第一次认识足球，后来又成为篮球迷，但为时已晚，“至今我仍然耿耿于怀，少年时期没能接受专业的体育训练。如果有过（训练），我会不会不一样？”

执着于让女儿参加不同的运动，也是为了不想让女儿再有和他一样的遗憾，但他控制不住地认为女儿没有足够投入，“我总觉得她练得不够苦。”

比如滑冰，每周上课结束后，他时常会要求小鹭在冰场额外再练几十分钟，期待她能跳出漂亮的二周跳；后来跳绳，他规定一天一千个单摇，练好再双摇几组，每组30个以上；打羽毛球时，球发过来，小鹭举着拍子经常对不准，与球尾擦边而过，范美忠就着急地给女儿找羽毛球教练；直到乒乓球，小鹭握拍发球，范美忠又忍不住评价“你这个动作不对”，小鹭忍不住对他说，“其实你动作也不对。”

妈妈，你不觉得做父母的

过去一年，小鹭想清楚许多事，比如放弃高考。见小鹭之前，范美忠已经同我讲过一些她的事，我不免有些先入为主，“你对数学不太感兴趣吗？”她纠正我：“也不能说是没兴趣，可能我学的很慢，但没觉得这个学科不好玩，如果我有需要，或者突然想学，我还是会去学的。”

同样否定的，还有关于画画，小鹭并不认同父亲对自己“一直喜欢绘画”的评价，“其实我从大概12岁之后都没那么喜欢画画。我爸说我适合画画，我就觉得他说的特别不对，我不喜欢。我找不到那种感觉，只是看起来画的多，比如要给朋友的生日写诗或画画，我肯定选画画，因为简单。”

小鹭说话不快，声音很轻，眼睛明亮，jk裙棒球帽，露出4个耳洞，右耳3个，其中2个是刚打的耳骨钉。理由也简单，“很酷，想打。”

对于小时候离开学校这件事，小鹭没什么特别的记忆，小学二年级时，她某天回家，父亲大发脾气，声音又急又重，小鹭吓得大哭，很久后才明白是父亲和学校的教育理念出现了冲突。没过多久，父母告诉她“不上学了”。

她年纪还小，很自然地接受了10多个人的混龄小班，后来14岁时，一些朋友又选择回到公立学校，身边的同龄人并不多，她好奇地对母亲提议，“我想去公立学校感受一下？” 吴文冰也没拒绝，让她去了解后自己做决定。

通过朋友，小鹭看见日复一日循环的语数外物理化、持续到近十点的晚自习，时间被精细地切割成小方格，以考试成绩为量尺，“休闲”和“兴趣”很难存在于此，小鹭打消了这个念头，“每天都过这样的生活还是太浪费时间。”

现在，她通过小班结识了许多朋友，关系最好的3位都没有选择高考，小鹭对大学也没什么不可或缺的感情，“最好奇的是许多人一起上大课的体验，但仅仅为了这份体验去读大学，不太值。”她对未来的职业设想是，“自由职业，画师、糕点师都可以。”

吴文冰曾和女儿认真讨论过大学。她和范美忠都享受到过学历带来的好处——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可预期的前途（虽然后来他们都放弃了），但小鹭问她，“妈妈，你不觉得做父母的总在刻舟求剑吗？”

放弃高考之后，小鹭没有了固定日程，从起床到睡觉，一天24小时都依赖她自主决定。但当你拥有大量自由支配的时间，有时自由反倒会成为负担。母亲希望她制定严格的计划和目标，有条不紊地生活，每周还有复盘，但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她原本计划在早上七点阅读古文，但出门散步、或者单纯赖床总是会让计划以失败告终。

去年，范美忠带她去朋友的画室，她在那里学会了丙烯。有时她一整天都在房间里画画，但掐表一算，绘画时最多能专注15分钟，时间一到，她必须去喝杯水、吃点东西或者单纯放空一下。她有一位表哥，是母亲口中榜样式的存在，后者能够制定并完成精确到分钟的计划表，每天雷打不动用两个半小时拉小提琴，就像机器人一样学习生活。

相反，她有过很多什么都不想干的时刻。“我会问自己学的这些有什么意义？就会自然地延展到一切都没有意义。”如何跃过这个时刻，小鹭知道必须要自己想明白。

“小鹭骨子里和她父亲一样都比较要强，也可以说自视比较高，但没有拿出自己的作品、发挥才能，处于这种空虚状态，她是不快乐的。”这是母亲的观察。父亲的看法，倒是更加相信水到渠成，“小鹭需要时间去慢慢掌握自我管理。”

因此，更容易焦虑的是母亲吴文冰，有段时间她决定收走女儿的电子产品。她保管小鹭的手机，将ipad交给范美忠。这导向他们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冲突。小鹭后来回忆，“母亲收走手机时说‘不是不信任你，只是想帮助你……’，其实很多家长都会这样说，我想说你是什么样你就说什么样，你这个行为就是不信任。”

小鹭平静地爆发，有一天早晨她没有开门，中午和晚上也都没有出来吃饭，范美忠劝过，没答应，吴文冰按捺着等待，直到第二天小鹭仍然没有出来的迹象，她忍不住找锁匠来开门，门开了，小鹭平静地坐在床上读书。

在自由中学会自由

放弃高考已经过去了大半年，范美忠形容他和小鹭现在的关系是“彼此独立，彻底放手。”

他不再管控女儿的任何日程，不要求完成任何目标，也放开手机、平板和游戏机的时间。他扮演最多的角色也许是“司机”，比如冬天陪伴小鹭去阿坝州茂县或汶川、秦岭太白县等地滑雪，他不会再时刻观察练习进度，偶尔看下小鹭在雪场驰骋的视频足矣。

接送她往返成都市区和崇州时，在车上他们也许会聊聊最近在读什么书，小鹭喜欢日本文学，范美忠就推荐三岛由纪夫和芥川龙之介，至于会不会读，“我就不管了。”如果有小鹭想读的，只需要告诉他书名，“我就直接买。”

范美忠现在主要负责照顾崇州家里的三只小猫，一只是小鹭捡来的，一只是朋友送的，还有一只流浪猫，溜进家门蹭吃三个月，暂时没对人类放松警惕。他有充足的时间做自己想要的《红楼梦》研究，也给自己制定新目标，每天投50个三分球，提高命中率，生活规律而充实，但偶尔脑海中也会划过犹豫，“彻底放手是不是不负责任呢？但如果介入分寸点又在哪里呢？”

家里的小猫 ©小鹭

吴文冰放手的时间更晚，范美忠退场之后，她和女儿仍然围绕“自我管理”搏斗。她的焦虑和担忧在女儿一次次的表达中被渐渐抚平。小鹭同她分享未来规划的路径，“比如她会怎样养活自己，写的文字有打赏、能够制作点心、绘画设计稿能赚钱，这些都是她热爱的方向，也许未来她工作累了，会用工作攒的钱去国外艺术大学进修；虽然她现在自我管理能力确实不强，但需要空间。”

吴文冰决定让小鹭去把握自己生活的节奏。五月开始，小鹭一直在计划第一次一个人的旅行，吴文冰很开心，说赞助一半的资金，但小鹭拒绝了，“全部旅行费我自己挣。”一直到暑期，小鹭没有参与父母计划的山西自驾，她独自做攻略带外婆去了杭州，开启17岁的独立之旅。

吴文冰想起小鹭给她分享的一首歌，叫《我是妈妈野蛮的女儿》（Savage daughter），“你能听懂的，很自然而然，应该放手了。”

小鹭很享受现在同父母的相处模式，父亲给予她很高的自由度，母亲虽然仍会有焦虑冒尖的时刻，比如早餐时念叨她不应该熬夜晚睡，要有自己的规划，但不会更进一步的要求，小鹭就当提醒，顺耳听听。

她不再做任何具体的计划，只列一个想做的事，比如阅读古文观止，比如画完多少张插画，比如烘焙什么样的面包，她也偶尔会想想未来，比如如何做成自由职业。小鹭最近打算自学动画，她沉浸于这种随心所欲又兴致昂扬的生活。

今年三月起，小鹭自发尝试日更公众号，几百字的随笔，灵感抓到什么写什么，包子、雨天、寒冷、死亡、飞机、漫画……

当我开始想，我是否应该惊艳众人，我是否应该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的时候，我已经从“我”变成了“他”，这样的“我”是从“他们”的眼光与看法中滋生出来的，这时的本身普通的事情会令人觉得烦躁与不知所措。

所以或许我不该再从他人眼中寻找我的身影，不应该再去拼命的抓住对于别人来说微不足道的一点点的“我”的存在感。

我是否庸碌或伟大？这不应由他人判断，因为他们或许跟我一样，也不清楚自己处在何种位置。所以我只用做着我认为合理的事情，不再去纠结于世人的反馈。

范美忠现在是小鹭日记的忠实读者，“你要相信小孩，她终归要走向自由和成熟，只有在自由中才能够学会自由，要相信人本身的力量是吧？” （来源：腾讯新闻）

* 版权声明：腾讯新闻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为了不错过每一个故事，大家记得将谷雨实验室设为星标🌟哦，期待每次第一时间与你相遇！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李小江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作为一个女性研究学者，她有过自己的时刻。在四十年前，女性主义还没有迎来自己的时代，中国的妇女研究还是一片冷僻的荒野，三十出头的李小江是郑州大学的一名教龄很短的讲师，出于某种自发而又不可抑止的激情，她源源不断地撰写、主编、组织翻译了一大批女性研究丛书。一位学者说，“李小江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引领了那个年代的妇女研究运动。”声名最盛时，有西方学者将她称为“中国的西蒙娜·波伏娃”。

盛名之后，她奇怪地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消失了很多年，有朋友以为她已经去世，事实上她在辽宁的一座小城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不会客，不接受采访，依然还在做女性研究。

思想者的荣誉与悲哀都系于时代，李小江被时代选择过，也被抛弃过，但无论在哪种境遇中，她都没有放弃过。她真正做到了自己的书《解读女人》封面上的那句话：无论怎样的逆境或幸福之中，永远不要放弃自己。

这是她的故事。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我都快死啦”

73岁的李小江女士仍然还在高强度地工作。她每天5点起床，6点开始坐在电脑前，除去吃饭和一个小时的午休，她会一直工作到晚上八九点钟。

对于时间，她有一种内在的紧迫与焦灼。在她的住处，每个房间里都有钟表，书房、卧室、厨房、甚至包括卫生间，客厅的墙上更是挂了四只圆形钟表，这样可以保证，“一抬头就能看到时间。”

李小江家 ©张月

今年除夕当天，她问一位居住在美国的学者要几篇论文的电子版，用于写作，对方问，“你怎么今天还在干活？”他和李小江是认识四十多年的老友了，年轻时李小江就以勤奋高产著称，半个世纪快要过去了，大家都来到一个身体和精神加速滑向衰朽的年纪，而李小江仍然展现出令人敬畏的意志。他在电话那头表示叹服，李小江哈哈大笑，“我都快死啦。”

去年7月，李小江在大连的一家医院查出乳腺癌复发。她第一次确诊乳腺癌是在2007年，当时她失去了一只乳房。去年她在江西做调研时，原先的刀口处长出了一圈直径1厘米的紫色肿块，一开始她没有太在意，以为是当地气候湿热引发的皮肤病。在大连确诊之后，医生很快安排她做了手术，但今年3月复查时，医生告诉她癌细胞已经发生骨转移。在乳腺癌的病程中，骨转移通常意味着已到晚期，医学能提供的帮助已经不多。

李小江的书房床头挂着一只蓝黑色水滴状吊坠，那是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送给她的。在去年一次和学者戴锦华的对谈中，上野千鹤子将李小江称为“我非常尊敬的一位中国女性学研究者”。她们本来约好今年要见面，但因为李小江的身体状况不得不取消了。

对大多数人来讲，李小江是一个让人感到陌生的名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名字要响亮许多。那时女性主义还没有迎来自己的时代，中国的妇女研究是一片冷僻的荒野，三十出头的李小江是郑州大学的一名教龄很短的讲师。出于某种自发而又不可抑止的激情，她源源不断地撰写、主编、组织翻译了一大批女性研究丛书，一位学者告诉我，“李小江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引领了那个年代的妇女研究运动。”声名最盛时，有西方学者将她称为“中国的西蒙娜·波伏娃”。

在她主编的、最为影响深远的那套《妇女研究丛书》中，我们能看到一串耳熟能详的名字，《浮出历史地表》的作者是孟悦、戴锦华，《性的社会史》的作者是后来被称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潘绥铭，《中国妇女人口》的作者是开创了中国人口学的朱楚珠……十多位作者中，很多当时还是寂寂无名的青年学者，后来在性别研究领域里各自“开宗立派”，而曾经推动这一切的李小江却奇怪地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

时代精神不息轮转，只有向那段历史投注目光的人会偶尔发现她，西安交大一位做妇女理论的博士最近辗转联系到她，“她说，突然发现中国还有这么个人，”李小江告诉我，“还有很多认识的人以为我已经死了。”

我注意到她是在谷雨实验室去年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写女性主义图书出版热潮，希望邀请李小江做一次对谈。但她在邮件中婉拒了，“我不喜欢凑热闹，尤其是女性主义的热闹。”这则回复构成了我好奇的起源，在女性主义叙事成为某种时代潮流的当下，这位曾经孤独走在所有人前面的学者，却对女性主义展现出了一种疏离的态度。

“要么死，要么做事情”

李小江从大连大学退休十多年了，现在住在辽宁庄河，这是一座位于黄海北岸的小城，离大连很近，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十余条河流在此入海。

见到她费了很多周折，她在这座小城过着一种安静的、甚至称得上决绝的隐居生活。一些朋友想去看望她，国外几所大学的博士生希望以她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我也两次托人联系她，她都婉拒了，“岁月有限，怕打扰。”这种打扰甚至也包括她的家人，丈夫和儿子去庄河的次数非常少，孙子出生两年了，她只在视频里见过他，“我不让他们来。”她也不希望邻居太热情，那意味着更为繁重的社交压力。

在庄河的一家茶室，我见到了李小江。她是那种身材称得上高大的女性，看上去很瘦削。因为服用靶向药的关系，她掉了一些头发，戴了顶粉色毛线帽。除此之外，你很难看出眼前这个人正在和一种绝症作战，她有一双看上去充满决断、少有疑虑的双眼，嗓音高亢，常常大笑，身上几乎没有展露出任何病人的虚弱和颓丧。

我们在茶室聊起漫长时间里的人和事，她展现出一种历史学家般的准确，三四十年前的地点、年份、人名、对方读的专业、后来的去向……我后来在查阅资料时，发现长达五个多小时的交谈中，她几乎没犯过错。这也许得益于她长期写日记的习惯，她的书架有一层专门放日记本，从青年时代开始，每一本都贴着编号，排号靠前的看上去已经非常陈旧了，最后一本的编号排到了87。当然，这种准确和清晰还能保持多久是不确定的，她告诉我，乳腺癌通常有两个转移方向，一是骨转移，二是脑转移，得知是骨转移的时候，她甚至感到了一种庆幸，“还好不是脑转移。”

她需要保持清晰的大脑来做事，目前她手里还有上千份的女性口述资料要整理。1990年代她曾组织当时国内最大规模的女性口述史调研，花了十年的时间，采访了包括抗战时期的女性军人、普通农妇、慰安妇等上千名女性，在2003年出版了《让女人说话》四册书。在确诊乳腺癌复发前，她在陕西、江西、云南等地做了很多年的田野调查，采访了许多农村妇女、少数民族女性以及女手工艺人，这两年还采访了庐山万杉寺的30位比丘尼。

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说话》四册书 ©李小江

“历史是我个人的兴趣，与两个‘不信任’有关，一个是在我所处的环境中，对被告知的历史不信任……另外就是对男性中心的史学不那么信任。研究历史，在我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像是反叛，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发现真相。我知道这其实是做不到的，但做的过程对自己是一种安慰，至少，我亲眼见识和亲耳听到的东西，比在教科书中被告知的历史来得真实。”她说。

她和我聊起和这些普通女性做口述采访的经过，她去过33个民族的聚居地，上百个村落，提着小录音机，坐在那些女性的家里头聊天，留下了上百万字的考察笔记。她记得在陕西旬邑县，有一位擅长剪纸的农妇，把十二幅剪纸摆在炕头，内容是她自己的人生故事，她把这些故事用哼歌的方式唱给李小江听。农妇一生多舛，17岁就嫁了人，结婚后遭遇丈夫的家暴，在阴暗的生活里，她的剪纸却总是色彩浓艳。

李小江赞赏女性在困苦生活中仍不放弃的自我表达，她希望能够在病情进一步恶化前完成这些资料的整理和分类。

某种程度上，是这些事情镇定住了她的生活，没有在死亡面前惊慌失措。对她来说，需要克服许多困难才能坐到书桌前：骨转移会让身体时常感到疼痛，现在服用的靶向药容易让皮肤过敏，同时感到疲惫，她时常需要在家里的按摩椅上躺一会儿。因为白血球偏低，她总是觉得冷，书桌下长期放着一只暖脚器。

她几乎不在别的事情上浪费时间，生活称得上无欲无求。家里用得最多的电器是微波炉，一位朋友曾在她那里吃过一顿令人印象深刻的饭，她用微波炉加热了几片面包，佐以芝麻酱，拍了两根黄瓜，调料只放了盐，“真的是一言难尽的一顿饭，但李老师平时就这么吃，她也不想多花费时间在做饭上面。”这位朋友告诉我。

2019年9月，上野千鹤子来中国，李小江邀请她来自己当时担任客座教授的陕西师范大学做一次演讲，题目是《超高龄化社会中的福祉与性别》。演讲之外，她俩做了一次对谈，聊起对于生命的态度，上野千鹤子说，即使有一天痴呆了也不愿意死，李小江不同意，她说，要么死，要么做事情，“生命本身就是一件最大的麻烦事，只有做事才能让生命本身变得有趣并呈现其价值，否则，维持生命就是一件无聊的事情。”

“这下你所有的伟大理想都完蛋了”

关于自己的生命，李小江曾规划过许多种用途，但无论哪一种，女性研究都不在其列。

因为个子高，她曾经当过篮球运动员。下乡时，她做过钳工（技术非常优秀）。“文革”结束后可以考大学了，最开始她想学美学，希望能拜在朱光潜先生的门下，但老先生已经不再招生。她退而求其次，选了文学，1979年考上了河南大学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她是那种聪明勤奋的学生，导师牛庸懋教授研究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希望她能承其衣钵。从现在来看，这个愿望当然落空了，牛庸懋很多年后依然为她感到惋惜：“小江如果不去研究妇女，会更有出息。”

李小江出生于1951年，她告诉我，她们这个年纪的女性成长于一种“男女平等”的叙事之下。在她的记忆里，报刊杂志流行的是“妇女能顶半边天”和“铁姑娘”的故事。新中国提出“妇女解放”的口号，毛泽东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许多女性得以进入传统男性的领域，那时候出现了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第一位女汽车司机、第一位女厂长等等。在农村，妇女以能和男性从事一样的重体力劳动为荣，美国历史学家贺萧曾调研过陕南的四个村子，在《社会的性别》一书中记录了与村民的一段对话：“你说咋样叫男女平等呢？”“男女平等，你男的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你能担水，我也能担水。你能担土，我也能担土，你能抬石头，我也能抬石头。”

李小江坚定地相信这些话语。小时候，她是个比男孩子还野的“假小子”，喜欢爬树、翻墙、打弹弓。十六七岁下乡，她抢着和男社员一起干最累的体力活儿，担稻捆、摇耧、种麦子。她同时渴望自己和男性一样有所成就，有一次读到英国作家杰克·伦敦的传记《马背上的水手》，当水手的作家在白天遭受了风暴、严寒和沉重的苦役后，晚上仍然会在铺位上举着油灯读托尔斯泰、福楼拜、莫泊桑……李小江决意效仿先贤，不管白天的劳作有多么辛苦，晚上都会坚持读书。她悄悄搞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找个没人的地方，塞上耳塞偷偷学英语。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无疑是危险的，她记得，室友一度怀疑她是“美蒋特务”。

在这样的成长过程中，学界没有专门的女性研究，李小江也几乎没有意识到男女的区别，“在一个所谓平等的环境中，要自觉认识到自己的性别身份是有困难的，我知道自己是女人，却不认为‘她’有什么特殊含义，不知道‘她’与男人有什么不同。那时候如果有人提出搞妇女研究，我恐怕自己就是一个激烈的反对者。”

直至迎头撞上婚姻和生育。

1975年，李小江结婚了，两年后，她生了个儿子。她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过这段生活，“我原本是决计不结婚的，可是我恋爱了，它导致我心甘情愿与另一个人生活在一起。结婚时我还表示不要孩子，可不久就强烈地需要一个孩子来求证我们的爱情。”她至今都记得生完孩子后母亲来探望自己时说的一句话：“这下你所有的伟大理想都完蛋了。”

母亲的断言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李小江在读研，学业、孩子、丈夫、家务……所有事情都在争夺她的精力和时间，她很快便感到左支右绌疲于奔命。她记得有一次重要考试的前一天，儿子发高烧，她照看了一夜，心想如果天亮前还不能退烧，那就放弃这次考试。幸好儿子的温度最终降了下来，她赶上了考试。

她感到一种无所适从的痛苦，“如果还以过去那种独立的行为方式和价值标准要求自己，我感到处处是障碍。但是要我放弃，心里也一百个不愿意。你在这时候才感觉到自己掉进了一个陷阱，一个历史的、关于女人的陷阱。”

李小江是那种性情倔强的人，她从这种痛苦中生发出困惑，以及解决这种困惑的决心。她想要弄明白，在一个宣称“男女平等”和“男女都一样”的社会，为什么只有女人陷入了这种双重角色、双重负担、双重人格的陷阱？

没人能给她答案，她面临的现状是：1986年之前，中国大陆没有一个专门研究妇女的机构，没有一份妇女理论刊物，也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设有专门的妇女学教学岗位和学位。李小江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开始了这项工作。

“将我逼上妇女研究道路的，不是社会，不是十年浩劫，也不是职业，而是女性的生活道路，它几乎可以看作是一件自己的私事。”她说。

李小江

那时候资料匮乏，她几乎穷尽了能看到的所有的书。最开始是历史和哲学，她看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胡塞尔、萨特……看得废寝忘食，研究生的室友调侃她“不务正业”。研究生同学郑慧生后来专做秦史和甲骨文研究，李小江请他为自己逐字讲解甲骨文中透露的女性信息，还逐句介绍了《山海经》中所有的女神。

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她说：“我企图在史书中寻找女人的历史，却发现妇女未载史册。哲学也一样，哲学家中99.9%都是男性，很多人不结婚，但都有女人照顾他们的生活。你说人类是由男女共同构成的，那你所有关于人的学问和历史中怎么能没有女人的位置呢？”

在意识到女性“历史性的缺位和失败”之后，李小江想要找回女性，她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为了“文学中的妇女”。1982年毕业后，她在郑州大学中文系任教，开设了第一堂妇女文学课。

李小江真正作为妇女研究学者被认知，是在1983年，她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发表一篇名为《人类进步与妇女解放》，在这篇1.7万字的理论文章中，她梳理了全世界女性社会地位和权利的历史变迁，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以前的主流观点是社会主义实现阶级解放的同时也实现了妇女的解放，但她认为，“阶级解放不等于妇女解放”，“妇女的进步和社会制度的变化不完全同步”，此外她还提出对“男女都一样”说法的质疑，认为男女并不相同，“男性与女性的（自然生理）差别是与阶级差别相同的另一种差别，在某种意义上，它具有更为普遍的社会性质。”

在结尾处，李小江引用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一句话，“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用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

这篇文章引发了轩然大波，在人们都认可“男女都一样”的社会中，她提出“女人不同于男人”，批评者认为李小江是在搞性别战线，“说我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代言人，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但其实我那时根本没有出过国。”支持者则认为，李小江将女性从笼罩一切的阶级、国家和民族的宏大维度中抽离了出来，回归个体的真实感受，重新建立了妇女的主体性。

文章发表后的一段时间里，她每天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封信，以至于学校系里取信的人需要专门为她准备一个筐。

“我不得不扬长而去”

梁军认识李小江是在1985年的一次讲座上。在一篇文章里，她回忆过，李小江穿着白底灰条的连衣裙走进教室，身材高大，看上去很有风度，一开口讲话，声音有点尖细，梁军心里想：“她的发声位置不太正确呢！”

但她很快被李小江所讲的内容吸引了，李小江讲的是《女性自我认识》，剖析女性迥异于男性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女性生命道路的“中断”、女性双重角色的撕扯等。在那节课上，梁军清楚地记得李小江的最后一句话是：“既然我们身为女性，就要坦坦荡荡地正视女性的存在和价值，接受女性命运的挑战。”

梁军记得，课堂上有人哭了，她听完之后也很受震动。40岁的梁军自己当时正陷于一种消沉的状态，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于河南财经学院，在事业上也曾有万丈雄心，但渐渐被婚后生活磨损了锐气，她在那篇文章里写：“一头是职业，一头是家庭，不堪重负，又不愿丢弃，终日陷在焦躁、苦闷和抱怨之中，渐渐成了一个无可奈何地被生活牵着走的女人。”但最终还是只能丢弃，1985年初夏，她申请调入当时只是个中专的妇女干部学校，教授世界历史，工作很清闲，她说：“我当时只是想轻松一点。”

她在文章中回忆，自己找到李小江，坦陈自己的困惑，李小江告诉我，在她眼里梁军是那种典型的知识女性，“极富同情心和责任感”，是好老师，尤其擅长表达。她说：“你的条件挺适合搞妇女教育，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把《女性自我认识》接过去讲吧。”

也许是出于一种尚未完全泯灭的斗志，彼时对“妇女”一无所知的梁军接过了李小江的讲稿。此后的8年时间里，她走遍了中国的城市和县城，举办了近2000场不同内容的女性教育专题讲座，有一次为了赶路，她乘坐喷洒农药的小飞机，几乎摇摇欲坠。

梁军的课很受欢迎，她的学员里，有农妇、女工、女大学生、女医生、女教师、女干部。她说：“我发现，对‘女人’的无知，几乎困扰着所有的女人……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感觉和所有的听众是融为一体的，我讲妇女，就好像是在讲自己，我自己的女性意识觉醒，和努力唤醒妇女大众的女性意识是同步的。”

当梁军在全国各地奔波上课时，李小江把时间投入了另一项更具野心的工作，在意识到女性在人类整体知识领域里的缺席后，她希望能创建一门关于妇女研究的新学科，在她看来，对女性的感性认识最终一定要落实到学术的层面上，要在认识论的层面上确认“女性”的位置。

“它（学界）已经生成了一套严格的制度和不容置疑的批评标准——那里没有女人的位置，因此可以将女人置于科学价值体系中的‘无’，这种弥漫在学界的虚无所带来的漠视，逼得我不得不扬长而去，自己干自己的事情，创建妇女学科。”她说。

198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陈智英找到她，问她能不能编一套和妇女有关的丛书，李小江说，要编就编一套妇女研究丛书，她也诚实地告诉对方，如果由她来做，这套丛书将不会是以女性为噱头的畅销书，而是一些可能赔钱的学术著作。出版社总编辑赵磷先生最后拍了板，就编妇女研究丛书，并且列入了重点出版项目。

杜芳琴是丛书中《女性观念的衍变》的作者，她当时是天津师范大学政法系的一位讲师，学汉语史出身，喜欢研究《说文解字》和先秦典籍，空闲的时候喜欢注释古代游记散文。在李小江邀请她写书之前，她对“妇女学”一无所知，只读过李小江那篇《人类进步与妇女解放》。

1986年，她参加了李小江组织的一次妇女理论研讨会，开会之前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写了一篇《中国妇女形象历史探讨》，这是她第一次涉猎历史中的妇女。她虽然努力做了历史实证研究，但自觉文章写得并不好。这篇文章没能在会议上宣读，但却被李小江发现了，她坚持要把“女性观念的衍变”这本书的任务交给杜芳琴。

1986年，妇女研究丛书郑州会议 ©李小江

杜芳琴是那种内向敏感的女性，一开始她甚至感到惶恐，她没有任何理论功底，只有汉语史培养出的一点搜集史料的能力。1987年夏天，丛书作者们聚于河南，开会时分别阐释自己的写作框架，到杜芳琴时，由于过度紧张，她甚至无法流畅表达自己的提纲和已经写了一半的内容，“我总认为自己的见解不高，怕贻笑大方。”

会后，李小江给杜芳琴写了一封信，她看出了她的窘迫，在信中鼓励杜芳琴，“心得硬起来，供奉起自己心中的上帝，到哪里去寻找肯定呢？只有自己能救自己。”

一年后，杜芳琴把写完的书稿交给李小江，她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半个月之后，“她（李小江）那里反馈来了使我至今感动下泪的热情洋溢的赞誉。”也是这本书起，杜芳琴后来一直专注于妇女研究，后来担任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任，成为了中国女性研究的代表人物。

郑永福也是丛书的一位作者。1987年，李小江第一次找到他，希望由他来撰写一部中国妇女史的专著时，他婉言谢绝了。他称自己当时担任河南大学历史系常务副主任，科研和行政都很忙。但这不是真实的理由，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其实主要是我内心的偏见，妇女史算不上什么大学问，难登大雅之堂，何况我是个男性，研究妇女很可能被人家耻笑。我当时已经有自己的方向，且小有成绩，犯不上涉足妇女史领域，干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但是李小江没放弃，她几次劝说郑永福，1988年夏天，郑永福终于同意了，“实在是盛情难却”。他的妻子吕美颐也是一位历史学者，两人决定合写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一本是《近代中国妇女生活》。答应后，他向李小江提了一个要求：自己做妇女研究的事情不能公开，必须处于一种地下工作状态。原因是郑永福的导师、时任河南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思庸教授一直对郑永福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寄予厚望，他们两人情同父子，他不敢让胡先生知道自己在做“没出息”的妇女研究。

1993年，胡思庸去世，郑永福从另一位教授那里拿到了导师曾给自己做的一份学术鉴定，“读了《近代中国妇女生活》这本书，非常高兴，非常兴奋，非常欣慰……我相信这部著作很可能走出国门，在海内外产生相当的影响。”在过去的一些年，郑永福没有和导师谈论过自己的研究，他以为自己一定让导师失望了，看着眼前熟悉的字迹，他掉了泪。

像杜芳琴和郑永福这样的作者，李小江一共挖掘了将近二十位，他们来自历史、文学、性学、美学、人口学、社会学等不同的领域，她希望他们能从不同的领域，在各自的领域中寻找妇女的位置，她风风火火地投入这件事，1987年郑州大学有一个去牛津访学一年的名额，她也放弃了，“我走了这个事儿肯定就夭折了。”

作者中约有一半是男性，李小江对此并无偏见。她说：“妇女的事是大家的事，我以为大家的事最好大家一起做，我因此总是尽可能地召唤、组织大家去做，不拘形式，不拘性别，不拘能力大小，无论职务高低，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一旦发现合适的人才，立刻请她（他）分担工作。”

李小江的妇女研究丛书 ©李小江

“我们需要新的理论”

回溯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史，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是绕不过去的里程碑事件。那次大会也是李小江命运的分野。

1995年4月，世妇会在北京怀柔县城开幕，中国政府提出要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身着粉色套装的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女权即人权”演讲。中国当时流行的口号是“接轨”，我们当下所熟悉的女性主义——在当时还被称为西方女权主义——在这次大会后进入中国。

在李小江看来，这是解放之后中国举办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在经济政治状况都不好的情况下，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唯一一张能在当时打出去的正面的牌，全世界都认，于是妇女的事在短时间内变成了国家的事情。”李小江说。

一位当时参与大会筹备的官员告诉我，在会议之前，妇联曾邀请李小江代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办两个论坛，但李小江最终拒绝了，此后回归书斋，渐渐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李小江告诉我，对于权力，她始终充满警惕。主编“妇女研究丛书”时，出版社曾希望邀请一位妇联的官员来做顾问，她认为不妥，谢绝了这个提议。在后来出版的另一套丛书《让女人说话》总序中，她写道：“为了保证让女人自己说话、避免不必要的打扰和干扰，项目执行期间，没有任何官方机构介入，也不曾得到官方资助。”

在她40岁声名鼎盛时，曾有机会被被拔擢为副部级官员，她婉拒了。

她也不曾加入过任何党派，她的外祖父和父亲都曾担任地方官员，外祖父曾劝她，你得有个组织，她并不赞同，“我就觉得要做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是应该放弃这些职务的，不应该参与大合唱，所以到最后就什么都不剩，只剩我一个光杆司令了（笑）。”

这种高度敏感的警惕来自于“文革”的经历。1966年，“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天，李小江的父亲被打倒了，他当时担任河南某大学副校长，15岁的李小江看着父亲戴着高帽游街，人们把墨汁浇在他头上。后来的日子里，父亲被打聋了一只耳朵，有一次被人从楼梯上踢下来，断了三根肋骨。学校的学生带着一张床单来抄家，书全都被带走了，只剩下了一套马列全集。

李小江不能明白这一切，从小父亲告诉她要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那是再认真不过的理想，“共产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按照列宁的说法，下面就是实现全国的电气化，我们当时候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她努力学习数理化，希望能为未来的“电气化”添砖加瓦，在“文革”开始之前，她已经学会自己组装二极管收音机，后来，那些机械小玩意儿也都被抄家的学生带走了，她的名字被列为“黑五类”写在学校的黑板上。

她开始看家里仅剩的那套马列全集，看不懂就硬看，至今仍保留着看《资本论》时的笔记，“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决定了你的人生命运中什么是红、什么是黑，我们昨天还是接班人，今天就是黑五类，又是为什么？”

李小江

因为这段充斥着痛苦的经历，她对一些冠以“主义”的主流话语始终保持警觉，“所有认知都是被告知的，人云亦云。宏大叙事之下，个人渺小而无力，但不是完全无助没有出路的——任何时候，读书都是一条开窗通天的捷径。再就是诚实地面对自己，真实的生活感受是辨识善恶的一道本能的防线。”她说。

具体到女权主义，除了它是一种“主义”之外，她始终怀疑这种理论在中国的普适性，这种怀疑到今天也不曾改变。

1980年代，李小江参与组织翻译了一批女权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包括《第二性》和《女性的奥秘》，她是最早向国内介绍女权主义理论的学者之一。她告诉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她就和女权主义保持了必要的距离。她记得，这两本书在当时的中国市场反应寥寥，她思考过这种“冷淡”的原因，“中国妇女的现实处境与美国妇女当时的问题有太大的差距，比如，她们陷落在家庭，而我们几乎全都在社会上。她们重返传统的性别角色以致重新丢失自我，而我们则是在远离传统的方向上丢失了‘女人’。尽管当时我们的社会上妇女问题层出不穷，一时也成为热门话题，但这些书的面市却于事无补，连隔靴搔痒也谈不上。”

美国密歇根大学妇女学系和历史系教授王政是李小江的同龄人，她在1985年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读书，研究妇女史，她也是在“世妇会”之后向中国介绍女权主义理论的核心学者。她告诉我，在1980年代，李小江试图通过求助于女性气质和“女性意识”来把妇女从凌驾一切的阶级范畴中分离出来，从而在政治上实现女性独立的主体地位，但李小江忽略了1990年代的中国妇女已经开始面对截然不同的困境。

19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开始后，中国的国有企业纷纷开始大规模的组织和人员精简。1998年到2000年，在政府提出的国企“三年脱困”的口号下，每年有700万至900万工人下岗，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下岗潮。1999年的春晚，小品演员黄宏留下了一句著名的台词：“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而女性在其中所受的冲击尤甚。从1980年代初期知青大量返城，就业危机即已出现，当时有经济学家提出，妇女不可能充分就业，提议让妇女回家来缓解就业压力。这遭遇了妇联的强烈反对，但仍然不能改变女性日益艰难的就业处境：大量女工下岗停薪，女大学生分配难，大量曾经参与社会生产的女性在竞争中落败，她们回归家庭，重新做起了家庭主妇。

至1990年代下岗潮到来，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妇女史的教授宋鹏曾在一篇论文中写道，1990年代就业机会的整体缩减在男女两性间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下岗女工占到了下岗工人的60%。“女性因为临时性（可能随时需要退出劳动力市场）或不能全身心地从事工作（分心于家内责任），被视为‘劣质’劳动力，被劳动力市场边缘化或排斥。”

王政告诉我，在有关妇女失业问题的讨论中，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在舆论上重新建构女性的社会角色，“有人觉得男女平等的平均主义理想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因此必须被抛弃。新的男女平等不应该表现在权利和分配的平等上，而是表现在男女价值交换的平等之中，比如女性在服务、秘书和公关这些行业中能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还有人认为为了国家发展和经济起飞，中国妇女应该向日本女人学习，回归家庭，做贤妻良母，为国家牺牲自己。”

随着市场经济的狂飙和消费主义的确立，性和身体渐渐成为商品。王政在1990年代回国感受到了这种变化。报刊杂志上的女性以前是壮硕的农村妇女，现在成了各种“现代”女性形象，“基本要素就是消费主义+传统女性美德+性感，女性成了被售卖的对象。”她记得连《中国妇女》的封面都成了性感女郎，她曾参加过一次全国性的妇女研讨会，一位妇联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关于大众传媒中的性别歧视调查，展示了一些妇女刊物的封面，有一张上面写着：“女人就是床上用的。”满座哗然。

在王政看来，1980年代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潮是反思“文革”极左路线，李小江的理论是这种反思的一部分，她强调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的不同，以此呼唤女性和女性意识的回归，希望借此摆脱国家对个人的绝对控制，开拓出属于女性的空间。但这种“做回女人”的理论在市场经济面前“毫无抵抗力”，而且有被“收编”的危险。

“这种自然女性意识并没有对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形成挑战，也正是由于它只具有解构‘男女都一样’这样主流话语的力量，而对‘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毫无触及，所以市场经济可以毫不迟疑地接纳、吸收、利用（自然）女性意识。在市场经济中，女性获得了打扮、化妆、自我表现的自由，同时也更有可能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和玩物。”王政说，“强调女性的差异会掩盖对形成差异的家庭、社会结构改造的必要，而女性的差异又经常被用来合理化对女性的不平等待遇。”

王政记得，中国大部分女性研究者都意识到了这种困境，在世妇会召开之前，全国的妇女研究者在天津师范大学开了一次会，在那次会议上，她把当时西方女权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成果—社会性别——介绍给了参加会议的学者们。

社会性别（gender）是对立于生理性别（sex）的概念，它更加注重考察形成性别不平等背后的权力和社会因素，认为妇女扮演的社会角色并非是由生理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文化所塑造的。“生理状况不是妇女命运的主宰，男女性别的角色是可以在社会文化的变化中改变的。”

王政记得当时很多人对此展现出强烈的兴趣，“整个两周我都没好好睡觉，因为晚上他们都会到我房间来聊聊，基本上要聊到凌晨两三点钟，希望了解越多越好，那种热忱是你们不能想象的。”

一位妇联负责理论研究的干部也找到王政，说：“我们需要新的理论，我们应该学习任何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中国妇女问题的理论。”

思想者的荣誉与悲哀都系于时代，有时候被时代选择，有时候被时代抛弃。王政记得，“世妇会”之后，她牵头开办了很多课程培训，“社会性别”作为一个研究范畴渐渐被大多数妇女研究者接受下来。她和李小江在一些研讨会上见过几面，但双方并没有发生过直接的争论，后来随着女权主义理论的迅速发展，李小江几乎不再出现在研讨会上了。

在拒绝参加世妇会后的很多年里，李小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妇女研究丛书”的一位作者曾如此形容李小江当时的尴尬处境：“在国外，有人认为李小江为中国说话，在国内又有人认为她是问题言论的散布者，于是在妇女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像在其他领域中一样的现象，像李小江这样的人的一种作用和所代表的一个时期已经过去，而新的时期又尚未开始，中国的妇女研究就处于这样的一个时刻。”

让人惊讶的是，在艰难的处境中，李小江仍然展现出了一种学者的“历史感”，她希望将这种争论记录下来。她主编的这本《身临“奇”境：性别 学问 人生》在2000年出版，她在书中邀请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为妇女研究和妇女运动作出贡献的一些人写下自己的人生故事、性别意识和学术观点，作者有她自己，也有一些不同立场的学者，包括王政。王政告诉我，那篇文章里她讲了自己形成立场的过程，也批评了李小江的很多观点，发给李小江时她说，“请您批评指正。”李小讲读完了之后说：“文章很好。”最后的成稿李小江一字未改。

在约稿的时候，李小江对作者们提出了几条要求：要求讲真话，不讲套话，讲个人体验，不以“我们”代言。另一条要求是对她自己的：无论作者立场观点，尊重原文表述，基本不做修改。这样读者看到的个案，会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文化和立场。“我想让它们都留在这里，不求统一，不做是非评说，以便后来者可能从不同的方向上汲取不同的资源。”

我看完了这本书，它的确是一本能让人感觉到坦诚、包容、甚至勇敢的书，作者有前面提到的梁军、杜芳琴、郑永福，还有1992年开通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的王行娟、1996年创办全国首个资助贫困女大学生助学项目的高小贤、在北大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妇女研究硕士点的郑必俊、参与创办中国最早女同杂志《天空》的邬烈兴……17位的作者在各自的领域里摸索前进，为中国女性社会处境的改善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在北京见到了书中的作者之一刘伯红，她在当时担任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副所长，退休后在中华女子大学讲授性别平等的相关课程，她带着一丝怀念告诉我：“那个时候是激情燃烧的日子，不同的学科大家一起做事，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块做课题、开研讨会，比如说你做传媒，我做健康，她是就业，大家都有一定分工，最后形成一个合力，那个时代是这样的。”

“无论身处怎样的逆境或幸福之中，

今年4月，我在陕西师范大学参观了一座妇女文化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座以妇女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展示了许多普通女性的生命经历和自我表达，分为“她的故事”“江永女书”“生育文化”“女红”“织物上的历史”五个专题。馆里的工作人员林纷告诉我，馆中一共1200件展品，有400多件都是李小江亲手收集的。“这个博物馆是李（小江）老师的心血。”

林纷最近给李小江打电话，有一个新展览想邀请她来，李小江平静地说自己的癌症复发了，林纷愣在当场，不知道怎么接，李小江说，没关系你接着讲，她和林纷讨论了一些展览的细节，给了一些学术上的建议。

这座博物馆是李小江在离开公众视野后投注了最多时间的事情。1997年，她在郑州的处境日益艰难，受她的研究生同学、陕西师范大学校长赵世超邀请，来到陕师大女性研究中心担任兼职教授。

博物馆是她在1990年代初就想做的事情，“那时候是想抢救妇女的历史和文化，因为女性的很多历史是通过民间文化的形式保存和传承的。”她在河南日报上刊登了一个豆腐块的招募。没过多久，一个农村男人给她送来了两只刺绣用的圆形花撑，花撑的主人是他去世的妻子翟培英，男人写了一封信：“此物乃老妻翟培英闺门刺绣所用。1947年随嫁到我家，算来50余年了。每每把玩，翟培英音容笑貌，如在眼前，如在身边。”

翟培英是一个极其平凡的女人，以女儿、妻子、母亲的身份，度过了普通的一生，然后死去，没有做出重大的社会贡献，没有影响过历史。但李小江记得，对方把花撑送来时，提起老妻满眼热泪，“他觉得她的一生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认为我们应该记住，他认为放在博物馆里就会给别人看到他妻子的一生，然后让人们也记住他妻子这一生。”

还有一位双腿残疾的女性坐着轮椅给李小江送来了自己用红纸剪的“十二钗”，她说：“我不知道这有没有用，如果你能用你就留下。

我在博物馆里看到了这两件展品。两只花撑是游客进到博物馆后看到的第一件展品，旁边放着翟培英丈夫的信。“十二钗”的每一钗都单独用玻璃装裱好，挂在剪纸这一部分最开始的位置。林纷告诉我，博物馆后来有了一些名气，一些著名的剪纸艺术家会送来自己的作品，但“十二钗”始终被放在这里。这是李小江为这座博物馆所定下的基调：没有名人的遗物，物品的主人都是那些不会出现被出现在史书中的普通女性。

工作人员乔木告诉我，为了收集展品，她们经常去特别荒凉的地方，有时不得不露宿街头。有一次去云南一个村子收集少数民族的嫁衣，没有宾馆，乔木就窝在街边的墙角睡了一晚上。她们没有钱买展品，只能努力讲明物品的用途，说服对方捐献。乔木把自己外祖母的砚台也捐了出来，上面刻着一个女性在教育孩子，后来别人告诉她那个砚台可能很昂贵，她想要回来，但又不好意思，后来想：“放在家里也是摆着，还不如放到博物馆让大家看。”

女性研究中心教授屈雅君是博物馆的首任馆长，她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过，由于妇女博物馆只有一点学校的补贴，很微薄，李小江担任兼职教授期间没有领过工资，都让屈雅君领了用来筹建、试展。为了赚点零花钱，女性研究中心还一起做过义卖，有老师写了“女书”，有人做了扇子，李小江自己勾了杯垫，但后来义卖的钱被学校认为是“小金库”，被没收了。这种窘迫的经济状况直到现在也没有太大改观，林纷告诉我，现在每次办展览打印材料，她都不去校外的打印店，因为一毛一张太贵了，她在网上找那种一分钱一页的。

李小江告诉我，博物馆做得很辛苦，但心情是兴奋的，“我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到处都是所谓的原生状态，人也淳朴，无论走到哪里，总会让你惊奇，让你的思维永远处于亢奋的状态下。”

在收集展品的同时，李小江还组织了口述史研究，采访一些有故事的物品的主人。这套四册的《让女人说话》在2003年出版，其中亲历战争一册，豆瓣有一位读者这样评价：“他们所采访到的女兵/战争受害者都相当于是亟待抢救的第一手材料……这本书用更细节的表达记录了女性在参战、生理期、生育等各个方面的故事。”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李小江渐渐意识到了理论的匮乏和有限，形而上的理论常会遮蔽掉个体的生命经历，“我觉得首先应该把局部的事情搞清楚，把一个个具体的符号解释清楚，然后才可能做一些理论上的结论，材料的收集不能中止，总会有新鲜的东西不断跳出来校正你的理论。”

去年，刘伯红和牛津大学教授叶玛丽一起去江西庐山看望李小江，在她租的房子里住了一周。刘伯红看到她还在写作，在和那些比丘尼做采访，她很是感慨，“作为一个研究者，她从来没有放弃过。”

李小江告诉我，一个人在精神上站起来，不是靠争论，而是真真正正去做事情，“解释是一件最没有用的事情，自己做事情最重要。我要是管那些杂音，我这一辈子的话，如果说是100步，我可能连10步都走不出来。”

“壮丽的美”

今年6月，李小江从庄河搬到了大连的一家疗养院住，方便她每个月在大连打针。疗养院提供一日三餐，也能节省不少时间。庄河的朋友不放心她一个人，劝她留下来，她拒绝了。她说：“它能保持我正常的生活习惯。最重要的是关上门没有人来打扰我的生活，这样可以保证有效的工作时间是最大化的。”

在整理口述史的工作之外，她仍然对新的知识感兴趣。她关注了一个介绍各种讲座信息的公众号，每天早上起来会先浏览一遍，把感兴趣的记下来。一些年轻的博士生刚从海外归来，有人会在上面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李小江会选感兴趣的去听。她最近听了一位学者关于“舞蹈人类学”的讲座，听完后和对方通了个电话，两人从晚上九点聊到了十一点多。

我和她聊起自己在过去采访过的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人类学家，她展现出对其学术观点和学术脉络相当程度的熟悉。

李小江告诉我，在生命中很多个艰难时刻，是某种对未知的好奇支撑了她。她从小就喜欢爱因斯坦，很多年前还专门去爱因斯坦的故居拜访，她的电脑里至今留着一篇爱因斯坦写世界观的文章。他将客观世界描述为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一切宗教、人文和科学都是为了解开这个谜题，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们会在某一刻获得“灵魂沉醉喜悦中的强烈战栗”和“一种壮丽的美”。她时而能从知识中感受到这种“壮丽之美”，这足以帮她抵御孤独、争议和批评，“这些东西在我活着的时候，它鼓舞了我，壮大了我，让我可以去抵挡那些来自于不同方向的东西。”

也正因为如此，她始终不能服膺女性“主义”，对于女性主义在当下成为了某种“政治正确”，她展现出一种担忧，她认为对女性主义的绝对信仰是一种短视与残缺，“女性主义只是一种视角，不是全部的视角。”她说。

在和上野千鹤子的对谈中，两人曾聊到阶级和性别的关系，李小江说，“怎样看阶级和性别的关系？怎样看社会和妇女的关系？这不仅是我们之间的不同，也是我跟许多欧美女权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她们总是倾向把‘性别’凌驾于一切社会关系之上，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这与我们的实际经历不相符。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生活中，的确有很多问题远在女性/性别问题之上，是全民全社会必须共同承受和分担的……所谓“性别研究”，就是清醒地认识到性别因素的存在（几乎无所不在），同时也要同样清醒地看清它的位置：它是重要的，却不是唯一重要的。”

如果将来还有人看她的书，李小江希望最后能被作为一个“作者”或“学者”被记住，“作为一个写作的人，一个不断学习的人，而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宁可把feminism当作认识世界的一个角度、一种方法，而不愿它是我的全部——就让我保留这一点自由吧，让我在我的不认同中保存一点曾经是我们共同的历史中的印迹。”

今年8月底，我和她联系，隔了一天之后她回复语音，说身体不太好，前一天完全不能说话，靶向药失效了，目前在住院治疗。她的声音听上去有点沙哑，但仍然是稳定的，她用一种颇让人信服的语气说：“不用太担心，情况还没有严重到马上会完蛋。”

我怕耗费她更多的气力，请她多多保重自己，她回复了一个可爱小人说谢谢的表情包。她停止了工作，对于她来说，与思想和时代的较量也许已经结束了，过程中她从未放弃。与身体的较量则刚刚开始，我相信她不会轻易缴械投降。（来源：腾讯新闻）

◦ 应对象要求，林纷、乔木为化名。封面来自李小江。

* 版权声明：腾讯新闻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为了不错过每一个故事，大家记得将谷雨实验室设为星标🌟哦，期待每次第一时间与你相遇！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大国手和鹦鹉 ©大国手

以下是大国手的讲述：

比起枯燥 我更愿意忍受冷场

大国手在节目上表演

节目播出以后，我去线下演出，认识我的人变多了，结束后有人来合影，还有一个女生拄着拐杖来，我调侃她是不是骑摩托车摔的，她说不是。有人认识你的话，会对你包容度高一点，自己就不那么紧张。

人只要活着，怎么都有意义 

第二轮比赛淘汰以后，有朋友为我流泪，我就觉得很珍贵，我想记住这个瞬间。虽然可能没有通过比赛，但是我感受到别人对我的情意，这个东西是我创造不了的。在生活中我们主体相遇，然后真实地发生一些什么。

一事无成，但我觉得挺好的

家里的鹦鹉 ©大国手

我真的好喜欢自然，好像可以用来比喻我的生活状态。四年没工作，四年都在一事无成，世俗意义上的一事无成，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还挺好的。你问收入不稳定的生活会不会有不安全感？我大学时曾经踩中风口，四个月挣到过10万块钱，但是那时候内心的问题没解决，所以不快乐。后来我就一直觉得，物质的丰裕和内心的幸福，其实并没有必然联系。这几年，我没有那种意义上的社会化，没有学会所谓的人情世故、社会规则，但有这种意义上的社会化，可以很友爱、很松弛地去跟人交流，和别人产生信任和连接。前几年都是在向下扎根，扎了根之后就很难死了。哪怕把叶子剪掉，也还会再生长出来。（来源：腾讯新闻）

* 版权声明：腾讯新闻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为了不错过每一个故事，大家记得将谷雨实验室设为星标🌟哦，期待每次第一时间与你相遇！

“父亲和母亲都给了我一个得天独厚的选题。”

“原来每一个历史现场的情况那么复杂，每一个人所面临的选择那么多……”

“我要写的东西是结构性的、像盖楼一样，对一个文化高地的全面描写，写出这里的百年变迁、其中发生的所有故事，这里的精神世界、日常生活，所有的交往和一些具有烟火气的东西……”

全文共16213字，阅读大约需要35分钟。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徐泓意识到母亲家族成员的特别之处，是从几位姑婆开始的。

从她有记忆起，她们都已经年过半百，但气质脱俗，按徐泓的说法，“拥有一份无论遭际如何也不失体面和风度的从容”。在年轻时做记者的时候，徐泓也亲手发过关于母亲家族成员的稿件，比如她的五姑婆韩咏华（梅贻琦夫人）去世的消息。

1980年代起，她已经有意识地做一些家族历史的记录。2019年，73岁的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徐泓彻底结束了教学生涯，之后开始专心书写自己母亲家族的故事，成书《韩家往事》，在2024年1月出版。

母亲的祖上是“天津八大家”之首的韩家，迁到北京定居的这一支，是个精英荟萃的家族，通过联姻和各种社会精英交往，从母亲曾祖父、祖父、父亲至他们，四代人的命运和国家命运交织在一起。徐泓书中不断出现近现代史上一些熟悉的名字，会让人有恍然大悟之感。“我在这本书里展开的是当时的社会关系圈子、现在所说的‘朋友圈’。我尝试通过写每个人的命运和他的关系网，来对接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以不同信息源来凑成当时历史真相的拼图。”徐泓说。

书中最为传奇的还是徐泓母亲韩德常的五位姑姑，也就是徐泓称呼的“姑婆”。她们是民国时期最早接受现代教育的女性代表，被周恩来和邓颖超称为“韩家姐妹”。“韩家姐妹”五人，夫婿有三位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西北大学前校长傅铜、中国矿业大学前副校长邝寿堃，还有一位嫁给了著名抗日将领卫立煌。《韩家往事》披露，卫立煌1955年返回内地的运作，就是周恩来通过韩家姐妹传的话。

2021年，《韩家往事》写完，徐泓几乎无缝衔接，开始写作《燕东园左邻右舍》，于2024年1月先于《韩家往事》出版。徐泓的父亲徐献瑜教授，是中国计算数学的开创者之一。从出生100天开始至今，徐泓一直住在燕东园40号。燕东园在北大东门附近，1920年代被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买下，是一代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著名学人的居所。以燕东园这个地理线索，徐泓的邻居故事记录了经历了百年大变局的一代命运多舛、令人唏嘘的知识分子。这些名字既有常被提及的金岳霖、翦伯赞、赵紫宸赵萝蕤父女等，也有之前公众相对陌生的陆志韦、张东荪、洪谦、冯至、杨晦、董铁宝等。

“我特别幸运，父亲和母亲都给了我一个得天独厚的选题。”徐泓说，《韩家往事》中母系的家族、《燕东园左邻右舍》中父系的地理空间，是绝好的串联中国百年历史的线索。而这样的幸运于徐泓，变成了不能辜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越写她越觉得，她是在做一份打捞和抢救的工作，把那些被遗忘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挖掘出来，把曾经鲜活存在的那些人物保留下来。两本书线索不同，但主题都是同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徐泓在从事新闻教育之前是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社长，做过近二十年的记者。她一直强调自己是用写新闻的方式在写历史。她的工作量惊人，对资料要做互相交叉印证，筛选非常苛刻。仅仅《燕东园左邻右舍》这本书，她就采访、调研了燕东园22栋小楼多家住户的后代，详细写了52家的故事，并梳理出了每一栋小楼曾经的住户名单。为了写《韩家往事》，她尽可能采访了还健在的长辈，更是从各种资料包括历史书籍、家庭相册、日记、书信中不断挖掘，尝试去接近历史的现场与真相。

在写作过程中，她对“宏大叙事”一直保持警惕，而更多自觉选择私人叙事。“每一个亲历者、见证者，包括后来的记录者，都只能完成他自己的一部分回忆。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非虚构写作者，其实都是在力图完成更多的拼图，多信源、多方面地还原当时的历史现场，将历史碎片拼凑出更真实、丰满的历史，从而也许能够改变过于粗糙、简单的宏大叙事。”徐泓说。78岁的她已经开始新书的写作，她从来没有拖延症，写书这件事让她兴奋，有如回到了新闻一线。

南方周末特约曾经与徐泓在中新社期间共事的腾讯新闻副总编辑杨瑞春，与徐泓聊聊这两本书讲述了什么样的故事。

徐泓2024年在北京接受南方周末访谈。（南瓜视业 图）

《韩家往事》是纵向的线，

徐泓的父亲徐献瑜。（受访者供图）

前面一代人的命运，可能更多的与当时的统战政策有关；后面一代人的命运，更多涉及后来的知识分子政策。

七姑婆韩权华像谜一样存在

卫立煌是抗日战争的常胜将军，跟日本人没打过一次败仗。美国《时代》周刊专门做过他的封面报道。当时他在滇缅战场上，美国空军也住在那里，他跟陈纳德是非常好的朋友。陈纳德派了一架货机，把韩权华从美国檀香山接回到昆明结婚，她一路上晕飞机晕得好厉害。

徐泓：她最有名的是《粗心的小画家》。

杨绛：你有一个聪明的爸爸，

韩家最后一张珍贵的大合影，据徐泓推测，摄于1948年。（受访者供图）

周总理夫妇是韩家的老朋友

1977年，驻美联络处告诉她说，你的愿望实现了，你可以回去了。这次回来是隆重接待，书里有照片，那会儿邓颖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正式会见了韩咏华。她的住房南沙沟的公寓，是邓颖超亲自安排的，还多次到她家里去看。韩咏华和韩权华两姐妹后来都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

梅贻琦的日记里有很多牵挂

梅贻琦（右）、韩咏华（左）。（受访者供图）

我后来看到了真实的历史，其实很多情况下是在过日子。这个“过日子”里头包含着苦难，包含着幸福，包含着很多东西。不是说老在打仗，或老在争什么主义，更多的是在日常的“过日子”中坚守，比如坚守着对孩子们的教育，坚守着经济上的自立，比如梅先生一直坚守着他对中国科学方面的贡献、对中国教育的想法。以前我把历史想得太轰轰烈烈，这次没有了这种想法以后，我反而更尊敬他们。

燕东园左邻右舍，全是大师

在北平解放前夕，赵紫宸和张东荪、陆志韦积极地参加了北平和平解放有关的谈判。当时赵紫宸先生在香港，很多人劝他不要回来，说他回来会很危险，但他毅然决然地回来了，回到东大地36号，而且写信让他的儿女全回来。他的大儿子在香港，参加“两航起义”回来了。他的小儿子在美国还没读完学士，就回来了。他最疼爱的女儿赵萝蕤在美国已经拿下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但还没有等到几个月后的正式拨穗，也毅然放弃毕业典礼回来了。这就是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爱。

赵萝蕤：边读狄更斯边炒菜

徐泓：可以这么说。

“我要写的东西是结构性的”

为了不错过每一个故事，大家记得将谷雨实验室设为星标🌟哦，期待每次第一时间与你相遇！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为你一个人开始一场游戏，

竖屏里看不到主播的脸，出镜的是一双大拇指和食指缠着胶带的手，这双手每天在镜头前重复最多的动作是——拆包装袋。一场直播会拆上几千，甚至上万袋，缠胶带能减轻指关节的压力。

包装袋里装着的，是十余种不同颜色的树脂乌龟。不单个售卖，链接有多个选项：19.8元9拆、39.8元7拆、99.8元45拆。买家下单后，可以选择一个颜色作为许愿色，主播点清袋数后挨个拆开，拆出的乌龟被放进九宫格，颜色出现成对、连线或和许愿色相同，就会额外加拆，直至结束。所有拆出的乌龟都会寄给买家，至此，一次直播间对对碰的购物流程就完成了。

这个夏天，这种在线拆盲盒的玩法在年轻人中流行开来。8月初，数条围绕着“全红婵晒夜光乌龟”的微博热搜更是让它实现了一次小小“破圈”。

这个游戏里有一套全新的、从未在那些“三二一、上链接”的直播间里出现过的话术：运气是“欧气”，抽中是“欧中”，加拆是“加宠”。没有人会空手而归，每个人都是幸运儿，每个人都是赢家。

夜光乌龟是直播间最火的单品，但随着涌入赛道的卖家越来越多，盲盒的品类也五花八门起来：抽纸、零食、穿戴甲，甚至还有内裤。

26岁的广东女孩雯雯晚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刷手机，看完“全红婵晒乌龟盲盒”的新闻词条后，“就被推送了（对对碰）直播间”。她顺手点开，手机被放在一边当背景音，一声声“恭喜老板又欧中一包”将她的注意力拉回了直播间。

了解游戏规则后，她下了一单39.9元的五人复制拆。人气高的直播间会推出复制拆，五个许愿相同颜色的买家将自动成团，主播只拆一轮，拆出的乌龟数量乘以五分别发给五个买家。雯雯的两单复制拆一共拆出了170只乌龟，随着主播一声声“恭喜”“欧气十足”和评论区一条条重复的“吸吸欧气”，雯雯越来越“上头”，又下单了99.8元的45拆，三单一共花了179.4元，拆出了290多只乌龟。

事实上，打开某批发购物软件，乌龟的单价在0.4元左右，也就是说，即便是直播间里最“欧”的人，也为情绪价值多出了约三分之一的钱。

雯雯平时就有购买盲盒的爱好，偶尔逛街走进盲盒店就带几个回家，入坑一年多花了一两千，但玩乌龟对对碰几天时间就花了五百多，“我感觉还是直播比较上头，因为你进去的路径太短了，不像去线下。”

雯雯线下购买的盲盒一个价格在五十到七十元之间，而线上的对对碰几十元能拆出一堆。

除了乌龟，雯雯又在另一家潮玩对对碰直播间消费了两百八十多元，“如果下单次数多，没有开到一套的话，卖家会给你凑齐一套，想怎么换就怎么换，这种情绪价值在于他会尽量不让任何人失望离开。”

和雯雯一样，被带进对对碰直播间的还有29岁的吕先生。他一点进直播间，就发现有近千人同时在线观看，围观了二十分钟后，他也下了一单，等了半小时才排到他的号。“主播会认真读出你的id，为你一个人开始一场游戏，”他说。

上千人围观的游戏充满了仪式感，“能控制一个直播间和里面的观众看自己的一场游戏，可能是现在年轻人最容易获得的满足之一了。”每加拆一包，主播会按一次铃、道一句恭喜，整个购物过程充满了“你运气很好所以你赚大了”的气氛。

最后，吕先生这单39.9元拆出了一百多只乌龟。但新鲜感随着收到包裹迅速消退，“当我看到收到的乌龟材质普通、毫无用途的时候，我会觉得这种情绪价值的性价比有些低了。”

平日里，吕先生是一名给排水设计师，工作有时要加班到十点多。年初公司进行过一次大规模裁员，“大概裁去了20%左右的底层设计人员”，他陷入到对未来发展方向和收入预期的迷茫之中。看对对碰成为他的一种解压方式，“初看期间感觉能缓解压力，就类似一个简单但有一点点刺激性的游戏，有着很快的反馈和很快的节奏。”

“我连我怎么买保时捷都想好啦”

大二女生Iris的暑假每天都在重复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劳动——将前一天3小时直播中拆开的两千多个盲袋再花上4个小时重新打包，经过二十多天的练习，她的手速已经从一分钟二十多个提升到四十多个。她住在家里，房间就是工作室，打包、直播、发货、售后、账号运营基本都由她一个人完成，妈妈有空的时候会帮着打打下手。

她是一名对对碰直播间的主播。从八月初到现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她的小红书账号粉丝量超过四千，涨粉速度比起同时期主播算是快的。虽然她将这归功于运气，但她还是讲出了一套自己的成功逻辑。首先要避开大主播，她选择下午两点半开播，五点半结束，“晚上的话，流量会被一些比较大的IP抢走，我们小主播基本上就是早上和下午的一些零碎的时间段”，其次避开热门产品，夜光乌龟的流量大，但卖家也多，她选择了一种2cm大小的树脂迷你食玩，品类多达二十余种，玩法和乌龟对对碰差不多，她会在盲袋中放入色块，一共五种颜色，拆到颜色一致的就加拆。为了让选品看上去更精致，她在布景和打光上就费了不少心思，“熬了四个夜研究”。

Iris的工作环境 ©Iris

直播间的观看人数一般在四五十人左右，最多一次是124人，她计算过，三个小时里她最多能拆24单，单日营业额最高超过一千，但只出现过一次，多数时候总在五六百左右。“利润在35%到40%，算是比较高的”，初期用于进货、购买各种设备以及缴纳平台押金的四千多块在开播的第十五天已经回本，Iris对这个成绩还算满意。

Iris会去人气高的直播间学习其他主播的话术技巧，“多夸赞，说老板很欧气，还有声音方面，语气要温柔“。她知道有一部分买家并不为产品下单，“这些东西本身价值不高，（买家）主要就是图个乐子。”她小红书后台数据显示，直播间下单的买家中一二线城市年龄在19-25岁的女性居多。

差不多有10%左右的买家会在游戏结束后告知她不用发货，“他们只是喜欢对对碰的玩法，碰到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没用的”，这样的买家多来自北京上海。

平台要求每单必须得有快递单号，所以为了走流程一般会寄空箱子，但也省下不少快递费。

除了“不发货”买家，也有“仅退款”买家。虽然直播时会声明盲盒除质量问题不退不换，但还是有买家在收到货后选择“仅退款”，“就是想白嫖这一单，不同意（退款）就差评”,这种威胁往往是奏效的。

买家在直播间收获情绪价值，而作为卖家的Iris常有种能量被吸走的感觉。“每次开播前都很紧张”，有时候忙不过来出现漏拆，买家不会指责，倒是围观的人会在评论区刷屏，“有一些小孩子他们就会说主播你这眼睛跟瞎了一样”，她不会回怼，当作看不见，然后拉黑ID。“我觉得我跟他理论会影响我赚钱，所以我就选择不跟他理论。”

Iris的直播间 ©Iris

在Iris看来，“直播间对对碰”是一种从物质消费到情绪价值消费的尝试，对这行的前景她很看好，想长期做下去，“我觉得海底捞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它能火起来也是依靠情绪方面的附加值，单论火锅来讲，（比它）好吃的也蛮多的，但是这种被人服务的感觉是比较难去复制的。我觉得以后情绪价值这个赛道还是会蛮有前途的。”

接下来在选品上，她考虑往实用性转型，“可能会换成垃圾袋，零食，发卡，就是一些实用型的东西”。

Iris大学学的是油画专业，但她对自己的技能未来是否能赚到钱不太自信，“感觉竞争不过其他人”。主播并不是Iris的第一份工作，课余时间，她给健身房、补习班做过地推，这些工作机会都被当成未来择业的尝试，“因为我读书比较差，然后就导致我一直都生存得比较惨，这可能就是另谋出路吧。”

Iris不仅是盲盒卖家，也是买家，她家里有一面墙摆放着收集的各类盲盒，连捏捏（一种解压慢回弹玩具）都装了几个柜子，“花了几万块是有的”。消费的快乐也是她挣钱的动力，“花钱是我赚钱的第一大动力，自己赚钱可以把选择权交给自己手上。”

小城市的人不会花钱

与Iris一样，来自淄博的17岁的职高女孩小米发现对对碰的商机后，也很快行动起来，不同的是，她将对对碰搬到了线下，目标是在暑假结束前攒够一次旅游的钱。

摆摊地点选在了离家两个路口的街边，这条街不少小吃摊贩，人流量还算可以。小米还拉上了朋友和她一起，她做乌龟对对碰，朋友卖石膏娃娃。每天下午五点多，她们出摊，九点多收摊。

八月的气温在户外待一会就热得满头大汗，有时遇到城管或者占用别人的摊位，她们只能到处腾挪，摆摊的位置并不固定。然而，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客源。

因为没有邮费，小米的定价比直播间便宜一些，从9.9元3拆到88.8元52拆不等，小米留意到顾客中多是带孩子的家长，“年轻人知道玩法被吸引过来的几乎没有。”

没有直播间里的打光，乌龟的粗糙做工暴露无遗，被吸引来的多是小孩子。

家长们对游戏也不感兴趣，“有些人就问单个卖不卖，那我一个也没法给他算，我说要不然就卖你九块九3个吧，他们就不要了。”摆了几天摊后，小米发现赶来照顾生意的朋友比顾客还多，攒钱的目标越来越远，“平均每天挣三五十，有时在外面买个饭，也不剩啥了。

在投入的三百多元一周回本后，小米摆摊的热情逐渐消退，摆摊生涯坚持到第19天告终，最后剩的一百多只乌龟和包装袋都低价转让了。

小米的摊子 ©小米

小米将这段经历发在了小红书上，不少人私信咨询各种摆摊细节，她会耐心解答，“我看到有两三个已经开始摆了”。不过，她认为小城市不太适合线下卖乌龟，主要原因在于消费观念上的差异，“如果是在北上广的话，我觉得肯定买的人会多，像这种小城市，人们不会花钱在这种没有用的东西上。”

对一些人来说，对乌龟的短暂沉迷已经过去，吕先生没有再下过单，一百多只乌龟在拍照发社交媒体后就完成了它的最后价值，然后全部住进了杂物箱。

直播间提供的情绪价值被他类比成一张会中奖的彩票，“你一定不会空手而归，且有额外的收获。目前的环境下，刚需已经使人疲惫，务虚倒是令人快乐。”

雯雯在一家医疗机构上班，工作中常接触小孩子，这也让她的两百多只乌龟大军有了用武之地。在被问到还会不会继续下单的问题，雯雯犹豫了一下：“如果看到可爱的，还是会的。（来源：腾讯新闻）

◦ 文中所有人物均为化名。

* 版权声明：腾讯新闻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为了不错过每一个故事，大家记得将谷雨实验室设为星标🌟哦，期待每次第一时间与你相遇！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站上《乘风》的舞台，43岁的尚雯婕还是会感到自卑。

看到很多姐姐一上台变得兴奋而富有魅力，她忍不住怀疑自己，羡慕别人。“我一看到那么多人，就有点害怕。”很少有人知道，入行18年，她还是会害怕观众，“但我绝对不会表现出来，我会掩饰得非常完美。”

自卑的原因在于，尚雯婕觉得自己不讨喜，“观众缘一直是我的困境”。她给人的印象是有实力、学霸，但高冷、强势、难相处，做着小众电子音乐。我们的聊天中，她坦然地说，“以前我的形象，说的好听叫强大，说的不好听，叫戴着面具。”

参加《乘风》前，43岁的尚雯婕踹了自己一脚，想着，“40多岁了，我也希望换一种活法。”

节目里，高冷严肃、生人勿近的“保护色”被卸下，她跟队友谈起患双相情感障碍时惊恐发作的呼吸困难，也会因为队友淘汰，在镜头前罕见地放声哭泣。她也流露出了生活中憨直笨拙的一面，会烤坏面包机，会用刀将牛油果连肉带核硬劈，也会抱着熊猫玩偶自言自语.....

一个人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如此大的改变吗？或许答案是肯定的。在《乘风》今年增加的新赛制直播夜中，尚雯婕再唱18年前《超级女声》时期的代表作《爱》。2006年，她以选秀史上最高票数500万张票，夺得超女冠军。彼时，她冷感地站在舞台上，迷茫、不安、无措，心底觉得自己是不合格的。如今，43岁的她，站在舞台上动容地说，“曾经的尚雯婕追求个性、张扬，但同时也内心闭塞、不自信。感谢这个节目让我不再畏惧于去爱和被爱。”

一个女明星因何自卑？2019年接受易立竞采访时，她说，因为我缺爱呀，我一直在与我的自卑战斗。

虽然她是毕业于复旦大学法语系的高材生，但从小父母离异，她与父亲生活在9.8平方米的弄堂小房子里。那是1980年代，人们对于单亲家庭的观念远不如当下宽容，童年的尚雯婕常常听见别人指着自己窃窃私语：“这家离婚了，这家孩子作孽啊！”读到高中，她要靠学校的助学金交学费。因为孤僻自闭，是个异类，被同学叫作外星人，独行侠。当她发现好好学习能让大家不看低自己时，她便努力上进，成绩优秀，但她也叫自己“书呆子”。

进入娱乐圈，面对逆境时，依然是这种“自卑”驱动着她努力。2006年，大学毕业的她，在接连被淘汰后，三次换赛区参加超女；2009年，经纪公司将她定位成“知性都市女歌手”，在舞台上唱着她完全无法认同的流行情歌《我想我是你的女人》。与此同时，选秀的偶像光环褪去，她的事业几乎停滞了。

《我想我是你的女人》收录EP封面

她曾扬言，要成为这个行业里风格最极致的音乐人。为此，她逼迫自己从简谱开始学习原创词曲，“如果不创作，就滚出这个圈子！如果不唱自己的歌，就没有资格站在舞台上。”同时，她也用夸张的时尚造型博取关注，维持曝光。2011年，她一袭红衣站上《我是歌手》，她不再是选秀偶像，而是以“电子唱作人”的定位重新介绍自己。这为她打开了事业的第二春。

以下是尚雯婕的自述：

我这个人作为一个整体被理解了

我来参加《乘风》，还挺担心舆论的。因为知道自己性格比较闭塞，不讨喜，也很担心这种真实的状态和细节呈现出来，会不会让大家对我的观感更差。比如我会担心自己讲话太学术，老喜欢去分析一些事情的原委，大家会不会觉得你这个人有点讨厌。但是真到了那个环境，我发现我抑制不住我要表达的欲望，控制不住想去点评和分析，我非常理性地对自己说，你少讲点吧，你啰里八嗦得跟个什么教导主任似的，在那叨叨，谁会爱听？理性让自己少叨叨，但真到了那一刻，就还是抑制不住想发表一下看法。

让我对这个环境感到松弛和放松的，都是姐姐们对我的带动作用。一公《热冬》小组就遇到了非常真实的几位姐姐。她们都很极致、很鲜明，我只能说她们作为人来说都太鲜活了。

一公选人的时候，前采的时候我还说，要选能力最强最厉害的人组队，结果当时我选了一支完全没有任何舞蹈经验的队伍。杨瑾华姐姐是演员，也不会唱歌跳舞，但因为和她聊的那一段，她的眼神让我觉得太不可拒绝了。她来这个节目求的是过程，我怎么能拒绝一个寻求自我突破和美好过程的人呢？我选了她之后，她激动得哭了。那一刻我好受感触，也觉得非常真实。我能感同身受她的感受，她心底压着的很多东西在某一刻终于有了释放的出口。虽然当下我没有和她一起哭，但心灵的震撼是很大的，情绪饱满的瞬间。

王琳姐姐也让我印象很深，她是最年长的一位，除了偶尔会透露出人生的智慧和阅历，大部分时间你会觉得她有一颗少女的心，她非常纯真地在生活和感受周遭。就会觉得像我所谓的装老成的，觉得自己应该老成，但对方在用很少女和天真的活法去生活，也非常自洽，让我们觉得很舒服。每个姐姐都有自己的人生哲学，我可能选择做一只相对稳定的水豚，琳姐选择做一个可爱的少女，然后一些姐姐很淡，一些姐姐很浓，我觉得浓淡总相宜。大家又有共同的困惑，这些人生、事业的困境是我们能聊到一起的原因。

一旦遇到这样的人，我立马卸下了防备，投入地去相处和生活就好了。开了个好头，也造就了大家后来看到我在节目中的状态，对我还是比较认可和赞许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时代的观众不一定要看到完美的人，更喜欢看真实的人。

观众缘一直是我的困境。确实这么多年，我都不太讨喜。可能都不需要真的上网去搜索一些数据做市场调研，我自己切身就能感受。

首先不管我音乐技术层面上做得好不好，音乐风格上就稍微有一点偏门和小众，相对曲高和寡。歌曲的流传度也不是特别理想，也不属于那种好多歌曲拿出来能够全场大合唱，令人感觉很亲近。其次，就是我本人的性格，这么多年也不太苟言笑，不属于平易近人的样子。参加综艺的话，也常常是做“有点端着”的导师，这种音乐综艺能帮我表达音乐态度，但不能对我产生认知。

我也没有抱怨，只是承认这么一个事实。我毕竟选择了这样的音乐风格，最后造就了这么一个状况。同时我过去多年也一直在坚持，音乐人与公众保持一定的神秘感，会给作品的风格化和艺术化留有更多的空间。我自己也一直没有太强的欲望去跟大家表达。

来参加《乘风》，我不能说解开了观众缘的困境，因为总的来说我还是比较格格不入的一个人。（但）的确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因为这个节目的录制逻辑和氛围，剪出来的部分都是我相对松弛的状态。姐姐们的真实感，不单单是和谐的，还是不和谐的，都是很鲜活饱满的，也让我卸掉了自己的心墙。

大家觉得我很有反差感，很意外，有一种发现原来我私底下是这样的惊喜感。我的理解是因为我以前的形象太没有真实内容的一个人了，大家只知道我的名字、舞台表现，没有机会去展示真实的性格和我的思想。这样展示的机会对我来说太少了，其实以前也想过去一些真人秀，但一些相对生活化的真人秀可能也不会想到我。

40多岁了，我也希望换一种活法

其实我是一个很有校园情怀的人。我的大学生活真的太美好与美满了。小语种的班级，同学人数特别少，一般也只有一个班。我们那会儿法语系两年才招十几个，造就了我们每个班每一届都非常团结，甚至跨届都有互动。我非常怀念大学生活，跟同学们的关系都非常亲密。

出了社会，尤其又进入了娱乐圈这样一个相对比较极致的场合，在这个圈子很难交到朋友。也不单是环境的原因。我自己性格也确实很被动，又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歌手和演员又不一样，演员拍一个戏总有三四个月的集体生活与相处，慢慢走进。但是对于歌手的演出现场，可能给我们的机会就是点头和简单的交流。

所以十几年没交到朋友。这也是为什么我来这个节目，原因很简单。我就是觉得我也得交几个朋友吧，到了40多岁了，我也希望换一种活法。

这个节目强制把我放在一个必须社交的环境里，以前我是比较害怕的。还得住一个寝室，我们都多少年没有共宿的经历了，我40岁还能不能跟人共处？大家生活习惯会不会不一样？大家个体意识也已经很强了，也不像大学时年轻人适应能力那么强。会不会闹矛盾，会不会尴尬，晚上聊啥？看节目的时候我都觉得要是把我放在那，我肯定尬死了。

去之前，我也是给自己踢了一脚。你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也该push自己一把？抱着也许强迫社交应该能交点朋友的心态，又期待又惴惴不安地进组了。进组之后，我第一次遇到的姐妹，就是我觉得节目外也很值得深交的好人，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

我的性格要放下戒备心，对方是谁很关键。可能这么多年里，能让我在相对导师角色的镜头前，比较自然沟通的，也就2018年录《即刻电音》遇到大张伟老师。

大老师真的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前辈。他是一个天生就不会让人觉得有隔阂感的人，我自然也会变得大胆，没有太多的杂念和顾忌。他真的是一个很柔软，包容度很大，又相对利他思维的一个人。

18年到现在，很多细节都记不太清了。我只感觉他会非常自然地拿我去开玩笑。记得节目录完了有一两年以后，大老师在一个像是密室的节目里看见下面有一个恐怖的小人，他还在那说，尚雯婕别闹。后来这件事还上了微博。

我都没有上这个节目，但他可能看到这两个小人有点吓人，因为大家看我老是板着一张脸，又比较固化的发型，觉得我也比较严肃或者吓人。大老师拿这个事情开玩笑，你会觉得第一他很松弛，第二个，他其实在这种玩笑中没有让人感受到任何攻击性。相反，这种玩笑的调侃会让人觉得他是保有善意的。

他也想把你带入松弛的样子，可能是看到你很紧张，所以希望你放松一点，带有一些照顾的意味。那时录节目也有很多这样的小细节，他自然地拿我开玩笑，虽然就是自嘲，但我会很乐呵，觉得挺欢乐的。也显得很松弛。

如果没有人和我互动的话，我就也端着。我去年发了一首歌叫《hedgehog》（刺猬），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刺猬，在通常情况下，有刺那一面一定是朝外的。我不擅长跟人打交道，说话情商也不太高，也没有太强的意愿要表达，也害怕贸然和人交流，留下不好的印象。我第一时间建一堵墙的话，可以避免掉一些麻烦。

我们对外宣称这样挺好，但暗戳戳的，还是羡慕那些e人，觉得怎么那么厉害，在很多社交场合能够自来熟，不纠结，不拧巴，活得很轻松。比如我爸性格特别外向，我会觉得，爸，你这性格哪怕遗传给我一半，是不是我现在朋友也会多一点？就偶尔也会羡慕，酸酸的。

第二次直播夜，在上一场开大展示过技术型歌曲《chandelier》后，我选择了唱18年前在《超级女声》夺冠时的歌曲《爱》，也想给自己一个总结和call back。那一晚真的很感动。彩排时，身边人也提了，觉得我唱得不好，眼神没有交流，表达也比较单薄。当时我还有点担心，因为这个歌是我之前选秀比赛期间的代表作品了。这么多年了，18年了，我的整个心境已经变化了，很担心自己是不是唱不出原来那虽然青涩但很真实感人的状态了。我是不是已经没有那样的心态，淡掉了。

但看到现场台下那些观众的反应时，我的情绪还是很波动。“你还记得吗啊？记忆的炎夏”这句词唱出后，观众也跟着喊“记得！”，歌词里唱“有种幸福不是我的”，粉丝唱“就是你的”。那个时刻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很动容。但我还是极力克制了自己，肯定不能让情感在歌唱时过于充沛，会很影响我唱。那晚确实很感动。再看对比，我的歌唱技巧和发声位置也都有了很大的改进，情感也更完整丰富，更有层次一些。我自己觉得会比原来唱得更好。

唱完后，我在台上说，那是18年前梦想开始的地方，我想说，曾经的尚雯婕追求个性、张扬，但同时也内心闭塞、不自信。感谢这个节目让我不再畏惧于去爱和被爱。那是我的真心话。

40岁后唯一的倔强

我不工作的生活真的很闭塞，十几年来都是这样。一周时间写歌，是我最喜欢的状态。不用和人讲话，不用跟人打交道。我试过一周不下楼，记得刚开始创作是09年，一周时间在小黑屋里最简单的桌子上，天天对着电脑，可能七天就能写一首歌出来，天天神神叨叨地在捣鼓。

我很享受在自己营造的小空间、小宇宙里自由自在地和自己对话，写歌就是不断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遨游，写出歌来就会很有成就感。但不下楼确实会感觉自己整个人不太正常，很多天没有和活人交流，那时没有外卖，常常有一顿没一顿，饥肠辘辘。饿到实在不行了，才出门去找吃的，有一次很久没出门了，看到一棵树就感觉那棵树在晃。

我刚开始得病的时候，情绪波动非常剧烈。09年一直到13年，都会有非常严重的panic attack（惊恐发作），一直到16年才有稳定下来的迹象。09年的时候我还没有确诊，那时候我寻求过各种偏方，中医、针灸、甚至还尝试过电疗。因为那个年代大家对于精神类疾病还是会有一定的羞耻。我也羞于启齿，不与人说，当时的大环境确实也令人觉得是不是你心态不好，才得精神病。我会刻意逃避西医系统的治疗，2012年，因为实在太严重了，才就诊。

最严重的时候，我吃了大量安眠类的安定药物。那时我在国外拍mv，从早上一清早化妆拍第一个场景、第二个场景。拍到下午可能第四五个场景了，我突然眼睛一睁。问我旁边的化妆师，今天发生了什么吗？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化妆师都惊了，她说你上午去哪放了鸽子，还拍了什么场景。我已经拍了一早上，但我完全没有任何记忆。断片了。那时候感觉真的很严重了，再这么下去不行。

节目里大家称呼我是情绪稳定的“卡皮巴拉”和“水豚”，是我对双相情感障碍控制十几年的结果。现在药物基本能把我的状态调整的相对比较平稳。我也会刻意避免太过于亢奋或者太过于低落，这两种状态都是对我不利的，我需要在一个可控范围内，不让状态左右自己的工作。

第一期亮相的时候，蔡文静和我说的很多故事，我记忆断片，还引起大家的调侃。但是我其实不好意思说，那是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因为到底哪个是我记性不好，哪个是药物的副作用，我们也没法界定。十几年里，治疗抑郁和双相的这些药我都在吃，肯定会对记忆有折损。（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按时服药吧。两害取其轻，只能看哪种相对少一点。

我始终觉得还不够爱自己，最近几年有好一点。还是希望自己活着。因为离异单亲的家庭环境和相对孤立的成长经历，我就很自卑。自卑的人多少都有点自恋，遇到事情就很容易责备自己。觉得自己哪都不好，容易自我否定。这两年我在学着接受自己的缺点，以前是看待自己身上的不足就会觉得自己很不行，因为一些小事而陷入自我全盘否定。

今年很多自我认知也被刷新。以前上学老师跟大家探讨长大后的职业，我都会说，我什么都可以干，就是不要干老师。一是觉得辛苦，二是我耐心有限。我不是个很有耐心的人，做事情节奏习惯很快。我觉得自己这辈子不能碰的职业就是老师，结果我现在开始在小红书上教英语，反馈都觉得我很适合。

才尽就才尽吧，至少还活着

36岁是我的转折点，36岁之前更接近年轻人的状态，比较拧巴，追求极致，完美主义者，但又不合群。36岁之后，很多东西都由相应参数的变化，带动另一个参数变化，比如我更自洽稳定一些，但确实没有那么强的斗志了。我也不会对自己要求太高，因此减少了自我责备和自我否定，感觉上会更幸福一点，也更平静一点。

说实话，我在心态上真的接受自己在这个行业，也就这几年。36岁之前，我一直都带点抗拒。我的性格很不合适娱乐圈。其次是，我在台上，我就害怕观众。作为一个需要上台表演的歌手，我就会觉得你可能都不适合干这行。多年的职业习惯会让我训练得看不出紧张和拘谨，让别人以为我自信又大气。但我真的心里慌，现在上台也还会手抖。

这两年我更接受了自己的不自信和害怕。上台害怕观众和手抖，现在我慢慢跳出来，觉得紧张和害怕是性格使然，你要接受这一点，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在台上人来疯的人，那你就接受自己，可能到了80岁在台上还是会紧张，那你要永远为了这件事情而困扰和自责吗？也不会对你的表演产生任何帮助。就理性地寻求一些技术性的方法让自己比较平稳、冷静地去完成这个表演就行。

以前我也会觉得自己的音乐风格太小众，太异类。但节目里和各种姐姐深入的交流，大家各有各的困境，也有共同点，让我觉得我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很出众，不要自怜自哀。客观来说，我做得越好，市场接受度越低。因为东西越极致，能够去欣赏和接受它的人一定越少。这才合乎逻辑。

我很怕自己再过两年写不出歌来了，江郎才尽。我很害怕自己越来越像水豚，越来越平静和波澜不惊，会对我的创作起不好的作用。因为我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是20多岁最拧巴的时候，那也是双相和抑郁最严重的时候，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可能艺术创作的来源就是痛苦。

但也没有真的害怕自己写不出歌来，才尽就才尽吧，至少还活着。好不容易通过自我调剂、年龄的增长和药物的长期帮助，让我变得相对平缓。我觉得还是活着比较重要，创作虽然有点担心，但顺其自然吧。

年轻的时候，我的野心很大，扬言要成为行业风格最极致的人，这句话说来简单，仔细推敲一下，野心很大。那时候也留下了，“娱乐圈不会改变尚雯婕，但尚雯婕会改变娱乐圈”这种豪言壮语，真的挺狂的。现在不会再轻易给自己立flag了，第一个怕打脸，第二个就是觉得立太高的flag，活得比较累。以前可能野心大一点，想控制的东西很多，结果二三十年后你发现，生命的节点能控制的也就那些，现在更心平气和，期待就好，但不要去做太理想化的假设。

我完全知道我就是困于自己，我困于自己的性格，我困于自己的眼界，我困于自己很多的技术性的一些缺失，我寻求的答案也都是在自己的这些困境里。目前我还处于感受期，还在感受周遭东西，相对来说，我反应比较慢一些，需要更长的时间去领悟。

我现在的总体色调还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一点没有改变，只不过在悲观主义者这个事情里，我变得比较平和。即使这个事情，这个世界最后的所有东西是走向悲观的一个结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还是能够有所收获的去活着。 （来源：腾讯新闻）

* 版权声明：腾讯新闻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为了不错过每一个故事，大家记得将谷雨实验室设为星标🌟哦，期待每次第一时间与你相遇！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拍摄暂停，设备需要调试。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半小时里，因为坐在摄影机前，吴玉胜的手机不得不静音。现在是中场休息，他松下绷直的背，探身去拿手机：“我女儿是不是给我发微信了？”

如果把面前这些机器清空，展厅一圈圈的灯光关闭，如果身后电视上的“AI”图标停止跳动，吴玉胜会变回一个普普通通的父亲，穿着黑色polo衫和运动鞋，大笑时很爽朗，有点像弥勒佛。在工作之外，他最大的爱好是陪老婆孩子逛街。

吴玉胜

“你看，就这点时间，女儿给我打了十多个电话。”他立刻回了过去。每天和女儿视频通话，是吴玉胜“必须完成的任务”，即使女儿已经高一。据说，这位从事智能玩具行业近30年的男人，因为今年暑假女儿从深圳到香港读夏校，和太太十天之内跑了四趟香港。而“阿尔法蛋词典笔”，今天拍摄的主题，则是吴玉胜生活里重要的另外一半。

不过，这不是一个“双面人生”的故事。恰恰相反，作为父亲和作为淘云公司的总裁，两种看起来截然不同的身份，在吴玉胜这里相处融洽。不仅是他，团队里很多人都如此。他们达成的共识是，“我们是一群普普通通的父母，只是掌握了一些技术，想为孩子做些什么。”

从本质上讲，“阿尔法蛋”是一个为孩子做的AI。它可以是圆头圆脑的智能机器人，造型百变的编程积木，还可以像一支笔一样被握在虎口。通过笔尖扫描，“AI大脑”迅速演算和运转，从识字、学拼音、讲故事到盘点知识网络、讲解习题、语法。四年前，包括吴玉胜在内的一群父母创造出了它的初代产品——阿尔法蛋词典笔Q3。这支词典笔被设定为父母参与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助手角色。

它的创造者们并不避讳AI中人工的部分。为了确保语法内容100%正确，他们不仅启用AI算法，还发动了近500人的教研专家团队，耗时半年人工标注了教材内超过17万个句子。他们的董事长刘庆升认为，“有多少人工，才有多少智能”。它有时也不太遵循商业逻辑，比如你会发现词典笔收录了《哈利·波特》里的人名和咒语。好处是，孩子们在看《哈利·波特》英文原著时，不会被那些奇形怪状但词典又查不到的单词搞懵。

它诞生在一个温情的语境里。吴玉胜戴副眼镜，却是观察力极强的人。他熟知两个孩子成长过程中每一个具体的细节：女儿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书包里有四本词典，像四块写满字的板砖。一本英文，三本中文——他现在还能说出每一本的名字。

这可是一个e时代啊！吴玉胜跑到书店，设想中，会有一个“词典.zip”，把所有数据压缩进孩子的口袋。那是四年前，键盘式的电子词典、词典笔、点读机，在货架上排排陈列。他挑了一支词典笔买回来，才发现，这不是一个为孩子做的产品。它更多地用于翻译场景，只有英文查询功能。吴玉胜不信邪，跟女儿宣布：“不行，老爸给你干一个。”

第一代“阿尔法蛋”词典笔，取名Q3。“Q”代表question，“3”代表三个月。三个月后就开学了，他希望为女儿解决这个迫切的问题。

词典笔立项后的一天，十岁的女儿突发奇想，找到吴玉胜：“既然是帮我做的，你要听听我的建议——能不能做成棒棒糖的外形？”

吴玉胜欣喜于女儿的奇思妙想。当然，这毕竟是一家商业公司，只听一种建议是不可靠的。吴玉胜找到产品经理讨论，小朋友喜欢棒棒糖的外形，可不可行？他两手弯起来比划了一个圆，试图描述这个形状。

为孩子做产品是这个团队的老本行。他们的名字叫“淘云”。淘，是“Toy”的中文谐音，云，则是“cloud”。智能玩具是这间公司最初的定位（现在他们的业务范围已经远远不止如此）。他们位于合肥的办公区，墙上挂着“真诚”“简单”四个大字。这样的词语对于商业世界来说，多少显得过于朴素了。

2009年初，淘云如今的董事长刘庆升还是科大讯飞旗下玩具事业部负责人。他从合肥跑到深圳，见到了创办玩具公司的吴玉胜。吴玉胜至今记得，第一次见面，刘庆升正正经经穿了一身西装，满脸拘谨的笑容。彼时的深圳是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全国潮流的中心，吴玉胜一看，西装的面料不是时兴的，袖口的商标也没有剪掉。“哈哈，老土！”

刘庆升

他们是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如果你主动向刘庆升打招呼，他会冲你点头，有些拘谨地笑笑。而吴玉胜则会立刻掌控社交局势：你叫什么名字？来来来，加个微信！

但他们又真诚地彼此欣赏。都是安徽人，都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科大”）校友，吴玉胜大几届。他头脑活络，精力旺盛，朋友遍天下。大学时生活费不够用，他就收啤酒瓶，或者在宿舍里利用手艺开“维修部”。为了赶紧挣到钱，给贫困的家庭减轻负担，毕业后他放弃深造，去了深圳闯荡。

他当过工程师，倒腾过元器件，之后给玩具生产厂家提供技术方案，两三年，他就做出一个爆款玩具“四声娃娃”。摸一下鼻子会叫“爸爸”，再摸一下会叫“妈妈”，拍一拍会笑，再拍一拍会哭。这一个小小的芯片，让他在当时还一片静默的国内玩具市场挣到了第一桶金。

几乎同一时期，刘庆升在中科大读研究生，参加了一个语音控制玩具的项目。那时东莞分布着不少玩具厂，他们去转了一圈，发现一个控制模块的成本就要上百块钱，做不起。他们只能焊一个线路板，把它和买来的玩具接到一起。喊“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它就会跟着指令做出行动。当时，他们在实验室门口喊，一栋楼的老师和学生都过来看。刘庆升觉得好玩。

研究生时期的刘庆升（左一）和同班同学在一起

从机械到语音方向，刘庆升在中科大读完了硕士、博士，后来进入哥哥刘庆峰创办的科大讯飞。他算是讯飞首批员工，从事过计算机辅助普通话发音评测关键技术研究，闲下来还负责给大家买菜做饭。

比起哥哥的威严，吴玉胜的欢脱，他内敛、少言寡语，只喜欢埋头做事，有一种书生气的耿直。直到现在，仍然每天背着一只黑色双肩包，早早就来到办公室工作。因为读到了博士，他知识体系完善，又有产品经验；极其勤奋，又了解最前沿的技术。2009年，科大讯飞开始考虑将自己的看家本领——语音技术，运用到C端，也就是面向普通大众的产品中，刘庆升成为了科大讯飞玩具事业部的带头人。

那一年，刘庆升带着玩具事业部的团队，做出了一个会讲故事的南瓜娃娃“魔法呱呱”。当时，刘庆升的女儿在上幼儿园，很喜欢这个毛茸茸的娃娃，常常抱着睡觉。“魔法呱呱”的身上有一个定时关机按钮。刘庆升记得，以前他们定的故事时间是15分钟，女儿总是偷偷改成30分钟。她还把“魔法呱呱”带出去散步，带到幼儿园，跟小朋友们炫耀“这是我爸爸做的”。

理解孩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大程度上，它来自于这一群大人当孩子的经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刘庆升家生活在安徽省南部的泾县。父亲在供电局工作，每月32块钱的工资，刚比贫困补贴线高五毛，却要养活一家四口。这是一个最传统的中国家庭，拥有一些最传统的品质：本分，勤劳，普普通通。

父亲常年在外，母亲操持孩子们的生活。在学习上，父母帮不了刘庆升和哥哥。平时兄弟俩在屋里做作业，母亲只是在身边陪着，沉默地打一件又一件的毛衣。很多年以后，刘庆升和女儿也是这样。女儿写作业，他在边上看书、工作。后来女儿长大了，沉迷古诗词、哲学和数学。刘庆升会悄悄观察女儿最近看了什么书，也找来看一看。

科技并不能取代真实的陪伴。词典笔的力量是压倒性的，但它并不强势地包揽一切。它的创造者们慢慢意识到，技术对教育的参与应该相当克制。当年“魔法呱呱”很成功，刘庆升同一个做幼师的朋友见面，对方认真地讲：“庆升啊，你们做东西，我们很喜欢，但是有时候觉得害怕。”朋友接着说，千万不能让父母觉得买个电子产品陪着孩子，就能够去偷懒，“父母才应该是陪伴孩子最主要的角色。”

这些话让刘庆升一身冷汗。过去，他是个搞技术的，只想着做出一些东西，没意识到他们做的事会对孩子产生多大的影响。“踩了太多的坑，也学到太多的东西。我就说，做产品其实还得有敬畏心。”刘庆升说。

他们开发了手机app。在对词典笔进行遥控的过程中，父母需要做出大大小小的决策，比如是让孩子直接得出答案，还是展示解题步骤？“父母要参与进孩子的学习过程中，不是买个工具就万事大吉了。”刘庆升说。

因为真正做过父母，他们能关注到孩子学习中的诸多细节。譬如，在打造阿尔法蛋词典笔D1pro过程中，他们舍掉市面上成熟的芯片主板，费了大力气找到芯片厂商，做定制芯片，重写系统层代码。在付出了巨大的硬件和时间成本后，他们得以在开机的时候省去了十几秒的等待时间，达到一扫就能立刻开机的效果。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孩子学习时的持续性和专注力，不破坏某种“心流状态”。

之前团队做第二款产品阿尔法蛋词典笔T10时，不仅能查词，还能按照新课标的要求，讲解近200个语法知识点。在孩子不能理解句意时，一扫就能做句式分析。它的识别率能达到90%，这在当时已经达到同类产品中的最高水准。但团队思来想去，觉得不太满意。90%这个数字意味着十个句子里，可能有一句会错。

他们想到一个“笨办法”：找了近五百名专业的教研人员，花费6个月时间，针对17万多个课文句子逐句做了语法标注，再经过人工专家三次审核，形成了数据库。

这是一件既费力又费钱的事。公司内部产生了各种声音。只从财务指标来讲，最简单的方法最省钱。“如果我们用算法来做，一个星期就解决了，成本极低，开发效率也高。后来我们觉得输出内容10%的不正确性，碰到了我们对孩子做产品的一个底线。哪怕6个月8个月，一定尽可能在我们边界内做到极致的正确。”吴玉胜说。

在这一点上，刘庆升和吴玉胜有不言自明的默契。他早就意识到，陪伴孩子，不能只陪三天，至少要按照三年去做。所以人工标注花费的时间，是他们必须去忍受的。他告诉团队：“有多少人工，才有多少智能。”

作为UI设计师，邹锦是给词典笔穿上可爱衣服的那批人之一。她要把控诸多细节问题：如何让信息更突出，让页面更漂亮，字体的大小、颜色的样式，图标的形状。她的女儿刚满四岁。在进入今年刚刚上市的阿尔法蛋词典笔D1Pro项目之前，她就观察到，一些识字的app会设计一些闯关游戏，让孩子一边玩一边学。

有一次，她坐在那儿看着女儿玩，突然之间屏幕闪了一下，一个可爱的声音传来：“小朋友，你真棒！你学得真是太厉害了！”女儿转过头，认真地对她说：“妈妈，它夸我。”

鼓励对孩子是重要的，他们受到了启发。启蒙阶段的孩子，最重要的是敢于张口说话。他们有意把词典笔D1Pro中发声练习的评分系统设计得不那么严苛，即使孩子说得有些误差，D1Pro也不会明确指出发音薄弱点，而是给予一些星星鼓励，引导他们再试一次。如果孩子说得很好，屏幕上则会显示一个小火箭起飞的动画，还有一些热情的音效：“太棒了！”

很多时候，孩子和大人像是生活在平行世界。大人们得学会孩子的语言。几年前，他们做过一个儿童陪伴机器人“小蛋”，圆头圆脑，可以语音对话，给孩子们讲故事。但他们很快发现一个问题。大人说“给我播放一个小猪佩奇的故事”，“小蛋”理解得很快。孩子说，“小蛋”却总是听不懂。很多孩子感到挫败，为什么机器只听爸爸妈妈的话，不听我的话？

淘云科技词典笔产品团队负责人储德宝解释，从声学的角度来讲，儿童的声音相对比较高频，无论是音色，还是声音频率、范围，说话的语气、节奏、停顿，都和成年人不一样。“小孩子讲话有些是一字一顿的，可能讲两句还卡一下，有时候还会把这个词倒过来讲。”这就导致儿童语音识别的效果很差。

那时，他们组织了工程师和资源团队，带上专业录音设备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去调研，采集了上百个小时孩子说话的音频样本。在这样的努力下，初代产品识别的正确率达到百分之六七十。随着后来用户群体翻倍增长，AI越用越聪明，越能识别得准确。

吴瑶是《哈利·波特》人工收录的参与者之一，也是团队里的英语教研员。她是个急性子的母亲。孩子长大了，学习和功课占据了他们每天母子交流的90%，随之增长的还有矛盾。“不辅导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家里争吵一爆发，邻居们就知道“又在辅导作业了”。

吴瑶后来也反思，很多时候，她对孩子的理解的确有偏差。孩子刚刚小学毕业，本身词汇量就那么少，一些复杂的讲解方式是不合适的。“我给他讲时态的时候，讲了一些主谓宾，他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他爸爸说，别说他了，我都听不懂。”吴瑶意识到，在这一点上，AI比父母更像一个好的学习伙伴。词典笔D1Pro进行了分龄化设计，能更智能地匹配给孩子最需要的知识。比如同样扫一个“山”字，一年级的孩子更多用动画和看图说话的方式，学拼音、练跟读。小初学生扫描到的则是关于山字的教纲词典、中考词典，学校教什么，考试考什么，词典笔就查什么。而高中学生查到的则是牛津词典、高考词典，学得更深层、更全面。

从为孩子做点事情，到慢慢理解孩子的世界，理解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行为方式，吴瑶好像慢慢摸到了一些出口。她发现，成年人总是习惯用自己的思维去理解孩子，但孩子身上一定有他们珍贵的东西。有一次，孩子躲在窗帘后面想吓唬她，但是看到她过来以后，忍不住笑出了声。吴瑶也笑了：“怎么窗帘在说话？”

主播面前的显示屏不停闪动，一位名叫“大布丁~小布丁”的新粉，在短短五分钟内接连刷出了几个问题。“教材改版是自动更新不？”“充一次电大概能用多久？”“我家一个初二，一个四年级，共同买一个4号链接合适不？”“4号和6号各多少内存？”已经是晚上近9点，主播坐在补光灯包围中间，嘴巴正在高速运转。

吴玉胜偶尔会去直播间，这件事对他来说不是全然为了卖货。那里是离消费者最近的地方，他可以看到一切未经筛选的东西，对话理应在这里发生。

全公司的人都知道，吴总对直播相当重视。他也的确是个合适的人选。不需要背稿，不用提前准备，他比主播更记得那些参数、标准和功能，与此同时，他完全知道该怎么讲做好词典笔的故事。他在直播间讲，2023年，他们曾做过一款200多块钱的普惠词典笔——阿尔法蛋词典笔D1。

这一年教育部发布的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数量是1550万人。他们中绝大部分在村镇上学，家中只有年迈的老人。在外打工的父母试图通过购买学习工具的方式关心孩子，但因为不懂，许多人买了市面上泛滥的白牌产品，便宜的甚至只要79块钱。

吴玉胜感到好奇，在这个品类里，他们自认是核心技术相当成熟的，对供应链也很了解，觉得不可能做到这个价格。把那些产品买回来以后，他们发现，白牌词典笔外壳用的是工厂加工完机器挤压出的边角料，表皮上还有毛刺。而芯片，大多是老旧手机上拆下来的二手芯片。很多词典笔属于“云笔”，本质上是搜索引擎。脱离了网线，它就是一块板砖。更重要的是，里面的内容没有版权，都是互联网上东拼西凑扒下来的，错漏百出。

D1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它包含了62本正版词典，光是买版权就是不低的成本。

今天仍有一些偏远山村覆盖不到网络信号，或者由于家里只有老人和孩子，没有安装WiFi。他们的词典笔解决了本地算力的问题，把云端的各种离线算法移植到了产品硬件本身。也就是说，不用联网，人们也能使用词典笔的查询功能。

“偏远地区的孩子，可能就那么一本词典，他也不知道所谓的知识脉络从哪里来。”刘庆升说。一开始，他们贴着成本去卖，没想到一下子卖出200万台。“量越大，生产工艺越成熟，成本会降得更快，最后我们真的把这个产品做到了卖得便宜，公司也不亏钱。”吴玉胜说，“我们觉得这至少是对孩子的一种爱护。”

“我们是一群很普通的人，很难做到所谓的一个远大目标，但我们能做到把我们身边孩子照顾好。”大学时的一次家教经历，深刻影响了吴玉胜对于教育的认识，也与他后来做的事有关。

女孩在上高一。第一天摸底，女孩把高一的数学作业拿出来，吴玉胜带着她一起做。他花费不少时间，勉强教会了她一道题。换一个问法，女孩又懵了。他觉得这事不太对，“我说你这样，你把初一到初三的数学书先找出来。”

从初中第一册开始，吴玉胜帮助女孩一个点一个点地往下梳理。每次上完课，又给她布置一些作业。四周过去，只上了四次课，初一的课程讲完了。“这时候发生了一个化学反应，她明显对学习有兴趣了。”学到初二，女孩开始主动自己看书，偶尔碰到问题，她就带着书，跑到宿舍来找吴玉胜。两个月过后，初中的课程都补完了。高二第三个学期的期末考试，女孩在全校名列前茅，最后考上了重点大学。

后来，他们慢慢在时间里失去联系，但这件事给他的影响至今回荡。他觉得孩子天生都是一样的。之所以成绩有好有差，是因为教育方式不对，让孩子在学习中碰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孩子没责任的。你把他引导好了，个个都能学得好。”

刘庆升说，正是因为不知道孩子的天赋所在，家长们才焦虑地不断“内卷”“鸡娃”，让学习变成沉甸甸的石头。在未来，他们希望AI能长久地陪伴着孩子，记录下他们的成长，了解每个孩子的天性，为他们提供最适合的方向指导。

不仅如此，他们还开发了更多垂直领域的“AI老师”，比如不久后即将上市的阿尔法蛋围棋机器人，能通过机械臂教孩子下围棋，锻炼思维能力。从小家庭到大社会，他们的初衷从未变过，只是想为孩子做点实事。 （来源：腾讯新闻）

* 版权声明：腾讯新闻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为了不错过每一个故事，大家记得将谷雨实验室设为星标🌟哦，期待每次第一时间与你相遇！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当孔令美决定参加《喜人奇妙夜》的录制时，许多朋友展现出强烈的不解，有人问：“孔老师，你确定是去做选手吗？”

对于大众来说，孔令美是一个“不红”的女演员，搜索她的名字，百科寥寥数语，上一篇媒体采访已经是六年前。但在话剧圈，她是演技精湛的“孔老师”，她演了整整十年、近千场话剧，曾获得第七届国际戏剧学院奖最佳主角奖，还曾指导过很多艺人表演。

上“喜人”，对她来说是一场不小的冒险。以前她给别人上表演课都要求同学完全吸收了台词再上台演，但是在“喜人”创排的时候需要一开始就上台读稿验证成果，她没背台词，拿着本子上台演完，下台后就流泪了。“不知道为什么流（泪）了，我就很（害）臊，当时我满脸羞愧，下来的时候脚趾快把鞋底都踩烂了。”

好在结果是好的。她和于莎莎、郭甲醛搭档，组成了组合“莎全莎美”，在第一期作品《年终大奖》里，她饰演了一位强势的中年女领导，剧本与角色不算复杂，看点全在她与搭档对人物细腻的演绎上，这个节目最终在强手云集的初赛里拿下了第四名。孔令美饰演的喜欢双手抱胸的“孔总”出了圈，刚刚结束的奥运上，乒乓球队选手马龙在采访中模仿了这个姿势。

孔令美在此前有过一次火出圈的机会。2018年春节，陈可辛导演的短片《三分钟》刷爆社交网络。讲述了一位列车员母亲过年“春运”期间在列车上值班，无法与孩子团聚，仅凭列车靠站的三分钟与儿子相聚的故事。那位女列车员，就是由孔令美饰演。

陈可辛放弃了很多更有知名度的演员、最终启用孔令美的原因，是因为她“长相普通”，“因为那是一个普通的列车员，普通的母亲”。这是他和孔令美的第二次合作，第一次是在2014年上映的电影《亲爱的》。孔令美饰演一位丢了孩子的母亲。影片中，她参加黄渤饰演的男主角分享会，在其他经历“孩子被拐”人生悲剧的家长面前，进行了一段让人落泪的独白。正是这段表演让坐在监视器后面的陈可辛落了泪，孔令美告诉我，她记得演完后，陈可辛对她说“感谢你，感谢你”。

孔令美拥有圈内公认的好演技，但令她感到困扰的是，自己总是在演一些很老的角色。83年出生的她，因为长相偏成熟，从大学时候起就总是在出演大青衣、老旦的角色，表演老师对她说，你这个型的女演员可能要等一等，给她对标的是徐帆和斯琴高娃。大学毕业后，她在话剧《我不是李白》里演了一个叫“惠芳阿姨”的老太太，被戏称为“京城第一老太太”。那之后，找过来的所有本子就都在演“妈妈”。

惠芳阿姨 ©《我不是李白》

孔令美对此没有什么办法，她觉得自己体型大只，长相也不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小巧靓丽型。当时，稍微成熟一点的女性角色也大多不可能是女主角。于是，十年里，同期的很多人都从影视剧走出来了，而她选择了深耕话剧舞台。她说，“大学毕业时，我们会觉得女一号是一件特别荣耀的事情。话剧舞台需要人长得很立体，或者很高，在舞台上能镇得住。那时候，我在很多话剧里都是女一号，我会认为这是我的天下。”

等到2018年，她想重回影视圈，又赶上了结婚生子，生完孩子后体重高达180斤，错失了很多机会。“时间过得太快，我也选择得太慢。”她说。

她是那种有点羞涩且不好意思麻烦别人的人，她说，我以前就是太不争取了，其实这个行业是需要一些野心和规划的。2014年，她和黄渤合作《亲爱的》，合作完了，她不好意思跟黄渤要个联系方式，“黄渤老师，我们下次还有合作吗？这些话我说不出口。我一直是这样一个人。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说一句是不是会给人压力，因为本来就不好分配。我怕别人为难。”

到这个年纪，她有点着急，因为总是演不上喜欢的角色。很多导演和她说，你再年轻10岁，这些角色都是你的。她得到过两次戏剧舞台的最佳女主角，那是她的高光时刻。“像金鸡、百花和华表这些奖，很多导演就说，美美你什么时候啊？我说，首先得让我拿出像样的作品，没有作品谁给我颁？”

“喜人”是她为自己争取，跨出的第一步，她想也许能被更多人看到，也许能拥有一些别的可能性。不过她依然习惯性把期待调到低处，这次对谈里，她说的最多的是“接纳自己了”，而策略是“不抱有特别高的期望”，“我是觉得我能来北京就很好了，不能奢望太多。我能考上中戏就很好了，那时候也是倒数几名进去的。我觉得我这个形象能有戏演就好了，我不能要得太多。包括参加节目，他们就说，孔老师，你可以的！我说。你这么说，就叫捧杀，我是不会骄傲的。”

只有在真正表演时，这位甚至称得上自卑的女士身上会散发出一种自信的光彩，采访时，她自然地开始模仿，转换各种各样的语气和情绪去描述一个情境，分饰两人，转述台词的来回，表情生动有趣。她在视频里向我展示公交车司机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那种撅嘴皱眉“啧啧啧”，准确而传神。

不久前，孔令美做表演老师带的学生要找她PK哭戏，孔令美和他说，可能近几年你都不一定能PK过我。不仅仅因为我的生活阅历和表演经验比你丰富一些，而是你有你热爱的音乐，舞蹈，演戏等等。而我只爱我的表演。因为它唯一，所以会更专注一些。

其实米未团队做《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第一季的时候PD其实就已经找过我了，但那时候我刚好怀孕，体型变化已经很大了。我了解到他们每天都要熬夜，就婉拒了。第二年生完宝宝六个月，我抱着孩子也来过一次。当时创排即兴，一两个小时的课后需要五分钟立刻出一个小段子。当时和我搭配的是一个女孩，我需要抽空去喂奶，她和PD就站在门外等着我去喂孩子。当时我就觉得对我的搭档不公平，时间很短，喂奶两三分钟，孩子没吃饱，创作沟通又只能简单对接，比划一下。虽然当时作品效果还是挺成功的，考虑到每天都这样搭配选手的话，行不通。我就说再等等。

今年找我时，团队并没有特别想让我接，朋友也会有一些惊讶和困惑。虽然我给一些知名的艺人做表演老师，但我心中给自己的定位还是一个演员吧，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

接触喜剧，是因为我生活中就是一个喜欢去挖掘喜剧点的人。这个点不一定是大笑，那需要非常足的梗，很满的表演。我比较感兴趣节奏喜剧和剧情喜剧，在特殊情况下的人，即兴产生出来的笑点。说话方式、语言逻辑、节奏分寸把握这些东西是我很喜欢去研究的，所以我把我擅长的东西带入《喜人奇妙夜》。可能不是爆笑，但融入生活的小小的会心一笑是我想追求的。

我也很喜欢人物自身的喜剧点，模仿人物其实就蛮搞笑的。比如坐地铁和公车时，我就会观察别人那些无意间流露出来的“小点”，并把他们运用到我自己的人物创作中。比如说，司机皱着眉，撅起嘴说，“欸欸欸，挤什么挤。”我也在生活中也会接一些无厘头的玩笑和吐槽，有来有往的那种。

虽然一直演正剧和悲剧比较多，但我总觉得演喜剧的人非常棒，喜剧作品能给大家带来欢笑，需要大量的打磨。我也希望能在这个过程中，发掘自己的喜剧点并放大，能够让观众认识我，知道我。

《喜人奇妙夜》幕后

郭甲醛说我们是“半包婚姻”。前期筹备阶段所有选手其实都处于“相亲”状态，彼此碰撞合适就结成组合。我和于莎莎是之前一直有微信，甲醛则是通过一次助演再进入的新伙伴。 

我在节目里，完全是一个新人状态。比如某某某里的三个男孩，因为都跟我有合作，以前他们都会叫我“美美姐”，尊称我为“师姐”，但我现在给他们发信息都是说，“师哥”。我来这里的心态是完全来取经的，我在之前自己的规则里玩了十几年了，但不能永远在自己的一个小窝里，也去试试别人的池子，玩一下他们的游戏规则，看看自己是什么样的。

第一个作品《年终大奖》其实是因为抽到全女队伍，比较贴脸地去写我们每个人，因此创作中并没有遇到太多困难。主要是需要加入喜剧元素。我是比较喜欢演剧，演电影，这和sketch、小品是有非常大差别的。喜剧不需要前因后果，只在当下。这在我之前习惯的影剧圈很不一样，会被评价脱离了人物塑造，你出戏了！挑战就在，我们又要有演绎塑造人物，又要有喜剧包袱，还要像一个故事。

2009年，我在武警文工团待过一段时间。当时我的导演，王宝社老师就给我们排了一个戏。我和蒋小涵演同一个角色。那时他调度我的表演，就说，你现在演的太像剧了，我要的是小品风格的。那会儿我刚毕业，年轻气盛，就会跟他说，那我演不了，我就是演剧的！

现在我成长了，悟到真正的演员应该是什么类型都可以。比如说沈腾和马丽老师，可以演剧，演小品，演电影。那我为什么不可能？就放弃了一些执念。节目中我们的长项还是剧情上的一些点，不能丢失。

《年终大奖》

我在《年终大奖》里饰演的是一个女领导的角色。当时也看了一些关于领导的刻板印象，比较一板一眼，比较端着，作为老板制定的规则一定要不讲情面地守，有点严苛，命令式的话语总是很直给的。不会拐弯抹角地说，怎么样，今天晚上7：30去开会好不好，而是很直接的指令。这些东西，我们也很怀疑说，观众怎么样才能笑出来？我看见老板能笑出来吗？这是我们碰到的一个难题。

笑是一方面，还得觉得“不怕”，敢于去笑，既要让人觉得你像老板，又要让大家觉得你很可爱，或者想笑。可能因为我本人生活中也有一点不太正经，没那么严肃，风格是该说事还是要说事，就夹杂一点情绪波动。共创团队就说，那咱们试一试，发现观众反馈说还挺可爱的，就放大了一些特质，慢慢地越来越像“孔总”了。

前两天一个老板朋友和我说，你演得特别像我，其实我很想和员工聊聊天，就发现聊聊吧，自己又拿出来那个劲了。朋友圈和小红书评论也都说，难得有一个人把小心思给说出来了。因为和老板共情毕竟还是很少，大家都是打工族，老板也很少会去看节目，因为很忙吧。

我们当时也不想上什么价值，不想让员工彻底理解老板。我们只能说稍微共情，但这个感同身受其实不太绝对，也不能严丝合缝。如果是完全的理解下属且成为朋友，那太童话了。我们的处理是，把莎莎饰演的员工的小失误暂时忘记，设计说，“咱们从头再来。”我觉得这是她一个小小的、柔软的地方。她毕竟是女性，有柔软体谅之处，一路上于莎莎演的“小于”做得很不错的地方，她也都看在眼里了。

我刚进大学时候，因为长相偏成熟一点，演的都是大青衣、老旦的角色。表演老师就对我说，你这个型的女演员可能要“等一等”。那时，她们给我对标的是徐帆和斯琴高娃老师。

2007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演了一个老太太出圈了，被冠了一个称号叫“京城第一老太太”。之后找过来的本子都让我演“妈”，我真的拒绝了。那个导演没有放弃第二年又找到我，她说，这回不让你演妈了，行吗？那是两个女导演，一个是黄彦卓，是《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的导演，还有一个叫王丽的电影导演，她专门给我留了角色，是我怀二胎而错过了。

我年轻的时候没有太多的规划，十年时光我在话剧舞台上也很忙碌和专注。当时心里也没有觉得有对标徐帆和斯琴高娃老师，因为她们其实很年轻就演女一号了。我觉得自己不是当时风潮里那一类小巧的小花角色。我也比较喜欢演一些成熟的角色，那些年，那类女性角色都不太当得上女一号。

大学毕业时，我们会觉得“女一号”是一件特别荣耀的事情。我在很多话剧里都是女一号，因为我身形大只，又可以演比较灵动的角色。话剧舞台需要人长得很立体，或者很高，这样就在舞台上能镇得住。那时候我演了很多女一号，在《甄嬛传》的话剧版里，我是能出演甄嬛的。

那时我觉得话剧舞台是我的“天下”，会迷恋这种在戏剧圈的状态。影视圈完全是需要去竞争角色，可能要等。但话剧不需要等，我每天都有很多本子，去选这个月我排哪个本子。排话剧又是不能随时离组去拍影视的，因为它牵涉到45天的排练周期，21场次的演出至少需要三个月的锁定。我当时的戏是一部接着一部。我曾经在东方先锋剧场的三个月内有三部话剧同时上演了20多场，一共是60多场。

这十年间，有的人去影视发展了，我留在戏剧圈。当我想回影视试一试时，是陈可辛导演的《三分钟》把我拉回大众视野。

孔令美在《三分钟》里饰演乘务员

我觉得一直知道自己的形象很普通。当然能得到拍《三分钟》的机会去饰演一个乘务员，也是因为我像邻家的普通人。那时苹果总部想要请某个明星，导演拿《亲爱的》里面的片段给总部看，看完她们就同意用我了。开拍时，我怀孕已有7个多月，穿着特别大的列车员衣服，有保镖在侧护送，怕我有闪失。

记得那是2018年2月，《三分钟》广告刚播完，立马有三部戏找过来，那一天刚播完就有电话打过来。有一个是在美国拍的片子，有两个是在大陆，都是在四五月开机，但我三月底才生产。我接不了，而且那时候太胖了，有180多斤。我就算生完也回不到好的状态去出演，所以当时又“等一等”。演员等一段时间，你的热度就下去了，找来的人就少了。有很多本子的拍摄环境也不适合我，带宝宝也不可能去山村里拍摄，没条件冷冻母乳。

影视方面好不容易有了一点起色和热度，但因为生产，确实作品很少。结婚生产之后，我也一直都努力工作，做表演指导，培训学生，也是为了维持不离开这个圈子的状态。人需要时刻保持这个状态，表演也要不断地更新变化。

这三年我才深刻感到危机，生老二时，正好赶上疫情后的影视寒冬，所有工作同时停滞。那时候我几乎崩溃了，有点慌了。这个意外让我第一次焦虑，你要养两个宝宝，同时一些自己的规划没有完成。我当时还上网查，这是不是叫产后综合症。

之前我女儿见到我的学生问，这是妈妈的学生吗？这个哥哥好帅，这个姐姐好美，然后她就问我，我能成为你的学生吗？我说，妈妈不一定能教得好你。演戏真的是需要有热爱的。每次有学生来找我，我都会问，你真的很喜欢表演吗？你千万别觉得是拍戏能出名才在这演，如果你这样想的话，我不太能教得动你。我会比较严厉，你会容易放弃。我慢慢会和我的学生聊，如果他们热爱，我就会说，那太好了，那你就无敌了。她们会问我，老师怎么就无敌了？我说，只有你喜欢这个事业，你才会不断进步。

从东北考去北京念中戏之前，我是幼儿园老师，已经工作了。那时还是没毕业，就已经被辽宁省最好的幼儿园园长跨区要过去的。当时园长特别器重我，把教委的各种编排工作都派给我，我也觉得挺骄傲的。

但当时我可能还是更喜欢表演，又想走出这个城市。我是一个主意挺大的人，不太会被别人干扰，虽然当时没有见过太多世面，也比较闭塞，甚至对表演都没有那么多的了解。那时我只知道有北京电影学院。

后来我参加了一个才艺展示的选秀平台，钮心慈老师做的评委，赵本山老师的团队把我签到那个舞蹈团，钮心慈老师问我，孩子你有没有考虑我们中戏？她觉得我能唱，可以去报考音乐剧专业。我当时已经读了一个大学了，她说你可以再考，我们这有专升本，或者你来上一个大专班，我现在也带大专班。

我就回去和家里人商量，她们一致反对。那时我有稳定的编制和工资，相当于女孩培养到家长放心了。你要去北京？你要重新考大学？他们是无法理解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谁给我出的主意，我小时候很听话的，哪怕不乐意，也不愿意让别人为难伤心。但那时候我说，我不想到55岁退休一直在从事一个职业，我当然知道幼儿老师的职业很神圣，但我也希望能在另一片天地里尝试，我太喜欢逗大家笑了。我那时候经常给人讲电影讲故事，观众又哭又笑的，全神贯注地看着我。我特别满足，我觉得能感染别人哭或者笑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后来在拍《亲爱的》时有一场戏，我饰演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我被采访，说了一段独白。拍完我发现陈可辛导演眼镜下面有一汪水。我问他，陈导，你是哭了吗？然后他和我说，感谢你，感谢你。那是我心中很骄傲的时刻，是我心中为演戏狂喜的时刻。

孔令美在《亲爱的》里饰演失去孩子的母亲

考中戏的时候，我哥在北京念大学，我妈就和他说，你妹要是考不上，你就带她转一转北京送回来。然后我哥特别逗，一放榜他就给我打电话，妹妹我什么时候带你去玩？我说，哥，我一试过了要去缴费。二试、三试，他也不问我考没考上，就问我什么时候去玩。

后来我录取通知书到了，母亲等了很久才给我，明显已经不再那么崭新，皱皱巴巴了。他们还是不希望我去，我让他们只给我交第一年学费和生活费，之后不用再管我了。我妈说，你先去吧，其他你不用想了，就好好学吧。然后我也再没有问他们要过生活费。

那是很蓬勃的青年时代，挺享受的，上学的时候我去应聘话剧，寒暑假就去找工作。拍东西拍广告，我还跟周杰伦拍过“动感地带下载我！”的广告呢，那时候各种面试，赚演出费。

那时候虽然没有那么多的影视圈观众认识我，但在话剧舞台、小剧场，我出演就是全满员。在2009到2012年，陈铭章导演买了我三年的话剧票，那时候他都不认识我。我们俩认识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买了你三年的话剧票，你的剧我每次都会买票去看。然后我说你知道吗？我从200几年开始喜欢你的《王子变青蛙》《放羊的星星》，我喜欢你那么多年，你买我几张话剧票又怎样？我们成为忘年交之后，他也常劝我，你早一点出来拍影视吧。

现在回过头来，我觉得演员还是要有一些野心和规划。这不代表你的功利心。而是说必须要有一个目标。我就是太不争取了。我 2014 年认识黄渤老师，在发布会和庆功宴上都有一些交流，但会羞于启齿跟人家要一个联系方式。“黄渤老师，我们下次还有合作吗？”这些话我都说不出口。2017年，还不是黄渤老师找的我，是别人搜到《亲爱的》，又把我找去和他搭《一出好戏》。那时我再见黄渤老师，他说我知道你，但因为我们没有联系方式，他也没有办法。

我常常说自己是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上节目也会有很多人问，同期出道的人，你怎么就不红？我也会有一点自我怀疑，我也很优秀，我也很努力，那为什么不红？

其实我大学毕业第一年，也干过那种在家排练“感谢CCTV，感谢Channel V，感谢所有的V”，谢谢大家把奖发给我。最佳女演员奖我也练习过。可是生活慢慢让我不敢去抱有特别高的期望。

我得到过两次最佳女演员，一次是章子怡老师做评委、葛优老师颁奖的中国戏剧学院奖，那是戏剧舞台的高光时刻了。像金鸡、百花和华表这些奖，很多导演就说，美美，你什么时候啊？我说，首先得让我拿出像样的作品，没有作品谁给我颁？喜欢的本子现在都是我的学生一辈小花在演了，很多导演就说，美美你要是再年轻十岁，这些完全就是符合你的。时间过得太快，我也选择得太慢。所以我现在会着急，着急自己的年龄跟不上一些作品和好角色。

以前失去一些角色时我会安慰自己，可能是自己不配吧。我老觉得，我能来北京就很好了，不能奢望太多。我能考上中戏就很好了，那时候也是倒数几名进去的。我觉得我这个形象能有戏演就好了，我不能要得太多。

如果突然间有人找我，说要让我演女一号。我心里就会认为，我怎么可能，我说女二就行。制作方说，不是，女一很像你。我有时候觉得我能掌控话剧舞台，投资小，能给人回本。但电影，我得给人挣钱，票房怎么办？我不配，我不能耽误别人。

可能因为我的家庭教育。从小到大我能走的路，全是靠我自己给自己信心吧。我们家人从来没有觉得我足够好。我母亲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女性，她一生好强，会跟别人偷偷夸我，但我在她面前就从来不够好的。

我问她，妈，你看了吗？她说，看了，我觉得不是——我接着，不是很好哈？她说，嗯，我也觉得。其实我心里本来想说的，我还行吧。在我内心深处，其实是希望得到她的认可的。很多时候我就是为了证明给她看。

我现在也会对学生非常严苛，也是遵循我母亲的一种教育方式。只有严格才会让你成器。但也会很容易夸赞我的学生。

我现在上《喜人奇妙夜》就是我为自己争取跨出的第一步。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可能要出圈的就已经出圈了，开始回归家庭。没出来的也都享受生活，没必要折磨自己。来“喜人”这边，我一个比较大的收获是，和90后、00后的孩子学会了不内耗。我们70后、80后的孩子受的教育总是要在意别人的看法，不要张扬，显山露水，锋芒毕露。但现在的孩子不是，他们就说，孔老师你可以的，在他们的熏陶下，我现在觉得自己特别棒（笑）。

所以我现在也想要自己冒个尖。再努努力，晚一点，很多想演的角色就都演不了了。我在这个为人父母的年纪，心中也有许多缺失，也希望天堂的爸爸能看到我的努力。时间能教育我们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被自己教育就足够了。我下面一个戏要表现的就是这个，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老师，不需要其他人指导了。 （来源：腾讯新闻）

* 版权声明：腾讯新闻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为了不错过每一个故事，大家记得将谷雨实验室设为星标🌟哦，期待每次第一时间与你相遇！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2012年，姜以琳开始对中国精英学生进行了长达七年的调研，她在五所北京排名前十的高中里，采访了28名学生，以及他们的父母和老师，完成了《学神：走向全球竞争的中国年青精英》——这是她的博士论文研究。姜以琳在读博期间，接触过很多西方教育社会学的经典，比如西莫斯可汗的《特权》。那是一本研究美国精英学生的著作。但那都是西方的视角，没法代表东方的精英学生。

姜以琳 ©姜以琳

在中国，关于精英群体的研究很少见。调研中，姜以琳得以窥见精英世界的一隅。

精英学生大多来自有财富、有权势的家庭。比如国际部学费近十万元，补习学校费用两到三万，私人家教每节课七八百元。孩子参加SAT（美国高考）考试时，父母要承担到香港、新加坡考场的机酒和报名费，包办送给老师的名贵礼物。

更多的帮助是隐形的。有些家长是清华、北大的校友，作为高考曾经的优胜者，他们熟悉竞争的游戏规则，甚至有些在高校担任教授的家长，就是潜在的高考阅卷人，知道如何在课业上引导孩子。还有位家长是校外补习机构的创始人，团队里有好几位外籍老师，也会研发英语教材和单词本，为孩子出国留学积累优势。

普通人会考虑试错成本，但精英家长却鼓励他们的孩子心无旁骛，追求最高、最好的目标，不为目标之外的任何事物发愁。一次失败了，就再多试几次，精英学生的背后，有家庭编织的安全网。

地位再生产就像一场纸牌游戏，每个家庭都是竞争社会地位的玩家。但一开局，玩家之间就是不平等的。

考入顶尖学府只是第一步。在国内保持精英地位，并不是这些家庭的最终目标。他们追求的是全球范围内的精英地位。这些学生被期待进入大型跨国公司工作，参与全球竞争，成为新一代的世界精英。

但让姜以琳意外的是，在激烈的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少年精英们，却很看重“松弛感”。因为松弛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要从小培养。需要去过很多地方，见过不同的人，看过很多世面。因此，精英学生们所在的顶尖中学里，不努力就能拿高分的“学神”，地位高于努力且优秀的“学霸”。不努力的“学渣”，地位高于用功了却没有高分的“学弱”。

当然，实际情况是，在激烈的竞争面前，他们很难保持真正的“松弛感”。姜以琳在家访时发现，声称不努力的学渣，偷偷在独自学习。毕业后声称豪不费力就得到工作机会的女生，其实当了一段时间的无薪实习生。他们对自己的努力保密，像表面上优雅、从容的天鹅，只在水面下拼命划水。

同样是精英学生的特点或者说优势是，他们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强烈的“高配得感”和对社会规则的熟稔，一方面，“我就值得被这么好地对待”，有的学生晚上给老师打电话，无视老师的不悦，让老师帮自己改资料。对他们来说，世界就是一个后花园，一切资源都可以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从中学开始，他们就懂得如何跟权威人士打交道。比如用送礼物等方式，维持好跟老师的关系，姜以琳就曾在老师的办公室里，看到过喝不完的名贵茶叶。

姜以琳也在这个世界中看见了相对残酷的一面：表现不佳的人要面对自己的失败。精英们崇拜强者，从不会对失利者展现安慰和同情。一位成绩垫底的男生，毕业典礼上，其他同学都在合影留念，只有他留下了一张单人照。

如果没有成为全球精英，学校里的学神，也会变成“普通人”。一个女孩就是这样，她出了国留了学，但并没有得到“最好的”工作，她从一个对别人不屑一顾的学生，变成了24小时待命，温顺服从上司安排的职场人。

精英的生产，总有成功和失败，无论被迫还是主动，总有精英要向下流动，但总体来说，精英家庭的孩子更具压倒性的优势。有趣的是，姜以琳本人的成长经历，也是阶层复制的印证。她的父母是台湾一所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她继承了父母的文化资本，成为一名“学二代”。高考后，姜以琳考上了台湾大学，初中的老师评价她：“果然小孩最后还是要看家长。”

《学神 走向全球竞争的中国年青精英》

以下是姜以琳的自述：

2012年，我第一次去顶峰中学（化名）做调研。那是一所被媒体称为“神一般的学校”的传统名校。古雅的建筑和文物，都是精英文化品位的展现。校园里很安静，我走进去也没有什么人理我。明明是在车水马龙的繁华地段，出现了一个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

另一所学校在一个小时车程之外的城市边缘。那里的国际气息更强烈。国际部大楼大厅装饰着几十面外国国旗，中央有一台大得需要两人环抱的地球仪。二楼有大幅世界地图，标出了北美和欧洲的16所大学，哈佛的名字被加粗放大，剑桥大学也用大字体标出。

这所中学的老师经常告诉学生，“你们将改变世界”“你们都有当总理的潜质”。另一所高中的副校长指着路边的学生对我说：“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学校认为我们的学生是天才。”

在这种环境浸润久了，慢慢也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有一个女孩子，她单恋另一所中学的男孩，每天放学就到人家的校门口去等那个男孩。同班同学们就对这个女孩的行为嗤之以鼻，觉得“她丢了我们学校的脸”。

一位家长发来的高中教室照片 ©姜以琳

他们经常会拿其他学校来比，学校怎么样，平均分是多少。当有人考试不佳，或者做了一件事没有达到大家的标准的时候，所有人是急着跟他划分界限的。这些中学都有一个地位体系的评判标准，学神-学霸-学渣-学弱。“学神”是不用功但成绩很高的人，“学霸”是分数高，也努力学习的人。学霸没能占据最高地位，是因为他们还不够“轻松”。“学渣”不用功，成绩也不好。地位垫底的“学弱”，是努力了也考不到高分。

我在学校里遇到一位“学弱”，跟他打招呼时，其他同学就会把我拉开，告诉我不要理他。他们数说他的种种“缺点”，比如打架、追女生，甚至是“笑起来很恶心”。但当我问到，如果他的学习成绩很好，会不会受到不同的对待，有的学生回答道：“当然会。”拍毕业照的时候，也没有同学跟他合照。

有一次，一个“学弱”学生回答错了问题，底下有个同学直接骂了一句脏话。

聊到学弱的话题，成绩好的学生跟我说，他们是“天生脑子有问题”。那次我反驳了他们，学生意识到我生气，赶紧找补，说或许家庭教育、社区的邻里问题都有影响的。聊到最后，他们看到我整个人已经放松下来，结论又回到了“我觉得这应该还是天资的问题”。

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努力但是失败了，大家不接受这个，整个环境也缺少对失败的解释机制。只能把失败归因为“先天愚钝”，把成绩、地位归因为个人能力。一旦我们采取了这种解释，就更不可能去同情他们，帮助他们，甚至连怎么帮都不知道了。要求大家对比自己更弱的人有同理心，或者是互相帮助，这很困难。如果大家都秉持这样的观念，人与人之间就会更冷漠。当然了，这不只是学校里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存在的问题。

继承者们

在我调研的欧米茄中学（化名），每天放学门口会停满黑色的豪车，都是来接孩子的父母。有一次，我看到一对中年夫妇，父亲站在车旁边，母亲提前打开好副驾驶车门，站在校门口等孩子。高个子男生小平走出来后，二话没说，就把装满试卷的书包和袋子塞给母亲，然后板着脸径直走向副驾驶位，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父亲有些恼火，走过去想拉开车门，似乎想对儿子说点什么，但那位母亲做了个手势，阻止了他。

这些精英父母，很多会溺爱、纵容他们的孩子。比如孩子们会被允许收藏名牌鞋子、买高级私人健身房会员卡、在考试后到外国旅游，拿父母的卡购物庆祝，以至于有些家长会收到银行的信息，反映在海外有不正常的大额消费。有个叫朱莉的学生，因为要买一个很贵的水杯跟父母吵了一架，赌气回到自己的房间。但是当天晚上，她的妈妈就认输了，从房间门缝底下塞进了一张信用卡。

一学校门口等待的家长们 ©姜以琳

物质上的付出，对于这些精英父母来说不算什么。在我调研的这几所中学里，家长基本都是各个单位或国企的高层主管，以及一流高校的教授。学生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比中国城市中收入最高的10%高出约1.5倍。我怀疑一些家长少报了他们的家庭收入。

我认识一个叫托尼的学生，他妈妈会每天早起，给他做面包，因为怕外边面包店的面粉不好。托尼想跟女朋友去哪儿玩，吃点什么，爸妈都会同意。在我想要找家长做访谈时，托尼叫他妈妈来跟我聊聊天，他妈妈就来了。

但在有些方面，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又是不容商量的。浴朗是我在另一所超级中学认识的第一个学生。她是高二那年转校过来的。刚开始在某中学住校时，她每天打电话回家哭，哭了两个月，有一天她妈妈终于跟她说：“你够了。”之所以转到某中学，是因为浴朗妈妈听说，全市最好的奥数竞赛老师都在这所学校。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让浴朗通过奥数竞赛保送清华或者北大。

通常，像浴朗这样的精英后代，身上背负着父母的高期待：进入中国的顶尖中学，考上世界一流大学，毕业后在大型跨国公司工作，参与全球地位竞争。就像一位家长跟我说的那样，孩子的爸爸来自内蒙古的一个小村子，考上了大学，来到北京。孩子的目标，就是将她爸爸的奋斗成果延续下去，从北京走向世界。

我遇到过一对关系很亲近的父子，罗伯特和郭爸爸。罗伯特在学校算是个“学渣”。在写一个经济学的作业时，他在认真读书和打游戏之间选择了游戏，因为让自己心情好比较重要。罗伯特还会经常招呼班上的男生去他家打地铺，他爸爸也会帮他一起招待。

老师觉得郭爸爸太溺爱儿子，但实际上他是对自己的目标非常明确的。他在金融相关行业工作，是一位年薪超百万的高阶主管。郭爸爸以前是高考四川前几名考到北京来的，他很早就知道罗伯特不可能像他一样在高考胜出，最后到了儿子八年级，确定了必须送他出国。郭爸爸知道儿子到了青春期，可能会反抗父母，必须让儿子觉得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做主。

所以在八年级的暑假，郭爸爸送儿子参加了一次去美国参观大学的交流旅行。历时十五天，学生们从东海岸游历到西海岸。这果然引起了罗伯特的兴趣，在儿子第一次聊起想申请美国学校时，郭爸爸还假装不想让孩子出国。因为郭爸爸是金融行业的，所以连买家行为和心理预期都要放进他的计划里。在那之后，罗伯特就一心想去美国，从未偏离过这条道路。

这个爸爸我印象真的很深刻，他在我讲话的时候，是非常坚定的。我问他，万一罗伯特还是决定参加高考呢？他只是莞尔一笑，他觉得孩子一定会按照他的想法，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

对孩子的纵容跟要求，这两者并不会有所冲突。反而对这些精英家庭会想，已经给了小孩这么多，小孩是不是也应该要有相应的结果。

对老师来讲，精英家长们不是好打交道的群体。诗颖高三那年，我在学校遇到了她的妈妈刘女士。因为诗颖意外地没通过清华自主招生考试，刘女士变得有些焦虑，她开始协助女儿备考，想提高诗颖的成绩，以保证在高考中胜出。

不怎么来学校的刘女士主动找到语文老师。一见面，刘女士刚刚提到“关于诗颖的语文作文......”语文老师立马跟她道歉：“我没有教好她，对不起。”

刘女士是清华大学的校友，也是一位中文系教授。她和老师之间有很直接的地位差距。她会觉得，老师和学生是在一条船上，既然诗颖参加自主招生失败了，那么就该提点老师，你该“划船”了。

精英家长展现出来的高权利感，也会被他们的孩子习得。诗颖最后如愿考上了清华大学，在高考后的那个暑假，我采访了那位语文老师。她跟我埋怨，说对诗颖非常失望。因为学校和老师们都对诗颖投入很多，给了很多支持，但她高考后就和老师断了联系，从来没有对老师说过感谢的话，也没去看过老师。

诗颖可能认为，高分是个人成就。她对考试成功的理所当然的态度，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不懂感恩，而是强烈的权利意识的体现。

另一位被老师抱怨过的家长，是浴朗的妈妈，那位为了得到最好的奥数师资，让女儿转校的母亲，她是清华大学的校友。浴朗为了备战奥数，放弃了自主招生和其他加分渠道。但她们没想到，2014年政策突然调整，奥数比赛获奖者，将不再获得高考保送资格。在这种打击下，浴朗在奥数竞赛中考试失利了。

浴朗妈妈开始频繁给奥赛教练孙老师打电话求助。刚开始，孙老师不想帮她们。我采访孙老师的时候，他从头到尾一直在说这对母女功利，政策变了，不再保送了，浴朗就没有动力参加奥数比赛了。但浴朗妈妈每天给老师打电话，软磨硬泡，打了两个礼拜，老师说，他完全受不了了，真的要崩溃了，最后才透露，清华和北大为奥数落选者举办了一个冬令营，通过结业考试可以获得加分。这是当年其他学生和奥数教练没有掌握的信息。后来，浴朗通过考试，获得了60分高考加分，最终被清华录取。

©视觉中国

哪怕毕业后进入职场也是如此。特蕾西后来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在香港一家知名投资银行担任交易员。她回北京度假时，我约她在商业区见面。她很自然地走进一家茶叶店，给上司挑礼物。

高中时，这些精英学生也会给老师送小礼物。他们会跟权威人士打好关系，这有很多好处，比如评三好学生，可以获得二到三十分不等的高考加分。如果想出国留学，老师或校长也会帮忙写推荐信。有些老师参加过高考命题，他们不会泄题，但如果学生私下跟老师讨论课业问题，老师会引导学生往正确的方向去想解题思路。

特蕾西跟我解释，送礼是维持与上司关系的一部分。“如果老板喜欢你，就会把能赚钱的项目交给你。”

她对此很自信：“我的上司都很喜欢我。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我呢？我这么好的员工。”我回去听高中时期的访谈录音时，才发现她以前也说过一样的话：“老师都喜欢我。有什么理由不喜欢我呢？我这么好的学生。”

这些学生们进入职场，大多会选择金融或科技行业。每次聊天时，他们跟我分享的事都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比如有个女孩，她在一家国外的公司刚工作一年，就想拿着人家的推荐信跳槽。我们一般会觉得，好歹给公司干个两三年，展现一下诚意，再让老板给推荐信。还有个学生说，她在华尔街的起薪才14万美金，相当于近百万人民币，还不包含红利。但她觉得太少了，“老板简直就是在剥削我”。他们有很强的配得感，我就值得被这么好地对待。

另一个叫柳向祖的男孩也很有意思。他在北京读研，同时在一家美国汽车公司工作。我们在海淀吃晚饭时，他大声批评自己的老板，说这家公司不负责任，在发展中国家生产有害环境的产品，很“邪恶”。我听得目瞪口呆，公众场合人来人往，你怎么知道不会被老板和熟人听到。但他无所谓，向祖还跟公司高层反映过情况和自己的建议，他甚至每天开着对手公司的车去上班。

公开质疑权威，这也是他们在中学时期就被培养出来的品质。他们敢在课上质疑老师，这种行为有个专门的说法，叫“把老师挂在黑板上”，意思说学生非常聪明，他们会在课堂上直接证明老师是错的。进入职场后，他们也敢于“把上司挂在黑板上”。

“果然小孩最后还是要看家长”

我来自一个双职工的家庭，父母都是在科研单位工作。我父母收入不算很高，但文化素养很高，所以我也是“学二代”。我的初中是一所私立学校，里面有很多台湾的有钱人。我是考进去帮学校冲升学率的学童。

对上司不太有局促感在学术界可能很吃香，但是在其他行业里可能很糟，像是上司可能觉得我这种行为就是没有礼貌。所以文化资本的用处要看场域，每个家庭不同，子女在各个行业里的优势也就不同。

有很多人也会关注，精英阶层会不会向下流动？我接触的学生中，也有这样的案例。比如建民。他高考没考好，志愿也没填好，错过了理想的大学，最后被一所之前从没考虑的过的内地省属大学录取。大四那年，既没有收到工作offer，也没有考上研究生。建民的妈妈帮他在北京找到一份比其他同学更普通的工作，他拒绝了，在一次去日本的交流旅行后，建民决定留在东京工作。

只要出国，大家就不会对他指指点点，他的爸妈也不用一天到晚回答，为什么他们的小孩在顶峰中学读书，却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他爸妈只要说，孩子在日本工作就可以了，反正其他人也猜不出他的薪资，这是一种保护机制。建民很开心能在东京找到工作。但他就变成一个普通的日本上班族，以他的收入，很难靠自己买到房子。

因为他们都是克莱尔以前的朋友，所以不会像高中孤立学弱一样孤立她，但言语中已经有了一些明确的态度——地位跌落的克莱尔和他们不同。后来克莱尔结婚了，开始晒一些去瑞典看极光的照片，过着愉快的家庭生活。像这种28、29岁的女孩，她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重心不再是课业、职场或是收入，反而是家庭了。现在她们还没有孩子，再过几年，性别差异整个就会（体现）出来。

向下流动，有被迫的，也有主动选择的。疫情之后，虽然这群小孩没有受到裁员影响，但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他们大部分人更想好好活着，开开心心生活，没有拼命工作的想法。

那个大声批判自己老板的柳向祖，他也跟我说过，觉得自己每天都很辛苦，生活很狼狈，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工作，但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自己还要养家。因为他们大多都在收入最高的金融、科技行业，习惯了这样的收入，很难再去找到其他可以相提并论的行业。

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个在外资企业的工作的女生，就真的放弃了她的职位，跑去当自由健身教练，还不是在职的那种。她之前在外企工资很高，做健身教练不那么稳定，但时间自由，生活也过得比较开心。她最不同的地方在于，得到了爸爸妈妈的认可，支持她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样一来，她就不再是精英了。

另一个男生也不喜欢他在金融行业的工作，总是要出差，赚钱是很多，但是不开心。所以他最后的结论就是，他坚持做这份工作，就是为了让以后他的小孩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不需要跟爸爸一样努力赚钱。这不也预示了，他的小孩可能也会向下流动吗？而且他支持，并且在为此铺路。

我很想看这群精英未来是如何培育他们的小孩的，会不会验证富不过三代这句老话。当然，不过三代不是因为败光了，纯粹只是因为他们希望支持小孩做自己喜欢的事。我很喜欢这样的理念。 （来源：腾讯新闻）

* 版权声明：腾讯新闻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为了不错过每一个故事，大家记得将谷雨实验室设为星标🌟哦，期待每次第一时间与你相遇！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在这届奥运会的乒乓球比赛中，除了61岁的卢森堡老将倪夏莲，还有一位乒乓球手也因其年龄而受到关注。她是来自智利的华裔运动员曾志英，今年58岁，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倪夏莲的故事已经人尽皆知了，年少的她曾疯狂地爱着乒乓球，她也很有才华，曾拿过乒乓球双打的世界冠军，奈何队内竞争太激烈，她一直坐冷板凳，最终远走他乡。

相比之下，曾志英在国内的时光要更黯淡，也更平平无奇。因为母亲是乒乓球教练，所以她9岁时顺理成章地拿起球拍，家里让她坚持打球，她就坚持。打进省体校、铁道兵体工队、国家集训队，短暂地战胜过一些当时的国家主力，但人们不会在任何大赛的获奖名单上找到她的名字。

1985年，19岁的曾志英迎来了重大打击：国际乒联的一项改革迫使她必须更换球拍，从头适应新的打法。她的信心一落千丈，乒乓球事业也随之结束了。

很难说年轻时她爱过乒乓球，“不是说很爱它......但多憎恨它，也不是”，将近四十年后，她坐在巴黎的奥运村里向我回忆。如果一个人从未因乒乓球得到过什么，爱又如何说起呢？

退役后，以前的队友邀请她去智利一个北部城市当乒乓球教练，她同意了。多年后谈起来，她没有为这场跨越大半个地球的逃离赋予任何意义，只是说，自己胆子大，又觉得教乒乓球不错，就去了。

1989年，她23岁，孤身一人在智利生活。当地人跟她说，你的名字很难念，不如换一个智利名字吧，叫Tania！教练的生活远不如她想象的有意义，她很快转行成为一名服装商人，把球拍丢在了家里的角落。从此，她是智利的生意人Tania，没人还记得来自中国的曾志英，会打乒乓球。

随后的三十年是在异乡的打拼，她又辗转到其他城市做家具贸易，公司从2个人逐步扩大到12个人。她遇见丈夫，结婚，生了两个儿子，为孩子的学业操心，和丈夫吵架，周末和华人朋友聚餐，儿子长大离家，她退休。时间飞快地流逝，每次搬家，她都会看见以前的球拍和球衣，想扔，又舍不得。

2020年疫情，她被困在家，无意中重新练习乒乓球。每天一小时，和发球机对打。这一次，在谈起打球的感受时，曾志英说，她感觉快乐，有激情，她喜欢打球。疫情结束，她开始参加比赛，被选进智利国家队，又在南美洲的几场比赛上大放异彩，她用比年轻时还猛的劲头训练，尽情地感受着打球的快乐，以及，一种想赢的心情。

一个人用了五十年的时间才确定自己爱的是乒乓球。与此同时，她也因乒乓球而感受到了无条件的被爱，这也是年轻时的她所不曾拥有的。无论走到哪里，无论输赢，她的丈夫和儿子都永远支持她，观众都大喊着她的名字Tania，他们告诉她，没关系，她很棒。

一切都不晚。最终，在美洲区的奥运预选赛上，曾志英战胜对手，拿到了参加巴黎奥运会的名额。圆梦后，她开始经历一场漫长的高烧，睡得昏天黑地。偶尔醒来，她幸福地想，管他呢，我要去奥运会了。

很遗憾，曾志英的奥运之旅止步于第一轮。因为对对手没有足够的研究，也因为第一次站上奥运舞台让她有点难以冷静。这几天，她不停地回想着比赛，不甘心，她感觉自己是可以赢的。

她说，奥运不是终点，回到智利后，她还会继续打比赛，没有专业的比赛打就去打业余的。总之，要一直打下去。原因很简单，她爱乒乓球。

不是说很爱它，但多憎恨它，也不是

我妈是乒乓球教练，我从小是妈妈带去打球的，也并不是说我爱这项运动了。妈妈和爸爸说，女儿个子高，性格又稳定的，适合打球。

小时候打球很苦的，不是说打两天玩两天，高兴一下就好了，第一天、第二天是挺高兴的，越练越苦，越练越枯燥，哪个小孩心里不想玩点别的东西？

我11岁进入省体校，13岁的时候被选到铁道兵体工队。家里人就一直坚持，一直让你坚持，把你送到体校，教练又让你坚持，慢慢地，等于乒乓球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我习惯了读书、训练、回家。我早上要出早操，6点到7点，已经挺难的，上下午上课，到了下午四五点背着书包去体校训练，每天差不多三个小时，晚上回家还要做作业。

说实话，我也不是说我很爱它（乒乓球），我不打不行。但你说多憎恨它，也不是。我觉得我的生活它就是这样。

我输球没表情，赢了也没表情，打了就跟没打一样，队友都管我叫“小迷糊”。但其实我心里很有信心，就拼搏。当时我进步得特别快，也进了国家集训队，教练对我的培养都很重视，很多主力我都不怕。

我个子高，腿长，打球不急，教练就让我打削球。我原来的打法是双面防弧，两面球拍是一个颜色，但旋转不同，我倒板，可以进攻，也可以防守，对方就容易搞混。

©曾志英

1985年，世界乒联对胶皮规则进行改革，球拍不能再使用双面防弧，两面球拍不能是同一种颜色了，人家就能看出来你什么旋转了，你就不用打了，人家都知道你回来的是什么球了。

规则改了，我仿佛就没什么威力了，我的信心也就一下子下降了。

教练跟我说要换胶皮，我当时就换了个反胶，现在也在用。实际上，你要很多年才能够适应好新胶皮的，所以我一落千丈。在竞技场上，你脑子里你一看对手你就赢不了，后来就离队了，就不打了。

这个规则的改变是当年促使我退役的最大原因。当时就想，以后再也不打乒乓球了，乒乓球太难了。

退役后，我在珠海的交警大队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智利的国家队教练是中国人，叫王晋富，以前在省队是我队友，我们很熟。他得知我退役，给我写了封信，他只知道我住在珠海，就把信寄到了珠海体委。

信里他说，智利北部城市阿里卡想找一个中国教练，问我愿不愿意过去。他说那是个海边城市，四季如春，大家都很随和。

当时没感觉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因为本身我运动员出身，从小就东奔西跑，很少在家待着，各个环境各个食物我都很适应，我吃什么都行。另外我觉得教乒乓球也行，毕竟咱也只懂乒乓球。

父母当时比较担心我的语言问题，但最后还是让我决定。我爸看了很多智利的书，给我讲它的政府是怎么样的，它的地理位置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没什么可怕的。我这种人就瞎大胆，到现在为止也是，就不会想很多很多，很果断。

1989年7月，我坐了32个小时的飞机来到了智利圣地亚哥。我穿着裙子和衬衫，当时也知道圣地亚哥是冬天，但就是想象不到有多冷，结果一到了超级冷。在圣地亚哥住了一晚，我又坐了四个小时的飞机，抵达了阿里卡。

开始不习惯，因为阿里卡是个沙漠城市，那些树都是特意种的，不是自然长的，就觉得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秃。然后平房多，公寓少，也觉得奇怪，都是这么矮的房子。

当地的乒协主席把我当成自己人，每天把我接到他们家吃饭，然后送我去训练，就这样我度过了前三个月。乒协主席的太太觉得我的名字实在太难叫了，就说，干脆给我起个智利人的名字，从此以后，我就是Tania。

那时他们有一个刚出生一个月的娃娃，超可爱，大眼睛长睫毛，我以前从来没接触过娃娃，我说这小孩我太喜欢了，我每天训练完，我就比划，说去你家，我想去抱娃娃。现在这个娃娃已经三十多岁了。

在当地乒协，大家知道来了个中国教练，都很踊跃地过来参加训练。来之前，我以为教那种会打球的，结果有会打的，也有不会的，有年龄大的，也有年龄小的。

我带着中国的训练理念去，就觉得你应该吃苦。很多小孩总请假，明天不来了，后天不来了，年纪小的小孩家里陪着来，中间说能不能给他点水喝？我能不能休息一会？总之这些在中国就不可能。

我就觉得很奇怪，中国的父母是教练抓得越紧越好。过了六七个月，我慢慢掌握了他们的性格，原来他们来打球大部分是为了锻炼身体，这和我来当教练的目标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们都不是以乒乓球为生的，都是下午放学了才过来训练，等于白天我没什么事做。

我就开始在本地市中心逛，看有中国人就进去跟人聊聊天，他们也知道有个中国乒乓球教练，很快我就认识了很多华人。他们都是做生意的，有自己的店面，就跟我说你这么多时间浪费，不如自己做生意。他们说，不用很多资金，你把店租下来，我们把货赊给你，你先卖，卖完了来进货，你再付第一笔钱。

他们一直鼓励我，我就鼓足勇气，找了个店面租下来了。

最开始卖内衣内裤，慢慢地又增加了一些服装，就这样一点点增大，一直受到当地华人的帮助。慢慢地，就体会到了商人的快乐，店铺需要管，我没时间去做教练了，那些队员也没有很强烈的要求，我就辞职了。

开始会孤独，想家，但你刚来，也没法走，后来做起生意来了，就没时间想了，最起码你的工作也为你带来了利益。

©曾志英

1994年的圣诞，我大概八九月份就开始准备，进了很多自行车，每天独自从早装到晚，当时自行车全是赊账的，后来就发现进早了，量也进大了，我偿还能力有点吃力了，有点害怕了，想着这个坎如果过去不就一走了之了。

我不想让金钱压着我，突然觉得特别累，也不想在智利留下不好的声誉。后来我就问一些当地人，我该怎么办？他们说你可以跟银行贷款，只要没有很大的不良记录，通常银行都会同意。

我就鼓起勇气去银行谈了，当时我的西语并不流利，只是大概能听懂，我也很不喜欢贷款。最后银行给了我钱，分12个月还。等到当年12月份，圣诞来了我的货全卖完了，我就提前还款了。

所以就是一路上遇见了很多热心的人。后来我弟弟从国内过来，我们一起去了免税区伊基克做家具外贸生意，从佛山进口家具在南美销售。

这次我也是鼓足了勇气，离开阿里卡时，我收拾东西，看到了我的球拍，我已经完全把乒乓球忘到脑后了。还看到我在国内穿的队服，短衣短裤，我的“武器”已经被我扔到角落里不知道多久了，想想也没啥用，但不舍得扔，就带着了。

我们生意的销售对象是南美地区，秘鲁、玻利维亚、巴拉圭、巴西这些国家，他们对中国的家具不是很了解，第一年还是挺难的，一直亏本。我弟说咱们得挺着，最后也快到底了。

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玻利维亚的客户，到我们店里看东西，啪啪啪，点了一万多美金的货，那天晚上我和我弟俩庆祝欢呼，就跟打赢了一场比赛，拿了冠军一样。结果这个客户有10个姐妹，全是做家具的，这些姐妹全来了，因为我们的货不错，这些人的竞争对手也全来我们这进货了。这样一下子就做起来了。

我挺喜欢智利人，本地人很容易接触，开朗热情。特别是看你是个外国人，又是个女孩，你要想问个啥事儿，你弄不懂，他还真就一直帮你一直帮你，给你弄好。

我渐渐地很习惯他们所有吃的东西，跟他们一起交朋友。我也成家了，老公是智利人，孩子们都出生了，就这样忙生意，忙家里忙孩子忙学校，时间就一点点过去，过得特别快，打球就没人再提起过了，所有认识的人都叫我Tania，所有人都忘了我会打乒乓球，我自己也忘了。

管它什么病，反正我进奥运了

再次拿起球拍是2005年，当时我整天不在家，我大儿子就整天打游戏，我让他去搞个足球，踢一段不踢了，去玩滑板，玩了一段也不喜欢玩了，也不愿意出去找朋友。我说不行，我得想办法，我想起了我的球，我说你看你妈乒乓球打得还行，你跟我去学，如果你喜欢咱们就留下，不喜欢咱们就不打。

我跟当地的俱乐部联系了，俱乐部主席还挺好的，他就鼓励我儿子，他说中国人打乒乓球是最棒的，你就是中国人，你妈妈还打那么好。马上他劲就来了，他说妈妈我以后要打乒乓球了。

我陪他打了一年，儿子从此以后再也不打游戏了，性格也变了，很大胆地去跟人交朋友。人通过体育，竞争的力量也足了，完全是另外一个人，运动太重要了。

我当时让孩子看妈妈拿奖杯的样子，就去参加了智利全国乒乓球锦标赛。这时候我用的球拍也是改变了的，但是我的心态变了，反正我也是业余的，我打你们我有什么紧张的？反而是那些小女孩紧张了。

我智利的家人不是很理解我以前在中国的训练方式，他们觉得太严格，太辛苦了。但我觉得就是中国这种训练的方式，几十年后我拿起球拍练一练，水平一下子就恢复过来了。

我拿了智利全国女子单打的冠军，但这时候心思还是在生意上，儿子打游戏的问题解决了，我也就不打了。

©曾志英

直到2020年疫情开始。这年我54岁，退休了，被关在家里，看到以前为了孩子买的球台，突然想到可以打球来锻炼身体。家里还有个发球机，可以给你发上旋、下旋、反手球。每天在家，我就自己对着球台打一个小时，当时我爸都90了，还帮我捡球，挺好玩的，因为我小时候，我爸带我去打球，他也帮我捡球。

感受就是快乐，打完之后特别高兴，又哼着歌儿又弄别的东西，特别有激情，特别有劲。跟老公两个人抬杠也少了，晚上睡觉也睡得好。

等到2022年放开了，我就联系当地的俱乐部，我想去打球，他们听了之后也特别高兴，就约了一天去打球。

那天有很多年轻人在，他们都排着队想和我打，第一天我就猛打，打得特别累。后来一周去三次，每次两个半小时，每次练完还是那种很爽、很高兴的感觉。练完也不愿意走，就和大家聊天，聊到关灯。

12月份，国家队发通知到各个俱乐部，有一个预选赛，冠军可以进入国家队，代表智利参加2023年的南美锦标赛。

我倒是没想到要去打，但我们俱乐部的人，还有我的朋友都说你去试一试，看看你的水平在哪。我说也有道理，反正我输了无所谓。

我就报名了，开始认真了，看都有哪些队员，跟俱乐部说，我要每天训练。

比赛那天，到了球场，大家都用很奇怪的眼光看我，我心想，这都是些小女孩，我也没什么包袱。第一场，对一个南部的女孩，我一上去，就0:3输了，哈哈哈哈哈。

我一个朋友就说，你看你都没打出来，我说有吗？是不是有点紧张，好吧，下一场我提前多活动活动，把热身给提起来。

下一场我3:0赢了，我朋友说，打得还行。第二天，我士气上来了，精神也集中了，又赢了两场，决赛对的那个女孩大概是智利的三、四号人物。我说没关系，反正她的心理压力肯定比我大，我上去，3:2赢了。把她给打哭了，我在那特高兴。赢了之后国家队教练和我说，欢迎你加入我们。

那次比赛我认识了很多四十岁以上的业余球员，决赛他们都来帮我助威，希望我赢。晚上，我们一起去了酒吧庆祝，我喝了啤酒，大家又蹦又跳的。

2023年5月，我跟着国家队去了南美锦标赛，差不多提前10天开始集训，大家对我的加入都挺高兴的。这么多年，我都没过集体生活了，又开始跟队员一个房间，一起去吃饭，一起坐车去球馆，觉得又生疏，又高兴。

个人赛里，我决赛输给了一个巴西妹妹高桥茱莉亚。到了团体赛决赛，我又对上这个妹妹。我跟教练说，这回我要把她给赢了，你放心。结果我真拿下了，最后我们3：1获得了团体赛冠军，教练特高兴，说我们都不知道多少年没拿到南美冠军了。我和队员们欢呼、拥抱，信心也来了，我还想继续打。

当时我想着，在南美地区打打就得了。紧接着是泛美锦标赛，先是国内选拔，我说我肯定拿冠军，确实是这样。去了古巴，我开始跟年轻队友们了解现在乒坛的选手信息，她们都做美甲，我也做做（笑）。我打进八强，输给了美国选手莉莉张。这时候，我已经是世界乒联排名最高的智利女选手了。

接下来是泛美运动会，能去3个人，但是队里有4个人，名单一直不公布。我很希望能打个预选赛，因为这几个队员我不怕她们，谁赢谁去，心服口服。

我去了葡萄牙，和其他几个人一起集训，每天拼命训练，上午练技术，下午练体能，主要是练腿，腿部的力量和柔韧性，完全投入到我年轻时候的那种感觉，不管教练怎么安排，我都积极地响应，我就是想去。

离比赛还有差不多15天的时候，教练跟我说让我打单打，我特高兴，这也是对我的信任。又更加投入训练，当时确实练多了，教练说你不要太拼，容易受伤。就觉得时间宝贵，时间怎么这么快？年轻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刻苦。